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萍 王素娟

(1.汕头大学 公共管理系，广东 汕头 515063；2.汕头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广东 汕头 515063)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与一般大学相比，“双一流”大学是以若干一流学科建设为支撑，从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升大学整体办学水平，引领与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地位息息相关。虽然“大学是进行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学术组织，本质上不属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但它却彻头彻尾是一个需要足够资源才能维持和运行的组织，在精神上大学需要高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有资源依赖的需要”[1]。“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包括文化资源、公关资源、信息资源、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等。

一、校友的支持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资源媒介

大学，尤其是立志未来成为第一梯队的院校，将会面临更大的资源依赖，比如财政资源的问题(见表1)。现实中，“即使把目标定位在保持自身已有地位这一最低限度的发展水平上，大学也不能像公司那样削减成本，反而需要不断地增加办学经费，以吸引和留住全国最好的教师、设置更少人数的班级、支付学生更多种类的校外实践等”[2]。戴维·J.韦尔茨(David J.Weerts)等人认为，校友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慈善捐赠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指出，2007年美国院校筹集了约290亿美元的私人捐款，其中校友的捐款约占总数的28%[3]346。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斯坦福大学特别注重校友资源管理，通过校友会成员频繁、大量的资金捐赠，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4]。而在我国，目前校友捐赠占大学收入的贡献率仍较低。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在1980—2018年间总共累计获校友捐赠仅26.54亿元，却已位居2018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100强榜首。现实中，清华大学的收入是“入不敷出”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双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表1 “双一流”建设大学名单中教育部直属高校2017年财政决算前十 单位：亿元

校友的支持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资源媒介。校友与大学之间的行为联系(见图1)既包括支持行为，也包括不支持行为。在这里，不支持行为特指与大学脱离接触、没有给予大学任何助力的校友所处的状态，而支持行为可分为货币支持行为与非货币支持行为，货币支持行为即为捐赠行为，非货币支持行为则包括以下三种：(1)志愿服务(volunteers)：通常发生在组织环境中的、非义务的、有计划的亲社会行为；(2)政策拥护(political advocacy)：通过参与政治、拥护某种社会变化或某项政策、支持大学发展的行为；(3)多模式参与(multimode engagement)：包含前两类行为，但行为中蕴含着对更直接、更长期的社会变革的青睐[5]。因此，校友对于大学的支持是多方面的，这些支持能为大学的发展带来各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更好地挖掘、整合校友资源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职能的发挥，对我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图1 校友与大学之间的行为联系

二、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是获得校友支持的关键

安布尔·L.史蒂芬森(Amber L.Stephenson)和尼基·贝尔(Nikki Bell)关于校友捐赠动机的调查结果显示，已有过捐赠行为的1 617名校友的捐赠原因包括(前三)：(1)我是母校的一员(68%)；(2)我与母校休戚与共(47%)；(3)我想帮助那些与我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学生(43%)[7]。由此可见，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影响了校友的捐赠行为，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能提高校友捐赠的可能性。因此，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是院校获得校友支持的关键[8]74。

如何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种研究路径上：(1)校友路径：基于校友的个体特征，如年龄[9]、性别[10]、怀旧心理[11]、校园经历[12]、毕业离校时间[13]、能力与需要[14]等，研究大学—校友关系的管理策略，多致力于提高校友捐赠的可能性，常见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期望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投资理论等；(2)院校路径：以组织视角切入，如高校的形象与声誉、使命与目标[15]、院校排名[16]、筹资途径与措施[17]、校友与校友组织的发展[18]等，探讨如何利用或优化组织的特性，以加强大学对于校友的“引力”，常见的理论分析框架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组织理论等。虽然这两种研究路径越来越深入，其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推动了院校与校友的共同发展，但却很少对大学与校友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大学与校友之间的关系与地位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大学—校友关系。一方面，这不仅影响到大学—校友关系的发展模式，也影响到这类关系能否被有序、有效地建立并保持起来，能否在相关人员的心目中达成共识并把对各种各样的校友活动的支持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大学—校友关系，有助于解码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而解码校友支持的获取机制。

三、大学—校友关系是可能的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资本家族继人力资本后的又一新成员。学术界从学理上观照“社会资本”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受到热烈的探讨，而作为一个新的解释范式来分析社会问题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学者对其的理解与界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国内学者的“社会资本”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即“社会关系网络说”，如张其仔；“能力说”，如顾新；“资源说”，如周建国；“文化传统说”，如周德翼[19]。就本文而言，笔者赞同并借用学者林南对社会资本所做的界定，即“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20]28。

在这个定义中，社会资本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源、社会结构、目的性行动。资源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资源的所有权而言，资源包括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我们将社会资源，或者社会资本，定义为通过社会关系所获得的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如土地、房屋、汽车和金钱)和象征财富(教育、俱乐部成员资格、受人尊敬的学位、贵族、组织头衔、姓氏、声望和名声)”[20]42。社会结构，即“一个为维持机体资源，并且/或者获得一种或多种有价值资源的协调体系”[20]33，通常是一个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显示出的重要的结构特征——嵌入在等级制和网络中的资源，至少其部分获得是由规范的互动原则或者说同质原则所提供的机会结构而定”[20]39。从个人理性行为选择的视角出发，林南认为任何行动者的目的性行为都有两个主要动机，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行为的发生：维持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促进了表达性行为的发生；寻找和获得额外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主要唤起的是工具性行为[20]44-45。此外，林南提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网络资源，它是动态的、流动的，个人或集体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流动性有选择性地构建自己的社会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而促进自身资本的良性流动[20]189-190。

(二)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大学—校友关系

学者罗志敏认为，大学—校友关系可细分为以下三类：(1)学缘关系，即“通过在某一个机构学习或培训建立起来的学生、校友、教师、机构等相关个人、群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21]4；(2)结构性关系，即“来源不同、性质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的多个行动者，在彼此已存在的学缘关系这个情感基础上，通过多向、反复的互动(如关心、支持、合作等)形成的一种网络式结构性关系”[21]7；(3)建构性关系，即“有某种关系认知的行动者依托某一关系结构，在一定的关系情境中获取资源的互动过程，而资源的获取反过来又影响关系认知、关系结构和关系情境”[21]10。由此可见，大学—校友关系实质上具有五大特点：(1)公共性，它是公开的，不是任何人的私人财产，可存可取，存在于参与互动的各行动者之间；(2)选择性，各行动者将根据自身的特点与需要，权衡利弊，有选择性地去参与互动，构建或拓展相关的联系，从而促进自身的良性发展；(3)生长性，各行动者之间互动越多，他们越可能共享情感，越可能参加共同的活动，反过来说，各行动者之间共享的情感越多，他们越可能互动和参加共同的活动；(4)生产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满足各行动者的某种利益需求(短期的)，甚至是推动某一目标的实现(长期的)；(5)增值性，它将越来越多的校友与大学联系起来，当校友与大学合作成功时，彼此之间的联系将得到巩固，并为后续的合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大学—校友关系所具有的特点使其可能成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视域下大学—校友关系的分析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入手：

首先是认知维度，这是一个关于大学与校友之间的常识和共识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1)大学—校友关系所带来的资源贡献是潜在的，只有当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或能够获取的资源，他们才能将这些关系与资源从潜在转变为现有。(2)尽管人们越来越重视校友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各院校花巨资与校友接触，希望赢得校友的支持。但在很多情况下，校方对于最可能服务的校友类型以及校友支持大学的各种方式并不了解[3]347。(3)各行动者之间共享一套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相互理解，相互认可，相互促进。但在互动过程中，很少出现行动者间的资源付出对等的情况，所以认可本身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

其次是联系维度。以校友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结构包括各行各业的校友、教师、学生、行政人员、院校、校友会等行动者，他们之间形成了从个体到个体、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群体的纵横联系。社会资本的构建和运行与这些联系密切相关，没有这些联系，社会资本便无处可寻。现实中，这些联系需要实际的维护，需要衡量多方面关系主体的需求并及时做出响应与应对[22]42。只有这样，联系才会越强，大学—校友关系背后的资源才越有可能转化为社会资本。

最后是中介维度，即通过各种组织、平台或渠道，将各种有价值的资源嵌入社会结构中。就我国目前的大学—校友关系建设而言，许多高校虽组建了各具特色的校友组织，也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校友文化活动，但不可否认我国的大学—校友关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罗志敏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关系的临时化、关系的形式化、关系的简单化[23]。我们必须意识到，与校友有关的工作并不只属于校友组织或校友活动的主办方，在大学—校友关系这个社会网络结构中，每一个行动者都可以是维持已有的或发现新的校友资源的中介。社会资本视域下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的构建可从这三个维度入手。

四、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的构建

安布尔·L.史蒂芬森(Amber L.Stephenson)和戴维·B.耶格(David B.Yerger)认为，当一个人意识到组织的命运与自我是相互缠绕时，这将激励他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为了组织而努力付出[24]。这是一种超越忠诚、超越承诺、超越回报的联系状态。当我们强调忠诚、强调承诺、强调回报于大学时，大学与校友仍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笔者理想中的大学—校友关系是大学—校友共同体，众擎易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首先，构建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需要清晰明确的价值观指导，它植根于院校独特的校友文化，包含平等、宽容、尊重与爱。(1)平等，即必须平等对待现实中的校友(校友)、学习中的校友(在校生)、甚至是未来的校友(生源)，给予他们平等参与活动的机会。同时，对于任何类型的校友以任何有意或有益的形式支持大学的发展，大学都应给予相应的、适当的价值肯定。此外，校友与大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诚然，校友没有权利要求他们的母校为他们做点什么，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正如院校需要校友捐款一样。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大学与校友才能形成长期的相互扶持关系[22]43-44。(2)宽容，即以一种谅解和包容的心态和行为去对待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与自己不同的性格和志趣、甚至是别人的过错和冒犯，达到人与人的多样化的共处与合作。只有这样，彼此才能相互尊重、相互学习。(3)尊重，即以一种客观之心去倾听他人的言语，以公平之心去判断他人的言语。尊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有尊重才有理解，有理解才能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在平等与宽容的基础上，尊重任何类型的校友给予院校的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要意识到“众少成多，积小致巨”，即使是一小笔捐款也能为未来的捐款打下基础。(4)爱，即要求所有人必须互相照顾，甚至是愿意去照顾“陌生人”，“所有人”里面包括大学这个大整体。大学必须主动关爱以校友为中心的这个社会网络结构里的所有行动者，做到理性地“爱屋及乌”。比如，对于学习中的校友(在校生)，院校有效地满足学生的需要与兴趣，与学生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认真对待学生的发展问题，未来它将最有可能获得他们的忠诚与捐赠[25]22。同时，这些举措能让校友感受到母校的爱，感受到母校所给予他们的远多于他们所能回馈母校的，自愿为母校的发展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在坚持平等、宽容、尊重与爱的基础上，大学还应结合自身的特色，逐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校友文化，比如密歇根大学重联系创生的校友文化、哈佛大学重全程分享的校友文化、普林斯顿大学重班级基础的校友文化[26]。校友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一种美好的传承，能凝聚人心，增强归属感，把服务母校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其次，构建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需要建立实质性的大学—校友联系。目前，我国高校的校友工作大部分处于依靠“血缘”维系的感性阶段，长此以往，难免出现联系“松散”的情况。联系的程度决定了社会资本的流动性、获益和数量的累积[8]92。建立实质性的大学—校友联系，强化联系的程度，一方面可以以项目为媒介。院校有教育、声誉、人才和其他校友希望获得的资源，能帮助校友提升自我价值、获得发展机会。而校友有经济上、物质上、信息上的多种资源，能为院校提供发展助力、增强院校的竞争力。因此，大学与校友之间完全有条件建立互帮互助的伙伴关系，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建立校友与学生事务之间的伙伴关系。校友与学生之间本身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他们共享着某些经历，接受了同一所学校的文化洗礼，参加过同样的传统活动，有着类似的校园生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有着相同的老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建立包含校友在内的学生事务工作群体，不仅能加强大学与校友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帮助大学更好地理解学生的成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更好地解决学生的问题。同时，我们应该加强学生与校友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与那些已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母校发展的校友。在帕特丽夏·A.蕾丝米尔(Patricia A.Rissmeyer)的研究中，捐赠者表示，与受赠学生见面是对其善举的一种见证并且也鼓励了他们保持或增加捐赠量；而学生从与校友的互动中不仅收获了宝贵的经验知识，而且也接收到了来自成功者的鼓舞，并可能开始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的捐赠者[25]25-26。值得一提的是，J.特拉维斯·麦克迪蒙(J.Travis McDearmon)的研究指出，大多数的校友更愿意参与与学生相关的项目[27]。由此可见，建立实质性的大学—校友联系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即大学不仅要创造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且大学应对校友的各种个人支持行为给予一定形式的肯定与回馈，并为现实中的校友提供多样式的参与学生事务的途径。

最后，构建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维护、开发或重新开发，所以仅仅拥有组织良好的校友事务机构和一些专业人员是不够的，大学应建立起更多把大学与校友联系起来的组织、平台、渠道和其他各种可供大学和校友共同合作的途径。只有这样，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才能维持并发展起来，更多潜在的社会资本才可以被激活，大学和校友也将因此获得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其中，努力发挥校友会的优势是开发校友资源的基础[28]。但我们应该明确，包括校友会在内的各种校友组织仅是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内外部、各方面、各层次的资源，以满足各方需要。它们收集校友数据、处理校友问题，但并不与校友产生直接联系，校友们所关心、所在意的是与个人的过去经历相关、于个人的未来发展有益。各种校友组织是无法直接服务校友、服务大学的发展，但这些目标可在其协调下，通过各方面的交互来逐步实现，其中也包括了协调行政系统、教学系统、研究系统、校友系统等众多学校的核心系统。在以校友为中心的这个社会网络结构里，每一个行动者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但在大学里，当涉及校友问题时，大多数的教师和行政人员都认为，为校友服务的任务属于校友基金会、校友事务处或校友会，与他们个人无关[8]95。帕特丽夏·A.蕾丝米尔的研究结果显示，年轻的校友是倾向于与大学里的一些人员继续保持着联系，比如学生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教师，还有一些在校生[25]21。因此，构建良好大学—校友关系所需要的中介并不局限于组织，它也把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囊括其中。我们可以把校友活动作为以校友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结构的节点，将与校友相关的各种内容转化为项目，调动相关的教学团体、学生团体和校友团体的积极性，并将之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