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 丁任重

摘   要：近年来，我国多个省份先后实施相关政策以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推行“强省会”战略已然成为一种新趋势。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带动省域经济发展、拉高省会城市发展排名，并为省会城市高速发展提供更多要素储备，但也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容易造成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加剧城市间的GDP竞争，忽略环境保护。为此，应注重“强省会”战略推进的地区特性，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及时补足公共品供给，加强规划引领。

关键词：“强省会”战略;城市首位度;城市竞争;省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8-0147-12

作者简介：张航，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多个省份实施一系列“强省会”战略，作为其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杠杆。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1]可见，做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不仅是地方政府所期，而且是中央所盼。

从2019年省会城市①GDP占全省②比重的数据来看，占比30%以上的有10个，其中占比35%以上的有：银川（50.60%）、长春（50.35%）、西宁（46.63%）、哈尔滨（38.56%）、成都（36.50%）、拉萨（36.39%）、西安（36.14%）和武汉（35.40%），占比为20%—30%的省会城市有13个，占比在20%以下的只有4个;而2009年GDP占比30%以上的省会城市仅有8个，20%以下的有6个，其中济南占比不足10%。27个省会城市的占比平均值从2009年的26.83%上升到了2019年的28.51%③。可以看出，“强省会”战略已逐渐成为省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已有多个省份形成较为稳固的“强省会”格局。

“强省会”一方面体现在省会城市本身的强大、强势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各省份进一步做强省会城市的趋势和决心上。多数省份做强其省会城市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对周边城市甚至其他省份生产要素的争夺，如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分、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本省乃至全国要素、争取如“国家中心城市”等国家级战略平台来获得优惠政策倾斜等。在近年来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省会城市中，其GDP、土地面积、常住人口、财政收入等指标都有明显的增速提升。

一、相关文献综述

马克思等对城市的地位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固定生活在某一地方，从事生产，繁衍后代，就是在这人类最初的生活和生产的聚居点上，萌生了城市的雏形;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主要表现为剩余产品不断增加、社会分工不断扩大、人类经济活动不断聚集。列宁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3]列宁最早把城市和经济中心直接等同起来，他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4]。

在随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中，又有诸多学者论证了区域中心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如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指出，“增长极”由创新企业的集聚而形成，这些企业的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不仅自身增长迅速，而且对邻近地区也会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具有“扩散效应”[5]。又如，弗里德曼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指出，核心区凭借较优越的发展条件和较高的经济效益，吸引各生产要素从边缘区向核心区转移，进而带动边缘区发展;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在一个平衡的区域内，能够自发地产生经济的集聚现象，集聚的地方即为中心。上述理论中的“增长极”、核心区以及中心区一般都是城市或城市集聚区[6]。中心城市在区域内发挥着一般城市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杰斐逊提出的城市首位度理论指出，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一般比这个国家的第二城市大得多，它不仅在经济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体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在国家中发挥着异常突出的作用[7]。

在我国，一定区域或省域内的首位城市往往就是省会城市，它是省域经济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区域城市体系的主导者[8]。相较于其他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一般更具规模经济效益，能自发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进而得到更快的发展，而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的合理发展也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合理利用资源，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9]，这些优势使省会城市的规模能得到更加快速的增长。同时，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城市和城市群来实现的[10]。因此，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引领作用[11]。可见，“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和我国“强省会”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因省施策的选择。但省会城市并非越大越好，有学者指出，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往往规模也过于偏大，而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12]。因此，若地级市城市与省会城市经济实力差距过大，可能反而会阻碍省会城市中心性的发挥[13]。

那么，“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利弊以及推行过程中应注意的要点有哪些呢？这些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本文从调整行政区划、大力撤县设区、参与“抢人才大战”以及争取国家级战略平台等方面出发，梳理并分析全国各省会城市实施的“强省会”战略，进而对“强省会”战略展开利弊讨论，最后从注重“强省会”战略推进的地区特性、政府和市场充分结合、及时补足公共品供給以及加强规划引领等方面提出“强省会”战略提质增效的建议。

二、实施“强省会”战略的主要途径

“强省会”战略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当地政府采取行政或经济手段来壮大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并加速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方式和策略。“强省会”战略在全国多个省份愈演愈烈，各地纷纷出台了多种政策来做强省会城市，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城市面积、通过撤县设区来增强市区实力、通过参加“抢人才大战”来吸引人才以及通过争取国家级战略平台等方式来获得优惠政策，等等。

（一）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城市面积

“强省会”战略中最为直接的手段便是对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其中合肥、济南、成都、西安和长春动作幅度较大（见表1）。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不仅能在短时间内给省会城市直接带来大量的土地、人口等要素，还能把原有地区的产业、产值、基础设施等各种现有成果直接“收入囊中”，是所有“强省会”战略中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式。

以济南为例，虽然2019年合并莱芜后，济南仍然是全国首位度最低的省会城市之一，但是其GDP体量已经在2019年底首度跻身全国前20强，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度。“强省会”战略的推进使得济南的经济规模快速扩大，扭转了民众对于以前青岛无论在经济规模和知名度上都远超济南的传统认知，大幅提升了济南的“存在感”。

（二）通过撤县设区来增强市区实力

除了通过直接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外，实施“强省会”战略还体现为各省会城市不断地撤县（包括县级市，下同）设区（见表2，下页）。在我国，县是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行政区划建制，而区是与城市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行政区划建制[14]。通过撤县设区不仅可以扩大城市的行政区划面积[9]，而且在统筹分配财政资源的过程中，能将更多财政资源集中于市辖区内[15]，进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在做强省会城市的过程中，撤县设区被广泛采用。

在全国27个省份中，有20个省会城市通过不同程度的“撤县设区”来扩张其城市规模，其中，有7个省会城市先后撤销了4个及其以上的县来设立市辖区。通过撤县设区，这些省会城市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县改区后，其财务统筹和机构人员都改为由市政府统一安排，这使得市政府的发挥空间更大。县改区往往使得当地土地价值升高，土地置换更加顺利，这有利于全市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进而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城市功能组织可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展开[16]。“撤县设区”无疑给省会城市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动力[17]。

（三）通过参与“抢人才大战”来促进高端人力资源集聚

近年来，不少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积极参与“抢人才大战”，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加大住房补贴、增加就业保障等方式来吸引人才（见表3，下页）。杭州是此次“抢人才大战”中率先起跑的城市，早在2017年4月，杭州就印发了《杭州市新引进应届高学历毕业生生活补贴发放实施办法》，随后，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紧跟步伐，陆续出台了各自的人才新政。“抢人才大战”的爆发使我国的人才资源不断向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加速聚集。

参与“抢人大战”的城市“抢”的不只是人，而且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抢”的是创新创业者、消费者、纳税人、养老金供给者，这些都是决定城市未来良性发展的核心资源。“抢”到更多人才，有利于人口要素的聚集，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且高素质劳动力的增加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同时还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趋势，提高省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通过争取国家级战略平台来获得政策支持

国家级战略平台，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决定设立或者批准设立，赋予较高行政级别、特定先行先試权限等高层级政策资源，能够承担国家发展中特定重大战略任务，具有服务国家战略意图和目标的基本功能属性，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载体区域[18]。其中，有三个平台最为值得关注。近年来，国家先后在不同城市设立“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和“国家中心城市”，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获得这三大“头衔”的绝大多数都是省会城市（见表4）和直辖市，例如，“国家中心城市”除四个直辖市外，获得此称号的城市还有：广州、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给予了各个国家中心城市特殊的定位和使命，其中，广州要引领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成都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武汉要辐射带动中部和长江中游地区，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郑州要引领中原发展、支撑中部崛起;西安则立足古丝绸之路起点，作为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辐射带动西北及周边地区发展。

三大国家级战略平台的设立对省会城市甚至整个省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正面意义和促进作用。其中，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有研究证明，在全国尺度上，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GDP增长和FDI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9]。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可谓经济特区的“升级版”[20]，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在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国家中心城市则是全国城镇体系的“顶级”城市，体现出中心性、国际性两大特征[21]。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是建立国际经济联系的纽带，代表着城市的国际竞争力[22]。争取到这些“头衔”的省会城市不仅知名度大幅度上升，随之而来的行政和市场资源也能助推其经济进一步增长。

三、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利弊分析

“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对省域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随着省会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整个省份能否快速健康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其省会城市。“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在具有其正面意义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在市场作用的调节下，大城市的合理发展更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利用[19];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强省会”战略，可能并不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提质增效。

（一）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现实价值

第一，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通过省会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全省域经济发展。省会城市往往在省域中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其经济发展速度对整个省域经济影响较大。如果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了，那么全省的经济增速可能难以得到保证。因此，不仅省会城市的市政府会尽力促进省会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省政府也会想尽各种办法来保证省会城市的经济增速。同时，省会城市往往是一个省的门户城市，省会的发达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省的形象，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和特色饮食是陕西省对外交流的名片，而成都的繁华、安逸和现代化则是人们对四川的第一印象。省会城市是整个省份的一面旗帜，对省会城市进行精心打造将更加有利于全省经济的长远发展。

例如，自2007年湖北开始建设“武汉都市圈”以来，充分发挥了武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建立了“1+8”城市圈发展模式。从2019年数据来看，占地面积不到湖北省三分之一的武汉都市圈，集聚了全省过半的人口，产出了60%以上的GDP。武汉作为典型的“强省会”，集聚了全省大量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强大的集聚效应推动了武汉快速发展，但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武汉的高度集聚而出现停滞。这源于武汉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和带动作用。不同于其他GDP占全省比重不断上升的强省会城市，武汉在全省GDP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35%左右;在武汉的带领下，湖北省在全国GDP中的排名从2007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8位;2019年，武汉周边城市如黄冈、孝感、咸宁、鄂州等的名义GDP增速均高于武汉。可见，“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不仅能让省会城市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能使省会城市在基础设施、人才资源、产业发展等方面对周边城市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进而更好地带动周边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

第二，实施“强省会”战略有利于增加省会城市经济体量，拉高其城市发展排名。政府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行为主体，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及其配置权。相较于省内其他城市，省会市政府在动用经济资源方面有着显著的政治优势。同时，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容易诱发官员们的“GDP冲动”，在省会市政府的主导下，省会城市更容易在省里争取到更多、更好的资源。随着虹吸效应越来越强，周边要素和资源不断向省会城市聚集，集聚效应的增强又促使其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上升，省会城市在全国城市中的发展排名也随之攀升。

例如，安徽省会合肥市凭借着“强省会”战略，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发展排名节节攀升。从2009—2019年各个省会城市的GDP平均增速来看，合肥的平均增速为11.95%，比同期其他26个省会城市平均增速的均值高出1.90个百分点;从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来看，合肥从2009年的第15名上升到2019年的第9名，增幅为全国第一。“强省会”战略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刺激着各个省会城市进一步加大实施该战略的力度，以便在“GDP竞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三，实施“强省会”战略为省会城市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更多要素储备。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实施“强省会”战略不仅可以加快本地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且能吸引更多外地人口，尤其是省内其他非省会城市的人口来本地落户。例如，近年来，以西安、成都等为代表的省会城市纷纷参与的“抢人才大战”，仅2017年，成都新增户籍人口便高达36.43万人，广州新增27.38万人，西安新增20.15万人。

同时，随着“强省会”战略的实施，省会城市的城区面积得到快速增加，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得到优化升级，产品附加值不断上升。例如，西安市仅2016—2017年城区面积就增加了266.66平方公里，增幅达49.20%，而全国省会城市平均增幅仅为4.23%;西安市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幅也分别高出全国省会城市平均增幅①。可见，“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为省会城市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土地等要素儲备，这为省会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充分的要素资源保障，使省会城市加速释放城镇化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可能弊端

第一，“强省会”战略的推动多是利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其中，最常见的便是通过行政区的重新调整来使省会城市获得土地及其附带资源，例如省会城市撤县设区、代管周边区县等，或者利用省会政治优势出台相关规划来获得政策红利。这些通过实施强而有力的政策来推动的“强省会”战略，可能会造成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制定脱离实际，加剧地区间恶性竞争。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强省会”战略中，市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被大大削弱，某些经济活动不一定符合市场运行规律。一味用行政手段推行“强省会”战略，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成都天府新区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力，经测算，天府新区的人均水资源量为831立方米/人，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缺水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属于重度缺水区[23]。可见，若一味强调行政指标的完成，不仅可能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可能违背市场运行规律，降低经济运行效率。

第二，“强省会”战略加剧了区域和城市间的不平衡。行政区划的直接调整使得资源快速向省会城市集中，周边城市原有要素大幅度减少，这可能会造成资源区域分布的扭曲。最初表现为土地、人口、GDP、投资等“硬”要素不断向省会城市转移，随着政策的推进，技术、信息、政策等“软”要素也会向省会城市倾斜，进而导致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区域和城市间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同时，资源不断向省会城市集中，也会加强其集聚效应，促使周边要素进一步自主地向省会城市加速流动。在这种聚集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的情况下，省会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而其他城市发展难以提速，地区间的不平衡可能进一步加剧。例如，河南省会郑州市在2009年全国省会城市GDP排名中列第9位，到2019年上升到了第6位，而河南省这10年来一直保持在全国第5位没有变化。这说明，郑州的崛起并没有对周边城市和全省经济的发展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相反，郑州的快速发展还拉大了其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加剧了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从人均GDP来看，2009年郑州只比河南全省的人均GDP高出23 569元，但是到了2019年，郑州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6 751元，二者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41倍。

第三，“强省会”战略推动的城市化容易造成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过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出台政策来吸引人口和企业等行为，极易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虽然省会城市的土地、人口、经济体量都在大幅增加，但是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增速则相对较慢。这种人为的、行政推动的城市化，往往过于重视城市面积和人口扩张，而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供给，很容易使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能满足城市化的要求，从而降低了城市化质量[24]。例如，四川省成都市2016—2017年城区面积和城区人口的增幅分别为6.93%和7.68%，但用气普及率从95.01%下降到93.7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14.23%下降到13.66%;在用水人口增加13.12%的同时，城市生活用水供应却减少了5.03%①。多个数据都反映出在“强省会”战略下，省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增速往往难以赶上其土地和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难度低、见效快，并且是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而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投入大、回收慢，并且在政绩考核中权重相对较低，因此通过不断吸纳人口和土地来推进城镇化，便成了众多省会城市的首选策略。

第四，“强省会”战略可能引起省会城市间以及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GDP竞争，加剧生产倾向，而忽略环境保护。在“强省会”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对大企业的招商引资是主要手段之一。于是，各城市竞相发展GDP带动效应大的产业，比如有多个省会城市都已明确將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各地产业同构严重，市场竞争恶化，产品更新换代跟不上市场的步伐。另外，还可能会盲目引进一些GDP产出高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的产业，比如石油化工产业等，进而导致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当前不少省份实施的“强省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摊大饼”，往往导致“大而不强”。例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增强实力的省会城市，合并的地区往往发展相对滞后，以致在人均指标等方面合并后不及合并前。

四、推动“强省会”战略提质增效的建议

“强省会”战略是否应当实施，应当怎样实施，不仅关系到省会城市自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省域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前文提出的不足之处，这里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应更加注重地区特性

针对发展相对滞后、生态承载力较弱的地区，应当尤其注意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力度和方法。从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来看，首位度高的地区往往都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如果在这些省份仍然以较为粗放的方式实施“强省会”战略，那么在政策推动力和集聚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各种要素和资源持续不断地往省会城市汇聚，最终只会进一步拉大省内不同城市间的差距，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不利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另外，某些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围绕当地的比较优势合理引入和布局产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而不能盲目地“摊大饼”。

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如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其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往往较低。在这些省份内，除省会城市外，往往还存在多个副中心城市，或是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梯度城市群。在这些相对发达的地区，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间应进一步加强联系，充分发挥省会城市和首位城市的主导作用，构建城市发展集群网络，引导集群网络内产业合理分工，带动城市群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二）“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应当采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激活各方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市场力量对“强省会”战略的支撑。在推进“强省会”战略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考虑当地经济的实际情况，合理批复和规划项目，避免作出有违市场规律、脱离实际环境、过度理想化的决策。

在努力提升省会城市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靠要素供给市场和产品需求市场来吸引企业入驻，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不能仅仅通过现有资源的简单重新分配来做强省会城市。在人才和资金方面，不仅要想办法“吸引来”，更要想办法让人才和资金“留下来”。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用政策“吸引”，用市场“培育”，增强人才归属感，提高资金安全感。

（三）“强省会”战略的实施应及时补足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短板

我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强省会”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跟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及时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尤其要增强省会城市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省会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25]。

进一步加大省会城市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力度，尤其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公共领域的支出比例，缓解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同时，创新公共领域的投资方式，将市场力量引入公共领域的投资中，使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多样化，增强省会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力。

（四）“强省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加强规划引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各个省份应当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和产业规划，引导本省份经济健康发展。应更加注重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之间、省会经济与整个省域经济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不能一味地只追求省会城市壮大，在规划制定时期要充分考虑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问题，尤其在产业布局、城市规模和地区分工等方面的规划要具有前瞻性。对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进行统一规划，充分利用省会城市这个“增长极”，增强省域市场竞争力，同时利用省会城市的扩散效应来带动和加速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另外，应当在推进“强省会”战略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能盲目为了做大体量而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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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Basis and Possible Orienta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ZHANG Hang  DING Ren-z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provinces in China have implemented relevant policies to make the capital cities bigger and stronger. It has become a new tren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rovinces， raising the ranking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providing more factor reserve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However， it also widens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ggravating the competition of GDP among cities and neglec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imely supplement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guidance.

Key words：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primacy; city competition; 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①本文所指的“省会城市”为广义上的省会城市，包含省政府和自治区政府驻地所在城市。一般将自治区政府驻地城市称为首府，但本文出于研究各省份省级政府驻地城市需要，将首府也视为省会城市，因此除港澳台地区和四大直辖市外，我国共有27个省会城市。

②与本文的省会城市概念一致，本文所指的省还包括自治区，但不含港澳台地区和四大直辖市。

③根据各省份、省会城市公布的2009年和2019年GDP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