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理查德·艾伯哈特 刘康凯/译

五年前，我坐在波士顿的一家商务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有时人们说人受到一次召唤（双关语，同时有接到一个电话之义——译者注）。生活选择他们走上一条路。这个电话问我是否愿意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做驻校诗人。

当时我有一种观念，认为诗歌是不能教的，它的神秘本质是逃避解释、拒绝分析的。我认为诗歌不能由诗人来教。我不怀疑这门课可以由教授来教。我不是在達特茅斯、剑桥、哈佛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吗？

然后我把这认作是一个挑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既有的观念上？为什么不在教诗的过程中体验生活呢？事实上，为什么不应该是诗人最适合教诗呢？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冒险意识，我们穿越整个国土来到西雅图。

在谈到诗人作为教师或教师作为诗人的一些问题之前，应该说一下，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电话，在随后的四年里，又令人惊奇地跟来了另外四个，这是有记录的。概括地说，有两所大型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它们的问题特别而生动。接着是被惠顿学院（马萨诸塞州诺顿市），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女子学院，召去担任一个新的访问教授职位。然后是实行导修制的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除了教诗之外，我还做了一系列的克里斯汀·高斯讲座。现在是达特茅斯学院，这是一次出道三十年后的还乡。“岁月是什么？”是玛丽安·摩尔一本书的书名，人活的越久，这个问题就变得越尖锐。

实际上，我大约15岁时就受到了诗歌的第一次召唤。

诗歌正在被重新发现。历史又回到它古老的魔力。诗人可以教诗的想法开始付诸行动。在作为一门知识学科、一种情感方式、一种对生命神秘意义的直觉的诗歌，与所谓的真实世界的真实事件之间，人们感到需要融合。这一行动已让我们的大学和学院安置了一打或更多诗人作为驻校诗人、教授或讲师，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美国现象。

类似地，现在这种需求融合的感觉促使企业和基金会将资金投入到了学院和大学，在加州、宾州，以及今年夏天在达特茅斯，让企业高管们在40多岁时从人文学科中学习到他们在20岁时可能学不到的东西。或者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不能将商业理解为国族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是贫困。三十年前，商业和文化是两极分化的。现在我们看到，双方互相依赖，并且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大学和学院能够回馈赞美之情，把大学教师送进商业办公室和工厂，扩大他们的视野，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最近我偶然发现一本旧笔记本，里面有达特茅斯早期或达特茅斯之后的诗歌。有一页出现这样一句话，很可能是我1926年毕业后不久写的：“生活应该是在思想和运动中消耗能量，而不是在人身上。”我一发现它时，就已记下了它。首先，一句批评的话。“和运动”中有一处含混，暗示着某种社会行为，但我显然有意将其严格地与“思想”并置，并意味着智力生活本身。

我可以在引用这句话时向我那时的达特茅斯致敬吗？我从我的教授那里得到了对智性事物的最高尊重。在求知欲达到顶峰时，几乎是一种无限的审美愉悦。但请注意这句话。它孤零零地站立在小笔记本上，仿佛我曾试图表达大学教育的精髓。重要的是，在灾难之前，在衰退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是安全的。没有人愿意把精力花在人民身上。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了更深刻和更真实的民主意识。也许一个去年班上的毕业生会把那句话写得几乎相反。如果你把一个新的电动洗衣机放在你的房子里，它不会动（我可以证明这一点），除非一个工人正确地连接和调试它。如果清洁工和垃圾工不来，一个月后会发生什么？社会是一个综合的事件连续体，这些最后提到的社会成员和大学教授或银行行长一样重要。我至少花了20年才学到这一点。

诗歌也适于这一图景。

但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让我重提一下荣退的霍普金斯校长的一句话，在我那个时代，这句话成了一句名副其实的口号，那就是“一个有头脑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作为年轻人，我们要用智识去征服世界。这是一句很吸引人的话，它用模糊但强大的雄心激发我们。现在看来，它与某些国家口号一样恰当地属于自己的时代，就如“新政”和“公平交易”属于它们的时代一样。历史进程的运动是复杂而神秘的。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并不是单靠脑力生活，这一观察使我回到诗歌上来。

诗歌位于生活的中心，如果我早有才智，我本该使用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被各种批评学派应用。我应该采用“一个感性的贵族”。这样才能承负起整个人性，它与世界全面的、潜在地丰富的融合。它将解释各种各样的经验，并包含矛盾和作为思想行为模式的说教这两者的边界。

现在，在我自己的领域里，一个真实而麻烦的问题存在着。诗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

我希望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并带着对另一个主要问题，即对诗歌与科学关系的接受进一步思考它。

诗歌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

就此我想问的是，是诗人，就是说伟大的诗人，或一群主导性诗人，主宰了这个时代，把文化提升到诗人的水平（这可以说就是本世纪上半叶的艾略特，或是任何一个你可以命名的领导群体，如果你同意这个主张的话）;还是说，诗歌本是民主的，因此最终由所有读者通过时间来评判，故此实际上是一种人民意志的表达，一种民主的设定？

让我再详细说明一下。我想知道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的答案。保持诗歌水准的主要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诗人和读者吗？人们能做出这么大的有效概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诗歌是贵族的东西，因为社会大众中的才智之士很少有人受过足够的训练，去写出或理解最好的诗歌。

我现在想站在辩论的立场上。这不是一个总体信仰的问题。智识越高，诗就越伟大，就变得越深奥。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死于1889年，享年44岁，生前只发表过三首诗。在1918年他的朋友罗伯特·布里奇斯出版了他的作品之后，人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随后的二十多年，关于他的书籍层出不穷。现在，关于霍普金斯的书籍和文章的泛滥已经平息。他向这个世纪亲密说话，但够不到最后一个世纪的耳朵。

我非常喜欢他的诗，还有布莱克的诗。然而，我仍认识到，即使在现在，尽管霍普金斯在教科书和批评性的评价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可能只有数千读者在阅读他。这样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贵族诗人。他吸引训练有素的读者和复杂的性格。这是他身上的一个局限，还是一个如此民主以至于不在乎他说什么的社会的局限？

再举一个例子。卡尔·桑德堡在20年代有很好的天赋。他似乎直接为可能是大多数美国人说话，并置身于我们民主文化的核心。桑德堡代表了与艾略特對立的一极。在大学里，他没有被有信心地阅读，也没有被有学问的人评论，因为他太简单，不能激发想象力，而且他的语言也很平淡。相反我们崇拜的是已故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他碰巧是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的副总裁。现在，如果你承认桑德堡是真正民主的，并且在美国我们有民主文化，那么你就不用把桑德堡和他的同类，大众艺术的实践者，提升到一个他们目前达不到的层次吗？

恰恰相反。史蒂文斯那无定形的、闪烁的、灿烂的、难解和微妙的想象使许多人着迷。微妙而难解的诗人们在今天赢得了胜利，但正如我们所知，趣味是一只跷跷板，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我不排除提出的问题，但不接受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限制。相反，我为之声辩的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诗人的万神殿，一种趣味的普遍性，它通过鉴别力拥抱广泛的互不相同的思想和风格。

另一个关注点是作为一种艺术范例的诗歌和科学的关系。它们看似截然不同。似乎科学造就了我们这个世界，并且控制了它。科学让事情发生。相反地，用奥登的话说，诗歌似乎“无所事事”，它结束于沉思，可能常常是一个美丽、淡漠的沉思，似乎逊于科学。

艺术，或者还是让我们保留“诗”这个词，表达一个时代的本质。一个人不太了解十九世纪的情况，他通过书本，去了解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有多少士兵排成行彼此对垒。一个人可能通过阅读济慈、布莱克、丁尼生、惠特曼、爱默生来感受这个世界。我们从逻辑学角度理解不了内战，但通过例如斯蒂芬·克兰的《红色英勇勋章》，可以揭示它的主要特征。这是一个男人写的故事，他读过有关战争的书，但没有参加战斗。他的想象力在艺术上保留了那场战争的意义。

在艺术和科学的关系上没有次等或高等的问题。这些名词无需采用。归根结底，它们代表着同样的智识的运用，即想象力。

在卡尔·迈克尔森编辑的一本新书《基督教与存在主义者》中，我在第61页读到，爱因斯坦“向我们保证，科学只能处理物质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但永远无法了解或深入物质的本质” 。他还在某处说，在发明一种新的宇宙理论时，大脑“跳过了一条沟”。在某个很棒的时刻，他的大脑跳过一条沟，从当时已知的东西跳向某种新的东西。他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提出了他的相对论和场论。现在似乎很容易把时间想象成第四维度。我们的祖父辈没有一个能这样想。这本质上是一种诗的想象。

艾略特先生在写作后来出版于1922年的《荒原》时，实际上把十九世纪抛在了脑后。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他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事物。

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他们的巅峰时期，科学的和诗意的想象也被等同于智力—感受力的运用。它们是同一棵树的树枝，它们有我们共同人性的普遍根源。

科学基于理性，它仅限于测量。诗歌往往基于直觉，直觉有着深厚的、古老的资源，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它取决于一个人的偏好，即是否感觉到它创造了一种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是否吸引了自己。许多聪明人从出生到死亡完全与艺术无缘。

我只提出了两个诗歌教师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大学生能够在他想象力的范围内，运用年轻人头脑中所有的灵敏性来学习，并且能够用一系列学术观点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他不仅可以尽情享受，而且还可以走向教育的一端，那就是自我认知。

上面的公式我不太满意。人们希望避开诡辩，但仍请允许我采取一种忏悔的姿态。奥登最近在某处说了些话，大意是他在科学家面前感到自卑。在这些世界的统治者面前，他感到格格不入。这是一种聪明的态度，但这句话里有一种古怪的、狡猾的味道，好像他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科学仅仅是通过理性，对二十世纪负责的话，而这个世纪的一半就有两场战争，一次大萧条，以及准备向他们和我们所有人弹回的钴弹，那么科学家应该感到最原始的愧疚。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这样做的，但他们在自己的感情面前是无助的。

在科学家面前，作为一个诗人，我本能地感到优越。我已经在引用爱因斯坦时宣告了他们的局限性。我在前面公平地说过，科学和艺术之间没有争论，想象力在两者中起着同等的作用;然而，我不得不说，大多数诗人都褒扬人类（有时甚至是在谴责、讽刺或嘲笑人类时——人们可能会想到波德莱尔、斯威夫特），长久流传的诗歌必然具有道德的价值，赞同人类的善，它在意识深处的状态使它与宗教直觉相结合，它为心灵和头脑说话的能力赋予它塑造真理的无限潜力。

失去这一视野的人又重新开始看到它了。人不能单单靠管理收益为生，靠对物质的实际控制为生，靠对实利主义的骄傲自夸为生。他必须靠内心的强迫，靠深层的自然动力，靠敏感的直觉，靠精神的现实，靠对无法言喻的事物的关心，靠虔诚，靠祈祷，靠谦卑，靠所有那些使灵魂在斗争中充满活力并穿透幻觉面纱的生生不息的力量生活。这一现实的大部分都可能被嵌入了潜意识。正是从这些区域里，艺术诞生了，在这里我只谈到一种艺术——诗歌。

对诗歌的研习，从莎士比亚的时代到迪伦·托马斯的时代都是严肃而光荣的事，我看不出它会伤害人，我能看到它的道德力量丰富人的生活质量。因此，我认为学习和教授它是正当的。一个人必须写诗那就写吧。

我想把这些概括结束于一个关于批评的札记上。直接的印象，未经图式化的、个人的直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类型，可能比大多数或任何类型都好。

比如说，研究者倾向于反抗叶芝在《幻象》中来之不易的图式化，尽管这种图式很迷人，但由于武断和紧张而无法令人满意。很少有人真正喜欢它。许多人可以佩服它的圆锥形的精雕细琢，但它不知何故没有接受所有的生命，当它在假装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给予它钦佩，以及理解，但不给予它爱，对此它也并不要求。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宏富天才是我所高度赞许的，他所做的相对较少、有点不守规矩，但完全符合人性的和令人信服的离题话，偶然的看法，和尖锐的评论，可能代表了最好的诗歌批评，这种批评不是针对一个流派，也不古怪，而是几十年来（保守地说）被轻易抛弃的真理的智慧闪光。

例如，去年春天在普林斯顿，弗罗斯特突然说：“所有的科学都是驯化科学。”这跳过了一条沟。我们很喜欢它。这说明了上述论点之一。他以显著的机智和深邃的智慧，即对真理的崇高热爱，将那些冷冰冰的科学人、原子钴梦想家、地球撼动者，与街上的男人、厨房里的女人联系起来，表明科学家毕竟只是尽其所能驯化宇宙。这是一种机智、简练、最人道、最可爱的表达，听了这话，满屋的人咯咯笑，随后又哄堂大笑起来。

我们用做来逃避“是”。科学家是实干家。商人是实干家。我真正关心的是“是”。诗歌关心“是”。它建构“是”的状态。这是一种对“是”的方式的探索。我们都在努力去“是”。科学通过做使我们害怕“是”。诗歌，以及其他艺术，鼓励我们“是”。让我们不要被做的重负所累，以致忽视了“甚至路旁的荆棘丛也因神的荣耀而燃烧”。

本文初刊于1956年11月份的《达特茅斯校友杂志》， 后收入作者的诗歌随笔集《谈诗歌与诗人》（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