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拯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但即便是最为悲观的人，也不会认为这一外部冲击能击溃中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尔吉耶娃表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V 形增长”。在短暂冲击之后，中国经济终将回归自身的节奏。但疫情带来的担忧，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更长远的关注：中国经济赢得了高速增长的上半场，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如何继续赢得下半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增长动力：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侧

理解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是经济学领域最引人入胜的课题之一。这就是经济学界著名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

總体而言，把各学派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发现，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理解经济增长动力。从总供给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动力，认为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生产能力的扩张，也就是总供给的增长。经济学家索洛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用K表示资本，用L表示劳动力，那么资本和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勾画一个经济体最大的潜在产出，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如图1所示。

更进一步看，资本、劳动力、技术水平这三个因素的性质不尽相同。资本扩张、劳动力数量增加，这两个因素不可能维持长期的增长。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数量总会有一个阈值，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也有一个限度，等到触及这个限度，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处于水平状态了。资本的扩张同样如此，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因为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加上资本折旧，最终也会使得资本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水平状态。增加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供给，这属于克鲁格曼所说的“依靠汗水”。

那么从供给侧来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来自哪里？只能来自不断的创新。熊彼特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他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通过组织方式、管理模式、技术组合等创新，可以持续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一般来说，提高效率往往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默开创的，通过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让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发挥作用，从而产生可持续的内生性增长。另一个途径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提出的，即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也能带来效率提升，生产线上的工人通过“干中学”不断提升熟练程度，同样能够提高产出。

回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图，一个经济体在资本（K）和劳动力数量（L）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最大潜在产出，即在图1中，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往外拉，表示一个经济体最大产出在扩大（如图2所示）。

罗默和卢卡斯开辟的路径，就是著名的内生增长动力。唯有依靠内生增长动力，一个经济体才能够实现“与天不老，与时偕行”的可持续增长。技术的改进，管理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的开拓，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些都是“看不见”的因素，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法宝。创新的“魔术之手”，也就是“克鲁格曼之问”中提到的“依靠灵感”。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从长期来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是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动力，以凯恩斯为其代表。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影响，经济体经常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而扩大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可以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首先要考虑能生产多少，还要考虑能消费多少。一般而言，总需求可以用四个部分来衡量，即消费、政府购买、投资和净出口，政府的钱是从纳税人那里收上来的，因此政府购买实际上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投资需求则是从产出中拿出一部分投入再生产的那部分，是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而净出口则衡量了海外对本国生产的需求。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是从需求端来促进经济增长，指的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中国持续40多年的快速增长，无疑是最为人瞩目的国际事件。尤其是从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个视角去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人估算，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为1倍，日本为10倍;而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内，就让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16倍。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说，“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我们先来看需求侧的贡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驾马车”。先来看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逾36万亿元，年均增长15%，逐步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再来看投资。1981～2017年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元，年均增长20.2%。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施工项目建设规模达132万亿元，而1980年仅为4822亿元。从资本形成率上看，1978年资本形成率为38.9%，2003年投资开启近十年的平稳快速增长，201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48%，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最后来看进出口贸易。1978～2017年，按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4.1万亿美元，增长198倍，年均增速达14.5%。其中，出口总额从97.5亿美元提高到2.3万亿美元，增长231倍，年均增速为15%。从2001年到2019年的19年间，中国贸易顺差累计4.65万亿美元。2009年起，我国连续9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2013年起，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连续三年保持这一地位。现在，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在2011年之前，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今天，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在下降，但出口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从需求侧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协同发力，都产生了巨大的拉动力。接下来我们回到供给侧，来看看我们如何像变魔术一样，能够从中国大地呼唤出如此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首先来看资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生产设备极其匮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保持非常高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吸收外资，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连创新高，外商投资也推动中国的资本存量不断丰富。今天，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见中国资本存量之丰富。

我们再来看劳动力的情况。除了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也是推动中国经济产出增加的重要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此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人口规模非常巨大，对于工业部门甚至形成一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那么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就会领取更低的工资，那就更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正是中国发生的故事，在过去40多年间，有2.45亿流动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个规模相当于俄罗斯和德国人口的总和，这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无限劳动供给”，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来看技术创新的贡献，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红利。很多经济学家通过实证数据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平均贡献度达到39.4%，对中国高速增长总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甚至有经济学家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投资的贡献。现任央行行长易纲曾撰写论文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被低估的问题，制度变迁、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还没有完全计算进去。

总之，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从需求侧看，“三驾马车”动力十足;从供给侧看，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都大幅扩张，由于创新的扩散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也在大幅提升，并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过去到未来，哪些条件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增长的初始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从供给侧来看，最为显著而又最被人忽视的变化，是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降低。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借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而实现“蛙跳”。技术模仿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但技术模仿对技术进步的效率受技术差距影响，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模仿对技术进步效率更高。随着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减速和中国的快速赶超，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使得技术扩散的效应越来越小。

同时，随着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减速，保护主义也日益兴起，使得技术模仿越来越难，尤其是“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技术模仿速度高、见效快，但是自主创新由于面对着先行者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高、见效慢。反映在宏观层面，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会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降低。

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另一个表现，则是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根据测算，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投资效率已经出现下降的现象。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9年，新增资本产出比进一步攀升至3.6，到了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达到4.3的较高水平。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需要追加的投资额是2005年的近两倍，这就使得依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作用已经减半。

这些都表明了一个现实，不能用他人的今天装扮自己的明天，借用他人的灵感总有尽头。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的下滑，已经足以说明技术模仿的效用在减弱，依靠技术模仿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

从供给侧来看，另一个变化则是劳动力供给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2010年之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使得“二元经济部门”的结构失去了增长动力，已经不能再有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唾手可得的“人口红利”不再像以前那样，为早期的经济起飞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未来，随着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人口结构还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也将改变中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源泉。

从需求侧来看，最为突出的变化体现在投资和净出口贡献的相对降低，以及消費的异军突起。随着消费市场持续较快增长，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38.3%提升至2017年的58.8%，40年间提升20.5个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67.0%回落至2017年32.1%，回落34.9个百分点。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在开放早期，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但是随着国家坚持扩大内需尤其是把扩大消费作为主要着力点，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经显著降低。有学者测算，到2018年，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到约18.1%，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难以与国内消费同日而语。

总之，供给侧的重大变化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表明技术模仿难以为继;二是投资效率下降，为了保持相同回报需要追加的投资成倍增加;三是刘易斯拐点到来，表明劳动力供给数量开始下降。需求侧的变化，最突出的体现是“三驾马车”的作用在重新分配，内需和消费作为需求侧的主要动力，已经取代投资确立了其拉动增长的主导地位。

迈向高收入国家，靠自主技术创新和超大规模市场

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站上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关口。这个关口非常重要，从世界经济史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国家由此继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有的国家则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比如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家，人均GDP常年徘徊在1万美元上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增长路径的选择尤为重要，它决定了中国经济最终能否走上高收入国家的上扬曲线。

由此更能理解回答“克鲁格曼”之问的意义。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提到：仅仅增加投入，而不提高使用这些投入的效率——投资于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靠投入驱动的增长注定是有限的。

中国经济经过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随着传统动力源泉的减弱，也开始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角逐之中。然而随着发展本身改变了发展的初始条件，未来与过去的增长路径选择将大为不同，这是政策制定者、市场主体、创业者都需要面对的新情况。

从供给侧来看，迈向高收入，需要从借用别人的灵感转向激发自己的灵感，从技术的模仿和引进更多转向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资源、劳动、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长远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发现，在1900～1984年美国每年人均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的，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现在这个体量，科技创新完全依赖国外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只有依靠激发自己的灵感，依靠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需要通过改革营造更加保护知识产权、更加公平、更加法治化、更加鼓励创新和试错的制度环境，使得各種奇思妙想都能找到试验场。从企业和创业者的角度而言，创新是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赢得竞争的关键。在过去快速增长的环境下，企业依靠模仿也能开拓市场、找到增量人群。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资源将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或者是技术创新，或者是管理创新，或者是盈利模式创新，或者是任何现在还无法预测的创新，唯有依靠创新才能获得超额利润，这将是未来的生存法则。

从供给侧来看，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本质量。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劳动力供给已经触及天花板。在数量不能增加的时候，还可以在存量的基础上来挖掘质量，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把“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2017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是1991年的6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未来，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在5G通信、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空间技术、能源技术等战略性领域应该继续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从个人角度而言，保持终身学习将是最重要的学习能力，要准备在新环境中时刻“重新发明自己”。

从需求侧来看，最大的利好是要用好由14亿人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14亿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烟火气，是这个星球上最具活力的所在。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成功地让14亿人都不同程度的富裕起来，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一市场。从宏观意义上来说，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为技术升级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任何创新都需要在前期投入巨大成本，而创新产品一旦在超大规模市场获得认可，就能通过巨大的销售收益弥补成本。正因此，依靠14亿人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既能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也能反过来促进供给侧的技术进步。

当前，中国不断强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形成依靠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的可持续增长路径。而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更清醒地认识到扩大内需、激发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的重要意义。这都说明，中国经济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有信心赢得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民日报社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