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孝兵, 张 洁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也形成了东、中、西部极不平衡的发展格局。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经贸合作中存在的许多障碍也在逐步得到解决。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同较远国家间交通的逐步畅通,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特别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与美国的经贸摩擦有长期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1]。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方向如何选择,特别是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国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然而,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发起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该如何协调处理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之间的关系？在因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而可能导致的与发达国家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中国能否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逐步建立起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个问题,需要在充分分析我国与两类国家的经贸合作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差异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决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贸易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对外开放的新模式。目前,国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①从理论方面研究“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及如何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欧阳康[2]和姜丽等[3]从时代、经济、政治、国内外等多个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肯定了其时代价值。 肖红军等[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就Cheng[5]对“一带一路”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②从区域层面研究“一带一路”涉及的范围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的发展定位。 赵磊[6]和赵德海等[7]分别研究了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的贸易新格局。 ③从国家层面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合作前景及贸易的经济效应。 孙金彦等[8-9]认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出口贸易潜力, 并且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大于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取得了较大进展, 尤其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进展最大。 但是,截至目前,仍有超过一半的沿线国家市场尚待开发[10], 而新产品边际增长是拉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11]。 近几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发展[12], 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 且对非邻国的促进效应大于邻国, 对“一路”的促进作用大于“一带”[13]。 此外,王美昌等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测算出“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出口贸易长期内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77%[14]。 梳理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论从时代发展、各省的区域发展角度,还是从国际角度来看, 无疑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大国发起逆全球化的背景下, 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过去的经验证明: 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但是对于开放方向的选择还需进一步考量。 虽然有少数文献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 但是由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是我国全面与欠发达地区合作的首次尝试, 仅对其进行经济效应研究还不够, 还需要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贸易的经济效应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明确与两类国家的贸易对国内经济有何不同影响, 进一步为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然而,目前并没有相关文献涉及这方面。 因此,本文尝试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并与中国对OECD国家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进行比较, 以期明确中国与两类国家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 从而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提供参考。

文章以下内容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待检验假设,并对2008—2017年我国向两类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分析;第二部分选取中国28个省的相关数据对待检验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一、 影响机制及典型事实分析

1.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1) 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率,从而通过出口贸易的资本积累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15]。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存在差异,本国应专门生产并出口本国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的产品,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16];并且斯托尔珀-萨缪尔森认为,国际贸易会对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具有长期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报酬将会提高[16]。因此,作者认为要素禀赋论可从两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出口贸易可以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17]。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扩大出口会刺激创新,创新的结果不仅会扩大出口的数量,而且会提高出口的质量,从而促进国民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出口部门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对本国非出口部门或者是产业上下游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18]。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出口-进口)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作用[19]。其直接作用表现为出口增长直接促进了国民收入增加;间接作用表现在出口会影响消费、投资、进口,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出口增加了国民收入,而收入增加会刺激消费增长;出口增加使出口部门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进一步促进出口企业投资;出口的增加会增加企业对中间产品进口的需求,从而促进进口增长。投资、消费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进口则会抑制经济增长。

我国贸易伙伴以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而我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据主要依靠价廉,发达国家也会基于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压低价格。张欣和崔日明明确指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整体运行趋势是下降的、恶化的[20]。基于此,可以得出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获得的利润是微薄的这一结论。反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一方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我国的技术已足够先进,而且与全球货物出口贸易相比,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货物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更高[21]。所以面对“一带一路”市场我国不必压低价格来获得竞争优势,并且近年来价格边际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正在逐步显现[22]。所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应该可以获得可观利润。另一方面,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速,而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上升幅度很小。由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外需也大,所以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开展贸易更能促进本国经济增长[23]。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假设1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大于向OECD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

(2) 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制。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等投入进行的自主创新活动;二是通过对外贸易、外商投资等途径模仿、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即通过获取技术外溢效应来促进国内创新。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报告中提出“出口促进论”假说,认为出口具有正的外部性,对一国国内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4]。此假说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出口的外部性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有利于带来规模经济,企业不仅获得了增加的企业前期创新研发投入补偿与回报空间,而且获取了更丰厚的利润,从而不断激励企业开展更多创新活动[25];竞争效应是指,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必然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往往会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培养竞争优势;“干中学”效应是指,企业参与全球的出口市场可以学习到国际最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研发及管理方式,此外,还可以通过获得国外消费者偏好、需求等有益信息而降低研发成本,从而促进国内技术创新的进步。

我国在向OECD国家出口的过程中, 可以接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模式,且为了增强自身竞争优势,会尽力满足消费者对产品更高标准的要求。 这会促进企业提高消化吸收再创造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并且, 当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可能会遭受较高的技术壁垒, 为减少因技术不达标造成的损失,出口国会加大研发投入以促进自主创新。虽然在全球贸易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贸易注入了新活力,它的实施为中国出口创造和激发了新的国际市场需求,从而为实现市场规模扩张效应,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19];但是,对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更多扮演的是先进经济体的角色,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十分有限。Harding指出,与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更能促进伙伴国对本国的生产率外溢[26]。并且,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较高,所以与发达国家开展贸易更有利于本国的模仿创新及技术进步[27]。因此假设如下:

假设2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小于向OECD国家出口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2.典型事实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常态下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对OECD国家贸易整体增长乏力,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却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28 761.02万元上升到2017年的47 149.63万元,9年间增长了63.94%;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当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42个百分点(1)本部分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心( http:∥data.mofcom.gov.cn/hwmy/imexyear.shtml)数据整理得到。。2008—2017年间,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2012年受国家GDP增长速度放缓这一目标影响和2015年受当年上半年全球贸易不景气影响,出口贸易额出现短暂下滑外,其余年份都实现了正增长。总体来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呈现波动增长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国对OECD国家出口贸易总额由2008年的51 700.09万元上升到2017年的73 063.72万元,增长了41.32%(2)本部分数据为作者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资料整理得到。。总体来看,仅在2009年出现下滑,其他年份均为增长,呈现出按较低速度逐年增长的特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欠发达国家,而OECD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OECD国家出口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作者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方法(第0～4类产品属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第5类和第7类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第6类和第8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出口商品结构划分为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并进行统计。观察统计数据(图1所示)发现,与预期不同,我国对两类国家出口商品结构高度相似,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主导地位,在3类产品中占比最高,其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后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具体来看,中国在对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都略高于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而在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中,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稍高于对OECD国家的出口,但是差别并不显著。总的来说,中国对两类国家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没有显著差异。

研究统计数据作者发现,中国对两类国家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以上两个假说可以得到验证,就可以排除由于出口结构的差异导致我国对不同国家出口对经济发展起不同作用的假设,进一步说明是因为出口目的国的不同导致了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

图1 2008—2017年各类产品的出口比重注: 此图数据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资料整理而得。

二、 实证检验

1.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 出口贸易经济增长模型。针对文章研究的问题,为了降低模型异方差,构建如下基础计量模型:

式中:i和t分别代表个体和年份;各地区经济增长用该地区GDP表示;出口贸易(EX)用出口规模来计量;各省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用REX表示;对OECD国家出口用DEX表示;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νi表示个体的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地区不被观察到的不依时间变化的差异。

控制变量:见表1。①消费(C)。消费可以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社会最终消费品总量指标来衡量。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够反映我国消费总量变化,所以本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②投资(I)。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③进口(IM)。用各地区进口规模来表示。④政府支出(G)。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短期内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本文用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示。⑤劳动力(GL)。哈罗德-多马模型指出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8],本文用各地区历年年末社会就业人数表示。⑥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弥补其在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稀缺,还在促进东道国就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采用该领域通用做法,用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表1 出口贸易经济增长模型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2) 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模型。Griliches在1979年率先提出知识生产函数,并将其产出函数设立为R&Doutput=f(R&Dinput),此后知识生产函数广为使用。Jaffe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将知识生产函数设定为Q=AKαLβ。式中,Q表示知识产出,A表示技术条件,K、L分别代表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α、β分别表示R&D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弹性系数。在此基础上,本文鉴于所研究的问题,构建如下基础计量模型:

(2)

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3)

式中:βi=lnAi=μ+νi,μ为误差向量,νi为个体固定效应。由于各省在专利相关的法律制度上具有一致性,且专利数据在各省之间具有可比性[29],因此本文选取各省的专利授权量(IN)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EX表示出口,Xi t表示控制变量,εi t表示随机误差项。

控制变量:见表2。①进口(IM),用进口规模表示。②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③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④人力资本(HC),对人力资本的衡量方法主要有教育经费法和教育年限法。为了尽可能与其他变量的单位保持一致,本文采用教育经费法,利用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衡量。⑤科研经费投入(K),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衡量科研经费投入的指标。⑥科研人员投入(L),选取R&D人员折合全时人量来衡量。

表2 出口贸易技术创新模型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各省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剔除了贵州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 即统计范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共28个省。 各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OECD国家出口、进口、GDP、人均GDP、消费、投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员投入、专利授权量、就业人数、政府支出均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个别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各省的教育投入来自中国教育部官网。 其中, 各省历年进出口数据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及出口贸易与技术创新之间都可能互为因果, 从而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故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IV-2S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所有的回归分析均由Stata 15软件完成。 本文参考王思语和郑乐凯的做法,将核心解释变量(lnREX和lnDEX)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30]。 政府在制定当年出口计划时往往会参考上一期出口贸易量, 也即内生变量的滞后期与内生变量当期值是高度相关的, 因此可以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 并且, 由于内生变量滞后期已经发生, 其与当期的扰动项不相关, 从而满足了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条件[31]。

(1) 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其回归结果(见表3)显示,模型1～7内生性检验的P值均小于0.10,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Kleibergen-Paap rkLM统计量的P值小于0.05,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F统计值均大于Stock-Yogo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假定。hansenJ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10,不能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零假设。因此,模型1～7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模型1～7中的核心解释变量lnREX均显著且为正数,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均能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lnDEX仅在模型3～5中显著,其他模型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对OECD国家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比较两者系数发现,前者系数都大于后者,表示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大于向OECD国家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且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验证了前文假设1。当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lnC、lnG和lnGL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改变,且lnFDI也为正并高度显著,说明消费、政府支出、就业人数及外商直接投资都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力量。虽然lnI、lnIM逐渐变得不显著了,但其符号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投资、进口在一定条件下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出口、进口和外商投资来看,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可以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因为不论是同发达国家还是同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均能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 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分析。其回归结果(见表4)显示,模型a～g均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的相关检验。模型a～g中的核心解释变量lnDEX均为正数并显著,表明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都能显著地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水平。lnREX仅在模型e中不显著,其他模型均为正且显著,表明对OECD国家出口也可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进步。但是,前者系数均大于后者,说明我国对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更能够促进国内技术创新进步,验证了前文假设2。当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lnHC、lnK的符号均为正、均显著,且lnL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力资本、R&D经费内部支出和科研人员投入都对技术创新呈积极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果也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而lnIM、lnFDI的系数都从正的高度显著逐渐变成了负的不显著,说明二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复杂。一方面,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干中学”等机制来促进创新;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关键零件进口,以至于对国外先进技术形成了依赖,从而导致这部分的技术溢出效应减少甚至消失。因此,今后我国应注意合理使用外来先进技术;与周泽炯和陆苗苗的研究结果一致,科研人员的投入也可促进技术进步,平均每增加1名科技人员,可促进技术创新提高32.3%[32]。

2.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用替代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稳健性检验。本文用人均GDP代替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依然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只有个别控制变量与基础回归不一致,核心解释变量lnREX的符号方向和显著性与基础回归一致,并且lnREX的系数总大于lnDEX。这再次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比对OECD国家出口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即基础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2) 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作者用专利申请量替代专利授权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除了个别控制变量显著性或符号发生变化外,其他均与基础回归结果完全相同。这也再次验证了向“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出口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且后者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 结论及建议

1.研究结论

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OECD国家出口商品的结构高度相似。基于此,利用中国28个省的相关数据对向“一带一路 ” 国家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与OECD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结论如下: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出口比向OECD国家贸易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但我国对OECD国家出口更能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进步。因此,我国要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开放力度。由于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的作用不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而从长期看,对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更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更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所以,在制定出口贸易政策时,要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不能顾此失彼。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能使我国获取高额利润,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能为我国自主创新积累一定的资源。而对发达国家出口使我国获得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能够促进创新,从而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提供动力。所以,不论贸易伙伴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要坚持扩大开放,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型向高质量型转变。

表3 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回归结果

表4 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回归结果

表5 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稳健性回归结果

表6 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稳健性回归结果

2.政策建议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应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而且我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稳增长的任务很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要加快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力度。“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33]。我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将寻找贸易伙伴国的目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鼓励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以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推动经济增长。对于现阶段不能加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双方高层要加强对话交流,寻找共同利益点,以促进两国开展贸易。例如,通过减少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提高双边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式促进两国经贸合作。

我国对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技术创新,应该继续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向高质量经济发展转型。因此,在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同时也要逐步扩大对发达国家开放合作范围。政府需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意识,积极寻找更多的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伙伴国。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丧失,且我国对于发达国家已经具有局部的技术优势,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对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因此,今后要努力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以促进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此外,政府要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创新,加强对知识专利的保护力度,为国内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