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整个西方传统伦理学注重“个体德性”的探讨和研究，与此不同，马克思改变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视角，不是纯粹研究个体的德性，而是注重社会伦理的研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重塑人的社会伦理的维度，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货币资本”对人的奴役之谜;通过对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批判揭示“生产资本”对人的剥削之谜;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批判揭示“权力资本”对人的统治之谜。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建构其“社会伦理诉求”的路径，即实现人的社会经济资源“平等共享”，实现人的社会政治权利和地位“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没有压迫和没有剥削的正义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伦理思想;建构路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伦理向度研究”（14BZX113）;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基金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吉林伦理生态文化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068-05

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变革的意义，学界在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探讨得比较多，实际上在伦理学领域，这一变革的意义也同样重大，体现为变革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视阈和方法。纵观整个西方伦理学史可知，西方传统伦理学更注重“个体德性”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已经对“个体德性”作了体系化的探索，并奠定了整个西方伦理学“个体德性”研究的基调。与此不同，马克思伦理学不是纯粹研究个体的德性，而是注重社会伦理的研究，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伦理研究。此研究是以批判的否定的方式完成的，确切地说，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过程中呈现其社会伦理价值尺度的。此价值尺度具有双层的含义，一是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在批判过程中他力图建构一个合乎人性需要的新社会伦理思想，此即马克思的社会伦理的价值诉求。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批判的维度

马克思是立足社会现实来揭示人的生活状态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表现形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分析，发现了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秩序中的“商品之謎”。进而他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内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物的掩盖下的社会关系及其这一关系在社会制度上的规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经济根源，即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私有制，从中找到了人的异化和物化生活之谜的答案。

（一）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货币资本”对人的奴役之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了什么是商品拜物教。“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① 他从分析“商品”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来揭示“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商品的使用价值只能在消费或使用中得到实现，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通过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它是商品价值量的直接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②。所以，商品的价值量抽掉了商品“质”的区别，只保留“量”上的差别。资本家通过商品价值量的增加来实现其资本的增殖，并以商品这一特殊的存在方式掩盖资本增殖的事实，造成一种假象：商品通过流通领域就能实现它的价值增殖，这给商品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马克思分析出商品的秘密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的价值，其最终目的在于揭示“商品拜物教”在实质上就是对资本无限增殖魔力的崇拜。

价值的实现不仅采取商品这一特殊形式，还采取货币这种一般形式，“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③ 当价值固定在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时，货币就不再仅仅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中介，而转化为货币资本，价值就获得它的完全的形式，商品之谜就包含在这种完全的形式之中。“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④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现实，分析和揭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魔力以及它对人的奴役之谜。货币资本家在市场上用货币购买两种商品：物的商品和具有一定智力和体力的劳动力商品，物的商品作为一种固定资本，它自身不能带来任何剩余价值，只有劳动力这一“活资本”在生产中能够创造出商品的价值以及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家能够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前提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他一无所有，“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⑤，资本家通过货币资本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从而带来无止境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现实人的社会关系就演变成一种以货币资本作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奴隶关系：“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⑥

（二）通过对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批判揭示“生产资本”对人的剥削之谜

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过程的实质，马克思分析了商品流通的实质，并区分了简单的商品流通（W—G—W）和货币的商品流通（G—W—G）的不同。首先，两者起点和目的不同。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起点是商品，一定数量的商品在市场上通过交换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一定数量的货币又会通过等价交换换取另一种一定数量的商品，其目的是“为买而卖”，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这种“为买而卖”的整个过程中，货币只是充当一种商品买卖的中介，当这个流通过程结束时，货币也就完成了它作为等价物的社会职能。在货币的商品流通过程中，起点是货币，货币占有者利用手中的货币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进入生产环节，然后他通过出售生产出来的新商品实现货币价值的增殖，再把增殖后的货币投入生产新商品，通过出卖新商品又实现了货币增殖，如此往复形成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其目的是“为卖而买”，实现货币增殖。在这种“为卖而买”的货币的商品流通中，“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⑦。前一个G和后一个G是不等同的，后一个G在数量上大于前一个G，即G'，因此，这一流通公式就应该是G—W—G'。其次，两者占有者动机不同。商品占有者是为了使用价值，其动机是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货币占有者是为了价值，其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资本，财富成为他唯一动机。再次，两者运动过程和归宿不同。简单的商品流通是有限的，而货币的商品流通则是无止境的。“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⑧ 最后，两者的“中介”不同，简单商品流通的中介是“货币”，它充当着等价物，而货币商品流通的中介是“商品”，它也充当着等价物，遵循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但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后一个货币价值比前一个货币价值增多了呢？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形而上学”这一价值主体，“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它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⑨。资本获得它独立的价值形式，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商品和货币这两种价值形式，“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⑩。作为实体形式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资本”，资本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主体支配着现实世界人的生活，抑或说，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这种支配不仅表现为商业资本对人的支配，而且也表现为产业资本对人的支配，“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

无论是商业资本还是生产资本都遵循着资本总公式（G—W—G'）的规律，而G'减去G所得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就实现途径来说，剩余价值确实在流通中得到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剩余价值就产生在流通领域，“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显然，在流通领域中很难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因为一切商品交换都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且在流通领域中商品价值总量也不会增加或减少。“A手中有价值40磅的葡萄酒，B手中有价值50磅的谷物，总价值量是90磅。在交换以后，总价值还是90磅。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A和B之间的分配改变了。一方的剩余价值，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减少。”

剩余价值既然不在流通领域中产生，那么它产生在何处？为此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的意图以揭示资本总公式内在隐藏的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资本家不仅要实现预付资本，而且要实现多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资本马克思称为是C=c+v，c是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即劳动者（工人）。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合预付资本创造出新的商品，这一商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即是C'=c+v+m，其中m（m=G'-C）是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有剩余价值（m）被生产出来，资本家才有可能进行这种生产，不带来任何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是不会进行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隐藏着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为了揭露此秘密，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增加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虽然资本家引进了大量科学技术以投入生产，但并没有改变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一事实。“不变资本即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资本的可变部分即预付劳动力的部分则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变动只改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量的关系，或者说，只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而不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的量？资本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二是通过改良劳动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用一个线段来表示的话，a—b—c，如果ac是固定的劳动时间，ab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bc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话，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缩短ab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相对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bc，即a—b'—b—c。结果，必要劳动时间就变为ab'，剩余劳动时间变为b'c，这样就相对地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剥削方式更隐蔽了。由此可知，为了资本增殖，资本家不断变换着剥削方式，从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一切都是围绕“资本”增殖这一轴心不断地运作，现实的人进行无止境的资本生产，使其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境地。所以，在资本统治的时代，人的生活陷入疲惫和无奈境地，而要改变这一现实马克思认为只能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物统治下人的相对独立的时代，进入以“人的生活”为“轴心”的时代。

（三）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批判以揭示“权力资本”对人的统治之谜

资产者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资产者一旦取得社会统治权时，他就会建构符合自身需要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维护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资产者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这种政治统治甚至掩盖在哲学思想之中，如马克思对谢林哲学的批判就是对当时德国政治的批判，因为“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为揭示这种政治权力对人的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掩盖下的资本家利益的本质：“租佃者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地主的利益并不相同，而是正好相对立;谷物法对他们比对任何人都更不利。……谷物法废除以后，更会是这样，那时，租佃者将完全不依附于地主，这是由于谷物法废除之后，租佃契约必然要按全新的条件来签订。贵族以为他们推行谷物法是用了个了不起的妙计，但是他们由此得到的钱远远抵不上这些法律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谷物法的废除是为了满足英国资本增殖的需要，更是为了维护英国资产者的利益和其统治地位的需要。资产者的普选权改革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把资产阶级统治看做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做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资产者从普选权中汲取了无限的权力，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点是资产者实现其政治统治的最有利的手段。政治权力运作的轴心是实现“资本统治”，这种政治权力还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其他弱势国家进行倾销，尤其是当时比较强势的英国“资本”在整个世界中的扩张，“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多。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場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多，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 这种以掠夺和压迫的方式进行“资本”输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而且是为了把其国内的压迫和剥削的矛盾转嫁到国外。

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伦理”建构的路径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经济和政治批判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对无产者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符合人性需要的社会伦理关系，此社会伦理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资源的平等共享、政治权利和地位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形态。

（一）实现人的社会经济资源“平等共享”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是“资本支配一切”。资本聚集使社会经济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甚至经济资源被资本家所独占，即垄断，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垄断的直接后果是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穷人不得不放弃人的尊严屈从于资本家。经济资源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且国际社会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资本扩张的过程，即为实现资本增殖寻求世界市场的过程，“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建构这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以“战争”方式迫使不发达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制弱国打开市场并被迫接受他们所谓的“文明”，“一战”和“二战”就是为了垄断国际社会经济资源发动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内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引起人民的抗争，国际社会资源不能平等共享则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争端。为了扭转资本主义社会资源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共享，马克思直接参加社会变革实践，并以理论自觉的方式唤醒工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争取自身合理的社会经济地位。

马克思认为要想真正实现人的社会经济资源合理“共享”，就应该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经济地位的平等，在私有制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平等。现代伦理学家罗尔斯绞尽脑汁想要论证和建构社会正义理论，却仍然无法实现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正义。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此理念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平等原则，第一是社会机会均等，即社会机会向每个人开放，尤其向弱势群体开放。第二是经济差别原则。罗尔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私有制阐释了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经济差等原则，并在机会均等原则基础上推导出社会经济差等原则的合理性。因此，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正义论，而不具有“共识”的普遍性和实用性，它只适用于美国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脱离这一社会形态，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或土壤。马克思所要建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不是地域性的经济平等，而是要打破资本主义体制，建构一个更加符合全人类社会需求的社会，以实现人的经济生活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某一阶级的平等或某一国家的平等，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因此，马克思所要实现人的经济地位的平等具有人类的整体性和全局性。

（二）现实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平等”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社会地位平等的基础，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就不可能有其他社会地位的平等。但是仅有经济地位平等又不必然带来其他社会地位的平等，还必须通过政治地位的平等来加以保障。也就是说，社会不仅要实现人的经济地位平等这一实质上的平等，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这一形式上的平等，只有实现两者在现实世界中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平等。马克思所要实现人的政治平等不是某一个民族、地区、国家的政治平等，而是全人类政治地位的平等，因为真正政治地位的平等是没有阶级身份或等级区分的平等。要实现这一平等，首要前提是消灭阶级和国家，没有阶级就没有等级贵贱之分，人只有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没有职业贵贱之别，只有如此，人才能不受职业身份限制实现政治人格的平等。正如国家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一样，国家也会随着私有财产的消亡而消亡。当然，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前提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并且这些社会财富归社会共有，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按照人的需要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才能真正给予人获得社会财富的政治权利。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人将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体，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充分的权利，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充分的尊重。换言之，马克思所要实现的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平等不是一种狭隘意义上人的政治地位的平等，这种平等具有历史的前瞻性、彻底性和人类的普遍性。

（三）建构人间正义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同时它还是一个能够保障人的政治地位平等的社会。为此，他从思想上揭示了资本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根源，指出只有在自由联合体中资本的这种神秘性才能被揭掉，“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这种自由联合体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而不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马克思所要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决不是一个人类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符合人性需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合理社会形态，它将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之上。产品经济社会是一种消除了分工、阶级和国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既没有商品的买卖，也没有人（工人）充当商品进行资本的增殖，每个人都是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主人，没有强制和压迫。由于每个人都是出于自愿为自己和联合体劳作，所以，劳动成为他的内在生活需要，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人意识到“联合体”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或者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素养也将得到极大提高，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存在与他人和社会存在是共存的。总之，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能够在经济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在政治上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政治主体。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达到有机统一，每个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人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频繁发生经济危机和自由主义危机的时期，马克思重建一种推动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伦理的价值诉求尤其重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预言式地指出，资本使农村屈从于城市、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屈从于文明国家、东方屈从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导致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 正是预见到资本在全球的支配力量及其给全球带来的人道灾难，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当然，合理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不仅因为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因为现存的资本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需要一个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阶级的产生，这个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非拥有者，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最重要的动力。随着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觉醒和思想成熟，他们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占有本应属于自己的财富，建构一个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一社会是人类向往的合理的社会形态，它将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社会理想指引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

注释：

①②④⑦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52、93、172、178、180、180—181、181、189、190、244、97页。

③⑤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95、20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1、175、35—36、51頁。

本书编写组：《资本主义怎么了——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制度困境》，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作者简介：牛小侠，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合肥，230001。

（责任编辑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