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

至少有十年时间，我把育邦归类在小说家里面。我记得有一年他自余姚北返，经嘉兴，难得地来我东升路的书房闲谈，那时他赠给我的正是出版不久的小说集《再见，甲壳虫》。他的小说家身份由此定格在我顽固的记忆中。

我认识的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论文学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育邦都是一个很好也很专业的榜样。这一点，无疑也加重了他的评论家的身份。我这样说，是有大量文学评论可以做证的。

然而，这几年，诗是育邦最专注也最殚精竭力的一个文体。居家幻想，山水寻踪，雅集交游，无不有诗产出。渐渐地，诗人这个身份无可阻挡地突出于他的其他身份，且理所当然地成了他最主要的一个徽记。诗集《伐桐》的出版，很重要的是，育邦的诗人身份再一次得到了确认和巩固。

我不记得那年他去余姚做什么。开会，抑或访友？从他此后所作的诗来看，访友确乎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至少，此行在他的诗集里留有三首诗：《酱园街忆旧———致商略》《明夷———过余姚黄黎洲先生墓》和《与商略访王阳明故居》。看得出，他在余姚倾心相交了三个人物———两位古人：王阳明和黄宗羲;另一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商略。育邦的很多诗歌并不好懂，但这首《酱园街忆旧》却无晦涩难懂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些生活，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得以洞悉其秘密的。往事堪忆，当时却惘然。细究此诗，从十年前的“我们尖锐的脸庞”到十年后彼此拥有“柔软的内心”，这里面实则汇通了诗人的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