周长春

二姐比我大九岁。

大姐出嫁早，分家后，每到农忙，我和几个姐姐到大姐家帮忙。大姐家的田地很分散，离家较远，收割小麦和水稻都是件很费力的事。干农活儿时，二姐总是充当一个整劳力。

我大抗美援朝复员后，因为肺结核，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儿;我妈在生我大姐后落下了月子病，有支气管哮喘。由于其他几个姐姐岁数也不大，家中的农活儿主要由我二姐来承担，周边的人都说周家多亏了二丫头，不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那时，我家有七个人的山地，六個人的水田，干不完的农活儿像时间一样向前延伸，农民总不会有清闲的日子。地里，割完了小麦，又要种花生，扦插山芋，播上棉花、玉米、芝麻和黄豆，一茬茬庄稼种上之后还要经过施肥、锄草和收获，全靠人力;田里，虽说比地里活儿要单纯些，可一年两季的水稻，也让人忙得够呛。

家中的大活儿如犁田和犁地都由我大姐夫来帮忙，剩下的农活儿，由二姐拿主张、筹划并带领家中几个姐姐干。

有一次，就为了每斤麦子多卖二分钱，二姐硬是把九十多斤的麦子挑到近四十里远的地方去卖，她才十九岁呀！

二姐最喜欢孩子，大姐的儿子出世后，基本放在我家，她给外甥缝了一个花肚兜，面子是个大红牡丹花，里子是老白布，她又想用丝线在肚兜上绣上字，只好向三姐学写“小朋友”三个字，学会后，她把这三个字用铅笔誊写到布面上，三个字呈扇形分开，字写得很周正，完全看不出依葫芦画瓢的样子。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她一边轻声地哼唱着广播里学来的歌，一边绣着字，从没有忧愁的样子。

初中考试报名时，我不想报名，一根筋就想留级。老师说，想留级要家长同意才行。我跑回家，家人都在地里割小麦，我又追到地里，十万火急地要我大到学校去，二姐放下手中的镰刀，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问清了缘由后，说：“大，你不要去，老兄（弟弟）不用留级，上次我问过陈老师，老师说他成绩还不错，能考上。”

既然留级无退路，我只好做好复习迎考的准备。考试结束后，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好像考试结果与我无关。一天下午，二姐从公社卖东西回来，经过我们小学，听人说小学升初中的成绩下来了，可陈老师已回家了，二姐一路打听找到陈老师家。当二姐回到家时已是上灯时分，家人都等她吃晚饭，一进门二姐就高兴地说：“妈，老兄考了126分，班上前几名呢！”那自豪的神情我一生都记得。

我妈从灶台下站起来，将信将疑地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刚从陈老师家回来。”二姐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我的头。我也感到挺意外，觉得自己没花多少功夫，但从此倒增加了不少自信，再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

1983年，在二姐的主张下，我家的三间茅草房要翻盖成瓦房了，我大考虑家庭经济压力大，结果只盖了两间瓦房留下两间草房，在几个姐夫的帮助下，瓦房如期落成，我们一家很高兴，亲戚们都说我二姐干了件大事。之后，不知哪一年，我家又加盖了一间瓦房，剩下一间草房做厨房，后来因为草房漏雨最后也拆了，剩下的三间瓦房一直到2017年拆除，重建了四间一层半的楼房。

老房子留给了我太多的记忆，它像一张烙在我心中的一张底片，只要拿出来冲洗一下，又能见到它崭新如初的模样。

秋季的一天，我放学回来，见到二姐的公公在我家，听我妈说是送庚帖来了。我能看出来我妈一脸不高兴，嘴里不断地说：“丫头还小，才二十岁，我们家又缺少劳力。”我大和二姐的公公坐在大桌边，两人都唆着烟，烟头在微暗的房间内，一明一暗地闪着光，很沉闷的样子。

我妈想把我支开，就要我把猪赶出去放放，我用棍子把猪敲起来，猛然发现我家的小狗被猪压死了，我妈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让我大到外把小狗埋了，并长长地叹了口气。

最终，二姐还是在年冬时出嫁了，我是她唯一的老兄，当然要去送亲。按老家风俗，姑娘出嫁时，娘儿俩都是要哭的，我妈哭得很伤心，觉得家里穷，陪给二姐的嫁妆少，二姐在家时太累。二姐伏在我妈的肩头哭得也很伤心，她更担心家里的农活儿……

晚上，我们来到二姐的新家，姐夫家搞得很热闹，吃的是流水席，点的是走马灯。走马灯，我以前还没听说过，更没有看过。其实，走马灯就是一个灯笼，灯内点上蜡烛，烛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令轮轴转动。轮轴上有剪纸，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图像便不断走动。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起来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很喜庆，动感也很强。

酒席正热闹时，突然，我们头顶的一盏走马灯由于蜡烛偏斜，火焰燃着了走马灯，“呼呼啦啦”一闪，走马灯被烧成了只剩一个空架子，差点把房子都点着了，人们吃饭的兴致大减，小声议论着。

二姐出嫁后，家中的农活儿就压在另外两个姐姐身上，农忙时，我妈总是叹气，嘴里念叨着二姐。一天晚上，我大让我第二天一早就到二姐家去让二姐回来帮忙干点农活儿。二姐离我家有十来里路，都靠步行，一大早，我就动身了，到二姐家时，天刚大亮，二姐已在水库边洗衣服了，见我来了，她站起来，甩去手上的水，“老兄这么早就来了，我马上就洗完了。”她一脸高兴地说。一条小狗跟在她身后，快活地摇着尾巴，嗅嗅我的裤管。

乳白色的雾像牛奶倒在河面上一样，慢慢地流淌开来，最终与水面融为一体，二姐穿着一件鸭蛋绿的褂子，清凌凌的河水漾着她的影子，二姐很美。

当天，由于婆婆不同意，二姐没有和我一起回来，她是第二天一早回来的。中午吃饭时，我发觉二姐不像以前那么快乐了，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多了难言的忧郁。傍晚，二姐回家时，我妈把她送到村口，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妈在暗暗地抹眼泪。后来，我在偷听父母深夜的小声谈话中，逐渐得知二姐结婚后过得并不快乐，家庭的琐事和纷扰像绳索一样捆着她。

再后来，我听我妈说，二姐分家了，分了不少债务，但她很开心，说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她准备捉一个猪娃，多种一些粮食，几年内就翻身了，可美好的生活憧憬她却没有等来。

深秋的一天中午，我从中学放学回来，邻村的一个妇女告诉我，你二姐不行了！

遭受这样的变故之后，因为心里始终放不下二姐，我妈孱弱的身体像快要熬干的油灯里的火焰，越来越弱。

我渐渐大了，高中、大学、工作、结婚生子。我一直没忘二姐，每年除夕和清明在父母的坟边总要给她烧些纸钱。

清明节快到了。今年，孩子一直在家，在妻子的提议下，我终于下了决心去二姐的坟头看看，给她烧些纸钱。我开车来到一处商店，买了些纸钱和鞭炮，一方面也是打听二姐坟的位置。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我一提到我二姐的名字，她就说：“你二姐是个修养很好、很贤惠的人，她还教过我打毛线呢！”说完，她叹了口气。

我们来到二姐的坟前，冰冷的石碑上刻着二姐的名字和生卒年份（1962-1984）。二十二岁，对很多女孩子来说还是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命运的无常让她在花样的年华中悄然无声地消失。

三十六年了。

返回的途中雨下得很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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