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世纪前半期，俄美公司以罗斯河流域为重点，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40余年的探险和征服运动。罗斯拓殖以狩猎、贸易和土地为目标，并依沙俄政策与地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在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俄美公司最终放弃这块“边缘之地”。罗斯殖民不仅是俄美公司商业扩张的自然延伸，同时作为引发北美西海岸国际秩序震荡的重要事件，展现出近代美洲太平洋殖民历史中商业扩张与政治角逐的辩证关系。而围绕“边缘之地”的经济开发与政治交涉，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加利福尼亚融入正在形成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俄美公司，加利福尼亚，毛皮，罗斯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6-0060-13

俄罗斯美洲公司（以下简称俄美公司）是近代俄国第一家贸易垄断公司，在19世纪沙俄的北太平洋扩张中占据重要地位。加利福尼亚曾作为西班牙美洲帝国的遥远边疆而流传于欧洲知识界。在彼得大帝与毛皮富商的美洲太平洋扩张蓝图中，加利福尼亚早已成为帝国扩张与毛皮贸易的天然边疆。伴随太平洋毛皮贸易的发展，加利福尼亚不仅作为美洲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资源补充，而且成为俄国“美洲太平洋帝国”的补给基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加利福尼亚开始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并深刻影响该体系的运转与发展。而罗斯移民区的拓殖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近代加利福尼亚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缩影。有关俄国在加利福尼亚殖民的历史与遗迹，一直深受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体现为加州罗斯博物馆的建设与各种纪念活动，①而且表现在不断涌现的各类学术成果方面。②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却鲜有提及。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将19世纪上半期俄国殖民加利福尼亚的活动，放入美洲太平洋历史发展与俄美公司殖民扩张的整体脉络之中，注重狩猎、贸易、殖民三个维度的内部联系，揭示俄美公司在美洲太平洋区域的殖民活动，及其与周边国家、地区互动的内在理路，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俄美公司拓殖加利福尼亚的缘起

近代俄国在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商业团体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扩张模式。这种哥萨克、毛皮猎人与毛皮商人征服在先，沙皇代理人和政府机构治理在后的模式，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进程中发挥出巨大的效力。①18世纪40年代，俄国商业势力已扩张至美洲太平洋区域。然而，面临俄商内部的争夺，英美商人的竞争，以及印第安人的反抗，沙俄政府迫切需要重组本国的商业和政治殖民力量。1799年，沙皇保罗授权组建俄美公司，公司凭特许状享有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以及东西伯利亚海岸的毛皮狩猎，对外贸易、移民拓殖、宗教传播等权利与义务。②这些活动基本构成两次鸦片战争以前沙俄在远东太平洋区域活动的主要内容。俄美公司有效提升了俄国的商业竞争力，每年从阿拉斯加的狩猎区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③

然而，伴随着美洲狩猎范围的扩大，粮食补给困境日趋严重，这成为制约俄美公司经营的主要瓶颈。正如加拿大历史地理学家詹姆斯·R.吉普森所说：“粮食补给的困境，已经成为俄国北太平洋毛皮贸易及其与英、美等国竞争的重要问题。”④同时，俄美公司与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冲突，更加剧了移民区的艰难处境，面对装备精良的特林吉特人，公司职员在堡垒附近的猎鹿或捕鱼活动，都要冒着极大的危险。⑤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俄美公司总监督官列扎诺夫组织了对加利福尼亚的商业探险。1806年2月25日，列扎诺夫搭乘“朱诺”号商船前往加利福尼亚。⑥一个月后，“朱诺”号到达圣弗朗西斯科港湾。随后，列扎诺夫与阿里拉加、阿盖洛、圣方济各修道士等加利福尼亚的政教上层人物，进行了频繁而密切的接触，在诸如俄国威胁论、开放双边贸易、惩治美商走私等议题上进行交流。期间，列扎诺夫明确宣布俄国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不抱任何政治野心，“因为维护这些殖民地的成本所带来的有限好处，远远不如彼此贸易而来的利益”，呼吁通过发展双边贸易的方式来维护殖民地的长治久安。⑦列扎诺夫正是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成功化解了加利福尼亚社会的“恐俄”情绪。列扎诺夫甚至坦言，“我们需要粮食，我们本可以从广州弄到，但加利福尼亚距我们较近，而且尚有销售不出去的余粮”。⑧这些论述基本符合加利福尼亚的实际情况。作为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边缘之地”，加利福尼亚不仅在地理上远离新西班牙殖民地的行政中心墨西哥城，而且由于严格的贸易禁令而长期处于商品的极度匮乏状态。⑨谈判伊始，加利福尼亚人近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俄国人的贸易请求。加利福尼亚行政长官阿里拉加直言，“你们仅仅需要贵国政府的坚持，因为同一位数年前反对贸易的政府官员，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与中立国贸易，对于在战争时期从美洲向欧洲转移比索的重要价值”。⑩

最终，列扎诺夫利用“朱诺”号运载的商品，换取到包括470普德猪油，100普德的盐和谷物在内的4500普德的货物。① 5月11日，“朱诺”号离开圣弗朗西斯科港口返航俄国美洲移民区。列扎诺夫的这次探险，不仅搜集到加利福尼亚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地方舆情，而且通过发散礼物、私人交往、政治友谊等外交手段，营造出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交好的政治氛围，对俄美公司在该地区的后续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加利福尼亚丰富的海獭资源吸引着俄美公司的视线。18世纪80年代，英国探险家库克对美洲太平洋的探险，及其有关海獭毛皮在东方市场巨大商业价值的描述，直接引发美洲西北海岸至中国广州的跨洋毛皮贸易的发展。伴随西北海岸毛皮资源的减少，美国商船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各港口之间，从地方官吏、修道士、印第安人手中換购毛皮，而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贸易禁令则成为这种商业冒险的最大障碍。1803年10月，美国商人约翰·奥凯恩与俄美公司长官巴拉诺夫达成协议，由美方提供海上运输和食物补给，俄方则负责具体狩猎，最后双方均分狩猎成果。这次合作为奥凯恩和巴拉诺夫各自带来1100张海獭皮毛的分红。另外，奥凯恩还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中换取到700张毛皮。这次美俄联合狩猎可谓十分成功。②据统计，1803—1813年间，美国商人与俄美公司共进行了至少9次加利福尼亚联合狩猎，双方分享的海獭皮数量高达1.5万张。③正是通过联合狩猎，俄国人逐渐了解了加利福尼亚的海獭资源、温暖气候与丰富物产。

事实上，加利福尼亚一直是俄国毛皮商人认识中“毛皮帝国”的天然边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拉诺夫的南下扩张计划正是舍利霍夫、列扎诺夫等公司前辈思想的延续。1808年3月，巴拉诺夫在给库什科夫的信件中写道：“我经常思考新阿尔比恩，现在我将向公司总管理处和财政大臣鲁缅采夫报告，请求他们慎重考虑这一问题，采取行动对其进行占领。”④同年秋，巴拉诺夫为探险队装备了两艘船只——“科迪亞克号”和“尼古拉号”，要求他们详细描述新阿尔比恩的海岸，寻找新的毛皮产地，并在途径地区广泛埋设象征俄国所有权的“铁牌”。还应尽可能避免与他国势力的冲突，并在新阿尔比恩寻找适合地点修建简易的堡垒。⑤10月，“科迪亚克号”和“尼古拉号”从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启程，“尼古拉号”在哥伦比亚河口附近触礁搁浅，⑥彼得罗夫船长指挥的“科迪亚克号”则顺利地考察了特立尼达岛、博迪加湾，以及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并收获了超过2000张海獭皮。尽管这次探险的结果喜忧参半，但俄美公司大致掌握了从阿拉斯加至加利福尼亚的航线，为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后续活动打下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美国政客和商人也十分重视北美西海岸所蕴藏的政治与商业价值。杰斐逊政府先后购买下路易斯安那，组织刘易斯-克拉克对美洲西部和太平洋沿岸的探险，并鼓励毛皮商人阿斯特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固定商栈。美国人愈演愈烈的太平洋扩张势头，无疑加快了俄美公司及巴拉诺夫创建加利福尼亚殖民地的进程。

1811年，库什科夫选择在北纬38°，西经123°的博迪加湾附近修建俄国移民区。移民区位于海拔110米的海岸小山之上。由于移民区周边海岸礁石密布，只能依靠罗斯河下游的小博迪加湾进行运输，①公司总管理处与移民区当局围绕移民区的选址问题产生较大分歧。总管理处认为新移民区选址境内并无天然良港，且位于悬崖之上，给移民区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带来极大不便。但包括公司经理季赫麦涅夫、海军军官戈洛夫宁在内的熟悉新移民区情况的人士则注意到，“所有这些不利条件，只是在俄国人迫不得已，只能在最初占领的那些地方移民时，才显露出来。如果按照巴兰诺夫（巴拉诺夫）和库斯科夫（库什科夫）的设想，本移民区仅仅是在占领整个加利福尼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就必须承认，这一选择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许多优越性”。②实际上，在巴拉诺夫等公司商人的最初构想中，罗斯移民区仅仅是作为夺取整个加利福尼亚的前哨。这一构想不仅反映出商业群体对领土扩张的热望，从某一角度，也体现出俄美公司经营中利润追逐与领土扩张之间联系的内在理路。

1812年8月30日，罗斯移民区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标志新移民区的正式建立。根据加利福尼亚长官阿盖洛委派侦察员的报告：他们（俄美公司员工）正在已经竣工的移民区围墙之内修建堡垒和住房，这些建筑同四周高高的围墙一样，都是用厚实坚固的红木建造，堡垒面积大约有150瓦拉，围墙的高度为3.5～4瓦拉，堡垒内部建有两座炮塔，其中一个面向海洋，另一个朝向田野。堡垒内的建筑都建造精良。③此后，罗斯移民区继续建设，到1814年已建成的有制革厂、磨坊、手工作坊、仓库、牲口棚、住房等，④至此移民区已经渐成规模。移民区被命名为“罗斯”，以显示其与俄罗斯帝国的紧密联系。至1828年，罗斯移民区一共生活有60名俄国人，80名科迪亚克人和大约80名印第安人。⑤

综上所述，临近圣弗朗西斯科海湾的罗斯移民区的修建，是俄美公司为开发和利用加利福尼亚的海獭资源和粮食补给的重要举措，也是俄国“北太平洋毛皮帝国”的关键支点。而伴随沙俄政府和俄美公司在美洲太平洋区域整体战略的变化，罗斯移民区的运营与地位亦将发生巨大的转变。

二、罗斯移民区经营活动的转变

按照巴拉诺夫和俄美公司的构想，罗斯移民区的经营活动主要围绕着狩猎、贸易和农业种植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毛皮狩猎在罗斯移民区的早期经营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早在组织南部探险的过程中，俄美公司即将海獭狩猎视为与地理观测同等重要的任务。如在1808年公司的南下探险中，探险船只“科迪亚克号”不仅成功地完成了探测任务，还在博迪加湾等地一共收获了2350张海獭毛皮，这样的行动和成绩极为有力地挽回了公司因为此次探险所造成的物质损失。⑥新移民区建立后，将其用作派遣狩猎队的基地，公司更是在此常备阿留申猎人，并初见成效，仅在罗斯移民区成立的当年即收获700张海獭毛皮。⑦事实上，移民区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作为法拉隆群岛上的公司狩猎据点的物资和人员补给基地，其实质是俄美公司毛皮贸易与美俄两国联合狩猎的自然发展。根据记录，每年至少有一名俄国人和四名阿留申猎人生活在法拉隆群岛上。由于这里密布着岩石，而且没有食物和淡水，因此所需一切补给都要由罗斯移民区供给。仅在1812年，法拉隆群岛上即有2600只毛皮海豹被猎杀。①除直接狩猎外，罗斯移民区还发展出俄国人与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传教士团、地方官员的毛皮交换活动。然而，19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加利福尼亚海獭数量和法拉隆群岛海豹数量的减少，移民区的狩猎活动走向终结，公司甚至将原本配置在移民区的阿留申猎人运回阿拉斯加狩猎区。

罗斯移民区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发展对加利福尼亚的贸易，其实质是解决俄国移民区存在的严重的粮食补给困境。②俄美公司成立伊始，尤其是列扎诺夫探险以后，即将加利福尼亚作为解决公司粮食补给问题的最佳方案。期间，列扎诺夫、巴拉诺夫、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多次请求加利福尼亚当局开放贸易，甚至不惜上奏沙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贸易问题。沙皇则顾及欧洲国际形势的变化，希望俄美公司用自己的方式推进这项贸易。③其实，加利福尼亚地方社会因难以从西班牙本土和墨西哥获得足够的商品，同样对列扎诺夫等人的贸易请求抱以认可态度。以加利福尼亚长官阿盖洛、圣弗朗西斯科长官阿里拉加为代表的地方官员纷纷上报墨西哥和西班牙当局，渴望从国家层面打开加利福尼亚的对外贸易局面。④然而，西班牙政府仍固守贸易统制政策，严禁开放加利福尼亚市场。尽管如此，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地方的“私下”交易，却一直在秘密进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俄美公司迫切需要一处临近加利福尼亚市场的贸易基地，以便于“私下”交易的展开。显然，加利福尼亚落后的手工制造业与本地区民众日常需要之间的矛盾，正是俄美公司打开“私下”贸易大门的关键。正如19世纪初曾到达圣弗朗西斯科的列扎诺夫所说，加利福尼亚人连车轮、玻璃、石磨这些日常生活必需品都不能制造。以至上到地方官员、传教士，下到普通民众、印第安人都急切渴望与俄国的贸易。⑤事实上，早在1812年罗斯移民区创建初期，库什克夫即向来访的西班牙官员，说明发展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贸易的优越性。而俄方的这种诉求很快获得回应，1813年再次造访罗斯的西班牙官员表示，行政长官阿里拉加肯定了俄方的贸易请求，但要求在尚未获得官方批准以前，俄方舰船不得进入港湾，只能依靠小型船只向岸边输送货物。西班牙人还携带大约20头牛和2匹马作为给移民区的礼物。库什克夫当然不会错过这一贸易机会，当即派遣商务代表思洛波契科夫运载货物前往圣弗朗西斯科。思洛波契科夫与西班牙官员交涉后，最终以1400比索的价格出售并从加利福尼亚获取等价的谷物。至此，罗斯移民区与加利福尼亚的“私下”贸易之门被开启。⑥俄美公司还在罗斯移民区专门发展起玻璃、烧砖、车轮、独木舟、石磨等手工业，这些商品被用来与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交换谷类、肉类、蔬菜等食物补给品，以满足罗斯移民区和俄国美洲移民区的需求。这种“私下”的贸易形式一直持续到1821年加利福尼亚外贸大门的开放。另外，这种“私下”交易经常因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地方关系的变化而时断时续。如在亲俄领导人阿里拉加时期，这种贸易尚能维持，但在随后接任的阿盖洛、索拉等人执政之下，贸易之门再次封闭，甚至出现扣押俄美公司人员与货物，虐待公司俘虏致死的事件。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虽然存有大量牲畜和谷物，但当地的商品需求却十分稀少，仅仅限于部分传教士对铁质工具等的需求，导致贸易规模一直很小，仅仅维持在每年2500比索。⑦显然，仅凭罗斯移民区的贸易数额难以满足俄国美洲移民区的物资需求。因此，公司从未放弃寻求开放加利福尼亚貿易的努力，甚至不惜以撤销罗斯移民区为条件，换取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贸易特许权。正如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在1820年1月29日写给鲁缅采夫的信中所一再强调的，“鉴于当前的事态与俄美公司和平、温和的处事风格，我们非常愿意撤销这块令西班牙人带来恐惧的移民区，并永不在新阿尔比恩海岸的其他地区建立殖民地”，只要西班牙人以“在新加利福尼亚的永久贸易作为公司这些移民区的补偿”。①俄美公司的这项动议无疑反映出加利福尼亚贸易的重要价值，但也显示出罗斯殖民地作为公司发展加利福尼亚贸易的特殊定位。

伴随1821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以及全面开放加利福尼亚贸易政策的执行，罗斯移民区的经营遭受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伴随加利福尼亚贸易的开放和英美商船的大量涌入，俄美公司逐渐失去了近水楼台的贸易优势。面临英美商人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依靠西班牙比索等硬通货换购粮食，进而增加了物资补给的成本。另一方面，在阿拉斯加至加利福尼亚大规模贸易发展的背景下，罗斯移民区这种“小打小闹”般的走私贸易显然已经过时，导致移民区在贸易方面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其作为俄国船只中途补给或货物存放的中转站的价值仍然存在。值得思考的是，罗斯移民区在俄美公司与美国商人之间贸易中的特殊贡献。如前文所述，美国商人可谓是俄美公司在北部阿拉斯加海域狩猎贸易的天敌，不仅利用商品货物优势掠夺那里的毛皮资源，而且通过散布谣言、出售枪炮而鼓动原住民特林吉特人对公司移民区进行攻击。然而，在移民区面临粮食和商品补给困境之时，俄国美洲移民区只能依靠从美国商船上获取物资来进行补给。事实上，早在舍利霍夫时代，俄国商人就开始尝试从美国商船购买粮食或其他必需品。之后，巴拉诺夫继续维持这种“违法”的贸易关系。19世纪初，列扎诺夫访问移民区期间，即注意到这种有些自相矛盾的情况：美国商船既是俄国人极力排斥的对象，又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事物。而不甚了解美洲移民区状况的公司总管理处，则仅仅将美国商人视为公司商业利益的破坏者，而严令移民区当局加以禁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罗斯移民区周边，以及法拉隆群岛的海獭、海豹资源则成为移民区换取外国货物的重要支付手段。如1823年，英国麦卡洛克-哈特内尔公司的威廉·哈特内特即在博迪加湾获得3276张海豹毛皮。而美国商船“指导者号”，“华盛顿号”和“阿拉伯号”都曾在1823年和1824年来到罗斯移民区收购海豹毛皮。②

农业生产是罗斯移民区的另一项重要活动。③粮食补给难题伴随18世纪80年代俄国第一批海外固定移民区的修建而产生。阿留申群岛密布的火山岩与阿拉斯加海岸寒冷的气候、瘠薄的土地，使得早期俄国人自行开垦土地种植粮食的计划难以实现。粮食补给问题成为关系俄国人在美洲太平洋立足与发展问题的关键环节。加拿大学者詹姆斯·R. 吉普森从俄美公司解决粮食补给问题的几种途径入手，认为俄国人在美洲太平洋区域建立移民区、开发自然资源、开拓周边贸易等活动，都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④其中，农业种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正因为“俄美公司在美洲西北海岸虽然拥有广阔的岛屿与陆地，但这些地区却在寒冷的气候、瘠薄的土地等状态下难以发展农业种植”，“从鄂霍次克向美洲移民区运输补给品同样十分困难，经常性的造成移民区的饥馑和人员损失”，⑤俄美公司才最终决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建立新的农业殖民地。1812年，罗斯移民区成立不久，圣弗朗西斯科附近的西班牙人即向其赠送牛、马和其他果树、蔬菜种子，①成为罗斯移民区农牧业发展之始。罗斯移民区的农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移民区建立之初，首任长官库什科夫将狩猎作为首要活动，担心发展农牧业势必会影响公司的狩猎事业。因此，库什科夫执政期间（1812—1821年），从加利福尼亚海岸和法拉隆群岛获得大量毛皮，成为移民区获取经费和补给的主要来源。库什科夫个人虽热爱园艺，并在移民区开辟出自己的种植园，内部种植各类果树和蔬菜，但这些成果多被用作过往公司船只或加利福尼亚友人的礼物。总的来看，罗斯移民区早期的农业种植成果并不明显，以表1中1813—1817年数据为例。②

从表1可以发现，在罗斯移民区的早期农业种植中，农作物种子与收获的比例一般维持在1：4左右，远低于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地区。这其中的缘由，一是罗斯移民区临近海岸，农作物受到海洋湿气、土地瘠薄等问题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库什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殖民者的注意力与相关投入的不足。伴随后任人员对农业种植的逐渐重视，尤其是附近区域海獭资源的枯竭与加利福尼亚贸易的全面开放，罗斯移民区的农业经营状况日渐好转。同时期，海军军官逐渐取代唯利是图的商人阶层，而成为俄国美洲移民区和罗斯移民区的长官。从1821年就任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施密特开始（Karl Ivanovich Schmidt，1821—1824年），移民区逐渐将农业种植作为重要事务来处理，移民区农业种植面积日益扩大，先后新建了几个新的农场，家畜饲养也同样获得发展。据统计，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每年大约有1800磅的羊毛被运往阿拉斯加，在19世纪40年代的最后时段，移民区一共有1700头牛，940匹马，900只羊。③

综上所述，19世纪前半期罗斯移民区的经营活动历经毛皮狩猎—粮食贸易—农牧拓殖的阶段性转变，这种变化趋势不仅显现出沙俄政府与俄美公司的美洲整体战略的嬗变，而且展现出美洲太平洋区域国际关系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罗斯移民区既可说是俄美公司觊觎加利福尼亚的毛皮资源、粮食物产、肥沃土地的直接表现，又是18世纪80年代努特卡海角危机以来，欧美列强不断挑战与蚕食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关键环节。而面临罗斯这把直接插入帝国要害的利刃，西班牙政府的强烈抗议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围绕罗斯移民区合法性问题的国际交涉

苏联学者奥孔在谈及罗斯移民区的研究价值时指出：“这是一个为俄国在美洲大陆进行进一步的全面扩张奠定基础的问题。”④俄美公司在北加利福尼亚修建罗斯移民区的事件，是18世纪40年代俄国商人掀起的海獭搜寻活动的自然延续。⑤同时，罗斯移民区的合法性问题则成为国际交涉的重要议题，并对美洲太平洋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加拿大学者詹姆斯·R.吉普森在谈及罗斯移民区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时强调，正是俄国人的防御措施、西班牙人的软弱、库什科夫在外交中的坚决，使罗斯移民区度过了建立后最危险的阶段。⑥奥孔甚至直言，“西班牙当局的软弱无力”是罗斯移民区存在的主要原因。⑦根据这些观点，在1588年以来帝国不断衰弱的状态之下，西班牙对加利福尼亚这块边缘之地更是顾及不暇。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罗斯事件出现后，西班牙王室长期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然而，通过梳理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当局的档案文献可以发现，加利福尼亚地方当局和西班牙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罗斯移民区的状况，并曾多次呼吁俄国人拆除该移民区。反观19世纪20年代俄美公司主动申请放弃罗斯移民区的举动，显然，罗斯移民区问题对于俄、西双方而言，具有超越领土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围绕罗斯合法性问题的国际交涉，以揭示相关事件背后的隐秘逻辑。

1812年罗斯移民区建立后，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地方层面的交涉随之展开。俄美公司美洲事务官巴拉诺夫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推动者。沙皇政府虽然批准了俄美公司有关殖民新阿尔比恩的计划，但受制于国际形势而希望公司自行处理殖民事务。①沙皇政府的这一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昭示出加利福尼亚拓殖计划的复杂国际背景。事实上，早在库什科夫对新阿尔比恩和加利福尼亚北部进行探险和筹备移民阶段，西班牙人就已经获得关于俄国人相关活动的情报。1811年10月25日，根据印第安人关于博迪加湾停泊有一艘船只的报告，西班牙人中尉唐·加布里埃尔·莫拉加带领4个士兵前往博迪加湾实地调查，发现一艘小型船只由库什科夫指挥，运载大约80个俄国船员和相关装备。通过交谈，西班牙人了解到俄国人正准备在博迪加湾建立移民区。这应该是西班牙人对俄美公司修建罗斯移民区的最早讯息。②西班牙人自此开始关注俄国人在博迪加湾附近的活动。1812年12月5日，西班牙人从俄美公司逃亡工人的口中再次获知，库什科夫正在博迪加湾附近修建堡垒的情况，但是对于俄国人行动的目的仍然不得而知。③事后，西班牙人还曾向过往的美国船只“水星号”的船长乔治·W. 埃尔斯打听有关俄美公司，以及罗斯移民区建立目的等方面的消息。④1812年10月中旬，一名西班牙军官和7名士兵从圣弗朗西斯科来到罗斯移民区，由此打开西班牙人与俄国人围绕罗斯问题的谈判。西班牙人先是要求进入移民区观察，接着询问俄国人到达此处的目的。库什科夫直言拓殖新移民区的目的在于获取殖民地的食物补给，强调发展加利福尼亚与俄国殖民地之间贸易的有利条件。西班牙人则表示愿意就俄国移民区与加利福尼亚的贸易问题做出努力。1813年，西班牙官员再次到达罗斯，表明加利福尼亚长官唐·阿里拉加同意与俄国人展开贸易，但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下达以前，俄国船只不能驶入加利福尼亚港口，而只能利用小型船只运送货物，同时，西班牙人还向移民区送来20只牛和3匹马作为礼物。⑤1814年4月22日，库什科夫致信阿里拉加，在信中，库什科夫以自己不懂西班牙语，且身边没有西文翻译为由，表示难以完全掌握西班牙官员所要表达的意思，但立即派遣斯洛博科夫携带货物前往圣弗朗西斯科进行贸易，并请求西班牙当局能够返还被俘的俄美公司猎人。⑥期间，库什科夫再次收到西班牙官方的信件，就俄方就为何在博迪加湾定居，以及移民区开拓的指令等方面提出质疑，而库什科夫则一方面寻求巴拉诺夫的指示，同时以不懂西班牙文难以理解信件内容为由延迟回复。⑦应该说，19世纪初期的加利福尼亚长官阿里拉加对待俄国人的亲和态度，对罗斯移民区早期贸易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06年列扎诺夫到访期间，关于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贸易合作前景的美好展望，以及与阿里拉加等加利福尼亚上层友好关系的确立，最终赢得阿里拉加对俄国人贸易请求的支持。从1812年罗斯移民区建立至1813年阿里拉加调任，罗斯移民區与加利福尼亚的贸易基本维持稳定的状态。①

此后，加利福尼亚当局的态度虽几经变化，但仍然与俄国人维持一种和平的交往。约瑟·阿盖洛在接替阿里拉加的职位后，依照墨西哥总督的指令，要求库什科夫摧毁罗斯移民区，并就俄美公司直接与加利福尼亚居民进行交涉而产生质疑。1815年继任的韦森特·索拉上台伊始，即严厉执行墨西哥总督关于驱逐加利福尼亚的俄国人的命令。同时期，加利福尼亚的英美商人广泛散布俄国人企图“占领圣弗朗西斯科”，“库什科夫早已多次前往该据点以找寻方便进攻的地点”等谣言，②无疑助长了加利福尼亚的反俄情绪。阿盖洛就曾向俄美公司下达通牒，不但禁止俄美公司的贸易和狩猎，而且要求抓捕那些尚未离开的公司职员，甚至对其进行虐待。

然而，加利福尼亚的现实状况迫使索拉政府最终放弃对俄国人的贸易禁令。由于加利福尼亚地处墨西哥西北部的边缘地带，地理的偏远，交通的不便，以及缺乏金银矿藏的事实，都促使西班牙政府较少关注这一地区，致使那里的军队和居民经常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之中，最终迫使索拉放宽对贸易的管制。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值得深思的事件。1817年，正在进行环球航行的俄国海军军官科策布到达加利福尼亚。科策布在获取补给时与西班牙当局签订协议，承认西班牙在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北部边界为胡安·德·富卡海峡，并就库什科夫在未能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外国的领土建立殖民地进行追责，同时拒绝搭载俄美公司的被俘职员返航。科策布事件可能源于其不了解俄美公司与沙俄政府之间的交涉，但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俄美公司与俄国海军在殖民地经营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即较之因商业利益而敢于开拓冒险的商人阶层，兼具专业技能、人文学识与政治野心的海军军官更为注重帝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与国家关系的稳定。

直到1817年，西班牙官方才正式向俄国政府提出罗斯问题。西班牙驻圣彼得堡大使伯姆德正式传达了西班牙政府的抗议，宣布既然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移民区纯属个人所为，而非俄国政府授权，那么一旦这些俄国人展示出俄国国旗，将立即被武力驱逐。③

库什科夫面对西班牙人的指责，则一再表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如果西班牙人武力进攻，俄国人将自卫反击，一切交涉问题都要由俄美公司上层机关处理。④同时，俄美公司则试图否定殖民地的存在，强调罗斯移民区并非“一座堡垒，仅仅是防御印第安人的一座栅栏”。⑤但这种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公司转而宣称自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罗斯土地的所有权，并且否认西班牙对该区域的政治权利，强调俄国对罗斯的占领完全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⑥戈洛夫宁也认为按照国际社会有关发现权和重新发现权的定义，发现而非实际占领将不能获得对某一地区的所有权。

根据拉比鲁兹和温哥华的航行日记，圣弗朗西斯科海湾的南岸才是西班牙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北部边界。同时，戈洛夫宁还援引英国与西班牙在美洲西北海岸努特卡争端中所提出的“实际占领”“领土重新发现”等权利，以及得到西班牙政府同意的案例，论述俄国对罗斯移民区所有权的合理性。①事实上，早在1811年，库什科夫即通过赠送礼物的方式，象征性地从博迪加湾附近的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罗斯土地的所有权。②1817年，加格麦斯特拟定了一个文件，印第安酋长丘古安、阿马特京、格姆列列等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他们承认，“对俄国人占领此地极为满意，如今他们安居乐业，无须担心其他印第安人的进犯，以前后者常常袭击他们，移民区的建立才给他们带来了安定”。这个文件再次无意中证明这块土地过去属于上述印第安人，他们自愿将其让给俄国人。文件写道：“海军大尉加格麦斯特代表俄美公司向他们致以谢忱，感谢他们将土地让给公司去修筑堡垒，并把属于丘古安地方上的建筑物和各种机构让给公司。”③然而，这份文件的合法性却广受质疑。正如俄国驻美国公使波列季卡所说，俄美公司对罗斯领地的独占权“远非没有疑问”，“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看到，这个移民区是楔入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领地和相邻地区的。西班牙的一块相当早的殖民地就在罗斯以南三十英里处。新加利福尼亚的首府蒙特雷城距罗斯仅一个纬度”。④

正如波列季卡所言，在近代殖民扩张方兴未艾，国际法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俄美公司仅仅凭借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权利”，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有效性。那么西班牙人为何没有在罗斯移民区立足未稳之时通过武力将其消灭？

18世纪末19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不但为人类社会传播了近代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对欧洲国际政治体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冲击。西班牙国内政权即遭到推翻，受其牵连，西属美洲殖民帝国的统治也日趋松动。拿破仑失败后，西班牙王室复辟，但仍面临严重的国内外危机，而迫切需要“欧洲宪兵”——沙皇俄国的支持。两国于1812年签订友好条约。早在罗斯移民区选址之初，加利福尼亚当局已将这一情况报给西班牙政府，但西班牙政府限于对沙俄的依赖而没有立即反抗。西班牙没有采取极端措施摧毁俄国移民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西班牙一直认为美国而非俄国，才是西班牙美洲帝国的真正敌人。如1813年约瑟·曼纽尔·鲁兹写给阿里拉加的信中即表达了此种担忧：“我并不非常不信任俄国人，但是十分不信任美国人，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们。”⑤无论如何，俄国与西班牙围绕罗斯移民区合法性的谈判陷入停滞。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伴随邻近区域海獭资源的枯竭，罗斯移民区日益转变为俄美公司获取加利福尼亚粮食的前哨。1820年，俄美公司甚至上奏沙俄政府，愿意撤销罗斯移民区，以换取西班牙人同意开放加利福尼亚贸易的补偿。1821年3月8日，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在写给俄国财政大臣德米特里的信中指出，罗斯移民区缺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难以承担供给鄂霍次克和堪察加半岛粮食的任务。同时，西班牙人阻止了加利福尼亚和菲律宾的贸易，使得这一任务难以完成。公司希望政府出面获取与新西班牙贸易的权利，则美洲移民区、鄂霍次克和堪察加半岛的粮食问题都将得到解决。⑥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革命使俄美公司获得了一次将罗斯移民区合法化的天赐良机。西班牙王朝复辟之后，俄美公司的部分管理者已不再满足于罗斯移民区的合法化，而希望占据整个加利福尼亚地区。如俄国著名航海家克鲁申施特恩曾在其呈送给外交部的条陈中断言，“鉴于目前形势”，西班牙不仅能将罗斯领地，而且能将旧金山港让给俄国，“将罗斯港归属俄美公司不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或异议。但是，还有另一个地方，占领该地将对俄国大有裨益，這就是旧金山港，此港至今仍然无可争议地属于西班牙。迄今为止情况尚无变化，因此西班牙政府有权将此港让给俄国”。①克鲁申施特恩的建议立即遭到部分官员的反对。如同为海军将领的戈洛夫宁认为，“西班牙国王让出领地，可以肯定共和派是不会承认的。即使我们得到这块领地，但是要投资来改善罗斯的状况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共和派得知此事后，一定会存心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与我们断绝一切来往，并会要求我们撤除我们的机构，甚至可能诉诸武力”。②其实，连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也明白，斐迪南将加利福尼亚的殖民地转让给俄国，就如同把一块不属于他的土地让给任何别人一样。1824年10月，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坦言：“陛下认为目前重新与西班牙政府讨论此问题徒劳无益，因为在其美洲领地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无力顾及此事。”③同时期，英美等国商人为了商业利益，而广泛散布俄国吞并加利福尼亚的谣言，竭力煽动俄国与西班牙两国的矛盾。④英美商人的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美洲太平洋区域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说，国际竞争刺激了帝国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又反作用于国际关系。墨西哥独立后，加利福尼亚于1821年全面开放贸易。英美商船的蜂拥而至，不但冲击了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的传统贸易，而且大大降低了罗斯移民区的贸易价值。⑤另外，墨西哥的独立还使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更为边缘化。西班牙海军的撤离，以及马尼拉航线的废除，使加利福尼亚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边缘之地”。1822年，墨西哥皇帝伊图尔比德派遣唐·阿古斯丁·费尔南德斯·德·文森特前往罗斯移民区，宣布这片土地为墨西哥所有，俄国人必须在6个月内撤离罗斯。⑥此时的国际环境对俄国的加利福尼亚殖民计划已经极为不利，伴随“1819年美-西纵贯大陆条约”的签订，美国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入加利福尼亚，大量购买土地，建造农场。而墨西哥政府也希望利用美国人的势力限制罗斯移民区，于是自1822年开始，先后在俄国人定居点附近修建了诸如“索拉诺”“索诺马”等大牧场。

同时期，俄美公司继续致力于解决罗斯移民区的合法性问题。其中以扎瓦利申的“复兴会”计划与瓦良格的墨西哥割让计划最为重要。扎瓦利申构想出一套鼓动加利福尼亚独立，而后并入俄国的庞大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扎瓦利申在获得圣方济各教士阿利季米拉等人的拥护下，筹备“复兴社”以复辟西班牙统治的名义，策动加利福尼亚的独立运动，并在宣布脱离墨西哥后并入到俄国。⑦然而，沙皇并不支持扎瓦利申的这一计划，诏令其立即回国，“复兴会”的构想也随之搁浅。苏联史学家奥孔在分析促使沙皇否定扎瓦利申上述计划的原因时指出，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如果西班牙派（当时的加利福尼亚主要存在两种政治力量，墨西哥派，主要由原本驻扎在加利福尼亚的军人组成，他们掌握了加利福尼亚十分薄弱的军事力量;西班牙派，主要由圣方济各传教士和印第安人信徒组成，他们控制了加利福尼亚最重要的经济组织——传教士团和农场，笔者注）执行俄国的方针，那么不仅需要同墨西哥派斗争，而且还需同英美两国对抗。当然，不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这一地区巩固自己的势力，因为谁占有该地区谁就能拥有整个太平洋北部地区的领有权”。⑧不可否认，扎瓦利申的十二月党人身份固然降低了沙皇对其的信任，但19世纪2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势力的涌入，显然是沙皇放弃该计划的最主要原因。而伴随1824年俄美协议与1825年俄英协议中关于俄属美洲以北纬54°40′为边界的规定，地处北纬38°的罗斯移民区逐渐成为一块“身份不明”的飞地，逐渐被人们遗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移民区于1841年被出售为止。19世纪30年代，俄国美洲移民区长官瓦良格再次提出：趁墨西哥新革命之际，公开承认和支持墨西哥新政权，以换取加利福尼亚的酬劳。显然，较之扎瓦利申的加利福尼亚独立计划，瓦良格更为关注加利福尼亚的稳定与墨西哥政府的合法转让，其实质正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势力日益扩大的影响。然而，沙俄政府的美洲收缩战略与美洲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形势，最终迫使沙皇彻底放弃俄美公司解决罗斯问题的计划。

四、余论

19世纪，俄美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罗斯河流域的拓殖是近代帝俄在美洲太平洋区域扩张的高潮，也是私人商业与国家权力扩张模式的集中体现。罗斯移民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价值。一方面，以罗斯为中转基地，俄美公司的捕猎船只频繁活跃于博迪加湾、圣弗朗西斯科海岸和法拉隆群岛，捕获了大量的海獭和海豹毛皮，创造出巨额的商业利润。同时，移民区还充当起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私下”贸易的前沿阵地。而“私下”貿易的发展则进一步影响到俄西两国和俄墨两国之间的谈判，“友好邻居”的称号似乎更能说明加利福尼亚人对罗斯和俄国人的真切感受。在历经独立垦殖、环球运输、开拓远东-夏威夷市场相继失利的背景下，加利福尼亚日益成为俄美公司最重要的获取粮食物资渠道。从这个意义上，罗斯移民区在俄美公司的全局网络中，承担起连接加利福尼亚毛皮资源与粮食市场的关键角色。另外，罗斯移民区还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作用，无论是英美抑或西班牙都能够感受到“北极熊”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有力地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地位。①

此外，罗斯移民区还是窥探俄美公司与沙俄政府，以及美洲太平洋区域国际关系的重要参照物。18世纪40年代白令-奇里科夫探险开启的北太平洋毛皮贸易热潮，与沙俄政府的大规模对外扩张相契合，反映出私人商业与国家权力合作模式的巨大效力。俄美公司逐渐成为沙俄在远东和北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工具，恰克图、广州、千岛群岛、库页岛、北海道、长崎、阿拉斯加、哥伦比亚河流域、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群岛都先后成为俄国人努力获取的目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俄国取得了在北太平洋区域的优势地位。②然而，伴随北部海域毛皮资源的枯竭与国际竞争的激化，俄美公司越来越将南部水域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舞台，并与早已盘踞在此的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势力发生直接对抗，美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一度陷入危机之中。面临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传统的商业利益与政治扩张相结合的模式越发失灵，沙俄政府逐渐抛弃商业团体。诚如苏联学者奥孔所说：“太平洋问题也同近东问题一样，是属于从属地位的问题。但从属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这一问题从属于反对革命的斗争任务，另一方面……从属于争夺近东的斗争任务。”③从19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形势与俄国外交政策出发，我们似乎能够探寻出俄国政府处理罗斯移民区问题的矛盾立场：一方面，支持俄美公司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则受制于国际形势而不愿直接出面干涉。更为甚者，在帝国政策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沙俄政府不惜以俄美公司的商业利益为代价。如1824年扎瓦利申利用“复兴会”获取加利福尼亚的计划，④19世纪30年代瓦良格与墨西哥政府的谈判，⑤这些极有可能最终解决罗斯移民区合法性的有利时机，无不因为可能触及沙俄整体的外交战略而被迫搁浅。这其中体现出的商业利益与帝国战略间的裂痕，演变成近代沙俄在美洲太平洋地区殖民扩张走向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预示了19世纪20年代俄美公司由商业公司向殖民地机构过渡的历史命运。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出发，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的发展对加利福尼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逐渐将这块“边缘之地”融入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经济方面，伴随西北海岸毛皮资源的枯竭，加利福尼亚开始成为重要的毛皮补充基地，逐渐与美俄等国商人，乃至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建立起经济联系。同时，俄美公司与加利福尼亚双边贸易的发展，尤其是1821年以后贸易的全面开放，加利福尼亚日益融入正在形成的太平洋经济体系之中。政治方面，外国商船的走私狩猎、俄美公司的殖民入侵、领土问题的国际交涉，都将这块被人遗忘的“边缘之地”重新拉回国际视野。社会方面，极端的物资匮乏与持续的“私下”贸易不断冲击加利福尼亚人的思想意识，使其以更为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而这种思想上的离心力，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出加利福尼亚所有权更迭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19世纪前半期，俄美公司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一系列殖民扩张活动，广泛涉及毛皮狩猎、物资贸易与移民拓殖。罗斯移民区的兴衰正是俄美公司拓殖加利福尼亚跌宕起伏历程的重要体现。期间，罗斯移民区的经营活动历经狩猎—贸易—农牧的阶段性转变，其实质是俄美公司整体战略与美洲太平洋国际关系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同时，罗斯移民区的存在对西班牙美洲西海岸的所有权构成巨大的挑战，由此引发围绕移民区合法性问题的国际交涉，包括加利福尼亚地方当局，西班牙、墨西哥政府，俄美公司，俄国政府，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出发，罗斯拓殖与俄美公司在其他地区的扩张相连贯，共同构成沙俄政府与俄美公司在北太平洋扩张的全局网络，不但对帝俄战略与公司运营的历史命运，而且对加利福尼亚地区，乃至整个美洲太平洋区域的国际格局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罗斯移民区对西班牙美洲帝国构成直接的挑战，而俄西两国围绕罗斯问题的谈判僵局，不仅体现出西班牙帝国的日薄西山，而且反映了俄国美洲移民区与加利福尼亚等殖民地层面因素的影响力。沙俄政府和俄美公司最终放弃了罗斯这块“边缘之地”。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出发，罗斯拓殖是俄美公司商业扩张的自然延伸，也是近代欧美国家持续冲击西班牙美洲帝国的重要事件，展示出商业扩张与政治角逐在近代美洲太平洋殖民历史中的辩证关系。

【作者简介】梁立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洲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