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骁彤 张文熠

摘要：暴力美学是指将暴力通过美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低俗小说》《杀死比尔》《无耻混蛋》等经典影片中将女性设置为电影主体，温柔的女性形象和暴力行为之间产生剧烈的矛盾冲突，暴力与美学被杂糅在一起，并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片中将镜头对准女性和被忽视的边缘小人物，意图挖掘暴力背后的人性光辉，消解暴力的本质，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了影片中心。本文对昆汀·塔伦蒂诺经典影片中呈现的女性形象类型、女性主义的精神内涵以及女性形象的美学价值等方面予以解读。

关键词：昆汀·塔伦蒂诺;电影艺术;暴力美学;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8-0119-05

“暴力美学”一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最早源于香港影评人所撰写的报刊影评，主要指电影中针对“暴力”的一种与主流相悖的审美趣味。“暴力美学”相关作品的共同特征是把暴力或血腥的内容通过艺术性手法呈现出来，从而带给观众一种视觉、听觉上的快感。通常来说，“暴力美学”呈现的方式包括枪战、武打動作、杀戮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而存在于这一类暴力之中的形式美感则通过电影的视听效果传递给了观众。值得一提的是，此类电影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不是暴力美学的关注重点，电影不再笃定地为观众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也放弃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只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其中，一批导演的作品被认为与“暴力美学”相关，如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中国香港的吴宇森、日本的三池崇史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电影中的暴力行为都是男性的“专属”，即男性通常是施暴者也是影片的中心，女性往往处于依附和衬托的地位，更多的是辅佐男性角色的“调味料”，甚至成为满足男性窥视欲望和观众幻想心理的工具。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里，女性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她们多为复仇者和女杀手，从受害者开始转化为施暴者，选择用暴力捍卫自己的生命和尊严。这些女性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其暴力行为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精神内涵？昆汀·塔伦蒂诺想通过表现女性暴力行为传达出怎样的情感呢？本文试从女性形象类型、女性主义中的精神内涵以及女性形象的美学价值等方面来阐释昆式暴力美学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表达。

一、女性形象类型分析

在大多数好莱坞影片中，男性占据着影片的主导地位，他们是正义的使者或是女性的依靠，女性角色虽然存在但绝不会抢占男性的风头，男性才是暴力行为的真正主角。女性角色通常被架构成男性主导世界的“他者”或“局外人”，女性无法得到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她们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影片和故事线中，常常处于边缘甚至被忽视的困境之中。① 在影片中女性形象出现的主要目的是衬托男性的强大、凸显男权主义，因此她们多以妻子、情人等身份徘徊在男性身边，自身性格和价值被男性光芒所掩盖。但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中，女性从被压迫的受害者开始成为施暴者，从被伤害和玩弄的对象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女性施暴者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复仇型”，故事女主角被暴力伤害后开始走上反抗之路，这是一种最直接和最纯粹的暴力表达方式;另一种是“杀手型”，即女主人公本身就是一名冷血杀手。② 在昆汀的暴力影片中，“复仇型”女性占多数，影片中女性曾经被残忍伤害，或是亲眼目睹亲人被杀害，她们不甘于做男性的陪衬，进而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影片的主角，这类女性具有相当的行为自主性，其复仇之路也显得相对合理化，观众往往会不自觉地对这些女性产生同情怜悯之情，换句话说，昆汀通过电影作品将女性暴力行为通过合理化、道德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女性施暴者的合理化动机

在昆汀的电影中，女性施暴者首先是遭遇过迫害的受害者，这也赋予了女性施暴者暴力行为的合理化动机。如影片《杀死比尔》中，新娘在自己的婚礼上遭到了暗杀，连腹中的孩子也惨遭毒手，在她苏醒过来后，激发了复仇之心，坚定地踏上了复仇之路;在影片《无耻混蛋》中，苏珊娜亲眼目睹家人被德军上校汉斯屠杀，她虽幸免于难，但从此隐姓埋名苟活于世，她活着的目的就是为家人报仇，她最终将纳粹关在电影院内活活烧死完成了报仇计划。可见，昆汀电影中的女性施暴者都是在自己的生命或者家人的生命遭受到迫害之后，才激发了她们的复仇之心，其行动目标永远都是她们的仇人。这也从侧面说明女性的暴力动机是以还击和复仇为出发点，这与男性暴力中无情的强制和残忍是完全不同的。女性常常因被伤害而选择还击，这使得其后来的暴力行为被赋予了一种合理性和同情性，包含了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道德化的存在”。《杀死比尔》中的复仇新娘，在与一帮黑社会分子打斗之时身穿黄色紧身衣，《无耻混蛋》中准备为家人复仇的苏珊娜身着鲜艳的大红色礼裙，在电影镜头里，她们美丽的外表和迷人的身材与血腥的暴力行为形成强烈的冲突和反差，更加刺激观众的视觉神经。在《无耻混蛋》中，苏珊娜打死纳粹军官后自己也中枪倒下，慢镜头中身穿大红裙的苏珊娜动作依然唯美优雅，甚至看上去像是在表演和谐优美的舞蹈画面。电影通过艺术化和慢镜头的技术手段，将原本血腥暴力的画面消解成一段唯美的舞蹈艺术，从而使得观者暂时忘记暴力所伴随的血腥和痛苦，反而因此产生一种情绪释放后的艺术美感。

（二）女杀手的成长之路

在昆汀的暴力电影中，除了遭遇迫害后走上反抗的女性形象外，还有一类女性形象，就是职业女杀手。她们冷酷无情，杀人如麻，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时比男性更加残酷决绝。如《杀死比尔》中黑社会大姐大石井御莲，她是一个中日混血儿，从小因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被残忍杀害而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为给父母报仇，她不断设法接近仇人，最终杀死仇人完成为父母报仇的目标。作为一名女杀手，她在昆汀的电影中也绝非十恶不赦的罪人。影片中，导演安排穿插了一段动画来专门介绍石井御莲的身世和遭遇，这不仅弱化了暴力行为所产生的血腥场面，又充分表现了石井御莲在目睹父母惨死时的悲痛和绝望：仇恨的种子在其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这为后面石井御莲成为暗杀组织成员和黑社会大姐大埋下了伏笔。在昆汀的影片中，女性施暴者一定有着悲惨的童年或是不幸的生活遭际，或是目睹父母亲人被杀害，或是失去孩子和爱情，她们的暴力大多产生于“私人恩怨”之中。相比于男性主角为了暴力而暴力的行为，女性施暴者多了一层道德化的内涵。昆汀在影片中相对完整地呈现出女性暴力产生的前因后果，观众可以试着理解女性施暴者的暴力行为，在无形中对她们的悲惨遭遇产生怜悯和同情。

二、女性主义中的精神内涵

耿幼壮在《女性主义》一书中曾提出：“当艺术创造被等同于男性的性能力时，女性自然也就被呈现为无力和低等的欲望对象。”③ 女性长期以来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之外，因而在之前的电影艺术中，女性形象相较于男性总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在昆汀的电影中，女性形象开始发生转变，女性开始成为影片的中心和主导。无论是残酷的复仇者，还是冷血的女杀手，昆汀都努力为她们保留了一些女性的天性。

（一）与生俱来的母性光辉

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以及对于孩子的爱护，是与男性截然不同的，这在昆汀的影片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呈现。在《杀死比尔》中，新娘在和仇人维妮塔决斗时，正巧维妮塔的女儿放学回家，虽然新娘和维妮塔仇深似海，但仍然选择在孩子面前停止打斗，不想把孩子牵涉到她们的仇恨恩怨中，而是在孩子面前给予对方母亲的尊严。在《杀死比尔2》中，新娘正拿枪和比尔对峙时，发现了自己的女儿，所有的仇恨都在看到女儿后烟消云散，透露出来的只有母性光辉。可见，影片中的这些女性施暴者没有因为仇恨泯灭人性，沦落为杀人机器，这大概也是暴力行为没有引起观众反感的原因之一。在暴力的身体之下，她们仍然保留着善良的灵魂。这种母性的表达旨在凸显出女性的光辉与暴力背后的人性，但在男性暴力电影中通常不会有这些细节处理，女性则多会与家庭、孩子、母亲等因素和身份产生关联，结果使得她们的暴力成为“合理化的暴力”。暴力在昆汀的电影中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导演意图表达出隐藏在女性暴力行为后面的母性光辉和人性光辉。

（二）男性凝视下的女性暴力

“我们长久以来生活在寻求两性均衡和平等的社会中，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被分裂成两个部分，男性习惯于将欲望和幻想投射在风格化的女人形象之上，女人在男性的凝视之下无时无刻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身材和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色情感染力，以此满足男性的性幻想和压抑的欲望，从而能够把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和具有被看性的内涵。”④ 在昆汀的影片中，虽然女性的角色和形象发生了转变，但无论是导演还是影片中的关键人物均为男性，她们仍然处于“被看”的男性凝视之下，她们是复仇者，也是职业杀手，而无论是她们悲惨的遭遇，还是复仇的关键时刻，都是因为男性的迫害而发生，或在男性的帮助下而完成。男性是她们悲剧的开始，也是她们复仇的终结，好像其生命本身都是为了报复某个男性存在。这里，男性虽然不是主角却贯穿了整个电影故事情节，担任起在电影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如《杀死比尔》系列中的新娘，她曾是一个暗杀组织中的一员，却在自己的婚礼上被头目比尔和昔日的同僚残忍追杀，她醒来后支撑她的唯一动力就是复仇，她把每个仇人的名字都写在本子上，最终的目标就是“杀死比尔”。新娘在一次次杀戮中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最终用“五指穿心掌”夺取了比尔的性命。但帮助她最终完成复仇之路的是日本的铸剑师以及中国的功夫大师，两位都是男性，他们的出现又将女性暴力消解成为最终依靠男性完成的暴力狂欢。女性始终生存在男性的统治之下，最讽刺的是新娘孩子的亲生父亲正是仇人比尔，暴力行为最终成为了家庭内部的纷争和悲剧。在昆汀的影片中，所有女性暴力的产生都是由于失去家庭、孩子和爱情，她们长久的希望最终落空，在被逼无奈之下选择复仇之路。每个复仇的女人和女杀手背后总站着一个男性，影响着她们的命运甚至生命。这些男人就算在影片中从未出现过，但却成为推动影片情节发展和揭示结局的重要线索。因此，女性复仇的因果都是围绕着男性展开，她们的存在始终是为男性服务的，满足的也是男性审美视角。女性是影片的主角，但从来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女性的命运仍被牢牢握在男性手中。

（三）以女性暴力满足男性的幻想心理

昆汀在电影中通过各种各样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女殺手和复仇者形象来呈现女性暴力，她们在行动时相比男性更加灵活机敏，将女性阴柔之美与力量结合形成强烈的反差。如《杀死比尔》中的新娘在大战黑社会成员之时穿着黄色紧身衣，尽显女性身材曲线，武打动作柔中带刚，干净利落，暴力行为通过一种“舞蹈化”的艺术手段呈现出来，充分表现出女性的身体美，这种被艺术化处理过的暴力不同于暴力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消解暴力的目的，使暴力看上去好像是一场力与美结合的视觉盛宴。《杀死比尔》中石井御莲身着和服站在雪景中和新娘决斗，东西方女性不同的美被呈现在荧幕上;《无耻混蛋》苏珊娜身着红色裙子最终倒在了血泊中……昆汀通过表现不同的女性，从而满足男性的窥视欲望，并更深入地反思自己的内心。笔者认为，这和导演本人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以及观众的心理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昆汀的童年过得艰苦又无助，一度成为大家眼中的“问题少年”。在昆汀看来，只有通过暴力行为才能保护自己，暴力就是一把保护伞。弗洛伊德曾指出列昂纳多童年时期的偶然遭遇深刻妨碍了他的生活，并认为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源自于童年时期的特殊经历。⑤ 笔者认为，昆汀童年时期的经历同样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昆汀的电影中，有很多对女演员脚部的特写镜头，有分析者认为昆汀是典型的“恋足癖”。在《杀死比尔》中甚至有长达两分钟对女主角一双大脚的特写。昆汀一方面通过暴力来宣泄童年时期被压抑的情感，在禁忌之下，本能欲望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和宣泄。⑥ 所以，越是被禁忌的东西，越能激发兴趣，长期压制的心理越能激发向往。他另一方面又极度憎恶暴力带给自己的伤害。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所说的施虐狂，想通过施展暴力来保护自己，但他不是通过一种严肃的方式来呈现暴力，而是通过一种娱乐化、形式化的方式来软化暴力、虚化暴力，让暴力成为一种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使之失去原本的意义，进而成为一种“软暴力”和“脆弱的暴力”。或许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击败自己心中的暴力。无论是强化暴力还是消解暴力，昆汀最终的目的就是使暴力成为一种完全形式化的风格，减少其原本的血腥与残忍，淡化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

（四）从直接暴力到间接暴力——女性暴力行为中的“软暴力”

随着女性主义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在电影中展现女性的暴力行为，来表达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绝不是用霸权取代男权，而是通过暴力来帮助女性改变命运、捍卫尊严、寻求自身的价值。在《杀死比尔》《无耻混蛋》等影片中，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她们的暴力行为是出于对男性的反抗，而在昆汀另一部电影《危险关系》中，则表现出女性暴力的不同形式——女性在影片中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并且通过智慧成为男性的主导。故事讲述了一个有案底的黑人女性杰基·布朗，她周旋在警察和毒贩奥德尔之中，与男性斗智斗勇，八面玲珑，阴险狡诈。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她在影片中成為主导男性的角色。杰基·布朗长期生活在压抑之中，她帮丈夫携带毒品而坐牢，刑满释放后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影片中她为黑社会头目工作，在被警察发现后又与警察达成私下交易，她帮助警察捉拿毒枭奥德尔，警察支付她10万美元保证她以后的生活。在这场交易中，杰基·布朗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她不仅通过聪明的头脑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最终实现突破开始主导自己的人生，甚至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影片没有直接呈现出女性暴力行为，而是通过杰基·布朗周旋在几个男性中间体现出来的圆滑和奸诈，以及突出男性在发现自己被骗后歇斯底里的愤怒，从侧面表现杰基·布朗带给男性的“暴力”伤害，这种“暴力”可以说是一种“软暴力”，不是依靠刀枪拳脚，仅仅依靠智慧就让男性上当受骗自乱阵脚。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从被动转化为主动的间接暴力形式，没有让女性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甚至没有女性的暴力打斗镜头，这也可以看成是女性争取独立自主的“软暴力”行为。

三、女性形象的含义与价值

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女性地位开始提高。在昆汀的影片中，女性成为主角，在她们的身份背后蕴含着男性给予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映照出时代文化与女性命运紧密相连的社会现象。她们在一次次反抗和自我建构中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找寻生命的意义，审视生命历程，最终成为影片的焦点和中心。

（一）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电影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影片多以表现和突出男性为主体，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惨遭男性中心主义特权的压抑和遮蔽，被窒息在父权表征体系之下，默然无声，隐迹无形。⑦ 因此女性在影片中很容易沦为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从叙事的角度讲，美国影片多将男性表现为主动者，而把女性打发到配角位置上。⑧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正是由于长期遭受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导致在女性在成为施暴者之后，比男性更加冷酷决绝，甚至超乎常人的想象。昆汀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很有可能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加之他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体现在电影创作中则是他非常关注和表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昆汀意图通过女性暴力来凸显出女性地位的提高，并试图在男性和女性关系中找到平衡。但昆汀毕竟是以男性视角凝视女性世界，因而他在影片中呈现出来的女性暴力多为一种形式上的暴力，更突出暴力表现的形式美感而弱化暴力的内容本身。通过游戏化、人性化、喜剧化等一些手法来辅助暴力行为的产生，既充分展现出暴力行为，又弱化了因暴力而产生的血腥画面。无论是利用慢镜头、诗意唯美镜头在视觉效果上来呈现暴力，还是在情节设置与风格表现上运用黑色幽默，将暴力娱乐化喜剧化，甚至不断地挖掘边缘人物身上的人性之美，其目的就是为了把视觉美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在窥视暴力的同时，能感受到唯美、壮美、人性之美，甚至还能因为其中的黑色幽默而付诸一笑。某种意义上，电影观众正是与窥视癖者一样，以直接窥睹无法获得的对象为满足，犹如做梦者在梦中无意识欲望得到满足一样，电影观众的这种“单向看”的方式也是以一种视觉恋物主义为基础的。⑨ 可以说，昆汀的暴力美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观众的追捧，也是因为观众能在昆汀的影片中宣泄压抑的情绪，追求一种突破禁忌的快感。

（二）女性的自我建构

在昆汀的电影中，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拿起刀枪开始反抗，但她们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真的能改变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吗？《杀死比尔》中的新娘最后报仇成功，但在复仇之路上遇到了太多艰难险阻;《无耻混蛋》中苏珊娜也复仇成功，但她的家人永远离开了她。在这些影片中，女性就算成为施暴者，也无法改变命运的悲剧——成为男性的牺牲品和杀人工具。那么，女性的暴力行为能否真正解决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能否真正颠覆男权？女性复仇永远都不是女权主义的目的和意义，以暴力为手段来突破传统思想的限定，走出被禁锢住的牢笼里，追求女性真正向往和需要的，才是最重要的。⑩ 在女性主义进程中，女性的最终目的不是与男性敌对或者用女性霸权取代男性霸权，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建构中找寻生命真正的意义。女性主义在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在每个领域中女性主义都有着不同的表达。在女性暴力电影中，女性通过采用暴力行为对男权社会发出挑战，反抗命运，捍卫尊严，女性通过揭露伤疤、展现暴力，进而引发社会的关注和反思，让观众从更深层次理解女性主义的内涵，而女性暴力行为也在一次次与男性和自我的挣扎审判中完成最终的自我建构。

在昆汀的电影中，女性主义表达实质上是一种女性本体探索、自我建构的过程，她们在一次次施暴中完成对男权社会的抵抗。她们从被政治、社会和文化所排斥转向成为焦点和中心，昆汀给予她们的暴力道德化和合理化倾向，使其暴力行为看上去是受害者的反抗行为。尽管如此，女性主义并没有彻底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女性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男性视角的凝视之下，女性的暴力行为产生于男性，又终结于男性，自始至终还是没有脱离男性的控制。

总体来说，昆汀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旨在将暴力制造成一种完全纯粹的形式主义，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来消解暴力，使其失去原本的意义。在昆式暴力美学电影中，女性施暴者成为影片的主题，多以复仇者和女杀手的身份出现，导演通过舞蹈化、漫画化等艺术手段将女性暴力表现出来，来展现暴力与美的结合，从而达到消解弱化暴力的目的。在影片中的女性意图通过暴力行为反抗男权，改变命运。而昆汀之所以热衷于在影片中表现女性主义暴力，与其童年经历和观众的心理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女性在男性凝视下成为“被看”的对象，她们的暴力行为也成为观者发泄欲望和情绪的渠道，她们一边抵抗命运不公，一边成为男性的幻想对象。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并没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起码在昆汀的影片中女性暴力还是以男性为主导和终结，女性暴力只是在一次次反抗中试图完成对本体内在含义的探索和诠释，在不断地自我建构中完成最终的使命。

注释：

① 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② 汪献平：《暴力电影：表达与意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③ 耿幼壮：《女性主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美]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引自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⑤[奥]弗洛伊德：《达·芬奇童年的记忆》，李雪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⑥詹庆生：《欲望与禁忌——电影娱乐的社会控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⑦[澳]伊丽莎白·格罗兹：《时间的旅行：女性主义，自然，权利》，胡继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页。

⑧[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徐建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⑨ 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⑩[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作者简介：刘骁彤，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70;张文熠，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