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一蕾

摘   要： 本文研究新西兰作家克里·休姆的布克奖获奖小说《骨头人》，审视女主人公克雷温的生命从破碎到完满的治愈之路，力图揭示作者的重要主张：要解决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必须摒弃原先那种表面“独立”，实质上割裂、破碎的自我中心主义生活方式，转而向毛利文化学习，与他人、社会、自然发生密切的联系，将天地万物视为同一整体。

关键词： 破碎    割裂    治愈    完整    毛利文化

一

二战后的新西兰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腾飞的时期，大批毛利人涌进城市，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抛弃了传统的毛利族生活方式，模仿白人，过起了现代生活。然而，随着新西兰经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重挫，失业率暴涨，这些移居城市的毛利人成为受冲击最大的人群。现实中的痛苦境遇促使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毛利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他们意识到要解决毛利人的问题，还要求助于毛利人自己的文化。“不同人种的共同生存，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的自然合流。如果毛利人放弃自己人的文化与传统，他们最多只能变成棕色的“白人”。（李晓云，98：200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西兰文学迎来了“毛利文艺复兴”（the Maori Renaissance），涌现了包括威蒂·伊希玛艾拉（Witi Ihimaera）、帕特里西娅·格蕾丝（Patricia Grace）及克里·休姆（Keri Hulme）等一批杰出作家。这些作家都拥有毛利血统，对毛利人的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用英语写作，意在充分表现毛利文明，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利人，了解毛利文化。（Jones， 173：1991）

克里·休姆（Keri Hulme）正是毛利文艺复的中坚力量之一。她于1947年出生于新西兰南岛的克赖斯特彻奇，她的父亲是英国移民，母亲从小在新西兰长大，具有四分之一的毛利血统。因此，休姆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八分之一的毛利血统，此外，她还具有爱尔兰和挪威血统。（Robinson， 247：1998）尽管她外形酷似白种人，而且从小接受的是正规的英语教育，但是她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在文化认同上更倾向于毛利文化：“我认为自己是一位毛利作家，而非白人作家……毛利文化对我来说意味着坚强、活泼、包容，代表着所有事物美好的一面，是我力量的源泉。”（Robinson， 248：1998）休姆的小说风趣幽默，时常充满讽刺意味，她善于发掘生活中细碎的美好。此外，她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诗人和画家。

在克里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长篇小说《骨头人》（The Bone Man，1984），正是凭借这部小说，她获得了1985年的布克奖国际奖，蜚声国际文坛。（Robinson， 247：1998）这是一个关于相遇和治愈的故事，一个名叫西蒙的小男孩无意间闯入了离群索居的女画家克雷温的生活，因为西蒙，克雷温与西蒙的养父乔也产生了交集。这三位主角在年龄、种族和教育背景、职业等不少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在过往的岁月中受过种种伤害，身心残缺，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相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并且最终促成了他们的治愈。这部小说的手稿起先并不被看好，由于克里拒绝做任何改动，她在主流的出版商那里一一碰壁，最后还是一家几位女性创办的独立出版社接纳了这部作品并于1984年2月出版。然而，小说甫一面世，便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不管是评论家们还是普通读者都反响热烈：因为太过畅销，很快售空，在同年4月便发售了第二版，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又数次加印，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本文拟选取女主人公克雷温的生命从破碎到完满的治愈之路，力图揭示作者的重要主张，探索这部作品如此成功的奥秘所在。

二

小说的女主人公克雷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她独自一人生活在海边的一座塔状建筑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塔顶有一个平台可用来观星;一个安静的图书馆，陈列着一排排的书籍，墙的下方挂着一圈剑作为装饰;一间中世纪风格的卧室，带有巨大的横梁和一张原木凿成的床;起居室有一个巨大的壁炉……当然还要有一个酒窖，里面储存着各种国产和进口的葡萄酒;和酒放在一起的是一个个瓷质的姜罐以及一盒盒用木盒装着的海枣……（Hulme，7：1984）

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城堡，她从不邀请任何人来此做客。她觉得自己心灵手巧，“不需要任何人”，对于这样的生活她感到很满意，因为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然而，这样的潇洒不过是一种幻象，很快就破灭了。当入住新居的兴奋褪去，克瑞温由情绪的巅峰掉进了深渊，她亲手设计的舒适宜人的家在她的眼里变成了一座监狱，把她和外界完全割裂开来。她绝望地对自己说：“我被一圈又高又硬的石头墙紧紧围住，这堵墙唯有我的意念才能撕开。但是我办不到。”洒脱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一颗破碎的心。她看着镜中的自己说：“你伤得太重了，灵魂早已无法治愈。”

与家庭的決裂是导致克洛温痛苦的直接原因。虽然小说中没有提及她为何与家人闹翻，但是她对此显然深深后悔。生活中不经意的一个细节也能让她回想起与家人相处的时光，继而再次悔恨和家人的关系走到如今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然而，她的痛苦背后还潜藏着深层原因：她对另一个主人公乔说：“真奇怪，从肉体和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我只有八分之一的毛利血统，但是从精神和心灵的角度，我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毛利人。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个彻底的毛利人。而现在，我在生活中失去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显然，这里最珍贵的部分指的是她引以为豪的毛利文化传统。当她与家族斩断了一切联系，斩断的还有她和毛利文化之间的纽带，也是她的精神之根。

与毛利文明割裂联系的她选择了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依靠任何人，表面上很独立、很潇洒，然而这种自给自足是建立在物质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次偶然的机遇，她购买的彩票中了大奖，赢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正是用这笔钱她盖起了理想中的房子，正是因为这笔财富，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白人的帕克哈（Pakeha）生活方式，物质占有和中心主义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克洛温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当她在所有权属于自己的海滩上散步时，偶然捡到了一只小孩的拖鞋，“她皱了皱眉。她不喜欢孩子，不喜欢任何人踏入她的地盘”。这样的反应明显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占有欲。这样的生活方式显然无法提供给她所需要的精神滋养。原本她是一名颇有灵气的画家，画出过不少出色的画作，自从她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画出过一幅作品，因为她的精神世界早已崩塌，这也是她为何无法真正享受这种“独立”生活，不时陷入绝望的根本原因。

促使克雷温走出绝望，摆脱割裂的是一个名叫西蒙的帕克哈小男孩。西蒙是这部小说的三位主人公之一，他是一名欧洲裔的孤儿，被一对毛利夫妇所收养，养母去世后，与养父乔一起相依为命。某天，从学校逃学的西蒙无意间闯入了克洛温在海边的“孤塔”，被克洛温发现，二人从此相遇结缘。他的闯入给克洛温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

1.不再拒斥与他人的交往。最初，克雷温对于突然闯入她生活中的西蒙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拒斥。当不能说话的西蒙伸出手触碰她，曾经练过日本合气道的她本能地一个手刀就准备劈了出去。然而，与西蒙的长期接触却使她逐渐放下了防备。在别人眼中经常惹是生非甚至小偷小摸的西蒙对克雷温表现出一种深深的依恋。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克雷温对他的态度从开始的戒备和不习惯，变成了接受和喜爱。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即使不用语言，也能心有灵犀。不仅如此，在与西蒙接触的过程中，克雷温还认识了西蒙的养父，毛利人乔。伴随着与西蒙的关系日益密切，克雷温与乔的接触逐渐增多。他们三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甚至还在乔休假的时候一起开车去克雷温家的海边小屋度假。乔也会邀请克雷温去参加他们家族的聚会。克雷温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对他人的恐惧和拒斥，变得不那么封闭。她与西蒙和乔在一起的画面，像极了温馨的一家三口。这种与昔日她眼中的“他者”的接触，使她开始反观自身，反思自己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

2.逐渐恢复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西蒙给克雷温带来的影响，还表现在恢复了克雷温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西蒙是一个与自然，特别是与大海有着密切联系的孩子。小说的开篇，从他的养父母之间的对话我们便可得知他是一场海难的唯一幸存者，是被大海的潮水冲上岸的。他的眼睛的颜色与大海一样，是海水绿色的。不同于白人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西蒙对待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采取的是一种“共情”的方式，他将它们当成了与自己一样的平等主体，而非低人一等的他者。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与养父及克雷温三人一起去海边度假，克雷温带西蒙去海边挖一种贝类。克雷温将贝类挖出，麻利地用匕首撬开贝壳，然后撕掉上面的壳，将贝肉挖出来直接吃掉。目睹这一幕的西蒙“痛苦地摆着手”，哭了起来。他哭泣不止是因为害怕，更因为那一刻他对被克雷温吃掉的贝类产生了一种“共情”，对它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西蒙的反应让本来对此习以为常的克雷温产生了一种“罪恶感”，这也是她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开始反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第一步。

西蒙唤醒了克雷温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他的影响下，克雷温面对大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无论何时，每当我听到一只海鸥在哀鸣或者看到一只鸬鹚扑棱着翅膀呼啸而过，我总是热泪盈眶。哦，土地，你深埋在我的心里。哦，大海，你流淌在我的血管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克雷温过往的伤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如果说西蒙促使克雷温打破原有的封闭，放开怀抱，从此走上治愈之路的话，那么毛利文明则最终真正治愈了克雷温支离破碎的人生。当她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身患绝症，身心俱疲的她决定返回自己的出生地毛利人聚居区，准备在那里静候死亡。一位毛利巫医对她进行了传统的治疗，治疗的过程并不复杂，类似与催眠和冥想。在巫医的引导下，她反思了这个世界有哪些令她深深眷恋的事物和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风霜雨雪，还有家人朋友。与此同时，在巫医的引导下，她产生了顿悟，意识到了她和乔与西蒙，三人之间的生命是密不可分的：“他是明亮的太阳，悬挂在东方的天空上;他是月亮的新郎，属于夜晚，而我是他们俩之间的纽带……”通过这样的“治疗”，巫医“清除”了困扰她的心结，唤醒了她心中的爱，让她恢复了强健。最终，“奇迹”发生了，再一次去医院检查的她竟然康复了。精神层面的治愈带来了肉体的恢复，这正是毛利文明的一个重要观点：“联系”（connection），人的精神与肉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是密切相连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

三

反向思考，克雷温的最终治愈揭示了曾使她饱受折磨的“破碎”的实质：并非单纯是克雷温的个人选择，影响克雷温，促使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是整个帕克哈文明：对“自我”的过于强调导致中心主义，而过度的“独立”，认为自己需要任何人的想法则是一种冷漠和疏离。正是这种欧洲白人所标榜的价值观导致了克雷温的痛苦。她的治愈在于她意识到了这种价值观的缺陷，转而选择回归与之截然相反的毛利价值观：包容一切，联系一切。

其实，纵观整部小说，作者早就以一种隐喻的形式暗示了克雷温的得救之道。这种暗示主要表现为“螺旋”（the spiral）这一意象在全书的反复出现。例如，克雷温对“螺旋”似乎情有独钟，她之所以把自己的房子设计成一座塔的形状，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喜欢螺旋楼梯。就连她家的地板上，也刻着双螺旋的花纹：两股螺旋交织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解，没有中心，没有起点和终点，无限衍生，趋于无穷。事实上，螺旋纹是新西兰的土著民族——毛利人的一种重要图腾，常见于毛利人的文身及各种手工艺术品的装饰。有学者指出，螺旋纹代表了毛利民族的世界观：起点和终点，终点和起点，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联系，它们之间不断互相转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小说的末尾，克雷温决定重建居所，以原有的那幢孤塔为基点，向四周扩散，建造起一排排呈“规律的螺旋状”的房子，最终组成一个大的贝壳形状，这些房子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确保个体的隐私，又彼此相连，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些房子不再只是她的栖身之所，而是她的“家”，一个可以安放身心的地方。同时标志着克雷温的生命从往昔的支离破碎走向了完满，她终于彻底地获得了治愈。

四

从割裂到联系，从破碎到完满，这不仅仅是克雷温个人的经历，更像是作者针对帕克哈文明的弊端开出的一张药方，在她看来，要克服这些弊端，白人文化必须向毛利文化学习，抛弃原先的中心主义，与他人、社会、自然发生密切的联系，将天地万物视为同一整体，唯有如此才是“得救”之道。

参考文献：

[1]Worthington， Kim. Keri Hulme[A].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New Zealand Literature[C]. Ed. Roger Robinson and Nelson Wattie.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Hulme， Keri. The Bone People[M]. North Shore： Penguin Books（NZ）， 1986.

[3]Jones， Lawrence. The Novel[A]. The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in English[C]. Ed. Terry Sturm.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李曉云.新西兰文学中的土著民形象[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4）.

[5]李进兴.从螺旋纹装饰探析乌氏戎与毛利人关系[J].东方收藏，2016（6）.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二战后的新西兰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6SJB7500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