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俊峰

连滚带爬似的勉强读完初中，表弟就要进城打工。说实话，想拉他一把，都感觉找不到他的手。可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又不能不管他。

眨眼间，他进城二十年了。约有十年，我俩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虽说同城，却像是隔着一座山，走动并不多，亦熟亦生，也亲也疏，状如隐约。后来，我们身居不同的城市，更是无暇相见。偶尔的联系，几乎都是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

这次回省里小住，天天去旁边一座辽阔的城市公园走路。公园里，树木葱郁，花草葳蕤，曲径通幽。路边竟还有蒲公英开着雪白的绒花，在风中静默。这久违的蒲公英，以前在乡下随处可见，现在也随波逐流，不甘寂寞，在都市裸露的星星点点的泥土中，扎下了根，让人喜欢。看着蒲公英，我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表弟。

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瘠到繁华，从边缘到中心，这野花儿真的就有点像他。当年那个双脚离开土地，满眼写满渴望和憧憬，发誓要让自己的根穿透城市厚重的钢筋和水泥，深深扎根于城市混凝土的翩翩少年，现在怎么样了？

我舅打电话让我给表弟找个打工的地方，我一百个不情愿。现在条件好了，为啥不让他多读书？我舅唉声叹气，说他不是读书的料。这个从前雷厉风行的军人，经过岁月漫长而无情的消磨，已呈风烛之态，此刻吞吞吐吐、气虚血弱。

“他能混到初中毕业就不错了，农村还是不能和你们城里比。”

我舅的叹息更加悠长，近乎哀哀，说家里地少人多，两个儿子眼看着长成人了，都闲在家里咋办？吃不上饭咋办？娶不上媳妇咋办？

这沉甸甸的三个“咋办”，彻底将我“办”住。一个花样少年，正是读书年龄，却要早早卷入艰难世俗的生活漩涡，让人感到可惜，无法心甘。但是人各有命，我也不是佛，谁不艰难？

找人帮忙，介绍他进了一家国企性质的锚具厂。他的工作是给机加产品打毛刺，用砂纸将产品表面打磨光滑。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他身腰纤细，言语不多，见人憨憨地笑，微黑的肤色，显得粗糙，看上去还是一个刚从泥堆里站起来的稚嫩的大男孩儿。如此柔弱，漂浮于这样一座城市，他能养活自己吗？

后来证明，我的担心多余。他就像一棵蒲公英，见土扎根，生命力旺盛，存活能力强。青春的他，鱼一样游走于工厂那片小天地，住单身宿舍，吃食堂。一两年下来，他学会了操作机床，正儿八经地当起了车工。这让我刮目相看，对他佩服起来。

在乡会种地，进城能做工，有城乡双重身份，懂两门技术，这不是生活的强者吗？

对于那座都市，他只是偶爾从其胸膛一穿而过，感受一下而已。高楼大厦、时尚繁华、先锋娱乐，似乎都与他无关。人在城里，城却在心外。他整天窝在车间里干活儿，期望多挣些钱。所谓人人向往的城市，不过是他头顶那一块巴掌大的天。却又比井中之蛙高明，毕竟他有手机、有网络，对天下并不陌生。

并非平安无事，让人操心的事随之就来了。

一群血气正旺的农家少年，聚在一起难免会磕磕碰碰。突然有一天，他把一个工友打伤了。伤者是一名正式职工，见他沉默寡言，老实厚道，就常常拿他开玩笑。有时候，玩笑未免过分，就有点欺负人的意思。老实人不容易激怒，一旦被激怒，就有点像疯狂的狮子。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蹬腿，他急了，顺手操起一根铁棍，孙悟空似的不知轻重，抡起来就打。

出了事，他傻了眼，慌了神，找我去给他“擦屁股”。

我当然很怒，责问他为什么像个野小子似的打人？

谁让他欺负我？他振振有词。

教育他一顿，陈清利害，赔了医药费，给人道了歉，总算把事情糊弄了过去。但是，想想让人后怕，如果他真弄出了什么大事，我该如何向我舅交代？

他像个愣头青，还不适应城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不会缓解冲突、化解矛盾，不懂得以柔克刚、刚柔相济，不懂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心的交流、情感的沟通。他不会拐弯，只走直线，让腹中一股豪气一味地冲撞，硬碰硬，刺刀见红。

吃一堑，长一智，他平静了许多年。这中间虽然有许多这啊那啊的小事，但都不足挂齿。

去年冬，一个工友说他这个副班长分活儿不均，仗着人高马大，想用拳头解决问题。他又是忍，忍不下去了，红了眼，冲动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随手拿起一个工具迎了上去。

对方把他告到派出所。派出所很干脆，把人打伤了，先拘留再说。两个人在厂内的矛盾，一下子弄到了厂外，弄成了法律事件。他害怕了，如果进去，他就得背负一辈子的污点。一番周折，派出所答应不拘，但得处理。对方住院半个月，他赔了一万七千块，算是双方都领受了教训。

然而，他还是不能接受教训。今年春，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把班长给打了。接到电话，似乎噩梦又回来了，我有要疯的感觉。他是不是脑子有缺陷？或者与他的秉性有关？怎么总是忍着忍着，到头来还是功亏一篑？难道是中年的多事让他昏了头？

他弱弱地告诉我，他自己没事，对方“其实也没有啥大伤，就是赖在医院不出院，想讹我”。我有点蒙，历史会重现吗？他忍让了99%，但那最后的1%没有忍住，动了手，伤了人，他就无法撇清这一切了！

他管考勤，对班长一视同仁，把班长的迟到也记下来了。班长觉得尊严受到了挑战，于是指责他。他不服，与之唇枪舌剑。班长恼羞成怒，突然就朝他冲过去。他正在擦拭机床，猝不及防，本能地用手中的一团纱头抵挡。没想到这团柔软的纱头在他手里竟成了利器，一甩，就造成了对方咽喉、脖子水肿。我真怀疑他的前世是一个武林高手。

那班长有亲戚在医院，有恃无恐地住了进去，不慌不忙，小病大养。

结果，他赔了八千块，将大半年的血汗付之东流。

我无可奈何，只能求他，轻易别出手了，你出手就伤人，现在的人，脆弱，伤不起啊！

他也大惑不解，问我，我不想欺负人，别人为何总是欺负我？他又问，我为啥总像一个大傻帽似的，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精明的城里人？

他的问题，我说不清楚。我只能对自己发狠，再也不管他的破事。

但是，他的破事层出不穷。

表弟来城里没几年，我舅就让他回去相亲。我舅说，你知不知道，农村说亲都说得早，有的十五六岁就结婚了，晚了，好的都被人说走了。

后来，他就带着一个姑娘进城了。

新媳妇胖胖乎乎，白白净净，一脸的厚道，也一脸的好强。

媳妇和他在一起打工。他们生了大儿子，又生了一个小儿子。怀上老二时，大伙都替他担心，生那么多，能养活吗？我舅喜滋滋的，大包大揽：“放家里，俺带着。”

本想让媳妇请假回老家，生了再回来，可是他舍不得媳妇离开，结果侥幸之心破灭，这件事不小心被厂里管计生的女工委员发现了。女工委员下了最后通牒，堕胎或者离职，而且必须夫妻两人离职。

领着怀孕的媳妇，表弟选择了后者。

他们搬出工厂宿舍，租了一间民房。民房在城中村，专供出租的简易房，单层砖墙，预制板盖顶，只能挡风遮雨，难隔热冷，每月二百块。没住几个月，民房属于违法建筑，被拆了。打游击似的，将近三年时间，他搬了好几次家。好在没啥东西，搬起来省事。为了挣钱，他跑到菜市场卖菜、轧面条。菜场规模小，不多久被市政“规划”了。他跑到私营企业打零工，做过橱柜，组装过电瓶车，机械加工过锚具。这些私营企业的老板恨不得让他们二十四小时干活儿……说起这段日子，他带着笑意。我能想象到，那是怎样一片绝望与希望混杂的天空？这或许是他进城以后最为灰暗的日子吧？他说，每个人都会遇到低潮，没啥可怕，咬咬牙就过去了。

他让媳妇跟着自己，像一朵蒲公英，随风飘行。在看不到星星的天空下，他痛哭过，号叫过，绝望过，但是，擦干眼泪，睡了一觉，仍然要迎接第二天的太阳。他说，他是山，他是树，他不能倒下，他必须挺立，给媳妇和孩子撑起一片无忧无虑的天。他埋头干活儿，让自己累得狗熊一样爬不起来，或者，他用一根铁棍，发泄般击打一块石头，让石头变成齑粉……

关键时刻，他还是让媳妇回老家生孩子去了。

老家有屋有地，有牛有树，让人安心。

几个月后，媳妇带着小儿子回到城里，一家人团圆。现在养孩子，不像从前，多添一碗水，多抓一把米;现在养孩子比成年人费钱多了。他一人挣钱，实在难糊四口。小儿子八个月，他们把孩子送回了老家，让我舅带着。没有父母做强大的后盾，他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混在城里。如今，小儿子已经八岁，读小学一年级。他们每年给家里丢下一千多元，算是抚养费。

打零工，总有无根的感觉。他还想回原单位。他技术好，肯卖力气，厂里缺他这样的人，真让他回去了。

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存了十几万，他终于有勇气去看房了。一激动，交了定金。可是回家冷静一想，八十多平方米，需要六十多万元，按揭二十年，他要到六十多岁才能完全拥有这套房子。这简直是给自己的脖子套了根粗大的绳索。第二天，他跑去售房处，要退房。售楼小姐说，你这交的是定金，不是订金，懂吗？与他们理论，可是，他笨嘴拙舌，碰了一鼻子灰。他气得给我打电话。我刚刚连续处理完他打架的事，还没喘匀气，又堵车在路上，听了他的话，直恨得牙根痒痒，说你啥时候能长大啊，都四十了，一个男人！

说完我又后悔。

晚上，我还是打电话找一个多年好友，帮他出主意。

他的房子的事，的确不容易。农村要有房，城里也要有房。他在老家花了二十多万元盖了一幢两层小楼。他弟弟在上海打工，也在家建了一幢小楼。他们除了逢年过节回去住几天，其余时间都空着。我说你干吗非要在老家盖房？他说，不盖不行，老头子三天两头打电话催，说咱庄在外面打工的，都回来盖房了，咱也得盖啊！

其实，我能看出来，他是想在农村盖房的。起码，房子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总结，也是给全村人的一个交代。我说，你和你兄弟合盖一幢，回去住住不就行了？他不吭声，只抿着嘴乐。瞧他的神态，我忽有所悟。媳妇不同意？其实早该想到的，妯娌之间暗中较劲，争着一口气，在农村太正常不过了。

在城里买不起房，农村的大房子却空着。生活，就这样拧着。入了城，扎了根，若想过好太难了。城于他，像在岸边羡的鱼。忽然很同情他，他等于是承担了双份负担，一份在城里，孩子上学、住房、工作、结婚，还有未来。这样往前一瞧，似乎一片渺茫，俨然一座大山，难以逾越。另一份在乡里，父母养老，他和媳妇养老，都是摆在眼前的大问题。

他还能回到乡下去吗？

他能离开已经习惯了的城市和他的决不会回乡的孩子吗？

我打电话，说想去看看他。

他所在的锚具厂，已搬至远郊。

20世纪90年代初，机关时兴办企业，这家锚具厂应运而生。21世纪以来，城市疯了一般增肥，摊大饼。锚具厂难逃高楼大厦的“围剿”，便卖了地，狂赚一笔，搬到了郊縣。

工厂租来房子，分给职工临时居住。他住在四楼，说有百十来平方米。进门，正想赞叹条件不错，才发现他一家其实只住其中的一间，也就十来个平方米。屋里一横一竖摆了两张简易单人床，剩下的空间，也仅够两个人转身换位。

他的大儿子坐在床边专心致志看手机，听见我们来，脑袋稍稍歪了一下，眼睛没有抬，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小伙子十六岁，一米七五，比他爸还高五厘米，长得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不像他爹，眉眼之间至今还清晰地告诉世人他刚从田野里上来，尚没洗净两腿泥。

这很令人奇怪，他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在城里已待了二十年，为何还洗不净自身的田野印记呢？莫非乡村是他的一个胎记？

他与他的儿子，两代人，竟然像黄海与渤海的分界线，像金沙江和岷江的交汇处，泾渭分明。

他让他儿子喊人，他儿子像是没有听见，不理他。我与小伙子打招呼，他也没啥反应。表弟毫无办法，不好意思起来。看得出，他对儿子发不出火。我突然想起家乡的一句民谚：一代亲，二代表，三代过完就拉倒。

秋季开学，这孩子上初三。因为户口在外地，周围的学校不接收，表弟便将儿子送到另一个县的私立学校。孩子住校，双休日回来。每年学费六千多，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一万三四千。于他，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表弟的背驼了，脸更黑了，当年那个稚嫩的大男孩儿不见了。让人想到，这所有的生活负担，一笔笔，其实都是压在他这副瘦削的身板上。风吹日晒，天长日久，他就被时光塑造成了这样。

他很像一截柳枝，戳在地上，便生根发芽，枝叶成荫。他更像一粒随风而来的蒲公英，落地生根，茂盛了家庭的大树。生命，如此的柔韧。

我忽地有些感動，这些年，他一路走来，还真是不容易。不知不觉间，他的根须已经穿透了坚硬的水泥与钢筋的混凝土，扎进了黑黑的泥里。混凝土不也是土吗？

表弟长得像我舅，看着他，想象着那一张脸是如何在岁月的刀口下，一点点苍老，一丝丝被雕刻，变形，甚至脱相。一个人年轻时的容颜，相比中年或老年，多会变成另外的一个人。

云烟无边，遮蔽了时间的深邃和悠长。一代一代的面孔，生动地在云烟中叠加。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始终有一粒希望的种子。这粒种子，是他们的孩子。

希望，能让人产生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人承受难以承受的重负。

客厅里，靠两面墙，各摆一桌，阳台上，另置一桌。三张桌子上都放着电磁灶、切菜板、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这是三家各自做饭的地方，显得凌乱，缺少收拾，或如主人的情态，一切都是暂时的吗？

没想到表弟一家住得如此狭窄，本想在他家吃顿饭的想法顿时如烟。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说，都安排好了，走，吃饭去。

下了楼，只见小区门口坐着几位老人，领着几个孩子在愉快地玩耍。夕阳已藏，天气仍然热得像蒸桑拿。顺着马路，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路边一家小饭馆。残破不堪的霓虹灯闪烁着残破的图案。

饭菜很简单，一个杂鱼火锅，配两三个炒菜。吃过饭，天已黑透，马路上没有路灯，眼前朦胧的光亮，来自路边住家、偶尔的店铺和驶过的汽车。

天有了一点风，凉快了一些。他儿子在吃饭的时候，就找他要钱剃头去了。

我俩往回走。迎面来了一辆车，他伸手扒拉一下我的胳膊，让我往路边靠靠，本能地护在我身边。哦，在亲情面前，我们许多的言行都源自本心，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与牵挂。

我还是问他，你回得去吗？他茫然无语。

许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前面的路，看起来清晰明了，可仔细打量，又是那么朦胧。有时候，不敢去想。想明白了再往前走，那不是生活，也不是人生，那是计划。计划的东西不会有惊喜。人生，需要不断的惊喜，需要不断的希望。选一条路，充满希望地往前走，这才叫人生。

临别，表弟让我问问，能不能在附近找一所学校，让他的儿子离家近些？

……

行至市区，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这又是另一番的生活与人生。我想，这对表弟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他离这一切显然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