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华

黄河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涉及方方面面。 对水利史或水利文博工作者而言， 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是黄河水文化遗产。 但遗憾的是，对于该遗产的研究，过去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的重视。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深入研究黄河水文化遗产，已成为亟须进行的工作。

一、 黄河水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文化，是指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黄河水文化，则是黄河文化的一个分支文化，主要是指黄河文化中与水相关联的文化发明与创造、物质的载体、精神的依托，以及与水相关联的制度层面的设计。 从行业的角度出发，水利部发起的中华水文化的研究，对于水利部门而言，更具有针对性。黄河是一条大河，黄河的水文化是黄河文化的基础文化，亦可称为黄河的本底文化，这种研究对于大而泛之的黄河文化而言，更具有前瞻性。

黄河水文化， 主要涉及与黄河水相关的发明创造、水工技术、水灾遗存、河水故道、规章典制、传说仪式等。 所涉及的载体，有文献、碑刻、庙宇、堤坝、城址、村落、渡口、关津、地名、仪式等。 总体而言，黄河水文化这一概念，是一个提出不久的新概念，对其涉及的内容、内涵的解读，仍在探讨之中，尚未形成权威性的表述，因此，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黄河水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

黄河水文化遗产的类型划分， 与通常的文物类别有所不同。 文物类别，如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碑刻、寺庙等，都是依照所见遗存的性质进行划分的， 这种划分对黄河水文化遗产类型的界定有学术参考意义。 如，一个碑刻，依照内容分，涉及事件的记录、名人生平的纪念、祭祀礼仪的记录等方面，若简单地作为“碑刻”，其特定价值则无法显现。 城址、村落遗址、古建筑，如果与水没有关系，其作为水文化遗产，也没有特殊意义。 因此，依照水文化的内涵进行科学的分类， 这样比照研究，才具有学术意义。 黄河水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如下八大类型：

1.河道关津型

图1 黄河禹门口

图2 河南渑池东柳窝村洪水刻石

黄河中下游地区， 自古以来泛滥达1500次之多， 形成不少古河道。 如唐代以前的河道，在河南武陟、新乡、卫辉、原阳、延津、滑县、浚县、濮阳等地均有保存。 明代，黄河南行夺淮，在河南兰考、开封、商丘等地也有遗留。与这些河道有关的还有许多关津渡口， 如孟津县的盟津、荥阳的汜水渡、延津的沙门古渡口，以及山西永济蒲津等。其中，禹门口（图1）为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的黄河峡谷河道，两岸峭壁夹峙，形如门阙，水势汹汹，声震山野。《禹贡》中的“龙门”，说的就是这里。《水经注》认为，“龙门为禹所凿”。 这里，也是民间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之地。 蒲津渡与黄河铁牛，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东岸一侧。 该津为古代秦晋之交通要冲，曾多次建有浮桥，称为“蒲津桥”。 黄河铁牛，为唐代铸造，高1.2 米，重达15 吨。 著名的黄河鹳雀楼也建于此， 为古代前往关中长安的要冲之地。 河南三门峡市区北的黄河峡谷河道中，有两块大的礁岛，分别称为“鬼门岛”和“神门岛”， 将河流分成三股， 从左至右分称“人门河”“神门河”“鬼门河”，故有“三门”之称。 20 世纪50 年代，因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三门” 河水奔腾不息的壮观景象已消失不见， 但三门峡在古代黄河漕运中的惊险却因“砥柱中流”的文化意义而著称于世。 汜水渡，又称玉门津，位于河南荥阳西北的黄河岸边。 因其保留有扼守渡口的成皋故城，而该城北门又称玉门，所以称之为“玉门津”或“玉门渡”。 当年武王伐纣，真实的渡河地点就在此。 楚汉争霸时，刘邦北渡黄河的重要地点也选在这里。 玉门渡附近，还有一个虎牢关，为西进洛阳的必经关口，两者相交形成了东西、南北的十字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大伾山，位于今河南浚县城东南。 古代黄河自河南荥阳向东北流，黄河河道在此折弯，且因诸河相汇，水流加大，河底加厚，极易决口。 大伾山虽然不算高拔， 但位置却很独特且至关重要，山上寺庙云集，摩崖题记随处可见，尤其是高达22.29 米的伾山大佛端坐于此，是黄河故道保留至今最大的镇河佛像，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2.河泛记录型

黄河自古多泛滥， 给沿黄民众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历史上黄河泛滥之后，有关泛滥的文字资料多保留在碑刻、建筑之上，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如河南渑池东柳窝村保留的两块洪水刻石，一块铭刻“道光廿三年，河涨至此”（图2）；另一块在火神庙壁上，铭刻“道光廿三年，又七月十四，河涨高数丈，水与庙檐平，村下房屋尽坏”等字样。 这两块石刻，为清咸丰二年（1852 年）所刻，所记事件为黄河历史上流量最大、水位最高的洪水，估计最大洪峰达到36000 立方米每秒。 另外，山西阳城润城镇九女祠大门处的迎面天然石壁上，有“成化十八年河水至此”的刻字。 这些石碣，都是黄河洪水记录的历史见证。

3.河泛痕迹型

河水泛滥，水淹的痕迹，直接点明了黄河泛滥的规模，是当时洪峰流量的真实记录。 河南原阳原武镇（今属平原新区）有一座玲珑塔（图3），始建于宋代，为六角十三层叠涩密檐式建筑。 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至雍正元年（1723 年），仅三年间，黄河三次在其附近的武陟县马营村决口。 河水直泻东南，使玲珑塔在水中浸泡达一年八个月之久， 其底层也因此淤没于地下， 至今宝塔在现地面上仅留存十二层。前述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的洪水，是黄河19 世纪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历史洪水。20 世纪80 年代前， 在洛阳至三门峡的地域，发现了多处洪痕点。 这些洪痕点，对历史时期洪水数据的综合分析、 洪水规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3 原阳玲珑塔

图4 喇家遗址

4.洪灾遗址型

洪灾现场，是黄河泛滥的直接反映。 如喇家遗址：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喇家村的黄河河谷二级阶地上， 为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图4）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 发现聚落周边有壕沟， 壕沟之内有成排的半地穴式房基，尤其是在4 号房址内发现了14 具未成年人的遗骸。 这些遗骸，呈现的是一刹那间的状态固化。 其姿态各异，有的屈肢侧卧，有的匍匐于地，有的上肢牵连，还有的怀抱婴儿跪在地面， 再现了灾难突然降临时人们的无助情形。 据研究，这是一处发生在4000 年前由地震而引发洪水灾害的现场遗迹， 被称为活生生的“东方庞贝”。 又如三杨庄遗址：三杨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村附近， 为西汉晚期汉代村落遗址。 遗址内发现14 处庭院，以及稻田、水井、道路等，出土了大量汉代遗物， 完整地反映了汉代民宅加田地的散点式居住形式。 该遗址处于黄河故道内，距地表约20 米，应为洪水淹没所致。这是一幅黄河泥沙掩埋的汉代中原村落的真实画卷，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城下，叠压着战国魏都大梁城、唐代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代开封城和清代开封城。 这些历代的名城， 均因黄河洪水自然或人为因素而淹毁， 随后又在原地重建， 形成了开封地下“城摞城”的奇特地层景象。 民间有“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的说法，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 开封北宋东京顺天门遗址博物馆保留的考古发掘现场，不仅有明元地层、农舍残垣、 生活实景， 而且还有早期城址遗迹， 立体式地反映了上下层层相叠的历朝开封城文化遗迹的奇特景象。 开封“城摞城”现象，是黄河水灾典型的历史见证。 河南柘城县城，明清时淹毁后，向南扩建，以南城墙为新城的北城墙，原城内形成了湖面，称为“北城湖”。 这些洪灾遗址对考察研究特殊的洪水泛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水工建筑型

水工建筑，是人类与黄河互动的结晶，是人类在黄河这一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相关发明创造的实物证明。 如天津贝壳堤。 （图5）该堤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俗称蛤蜊堤。 目前保留有三道贝壳堤，第一道形成于元末明初，第二道形成于战国时期，第三道形成于殷商时期。 天津贝壳堤，系由贝壳沉积而成，不仅是天津古陆变迁的历史见证， 而且也是黄河入海口变迁的历史体现。 东周至两汉时的黄河大堤，称为“金堤”。 这一时期的“金堤”，经历代修整，河道变迁，大部已不知所终，但在原阳福宁集却发现有金堤遗迹。 原阳福宁集，历史上位于黄河南岸，所见“金堤”遗迹为夯土痕迹，夯窝明显。 今河南新乡、濮阳等地，均为“金堤”经行地点。 由濮阳南关，经堤口、清河头、什八郎、陈庄，进入山东境内。 还有黄河“太行堤”。“太行堤”是明代弘治七年（1494 年）刘大夏奉命堵塞黄河张秋决口后， 在黄河北岸建造的长堤，西起胙城（在今延津），经河南滑县、长垣，山东东明、曹县，至今河南虞城，长达180公里。 今豫北、豫东还遗留有“太行堤”的残段。 在山东、河南等黄河下游的沿黄农村，多有避水台、护林埝，以及为避水患而形成的高台房屋。 这是当地群众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居住形式。 处于晋豫峡谷的河南渑池，有“阏流堆台”的考古发现。 此地河谷的南北两岸， 有十处用夯土筑成的柱状土台，谓之“堆台”。 堆的位置，都选在突向河道的山嘴处，两堆之间通视良好，堆下距河面约30 米。堆原为方形，因风雨剥蚀，今呈圆柱状，高10 米，下径约6 米，顶径约3 米。 据专家考证，这些堆台系唐代漕运导航设施的遗存。

6.祭祀场所型

黄河沿途， 有许多为祈求平安而修建的古代庙宇及相关场所。 黄河，作为“四渎”之一，自唐代以来被历代皇帝封为灵源公（唐）、显圣灵源公（宋）、河渎灵源弘济王（元）、西渎大河之神（明）、润毓西渎大河之神（清）。 历代国家公祭黄河的地点，有临晋（陕西朝邑）、河中府（山西蒲州），以及武陟嘉应观。 嘉应观（图6）， 位于河南焦作武陟县境内黄河北岸，又称“庙宫”。 清初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1721—1723 年）间，黄河在武陟五次决口，雍正帝命兵部侍郎嵇曾筠加筑大堤，称之为“御坝”。 其后，雍正帝为祭祀黄河，封赏功臣，敕修嘉应观。 该观占地140 亩，主体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 自南向北依次分布山门、 御碑亭、前殿（严殿）、中大殿（大王殿）、过厅（恭仪亭）、禹王阁，两侧配以掖门、钟鼓楼、更衣室、配殿、厢房等。 其布局严谨，主次有序，雕梁画栋，黄瓦履顶，为典型的清代官式建筑群。 尤其是御碑亭内竖立的雍正皇帝御赐铜碑，碑文叙述了黄河的河道灾害治理， 表达了祈神保佑之愿望，明示了建“淮黄诸河龙王庙”的旨意。 嘉应观为不可多得的祭祀河神的官方场所。 此外，宋代以来，在今河南的滑县、温县、濮阳、偃师、兰考、睢县、延津，陕西的韩城、佳县、吴堡，山西的芮城、偏关，甘肃的兰州、临夏、靖远，江苏的沛县、淮安，以及山东的东阿等地，都有专门的场所祭祀黄河。 这些场所，建有河渎庙、河神庙、大王庙、禹王庙、龙王庙等，均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7.治河纪念型

图5 天津贝壳堤

图6 武陟嘉应观

古人治河成功，或修建宫庙，或勒石刻碑以作纪念。 汉武帝为纪念东郡濮阳瓠子口抢堵成功， 在堵口附近的汉堤上修筑了 “宣房宫”。 宋熙宁十年（1077 年），苏轼受命任徐州知州，是年七月，黄河决口流溢南清河，洪水进逼徐州。 苏轼带领当地军民，战胜洪水，保城成功。 为纪念此次御河，徐州人在城的东门筑一高楼，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故取名“黄楼”。治河纪念类遗产，以碑刻居多。如：河南台前县“敕修河道功完之碑”，记载了明景泰六年（1455 年）徐有贞治理沙湾河道、修建广济渠的史实。 此碑原立于河南台前县八里庙村的河神祠庙院内，后存于台前县文化馆。河南兰考“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记载了明弘治十年（1497 年）修浚河道、堵塞决口的情况。 该碑立于河南兰考城东北的宋庄村（原仪封县黄陵岗）。 山东东明高村合拢碑，记载了清光绪六年（1880 年）大名总镇徐道奎带领军民堵复决口的历史事件。 此碑原立于高村决口处，现存山东东明县高村西戗堤上。 郑州郑工合龙处碑（图7），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受命接办郑州下汛十堡堵口成功， 因以立石。 该碑通高2.86 米、宽0.76 米。 碑身阳面正中，阴刻篆书“郑工合龙处”五个大字。 碑身阴面，记述郑工合龙事宜。该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黄河博物馆。 郑州“黄河花园口合龙纪念碑”，记载1938 年河决花园口、抗战胜利后堵口成功、黄河归故的情况。 该碑俗称“六面碑”，原立于郑州花园口合龙处，现收藏于黄河博物馆。

8.非遗传承型

图7 郑工合龙处碑

与黄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如黄河号子。 黄河号子系人们在黄河上从事集体劳动时发出的似喊似唱声调的总称。 根据不同的劳动形式，黄河号子分为抢险号子、土硪号子、船工号子、运土号子、捆枕和推枕号子等。 黄河号子是历代劳动人民在从事治河劳作中，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已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黄河祭祀仪式。 这一仪式，反映了历代官方与民间对黄河祭祀的礼仪规程。 黄河祭祀从东周开始， 历经两千余年， 沿河许多地区均有祭祀，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天地山河的感恩与敬重， 是中华文化天地人合一的历史见证。 还有黄河传说。 黄河传说主要是与黄河有关的主题传说，如大禹的传说、 三门峡的传说， 以及类似于《瓠子歌》的民谣。 还有与黄河相关的地名，也应归入黄河水文化中的非遗传承型。 另外，与黄河治理有关的可移动文物， 如历代皇帝颁布的与治黄有关的圣旨， 大臣向皇帝呈递的奏折、河工砖，以及铁龙爪扬泥车、浚川耙、混江龙等河工器具，用于漕运的沉船，用于镇河的铁犀， 也都可以作为黄河水文化的遗产传承并陈列展示。

三、黄河水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

黄河水文化遗产， 是研究和开发黄河水文化的基础，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黄河水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黄河水文化相关的碑刻、建筑、遗址等，都是黄河历史的反映。 碑刻中记载的灾害事件、 治理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为黄河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可以弥补历史典籍记载的不足，甚或还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文献的错谬。与黄河有关的建筑，可以分为若干类型。 宫庙建筑，是黄河水信仰的具体体现，此类建筑的废弃，有的与黄河水灾害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是黄河洪水事件的直接结果。 遗迹， 如城址、村落遗址，有的在地层堆集中有洪水淤积层，有的村、城的废弃与洪水事件直接关联。这些遗址的揭示与分析， 可以为相关事件的认知提供参考性意见或直接的证据。

2.黄河水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黄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与黄河洪水的泛滥与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科技文化方面，与黄河相关的水利灌溉、水利技术的发明与创造，都深深地留下了黄河水文化的痕迹。 在思想观念方面，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受制于所生存的特定地理环境，尤其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形成，与黄河的独特环境有高度的关联性。 在民俗民情方面，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形成了独有的居住形式、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民间传说。 这些都为深入研究黄河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依据，也为进一步弘扬黄河文化创造了条件。

3.黄河水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在黄河水文化遗产中，有一种专门针对相关水利工程、洪水事件技术层面的类别。 这一类别的遗产，如洪水痕迹等， 对于深入研究洪水事件的规模、峰值，提供了可供科学分析的资料。 加大对这一类别资源的调查、分析与研究力度，对于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的洪水灾害以及成洪规律具有特殊意义。

总之， 对黄河水文化遗产的分类与价值的认识，有助于黄河水文化的探讨与弘扬。 加大力度全面调查、认真分析、科学厘定黄河水文化的内涵， 可促进黄河水文化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