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客》：“植物叙事”的小说诗学

2020-08-25马春光

今古传奇·故事版 2020年4期

马春光

摘要：李佩甫的小说《平原客》延续了他在“平原三部曲”中的人性探索和精神书写，并建构了一种极具象征内涵的“植物叙事”的小说诗学。李佩甫植根于深厚的中原文化传统，又密切关注变动的时代现实，用一种与中原大地高度契合的“植物叙事”象征性地表达了他的独特思考。在小说中“，麦子”“梅花”“种子”等各自承载不同维度的人性书写，集中彰显了现代社会中潜隐的传统遗留的痼疾，反映了时代快速向前之时人性中固有的“文化尘垢”对其精神、心态的拉扯与影响。

关键词：李佩甫；《平原客》；“植物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16-04

斯洛伐克汉学家马力安·高利克曾经指出，“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来说，在世界宗教经典作品中，《圣经》无疑是最大的灵感来源。”高利克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佩甫小说诗学与基督教的深层关联，成为重新审视这位作家的一个有效入口。自“平原三部曲”以来，李佩甫有意化用《圣经》中的思想资源来结构自己的小说，并不断尝试一种新的小说诗学：“植物叙事”。

在圣·奥古斯丁看来，《圣经·创世纪》是一个充满象征意涵的文本，对于其中的“孳生繁殖”一词是重要的解释点，“一切从种子产生的，都符合孳生繁殖一语，但从象征意义来理解，则意指精神和物质、灵魂、人类社会等各个方面，在这个词中，我们都能找到芸芸众生。”概言之，《创世纪》中“孳生繁殖”是以植物、动物的繁殖来象征世人社会的各种情状。李佩甫喜欢用《圣经》中的语句作为“平原三部曲”的题记，这显然不只是形式意义上的，而是大有深意。《生命册》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羊的门》开篇就着力书写形形色色的“卑贱的草”。在2017年出版的《平原客》中，李佩甫沿着这条线索进行了更深刻的人性探索和精神生态的书写。

一、“麦子”隐喻：李德林的“孳生繁殖”

《平原客》在隐喻的维度着力书写了两种植物：鲜花和麦子。小说从少年时代的刘金鼎写起，逐渐引出他的两位贵人：“花客”谢之长和“小麦专家”李德林。后来刘金鼎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即是在“花客”和“小麦专家”的联袂推进中展开的。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是梅陵，这是一个“小麦基地”和“梅花之乡”。不难看出，麦子是李德林的灵魂，是他的人生根基。他的“变坏”，他的“腐败”是没有一点痕迹的。它隐喻了人性沉浮的了无痕迹，在小说的宣传页上，作家重点标举这句话，既是对小说主题的一种暗示，同时也是他“把人当植物来写”之小说写作理念的一个明证。李德林经历了由学者到官员的转变，他以麦子的方式，在不知不觉间，背叛了麦子。

小说中李德林经历了三个女人，与这三个女人缠斗的过程，其实也是李德林与“麦子”的亲近、背离和再亲近的过程。这个过程被李佩甫巧妙地融合、凝结进历史进程中，城乡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小说中李德林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出的这段话：“你不知道，我欠着乡人们的情。我上大学的时候，老村长树山伯在村里敲了钟，集合全村的父老乡亲，当众宣布说：德林是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人小力薄的，出门在外，咱得帮衬他一下。”

小说正是在对李德林两次婚姻的书写中展开的。第一任妻子是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女性，因为对“小麦之父”的浓郁情感而嫁给李德林，但因为李德林身上的“乡土性”而最终分离。其直接原因是李德林的深层文化烙印。这个婚姻悲剧充分反映了城乡之间深刻的文化冲突，是“麦子”离开自身的生长土壤之后所发生的必然变异。小说中，李德林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是生活中那些微小的细节扼杀了婚姻，在这背后，其实是城乡之间无法调和的生活与文化冲突。小说集中叙述了三次冲突：第一次，两人新婚后在梅陵农村的“闹新房”；第二次，李德林老父亲来城里；第三次，从美国回来之后。其中以第二次最为精彩：

“罗秋绮整晚上都大睁着两眼，听着老爷子拉风箱一般的咳嗽声，一夜都没合眼。可她忍了。第二天早上，老爷子在马桶上蹲了一个多小时。尔后，整个卫生间让罗秋绮呕吐着清扫了一个早晨。”

这个乡间老汉随地吐痰、胡乱揩鼻涕的行为，是从城市女子罗秋绮的视角写出来的。父亲是李德林无法挣脱的来自乡土的束缚，这浸润着“麦子”及其成长的土地的气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就隐隐地传达了小说的双重结構：故事的表层是人物之间的冲突，而文本的深层则是城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李佩甫思考的是“麦子”进城之后的问题，这恰恰关乎转型期中国的内在问题。

小说中李德林第一任妻子在离婚前留下一句话：“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要切断‘脐带，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不然，他们会毁了你的。”小说中，这两句话像是谶言，在故事的最后全部应验，成为李德林命运的注脚。而这也恰恰写出了他悖论化的人生轨迹，依靠“麦子”跻身于都市，获得权力，又必须切断与它的联系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李德林是一个有根的人，他的毁灭，是符合人性逻辑的，也高度契合了地域文化生态的塑造。

正是因为巨大的生活及文化差异，当刘金鼎想要为李德林寻找伴侣时，他的要求就显得那么实在，那么的符合常人的逻辑：“就一条要求，会照顾人。能跟老爹吃一锅饭。哪怕是没文化的，也行。”在某种意义上，当李德林说出这句话，也就意味着他的生活中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这是基于人生的创痛体验而发出的本真要求，但他显然想得过于简单了，他忽略了人性的逻辑和权力、金钱的逻辑。

李德林充分吸取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教训，第二任妻子的要求已经去除了自我基本的婚姻诉求，只要能照顾老父亲就行。李德林怀着这样朴素而坚定的信念迎来第二任妻子徐二彩时，他忽略了权力对于人性的强大扭曲作用。这是来自于“有文化”与“缺乏文化”之间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德林一心回归他念兹在兹的乡土，但实际上，他已经背离了乡土，那种理想化的乡土也终归只能是理想。在外力的推动下，李德林身上积攒深厚的乡土观念被利用、被调剂以最大的能量，直接导致了他的毁灭。他以回归乡土（也是回归他自己）的姿态，彻底背离了乡土。

其实，由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到第二次，李德林的精神生态是由“城市而乡村”的。他在城乡之间尖锐的对立中离婚，第二次婚姻便投入了乡村经验的怀抱。充满反讽意味是，他原以为那个充满乡村气质的女子徐二彩会满足他的期待，但恰恰是这个徐二彩——典型的乡村经验的携带者，当她遭遇强烈的城市经验（以及其中的权力），她以一种坚定的、拼命的姿态迅速背离原来的自己。就这样，李德林再一次陷入婚姻的麻烦中，这一次更加变本加厉。

二、“梅花”“梅庄”与“化蝶”的隐喻

李佩甫曾经说过，他写的是植物和土壤的关系。小说有所暗示，刘金鼎这个人的突出与优秀，某种意义上与那盆花一样，也是“杂交”的产物：“那些从西南大山里买回来的女人，所生的孩子，看上去又白又聪明，一双大眼忽灵灵的。这也许就是杂交优势吧。”小说中的刘金鼎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在这个意义上，那盆名贵的梅花就是他的化身。

在《平原客》的封皮上，印有李佩甫的这句话，“广阔平原是我的领地，而那里的人物是我的植物。”其实不难发现，李佩甫小说一直诉求的是一种“植物象征叙事”，同时，植物在小说中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这不难让人想到起源于中原大地的《诗经》，其中就是以植物的抒写众多而见长的。刘金鼎借助“梅花”不断求学，走出乡村，面临灾难时“又跟梅花睡在了一起。”刘金鼎的父亲、花匠刘全有用18年的心血培育了古桩梅花“化蝶”：“他还是觉得这花妖，有邪气。夜里，每当他独坐在花前的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梅花因此被赋予神秘色彩。在这里，不禁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各种植物的魔幻神异色彩，以及阎连科在《炸裂志》中用“神实主义”对各种植物展开的书写。

植物的生命，正是人的生命。或者说，植物作为“人性的审判者”而存在。“梅花”是有深刻寓意的。它首先传达的是植物与土地的关系，即这片土地是盛产梅花的，另外，它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刘金鼎、李德林就是梅陵这个地方出土的名贵的“化蝶”。他们本应该价格昂贵，充分绽放自己，但是就像小说中那盆“化蝶”一样，它无声无息地夭折了。它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梅花和人物之间，是隱喻的、冥冥之中关联的。后记的最后一句这样写：“开始了。车轮滚滚向前。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它醒了么？”这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李佩甫在这部小说里重点探讨了时代的泥沙俱下对生命个体之精神生态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某种整体精神生态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李佩甫通过郝连东山传达了他自己对这个极速前进的时代的困惑和理解。李德林的雇人杀妻、刘金鼎的仕途幻灭，这些和郝连东山的遭遇一样，他们都是那只蝴蝶，不得不迎接时代的撞击。这其中人性的沉浮，就变得非常耐人寻味。

在后记中，李佩甫暗示了这部小说一浅一隐的两重内涵，在文本的表层，这貌似一部“反腐”题材的小说。在深层上，“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这个地域无疑就是李佩甫所植根的“平原”大地，小说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对象，是时代的多元化以及它的泥沙俱下。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内陆省份的逐渐开放、它的被侵蚀，在人物身上施展它的威力。李德林杀妻、刘金鼎腐败，花客谢之长的变化等等。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史，同时也是每个人心态的变迁史。那么，李佩甫究竟写出了怎样的“精神生态”？或可描述为“官场生态”和“民间生态”的融合。

首先是以“梅庄”最为典型的官场生态，以刘金鼎为代表的最典型的官场文化生态，这是一种典型以“吃”为纽带的文化。小说中的“梅庄”是以“小麦基地”的名义建造的，但其实质上成了以李德林为核心的梅陵籍官员聚会的地方。

其次，是官场之外的“民间精神生态”。这以谢之长、徐二彩为纽带，这是一种“跑”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官”文化。小说中最能体现这一生态的，是那些日常的生活，是恒在的“生老病死”的日常。

小说呈现了两处：第一处是副省长父亲的生病。“当李德林匆匆赶到县城医院的时候，他一下子傻眼了。这哪里是医院，简直是赶庙会！在医院的走廊里，竟挤挤搡搡地排起了长队。居然还派有一名警察在维持秩序。”另外一处则是省长夫人生孩子之后，在老家大场面地摆酒席。小说用大量篇幅叙述这个酒席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各级别官员形形色色的嘴脸。可以说，李佩甫把这种官场生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三，是最核心的三个人的个人精神生态。以三个女人为线索，李德林的精神生态经历了圆满、缺失、重建、满足、重新缺失、绝望，直到最后找到王小美的内心安宁。刘金鼎是“于连”式的人物，他有大抱负，天资聪颖，并且有着坚定的官场信仰，但最终在故乡的花房里，信仰轰然倒地。

值得注意的是郝连东山的精神困境，作者是想让他的职业影响自己的儿子，然后让他的儿子对他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即通过儿子的成功，来写出这个时代的巨变，通过郝连东山的眼睛和大脑来透视最新近的网络时代。

譬如在小说的第三章，整章都是围绕郝连东山来写的，但又不是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写，而是旁枝逸出，一边写他对案情的调查进展（当下时间），一边又写他与儿子的关系纠葛（过去时间）。郝连东山与儿子的恶劣关系，他对儿子之成功的不屑和深深怀疑，其实都体现了一个正直的、深深依托于某个时代的人，如何受到时代的猛烈撞击，又是如何应对的。

三、“种子”的坚守与变异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个饱含隐喻意义的句子引领了李佩甫新作《平原客》的总体象征氛围。“麦子”作为中国北方平原上广泛生长的植物，在这部小说中构成了“字面义”与“隐喻义”的复杂象征关系。

小说中的李德林、刘金鼎和徐二彩，在时代的变化中扭曲了自己的人性（但又完全符合生活自身的逻辑），而郝连东山则在风高浪急中固守了自己的人性。应该说，刘金鼎在幼年时期就有自己的“雄心”，小说写到：“在童年的记忆里，一年只有一次的洗浴是刘金鼎最高级的享受。正是在开封那个‘红星浴池里，他见识了笼罩在热烘烘的、白色雾气里的、赤裸裸的人生。”毋宁说，这在刘金鼎的人生中埋下了一粒“种子”，他日后要出人头地，他要告别“卑微”，不顾一切追求高处的人生。

李佩甫喜歡在他的小说中制造一个关于财富或成功的神话，他层层渲染，使得这个“神话”既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同时又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

这部小说中的纽带式人物谢之长和《生命册》中的骆驼，以及《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等，有一定的相似性，李佩甫总是在小说中塑造一个“财富神话”或“成功神话”。

李佩甫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种“原型”，一个穷困而又聪慧的乡村孩子，由于奇特的机遇（长者，贵人），去省城读大学。得到乡人的大面积帮助，于是欠下“心债”。在叙事上，是故事的推动；在内容上，则构成主人公的复杂心态，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纠缠状态，城乡二元、人际文化的一种矛盾呈现。这样一个人物往往会在城市具有一定的地位，他对故乡持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怀有报答乡亲的朴实情感，乡亲是他剪不断的“脐带”。这其中的故事，李佩甫讲了太多，他贡献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型，这些人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他的心态等，成为我们解读当代中原生活的一个入口。

李佩甫的小说诗学，不由得让人想起泰纳。“泰纳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植物学，并声称自己是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艺术。”但不难看出，李佩甫在践行这一小说诗学的时候，又摒弃了泰纳式的“实证主义”方法，而是在更加丰富的地域文化土壤中，去一点点剥离出“种子”的变异过程——同时更是人性变异的过程。李佩甫的出发点是“种子与土壤”的关系，但在其小说的不断拓进中，他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特定时代与地域的文化生态。

概而言之，在“麦子”“梅花”“种子”的多重象征书写中，李佩甫小说《平原客》延续了他一贯的小说主题，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富深度、更贴近时代的思考。小说集中彰显了现代社会中潜隐的来自传统的痼疾，反映了时代快速向前之时人性中固有的“文化尘垢”对其精神、心态的拉扯与影响。李佩甫不断开掘的“植物叙事”更加凸显了这一思想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李佩甫植根于深厚的中原文化传统，又密切关注变动的时代现实，用一种与中原大地高度契合的“植物叙事”象征性地表达了他的独特思考。《平原客》所彰显的小说美学观念，恰恰有着非常深厚的西方文学与文化资源。“植物叙事”是李佩甫多年精心构建的“小说诗学”，在他多年的小说写作中形成一个潜在的书写传统，因其坚固而又灵动的象征隐喻关系，给当下乃至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