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

我问陈来老师：“孟子虽然讲了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但是他没有排除在我们人生、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是有二者可以得兼的，可以共赢的情形，应该努力开创，争取这种共赢得兼的局面。”这种局面，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呢？

陈来老师回答：“在一定的定义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可以作为义利双行关系的一种。但就概念来讲，我们所说的，是义利的共赢，不是人我的共赢，意义更为普遍，故还应该有所不同。”

是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乃义利双行关系的一种，老师讲的是“人生、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的更普遍的义利共赢，既是以国内不同群体，也可以推广至国与国间的义利共赢。

但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共赢常常也是应然而非实然的状态。如何实现共赢？很多大思想家都曾为此苦苦探索。

例如，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探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基础，那么《道德情操论》就在探索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说：

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