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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祥林:“把我忘了最好”

2020-08-27曾金秋

南方周末 2020-08-27
关键词:冤案宜昌女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曾金秋

佘祥林  农健 ❘ 插画

●案情回顾

1994年1月,湖北京山县农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当年4月11日,有人在附近水塘发现一女尸。死者被认定为张在玉后,佘祥林被指控为凶手,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案件被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之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05年3月28日,“亡妻”张在玉突然归来,蒙冤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

“佘祥林案”入选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听摇滚、打拳击、快走、喝50度以上的白酒,佘祥林自称是个热血性格的人,但轻易不动脾气。

15年间,佘祥林做过几次生意,赔了一些钱。他在大连养过海参,到青海尝试做虫草生意,还去了广西北海,想贩卖珍珠。但每次最多只持续两年左右。

出狱15年后,直到2020年5月,佘祥林才第一次梦到自己不在牢里。

这些年,他一直在试图消除被囚禁的痕迹:频繁更换手机号,烧光自己的监狱日记,也尽量不和女儿谈及过去。

“越活越好,越活越简单,越绝望的时候越简单。”到了54岁的年纪,佘祥林如此总结自己的心态。

他试图过一种被世人遗忘的生活。

苦行僧般的生活

8月的宜昌,气温37摄氏度,天气闷热,但佘祥林睡觉不开空调。他还把床让给同住的朋友,自己睡地板。

苦行僧般的生活让他觉得舒适,这是在监狱留下的“后遗症”:“从笼子里出来的,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54岁的佘祥林每天睡眠时间不多,随叫随走。接受采访期间,他得知长阳县有一单生意,凌晨立即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回到市区。

年轻时,佘祥林的体能一直就很好,曾经“可以很多天不睡觉”。

“偏偏就是那天晚上睡着了,她就跑了,真是邪了门了。”佘祥林再次回忆,1994年案发前,前妻张在玉精神异常,经常说自己看到了幻影。为了照顾妻子,他好几夜没怎么睡。1月20日晚上,他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不见了。很快,自己就“进去”了。

审讯期间,因为长期不让睡觉,他的腿肿到快把军裤撑破。在申诉材料中,他回忆自己“鼻子被多次打破之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

在看守所,他看到报纸上一起与自己情况相近的案件,愤怒地把报纸扔在地上,再捡起时,眼睛看不见了。

为了能清白地出去,他给自己定了争取要做到的底线:眼睛不能瞎,留一只手。“坐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煎熬,出来的人只要使用一点意志力,就能把生活过好。”

但在狱中,他的视力还是下降了。2005年出狱后,他做了眼部CT、视诱发电位等检查,双眼视力仅为0.1,视神经受损,视神经颜色也异常。

2005年,前妻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亡者归来”的方式证明了他没有杀害她,佘祥林平冤出狱。

获得约70万元补偿后,佘祥林拿出近40万元在宜昌买了房。他还给父亲在老家盖了房,此时母亲已去世多年。

案发后,为了帮儿子洗刷冤屈,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上访过一段时间。不久,她因为“包庇犯罪”和“妨碍司法公正”被羁押9个月,出去后身体瘫痪,神志不清,3个月后去世。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已经在看守所待满5年的佘祥林正被转往监狱。他这才想起来,以前在看守所,老是听见一个妇人哀嚎的声音,甚至还像是在叫他的名字。经过打听,他确认这就是自己的母亲,“真是心如刀绞”。

“人只有‘进去了,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朋友。”入狱后的佘祥林深深体会了人情冷暖,“能看你一次两次都相当不容易了,多数人都不见了。”

他记得,自己“进去”之后,只有家人和一两位朋友去探监。

做生意赔了一些钱

刚出狱时,总有记者称佘祥林的平反为“中国式肖申克救赎”,他还专门去看了这部电影,也喜欢谈论它。片子里那位假释后无法融入社会而上吊的老人让他印象深刻,他觉得“只有进去过的人才懂”。

2006年3月22日,他和女儿移居宜昌,随身只带了一台电视机及日用品,就此开始了融入社会的旅程。

“我很想给刚出狱的人提个醒,赔多少钱不重要,融入社会才是最重要的。”话刚说完,他就觉得这话不适合公开谈论。理由是,监狱是个磨人的地方,很多人会产生心理问题,“你在给他建议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在害他”。

对于佘祥林来说,融入社会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刚出狱时,他还没见过手机,“我们那时候都是12寸的电视,根本没手机。”

他强迫自己用手机、学打字。2005年的最后一天,他把脸贴在手机屏幕上,给亲朋好友发短信祝福新年。

佘祥林出狱后的谋生问题被媒体频繁报道。2006年初,一位朋友介绍他去给一家公司做啤酒销售。在葛洲坝一家酒店,当他第一次递出名片时,酒店老板愣了一分钟,问他是不是佘祥林。得知确实是本人,老板将他迎进大厅,聊了半小时,全是关于他的案子,半小时后,老板表示可以不收取进场费,让他当天就送3箱。但这份工作只维持了几个月。

2007年,他在宜昌开了一家名为“鱼鳖食府酒家”的饭馆,把自己最后剩下的10万元钱全投了进去,招了1名服务员、1名厨师和1名配菜师傅,每天的开销大概在200元左右。

酒店生意红火过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因为经营不善,于一年后倒闭。佘祥林自己的总结是,这主要因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那年他免的单就有厚厚一叠。在当年的报道中,也有其他商户评价,佘祥林从原料采购到加工出售都严格要求,这样难免亏本。

“我们那个年代,在农村都不要什么回报,就这么傻。出来发现不行了,全是一个小时多少钱,每天多少钱,没有感情了,什么都没有了。”

佘祥林还有过“被传销”的经历,甚至要求女儿佘华容辞掉在宜昌一家中西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到外面来发展,这里机会多一些”。

15年间,佘祥林做过几次生意,赔了一些钱。他在大连养过海参,到青海尝试做虫草生意,还去了广西北海,想贩卖珍珠。但每次最多只持续两年左右。

最近,他正忙着在长阳县的一单生意,但他不愿意透露具体在做什么,只说“是些小生意,够生活”。

虽以无罪之身出狱,但他认为还是会被政府机关拿有色眼镜审视,更没有别人所能积累的社会关系。

没走到结婚那一步

对佘祥林来说,过去的都无足轻重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

小臂上的肌肉展露了体格的健康,他还总保持仪表的整洁,皮鞋上没有灰尘,衣服没有皱褶。听摇滚、打拳击、快走、喝50度以上的白酒,佘祥林自称是个热血性格的人,但轻易不动脾气。

在宜昌,佘祥林的社交也不复杂。出狱后,他跟京山老家的联系已经很少,最关心的就是女儿一家。对女儿佘华容的亏欠是他一大遗憾。

1994年,他被警察带走后不久,5岁的佘华容又失去了奶奶,只得跟爷爷相依为命。因负担不起几百元的学杂费,上到初一年级,佘华容便辍学打工,在东莞一家玩具厂给玩具喷漆。

佘祥林重获自由后,鼓励女儿继续上学。2005年,佘华容被位于宜昌的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特招录取,学电子商务,获得了中专文凭。

“没有任何人能毁掉一个孩子,除了上一代。”佘祥林在朋友圈写道,“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怨天。”

女儿嫁给了宜昌当地一位男青年后,佘祥林偶尔去帮他们照看孩子,他笑自家姑爷应酬多,“肚子吃得好大”。

前妻张在玉在他出狱后曾通过媒体喊话,希望他再婚前能给女儿留一笔钱。但这担忧都成了多余。

佘祥林并未再婚。日常生活中,他会表露出对女性的关照。比如让对方坐车坐在前排,因为视野更好;过马路时会下意识用胳膊护一下;针对婚恋问题给出自己的建议。

这些年,佘祥林听了也见了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事,还看过一些冤案当事人重返社会后因结婚产生不愉快的新闻,他有些感慨,“亏点钱算什么呢,还是有个家更重要。”他觉得,人老了就会发现早点生孩子也很重要,让老婆做主总比让别人做主好。

他的感受是,刚出狱的人或许都会遇上几位关系亲近的朋友,这些朋友会告诉他,只有自己是最值得信任的,可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自己有个家庭。

佘祥林不是没考虑过结婚,他告诉南方周末,十几年间,他也谈过几段恋爱,但都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

经历了15年的磨砺,他已经把察言观色当成了习惯。在对话时,他会猜测对方的家庭背景、揣摩对方想法的来源。他也更懂得隐藏自己,坚决不谈自己的经商和恋爱经历,只愿意谈谈女儿女婿。

“把我忘了最好”

佘祥林有看报纸的习惯。因为眼疾,他需要借助放大镜。法治类新闻一直是他留心看的内容,他熟知每一位被公开报道的冤案当事人,对他们的遭遇产生了很多想法。

“但冤案当事人不要想着帮人伸冤。”这是佘祥林最大的感慨。

与佘祥林相熟的一位媒体人表示,佘案曝光后,不少人找到他和佘祥林,希望能够帮助“平冤”,每天要接很多电话,不胜其扰,但他们实在是什么事都做不了。

“不要指望能做这种事,没得那个能力,要有自知之明。”佘祥林清楚自己的社会能量,不想做分外之事。

他对律师这个职业从来都很向往。1994年案发前,他曾申请就读浙江金华的一所法律专科学校,学费寄去了却没能入学。现在他最崇拜的群体还是律师,一个成功的律师是半个心理学家加上半个社会学家,“他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秘密,每个阶层的秘密,是个非常好的职业。”

同时,他也认为社会的改变远不是律师群体可以促成的,“我在看守所就想明白了,没有任何人能改变,要有很多牺牲,但是(冤案平反)要有了一个两个三个,然后这种事情慢慢地就变了。”

现在的佘祥林只想把生活过简单,出门不带手机,也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因此得罪了朋友,这让他感到苦恼,但实在没办法。

找他的人很多,记者、律师、冤案当事人……他干脆两年换一个手机号,直到外界基本找不到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可以联系到他。

“希望下次是我最后一个号。”佘祥林说,换号是他拒绝回忆往昔的实践之一,几年前,他把在监狱里写的7本日记全烧了,因为“写日记没什么意义,人不能总是回忆”。

对未来,他不做过多打算,“不要让别人想起世界上还有我,把我忘了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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