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

关于奁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 《说文解字·竹部》释“籢（奁）”曰：“籢，镜籢也。 从竹，敛声。 ”可见，奁最初应为竹制品。 奁出现之初，除盛放妆奁用具外，还可以用来盛放食物或日常用品。 目前学术界对于汉代漆奁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如刘芳芳《战国秦汉妆奁研究》[1]、王培佩《魏晋至宋元时代的妆奁研究》[2]等，而对于两汉时期墓葬中出土陶奁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梳理汉墓出土陶奁的实物资料，利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各地汉墓出土的陶奁及其装饰图案的发展与演变、传播方向、文化内涵等内容进行阐释，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汉墓出土陶奁类型

汉代妆奁的器形相较于战国和秦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新增了方形奁，除此之外，双层奁出现，多子奁开始流行[2]22。 西汉中期以后，漆奁装饰工艺更为精美，两汉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一般随葬精美的漆奁；而制作较为粗糙的陶奁大多出土于中小型汉墓中，墓主人身份也多为一般官吏和平民。根据陶奁装饰工艺可分为素面陶奁、彩绘陶奁和釉陶奁，下面对其分别叙述。

（一）素面陶奁

素面陶奁方形、 椭圆形较少，大多为圆筒形， 多无盖或有弧形盖。 依据足的不同及腹部的变化可分为以下四型：

A 型 泥质灰陶，直口，直腹，平底，下附三蹄形足。 依据腹部装饰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 口微敛，直壁微弧，腹部没有任何装饰， 如河南巩义市康店叶岭砖厂汉墓M9：16[3]。 （图1-1）

Ⅱ式 腹部贴塑对称铺首衔环， 如陕西省交通学校汉墓群M192：11[4]518。 （图1-2）

Ⅲ式 腹部上下饰一周或两周凸弦纹，如河南辉县赵雷墓地HBZM84：2（图1-3）[5]201、禹州市崔张汉墓M33：5[6]等。

Ⅳ式 上腹部或无或饰对称二铺首衔环，上腹部及中部各饰一道或两道凹弦纹，如白鹿原国棉五厂汉墓M18：9[7]142（图1-4）、西安北郊汉墓M1：5[8]等。

B 型 泥质灰陶，直口或口微敛，筒腹，平底下附三兽（熊）足，无盖或弧盖顶饰桥形纽。 依据腹部装饰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 腹两侧有兽面铺首， 如洛阳金谷园车站M11：6[9]。 （图2-1）

图1 A 型素面陶奁

图2 B 型素面陶奁

图3 C 型和D 型素面陶奁

图4 山西右玉县出土中陵胡傅温酒樽

图5 西汉银扣金银贴饰彩绘云气鸟兽人物纹七子奁

Ⅱ式 腹部饰弦纹数道， 如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M1：1[10]。 （图2-2）

Ⅲ式 器腹没有任何装饰， 如河南辉县赵雷墓地HBZM27：1[5]140。 （图2-3）

Ⅳ式 腹部饰数道弦纹， 如河北抚宁县邴各庄汉墓M2：1[11]（图2-4）、河南淇县黄庄墓地Ⅱ区M20：13[12]等。

C 型 泥质灰陶或泥质红陶， 直口或口微敛，底部无足。 根据器物底部不同可分为两亚型：

Ca型 筒状腹或曲腹，平底，依据腹部装饰不同分三式：

Ⅰ式 器腹没有任何装饰， 如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99XYEM7：1[13]320。（图3-1）

Ⅱ式 口沿下或腹部一般均饰有弦纹，其中口沿下多为两周凹弦纹，而腹部仅见一周凸弦纹， 如白鹿原国棉五厂汉墓M12：19[7]142。（图3-2）

Ⅲ式 腹部饰数道弦纹， 如甘肃玉门白土良汉晋墓M9：3（图3-3）[14]、西安世家星城M141：26[15]等。

Cb型 筒状腹，圜底，依据腹部装饰不同分二式：

Ⅰ式 上腹部有数处钻孔， 如辽宁营口鲅鱼圈区天瑞水泥厂M17：12[16]。 （图3-4）

Ⅱ式 腹部素面， 如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BM3：12[17]。 （图3-5）

D 型 筒形腹，器身口小底大，平底下附三个乳状足，器盖与器身作圆筒形相互套合，器盖顶部上鼓，盖面有三个乳钉装饰。 如三门峡市建设东路汉墓M1：38[13]291。 （图3-6）

A、B 型陶奁从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流行，C型陶奁的流行时间最迟也应为西汉中期。A、B、C 型陶奁最初流行于关中地区， 后不断传播到中原地区，并散见于甘肃、辽宁等地；D型陶奁发现较少，其出现时间和流行区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素面陶奁大致经历了从瘦高型到扁宽型、从有足到无足的变化。 此外，弦纹、水波纹、铺首衔环等装饰纹样在整个西汉时期都非常流行，A、B 型陶奁应为模仿温酒樽（图4）而制作，故暂将其定名为“樽式素面陶奁”；C 型陶奁是A、B 型陶奁的变体，D 型陶奁是对当时上层社会所用漆奁（图5）的继承，故暂将其定名为“盒式素面陶奁”。 素面陶奁制作都较为粗糙，实用性较差，应为当时的随葬明器。

（二）彩绘陶奁

彩绘陶奁作为陶奁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笔者将其分出叙述。 彩绘陶奁方形、椭圆形较少，大多为圆筒形和套筒形，根据彩绘陶奁的形态，将其分为四型：

A 型 泥质灰陶或泥质红陶， 直腹，平底，三蹄足或三兽足，无盖，根据装饰图案不同，可分为三亚型：

Aa型 腹部彩绘人物图案， 以朱砂铺地，再用墨线勾画，最后涂色，画面上下绘三角云纹。 如洛阳金谷园车站M11：158[9]。 （图6-1）

Ab型 通体施红彩， 器外腹壁装饰图案分上、中、下三区，上、下两区为连续菱形纹，其间填以旋涡、圆圈、勾云纹等，中区为连弧星云纹及两个对称铺首衔环或饰云气纹。 如陕西省交通学校M65：16[4]456。 （图6-2）

Ac型 奁上三人倒立或二人、单人倒立。由三俑和一奁一盘组成，二俑倒立于奁沿，头下脚上，一腿相交于奁上，一腿曲伸向外，第三个俑双手倒立于前两俑相交的腿上， 双腿向上直挺，三俑面部涂朱，穿红色短裤，将汉代百戏与彩绘陶奁完美结合起来。 如出土于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18]（图6-3）、洛阳苗南新村IM528[19]等。

B 型 泥质红陶或泥质灰陶，由盖、盒两部分组成，盖为穹隆顶，折肩或弧肩，直壁，盒身直筒形，平底。 根据装饰图案不同，可分为两亚型：

Ba型 器身圆筒形，直壁，平底，奁盖套于器身外，顶为球面形，上有三个半球形纽，盖表涂粉，并绘有花纹，器内涂朱，花纹现已脱落。 如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出土的[20]。（图7-1）

Bb型 由盖、 盒两部分组成， 盖为穹隆顶，折肩，直壁，盒身直筒形，平底。 盖顶施红地，中心用紫色或白色绘柿蒂纹，外围饰白色云气纹， 间以卷草纹， 盖壁中部饰红色宽带纹，内绘白色、紫色云气纹，间以卷草纹，盖壁其余部分与盖顶边缘均饰紫色纹带。 如洛阳吉利区东汉墓M445：34[21]（图7-2）、洛阳瞿家屯汉墓C1M9816[22]等。

C 型 器体呈长方体，奁盖上部隆起，作长方形锥台状， 盖顶有长方形凹槽， 四角作乳，出土时奁盖彩绘纹饰。 如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M120：18[23]（图8）、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24]等。

D 型 平面呈椭圆束腰形，直壁，平底无足，盖与身扣合紧密，四角作乳。 如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25]出土。 （图9）

彩绘陶器是指素面陶器烧成后再用颜料绘制图案的陶器，因彩绘图案较易剥落，且这类陶器大多出土于墓葬中，故应不是实用器，应为明器。 彩绘陶奁是彩绘陶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A 型彩绘陶奁是模仿温酒樽制成的，故暂将其定名为“樽式彩绘陶奁”，B、C、D 型彩绘陶奁应是模仿漆奁（图10）的形制和装饰纹样制作的，故暂将其定名为“仿漆奁式彩绘陶奁”。

图6 A 型彩绘陶奁

图7 B 型彩绘陶奁

图8 C 型彩绘陶奁

图9 D 型彩绘陶奁

A 型彩绘陶奁在两汉时期非常流行，常与鼎、壶、钫共出，最早出现的时间应为西汉中晚期，最初流行于关中地区，后不断传播到中原地区，随着釉陶器的出现而不断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B、C、D 型彩绘陶奁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 在整个东汉时期都较为流行，最初流行于洛阳地区，后不断传播到整个中原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Ac 型彩绘陶奁较为特殊，笔者暂将其定名为“百戏式彩绘陶奁”，表现的是三人倒立的情景，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此外，还有单人倒立、双人倒立等，演出者多为女性，在汉代画像石、壁画上都可以看到倒立演出的场面， 是研究中国杂技史很好的实物资料。

（三）釉陶奁

釉陶奁的发现较多， 大多集中于关中及中原地区，故本文也单独叙述。 釉陶奁，分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两种，大多为泥质红陶，筒状腹，器形没有多大变化，根据足部的不同分为三型：

A 型 兽形足(熊形足)，根据足的不同分二式：

Ⅰ式 三兽形足(熊形足)略高，足均踞熊形，或无盖，或有博山形盖或覆钵盖，沿下一周弦纹，腹上部两侧贴塑对称铺首衔环。 如西安雅荷城市花园M3：7[4]240（图11-1）、西安未央印象城汉墓M7：10[27]等。

Ⅱ式 三兽形足(熊形足)较Ⅰ式略低，多博山形盖，子母口扣合，盖及器身浅浮雕山峦，腹部上下各有一周弦纹，山峦间有走兽、仙禽、羽人及狩猎场面。如西北医疗设备厂M128：3[4]72（图11-3）、荥阳苜蓿洼汉墓M2：35[28]等。

Ⅲ式 三兽形足(熊形足)较Ⅱ式略低，奁盖略小于奁身，圆纽，盖顶较平，腹部中间饰两周凹弦纹。 如青海西宁陶家寨汉墓M1：26[29]。（图11-2）

B 型 蹄形足， 以足面装饰的不同分二亚型：

Ba型 足面线刻兽面或大象头像或素面，以足的高低不同分三式：

Ⅰ式 三蹄形足较高，无盖，多素面。 如三门峡市立交桥西汉墓M4：11[13]259（图12-1）、济源泗涧沟墓地M29：14[30]等。

Ⅱ式 三蹄形足较Ⅰ式略低， 盖多为博山形，盖及器身模印山峦，山峦间模印虎、羊、羽人、仙鹤、流云等图案。 如西安市三兆殡仪馆M3：9[4]721。 （图12-2）

Ⅲ式 三蹄形足较Ⅱ式略低，无盖，中腹对称模贴铺首衔环， 上腹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凹弦纹，中腹有两周凹弦纹，通体施绿釉。 如宁夏固原市北塬东汉墓M5：39[31]。 （图12-3）

图10 泗阳陈墩汉墓长方形漆奁[26]

图11 A 型釉陶奁

Bb型 足面或素面，或线刻弦纹，或为竖形凹槽，以足的高低不同分二式：

Ⅰ式 三蹄形足略高，器表施釉，釉色以红褐或黄褐为主。 如陕西省交通学校M79：19[4]465。 （图12-4）

Ⅱ式 三蹄形足较Ⅰ式略低， 足面或素面，或竖形凹槽，除个别有博山形盖或覆钵形盖外，多无盖。 如西安石油学院M22：7[4]689。（图12-5）

C 型 异形足，多为三龙形足或三人形足，无盖，器形没有多大变化，器表施釉，多为绿釉，腹部上下各有一周弦纹，山峦间有仙禽、走兽、羽人等装饰图案。 如西安佳馨花园M80：2[4]676（图13）、西安市图书馆汉墓M8：1[4]671等。

釉陶奁在西汉中晚期开始流行， 主要流行于三辅地区， 后不断扩展到整个关中地区， 在西汉末年向西逐渐传播到甘肃、 青海、 宁夏地区， 向东逐渐传播到中原地区及山东半岛等地， 无论是器形还是装饰图案， 都是对关中地区的继承， 地域特色不强。此外，岭南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地域色彩较强，是南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釉陶奁的装饰图案多为羽人、龙、虎、熊、铺首衔环等， 反映出汉代人事死如事生、 希望死后能够升天成仙的社会习俗及意识形态。 釉陶奁盖中的博山形盖， 可能受到汉代流行的博山炉的影响， 也是汉代人成仙信仰的生动体现。

两汉时期高等级墓葬中一般随葬有精美的漆奁，西汉中期以后，镶嵌银扣、贴饰金银箔片的漆奁在当时的社会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1]131，而釉陶奁大多出土于中小型汉墓中，墓主身份多为一般官吏和平民，制作较为粗糙。 此外， 汉墓中出土的釉陶奁大多为叠烧，器物内底有叠烧痕迹，应有专门烧制釉陶器的手工业作坊。 釉陶奁为铅釉陶器，釉层极易剥落，应为当时的随葬明器。

要之， 汉墓中出土的各类陶奁基本经历了器形由瘦高向扁宽、由有足向无足，图案纹饰由简单向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既反映出了汉代工匠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 也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演变， 人们据器物使用需求的发展而对器物进行改进的趋势。 （表1）

图12 B 型釉陶奁

图13 C 型釉陶奁

表1 墓葬出土陶奁年代表

二、陶奁装饰图案研究

《易传·系辞上传》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不仅以语言的形式体现古人对形式美的认识， 更通过有形之“器”传达无形之“道”，从而突破了“器物”的普遍物质意义， 达到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境界[32]。 陶奁上的装饰图案主要有铺首衔环、云纹、羽人、仙禽神兽等，对于图案背后的内涵和寓意有必要进行深层次解读。

1.铺首衔环

铺首衔环在汉代器物装饰上运用得非常普遍，形式也比较固定，在汉画像石（图14）和墓葬壁画上也表现得非常具体生动。 司马相如《长门赋》中有：“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汉书·哀帝纪》记载：“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 ”唐颜师古注：“门之铺首，所以衔环者也。 ”《汉书·扬雄传》曰：“排玉户而扬金铺兮，发兰蕙与穹穷。 ”这些史料虽都是记载地面建筑铺首（图15）的情况，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汉代器物上的铺首衔环图案提供了一些信息。 铺首衔环图案在素面陶奁、彩绘陶奁、釉陶奁上都有体现，均模制，不具实用性，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陶奁上的铺首衔环，是对青铜器上铺首衔环的继承和发展，它综合了许多兽类的特征，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造型似虎类牛，异常凶猛，模制在陶奁上，可以起到辟邪镇凶的功用。

2.云纹

云纹，包括勾云纹、云气纹、星云纹等，均是云纹的变形。 《太平御览》卷八引《河图帝通纪》曰：“云者，天地之本也。”可见，云纹来自古人对自然天象的崇拜。 汉代云纹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和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砖瓦、铜器、玉器、陶器上，还是在丝织品（图16）、漆器、绘画作品上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云纹主题。汉代云纹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自然的崇拜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它既是对秦代艺术的继承，也是对楚国艺术的借鉴，灵动而率性，散漫中不失秩序，奔放中不失韵律。汉墓中出土的彩绘陶奁和釉陶奁上都有云纹， 有的是灵动飘逸的云气纹，有的是繁密细腻的星云纹，也有的是流动烂漫的勾云纹，虽是边缘装饰，但使得整个画面生动活泼， 能够更巧妙地表达汉代人希望灵魂不灭、羽化成仙的心境。

3.羽人

在汉墓中出土的釉陶奁上可以看到一种肩生双翼、手持灵芝（或持节）、驾驭飞龙、做奔走状的人物形象（图17），这一形象应该是先秦文献中所说的羽人。 《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 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 ”《楚辞·远游》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羽人图像广泛出现在汉代艺术的方方面面，大都出土于墓葬中。 壁画墓（图18）、画像石墓、画像砖墓中都可以看到羽人图像的踪影， 在墓中出土文物（图19）上也可以看到此类图像。釉陶奁腹部图案上的羽人手持灵芝（或持节），自然飘逸，起着导引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作用，游离于龙、虎、鹿、熊、朱雀、仙鹤、羊等仙禽神兽中，与仙山、云气构成一幅生动形象的羽化成仙画面。 作为飞仙，羽人出没于阴阳两界，既关照生者，又慰藉死者，其不仅是长生不死的榜样，而且更是引导众生与灵魂飞升仙界的使者[33]。

图14 绥德四十里铺墓左右门扉

图15 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兽面纹青玉铺首

图16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绛红绢地长寿绣残片

图17 西安市方新村开发公司M22:1

图18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羽人图[34]

图19 河南洛阳东郊出土青铜羽人[35]

4.仙禽神兽

《淮南子·精神训》：“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 ”《后汉书·华佗传》：“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 ”可见，龙、虎、熊、鹿、猿猴等仙禽神兽在古人的视域里具有导引升仙的功能。 《论衡·解除篇》曰：“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 ”《风俗通义·祀典》：“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后汉书·礼仪志》中载大傩仪式中方相氏以“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的形象来驱邪。 仙禽神兽除导引升仙外， 还有驱邪镇凶的作用。 这些仙禽神兽图案大多出现于釉陶奁上，与山峦、云气、羽人等构成一幅仙界景象，栩栩如生。 （图17）

三、结语

综上所述， 两汉时期墓葬中的陶奁， 大都出土于关中平原及中原地区的中小型汉墓，且彩绘陶奁和釉陶奁都是在素面陶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陶奁首先在西汉中晚期流行于都城长安和都会洛阳， 后不断传播到关中及中原各地， 至东汉晚期以后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原因可能是东汉晚期甘肃、 青海地区较为安定，几乎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故能够较好地保留汉文化因素。 陶奁器形也大致经历了从瘦高型到扁宽型、 从有足到无足的变化，无论是从器物形态还是从装饰纹样来看，陶奁都是对青铜樽和漆奁的继承。

《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上行下效，客观上加剧了西汉中晚期随葬漆器的社会风气，下层平民阶级没有财力随葬漆器， 只能通过随葬制作较为粗糙的素面陶奁和彩绘陶奁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以后随着釉陶奁的不断流行，素面陶奁和彩绘陶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汉墓中出土的陶奁因其制作工艺较为粗糙， 且彩绘和釉层极易脱落， 故应不是实用器，而是明器。 陶奁上的装饰纹样也是两汉时期人们喜闻乐见的草叶纹、 星云纹、 铺首衔环、羽人、仙禽神兽等，装饰手法采用了传统的对称、 均衡布局， 注重器物自身的艺术效果， 体现出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希望死后羽化升仙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