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稳 惠富平

[摘要]在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种植史上，当代的玉米种植范围和规模最大，但因玉米生产而引发的环境问题类型之多、殃及范围之广、危害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在应对这些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治理与破坏并存、化学污染治理乏术、未能开展相关的专项整治等缺憾，但在政府的引领和扶持下，通过实施坡地退耕和利用农业技术、工程措施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生态保护成效。如今，随着玉米在各种植区彻底“下山”，山区延续了两三百年的因玉米生产而引发的环境问题痼疾得到根治，有利于保护长江下游的“绿水青山”。

[关键词]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环境问题;生态保护

在长江下游地区，玉米约于明朝隆庆年间门567-1572）最早出现在杭州，自清代乾隆朝中期开始在山地丘陵区（下文简称山区）坡地上获得大面积种植。其中，杭嘉湖和皖南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官民曾多次联手对外来玉米生产者“概行驱逐”，或勒令土客民众禁种玉米而“改种靛青、番薯等项”旱作。清代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业已引起多位学人的关注，但在当代这一问题却鲜有人涉猎，以致误导人们产生如此印象：在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种植史上，唯有清代乾隆朝以降的杭嘉湖和皖南大面积种植玉米并引发了环境问题，社会对此曾试图予以遏止但最终未果。实际上，玉米在当代长江下游山区的传播范围和生产规模皆达历史巅峰，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种类之多、波及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但最终得到根治。

一、当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的主要特征

在1949年后若干年的长江下游山区，由于全社会口粮严重短缺，在“以粮为纲”的国策和“向荒山要粮”口号的引领下，山土不宜种植传统旱粮且“山去家远，粪溉不便”的历史因化肥的出现而改写。旱作中具有绝对稳产高产优势的新品种玉米的出现和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玉米生产投入少、收获大、生产周期短、收获存贮便捷、籽粒口感较好、食用方式多样等有利因素的合力作用，使玉米生产呈现如下三个特征。

一是玉米的县域种植区数量为史上最多，且绝大部分种植在山区坡地上。从县域看，因大面积种植玉米而成为县域种植区的共有28个，并连片形成杭嘉湖、皖南、皖西南、皖东苏西四大种植区。其中，临安、余杭、安吉、德清、嘉兴、婺源、祁门、东至、贵池、太平、泾县、青阳、铜陵、宣城、宁国、广德、当涂、宿松、望江、岳西、怀宁、舒城、全椒、来安和江浦等形成于清代或民国时期，太湖、石台和郎溪等形成于当代。另外，滁县、江宁、嘉善、海盐和乌程等县的玉米面积亦颇为可观，零星种植玉米的县域更是不胜枚举。在各县域种植区，因玉米亩产不敌水稻，民众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历史悠久，以及存有大片难以种植传统粮作的“闲置”山土，所以玉米主要种植于山区坡地。

二是各县域种植区玉米的面积皆超过以往，玉米一度成为当家旱粮。对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各县域种植区的玉米生产，相关史料仅有其种植规模的概括性介绍而罕有具体面积。1949年以后，在以下两大因素的促动下，各县域种植区的玉米大面积扩展。其一，在旧时已垦辟为玉米地的使用上，将过去“布种苞芦……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的撂荒制改为连种制。其二，各种植区皆“以开垦荒山荒坡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且无一例外地主要种植稳产高产的玉米。结果，当代形成的玉米县域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极值。玉米一度成为绝大部分县域种植区的主旱粮，仅郎溪、余杭、东至、石台、池州地区和黄山市长江流域内的玉米与山芋面积相埒，马铃薯、粟、花生、芝麻、烟草、麦作、豆作和靛青等面积则很小。为了展示当代该域玉米生产规模的变化历程，并为下文讨论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应对作相应和必要的证据铺垫，笔者梳理了部分地区的玉米种植规模，如下页表1所示。

三是各县域种植区玉米生产达到历史巅峰后逐渐衰退并在坡地上绝迹。如下页表1所示，各地玉米面积在达到历史最大值后开始萎缩，婺源、宁国、东至、望江和舒城等地出现在1960年代，其他各县域种植区出现在1950年代：玉米在各县域种植区坡地上基本绝迹的时间差异较大：嘉湖地区、郎溪、当涂、江浦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临安和舒城县分别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其他则在1990年代前后。2019年7月，笔者在四大种植区考察发现，仅在部分山区房前屋后的坡地上偶见零星种植几棵玉米;湖州、杭州、来安、舒城、祁门和婺源等地的玉米种植仍有一定面积，但仅见于山下平地。

二、当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

清代长江下游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丰富的相关史实表明：垦殖山场种植玉米势必引发诸多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山上玉米地及其周边的原生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以及水土流失和山下大范围水环境严重恶化等。进入当代，在长江下游山区大面积垦殖山土使玉米面积达到历史巅峰的过程中，清代该域玉米生产中引发环境问题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基本依旧，加之当代化肥、化学农药的使用以及中耕模式的變化，使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在该域玉米种植史上形式最多、殃及范围最广、危害最大最深。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山区玉米生产对野生植被的破坏

根据当代各种植区玉米生产中的垦殖山土和制造火土粪、玉米田间管理、玉米地土壤贫瘠化等方面的相关科学理论和实况判断，玉米生产是以玉米替代野生植被且破坏大于玉米面积的野生植被为代价的，这一破坏还具有长期性或不可恢复性。笔者于2019年7月在该域多个曾为当代玉米县域种植区进行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退耕20-50年的玉米地上或罕见高大的树木，或零星生长着具有超强耐土壤瘠薄能力的竹子，或稀疏地生长着低矮的灌木、苔藓、草本和藤蔓植物，或仍为不毛之地，这正是玉米生产破坏山场原生植被的恶果。

其一，为了玉米生产而垦殖山土对野生植被的破坏。这主要发生在当代新垦坡地上，因为各县域玉米种植区在玉米生产达到历史巅峰的过程中，普遍“以开垦荒山荒坡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史无前例地大面积毁林、毁茶和毁草等，各县玉米面积增加多少就意味着同等面积的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各种植区野生植被遭到玉米种植史上最大范围的破坏，其中以皖南、皖西南和杭州的破坏最为普遍、惨烈且时间最长，嘉湖地区的情形最轻。就各玉米县域种植区情况来看，在皖南，1980年代前宁国县“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大量有林地带变为秃地”，1950-1970年代的泾县“森林植被减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至县“有效森林覆盖率逐年减少”，石台县在1961年“很多山场被全面垦复‘剃光头”：在皖西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岳西县“植被破坏愈见严重”，1950-1970年代舒城县“造成不少荒山秃岭”;在杭嘉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兴、建德、淳安、安吉和临安等县普遍存在“扩种山玉米妨害山林保护”问题：1952-1957年间，江浦县大面积新垦玉米地上野生植被荡然无存，等等。结合表1中的相关数据分析可见，这些地区的野生植被大面积严重破坏与各自玉米面积增长同时出现，即相当一部分原生植被遭到破坏正是因为玉米生产。

其二，铲草皮烧火土粪作玉米基肥对野生植被的破坏。在当代长江下游的全椒、望江、广德和泾县等多个县域种植区，玉米生产者普遍流行年复一年地“在田头、路边铲堆草皮制草皮肥”制造火土粪作玉米基肥的习惯，使得玉米地之外的部分坡地上草皮等野生植被遭到破坏。这种破坏的面积一定可观并具有毁灭性，否则望江等县也不会把这一行为引发的“破坏植被”问题载入地方志。

其三，玉米地田间管理对野生植被的破坏。这存在于所有玉米地上的玉米发育期全程，且当代这一破坏情况要比清代和民国时期更为普遍和严重。由于各县域种植区的玉米面积超过以往，因此一改过去仅在玉米“出苗后删苗除草，靠天生长”的田间管理模式，在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过程中前所未有地重视田间管理工作，对玉米进行多轮中耕除草，其主要目的就是清除玉米地上萌发的野生植被，最终使野生植被的根株屡受伤害而难以萌发或死亡。

其四，退耕后的玉米地上野生植被难以萌发和生长。野生植被萌发和生长的难易度与种植玉米的时间长短呈正相关，主要原因除了上述之反复清除玉米地上野生植被的行为之外，还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相关：一是玉米地上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各类旱作坡地上，同等条件下玉米地的水土流失模数最大，土层变薄速度最快，因而年复一年地连种玉米，使野生植被的载体——土壤大量流失，进而使杭州市的“水土流失也导致了土壤的贫瘠及植物生长的困难”现象出现在大面积退耕的玉米地上。二是玉米是最易使土壤贫瘠化的旱粮作物。清代浙江山区玉米种植者发现，“山种苞萝十余年必败，并不可栽竹木”，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包谷最耗地力”，易导致土壤贫瘠化。这一问题在当代长江下游退耕玉米地上更加普遍和严重，因为化肥日渐大量的施用“对土壤结构破坏性较大，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从而加剧水土流失，带走了玉米地上大量的养分。三是火种对野生植被的破坏。在当代多个玉米县域种植区，曾流行放火烧山种植玉米，如祁门县火垦山场、宁国县开火子地、广德县火烧地、东至县炼山、石台县火种以及长兴、建德、淳安等县的烧山，到1980年代初皖南多个县域种植区“仍存在有‘火子山，垦种制”。火种使退耕后的玉米地上野生植被難以萌发。对此，清代祁门和婺源等县的民众早有认知：“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

（二）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水土流失

当代长江下游各玉米种植区主要是通过垦殖坡土进行玉米生产，且新辟玉米地的坡度也因缓坡日渐垦殖殆尽而越来越大，加之种植区的气候、土质、玉米的相关生物属性以及玉米生产中的中耕除草、培土和收获等诸因素存在，使所有旱作地中玉米地的保水保土能力最弱，水土流失模数最大，土层变薄和贫瘠化速度最快，最终使水土流失成为各县域种植区玉米生产引发的最显性之生态问题，流失的面积之大、程度之重也是前所未有。下述当代各地的水土流失，虽然不能将其全部归咎于种植玉米，但玉米生产当为罪魁祸首，因为除了坡地种植玉米与水土流失之间的关系已有科学理论依据之外，清代杭嘉湖和皖南山区的相关历史记载业已提供了大量确凿的相关证据。再者，当代各县域种植区山场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是白玉米下山后才逐步缓解的。另外，借助表1中的数据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各地水土流失的轻重与垦荒种粮特别是玉米生产兴衰也大体同步。部分县域种植区水土流失概况如下。

1.皖南

该域是当代长江下游玉米生产引发水土流失面积最大、程度较严重和存在时间较长的地区。如1949年初至1978年，石台县开荒种粮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达174.4平方公里，使“山区水土保持……受到严重破坏”;东至县在垦荒种粮中，“由于刀耕火种，水土流失严重”;广德县的水土流失面积由1949年初的182平方公里扩展到1985年的390平方公里，其原因“除土壤、气候等因素外，主要是人为破坏植被”，即垦荒种粮。又如1949年初至1987年，宁国县水土流失面积由370平方公里上升到475平方公里：铜陵县山区由民国时期的“原始生态保持较完好，水土流失量很小”向“水土大量流失”转变等。反之亦然。如泾县于1960年代后期退出玉米种植区后，水土流失的状况开始明显好转。

2.皖西南

在四大种植区中，该域玉米生产引发大面积严重水土流失的时间最长。如岳西县在1949年前“地面植被良好，仅有习惯性串灌及坡地、开荒地等零星裸露地发生水土流失现象”，但随着玉米在山场的蔓延，至1985年，仅中等程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就占总面积的52.2%;1950-1963年，太湖县由于“挖山种粮不断”，使水土流失面积比1949年初增加257平方公里;1949年初至1980年代，望江县“水土流失现象发生在低岗丘陵区”即玉米生产区：长江下游玉米第一大县舒城“在山上开荒种粮……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其“涉及范围是山区丘陵地区”坡地上，该县当代的流失面积和时长位居长江下游各县域种植区之首。

3.杭嘉湖

1949年初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州的“山区毁林种粮……破坏水土保持”现象出现在各县域种植区，使民国时期湘溪上游山区的“林木茂盛、溪流清澈”景象不复存在，直到1970年代玉米大面积下山后水土流失问题才明显好转。杭州市临安等县长期存在“扩种山玉米妨害山林保护和水土保持”问题。

4.皖东苏西

虽然相关史料对该域情况只字未提，但大面积垦山种植玉米势必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

（三）玉米生产中的化学污染

1949年以后，随着化肥和化学农药在长江下游各种植区日益推广和大量施用，该域玉米生产史上首次出现了日渐普遍、严重的“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农业污染”的问题，并成为水土流失之外的第二大“公害”。从各地化肥和化学农药施用情况不难窥见这种化学污染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

一是玉米生产与化肥施用。山区玉米地因海拔较高和道路崎岖而难以施用农家肥，但化肥运输便捷、见效迅速和增产效果显著，因而玉米生产者对化肥日益青睐，在玉米发育过程中进行多轮和大量施肥，以尽可能发挥化肥的增产增收功效。如湖州市施基肥、苗肥、拔节肥、攻蒲肥和粒肥，江浦县追施苗肥、杆肥和穗肥，来安县有基肥、促苗肥、促杆肥和促穗肥等，使单位面积玉米的化肥施用量逐年增长。

二是玉米生产与化学农药施用。在当代各种植区，玉米大小叶斑病、黑条矮缩病、玉米螟和鼠害等普遍存在并日趋严重。为此，自1949年初开始，各种植区逐渐以化学农药代替传统但较为环保的以石灰粉、稻草灰、雷公藤、烟草、桑叶、棉油、桐油为原料制成的土农药和农业防治措施。化学农药主要有有机氯、有机汞、有机磷和菊酯类等，单位面积玉米施用农药的剂量也随着病虫鼠抗药性的增强而日益攀升。化学农药的施用形式主要是对玉米地上植株直接喷洒，此外还流行药剂拌种。如临安市“推广桐油六六六药粉拌种，拌后即播，防治地下害虫鼠害”;湖州市进行“药剂拌种，防治地下害虫和鼠害”;婺源县用磷化锌、大隆和敌鼠钠盐等化学农药拌种防治玉米等旱作的鼠害。

三是玉米生产带来的化肥和化学农药污染。科学研究发现，当代农业生产中施用化肥和化学农药残留比重大，易产生环境污染，对大气、水体、土壤、食品、人禽畜、动植物和微生物等都会造成危害。在长江下游玉米种植区，多个种植区民众也隐约认识到这一问题。如泾县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农业方面作物种植使用化肥、农药普遍增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甲对宣城宛溪河和水阳江等水体造成化学污染;东至县“有些资源遭到破坏，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环境受到很大影响”;杭州市“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农业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问题普遍，1980年代在部分地区检测到土壤、水体和农产品中均有较高的多种农药残留，如高残毒的六六六、DDT等，“土壤检出率仍几近100%”。玉米生产中施用化肥和化学农药，必然产生相应的化学污染。

（四）玉米生产与野生动物资源日渐枯竭

在当代长江下游尤其是皖南各玉米县域种植区的历史记载中，第一次普遍出现野生动物资源随着玉米的大面积种植而日渐枯竭的现象。如石台县自“70年代后，野猪群、猴群和野兔等均不多见……唯鼠害日益严重”;至1990年代，东至县境内“一些珍贵、稀有水禽、鱼类、野生动物逐渐减少，濒临灭绝”：太湖县因“挖山种粮不断，破坏了生态平衡”而导致野生动物日渐稀少。其他县域种植区的相关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与1949年之前各地野兽和鸟雀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的状況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当代这一现象的出现难以找到与玉米生产相关的直接证据，但从理论上说，上述各种植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无疑殃及野生动物的食物链完整性、生存载体和食物安全等生存和繁殖的基本要素。从相关史料记载看，玉米生产与部分种植区野生动物资源枯竭之间也存在一定关联性。如针对玉米在灌浆成熟期间遭到野猪、野兔、猴子和狗熊等野兽“夜出残害”的问题，多地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现代火器猎杀野兽，以此替代了清代和民国时期“搭篷夜守，击竹驱兽，辅以狩猎”即“守号”这一较为生态的保护玉米手段。其中，婺源县仅1959年就“组织民兵打猎队42个，捕兽19100余只”，东至县曾对野兽等进行“灭绝性的……狩猎”。再者，笔者于2019年在多个曾是玉米县域种植区的调查中获悉，各地野生动物资源日渐丰富景况的再现是白玉米大面积下山后。今日山民之所以不再垦山种植玉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玉米下山后野猪、猴子、獾子和鸟雀等野生动物数量日增，如果种植玉米势必有种无收。

（五）玉米生产加剧了水旱等自然灾害

科学研究发现，山区原生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往往是通过水旱等自然灾害表现出来的，或其本身就属于自然灾害。早在清代，长江下游杭嘉湖和皖南山区玉米生产加剧水旱等灾害的问题业已凸显，并成为禁种玉米的主要缘由之一。上述当代各种植区玉米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削弱了山坡的保水保土能力进而破坏山下水利设施，成为加剧水旱灾害的主要和直接之人为诱因。如1980年代前，宁国县随着“水土流失的不断加重，使部分蓄水工程的泥沙入库（塘）量逐年增多”;在东至县，1950年前后可以行船的葛公河道，至1960年代因泥沙淤积而使木竹筏亦无法通过：泾县的合溪河和小坑河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路淤塞，河床抬高”;岳西县皖水衙前河段河床1996年比1959年抬高1.45米;在1995年前的杭州市山区，多有水土流失“抬高了河床”的现象，大批水库和山塘也“因为大量泥沙的入库淤积，使水库使用年限大大缩短，工程效率降低”。同时，各地的水旱灾害因此明显加剧。如泾县合溪河和小坑河“3日不雨断流，一旦大雨山洪猛涨”，流域内水旱接踵。1980年左右，专家在皖西南山区调查发现，该域“水旱灾害频繁，除气候因素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在河流的上游山区乱伐乱垦，水土流失，上游水冲沙压，下游河道淤塞，河床不断淤高”。1995年前，杭州市山区随着“水土流失的不断加剧，使山区的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水、旱灾频率和强度明显加大”，同时还“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虽然当代的相关史料记载没有像清代那样对山区玉米生产加剧水旱灾害现象秉笔直书，但笔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当代各种植区水旱等灾害逐步减轻也是在各地玉米面积锐减、水土流失明显减轻后开始的，由此推断各地在玉米生产兴盛期的水旱灾害加剧，与其垦殖山土种植玉米的行为不无关系。

三、当代社会应对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

针对上述各种植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当代社会没有像清代那样试图进行专项治理，但自1949年初开始，在国家“全面发展山区生产”和山区“一切生产，都要服从于水土保持”的方针引导下，重点围绕野生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问题，制定了多项政策和实施了多种措施进行治理。“文革”期间治理基本中断，改革开放后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嘉湖种植区的举措最为多样化、最早大面积实施且收效最显著。

（一）实施坡地退耕，以遏止玉米生产破坏原生植被和引发水土流失

1949年初，坡地退耕工程在部分玉米种植区开始实施，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各地全面铺开。其中，皖南、皖西南和湖州的部分退耕者获得了国家的粮食、资金或物资补贴，减轻了退耕山民的口粮压力和经济负担。尽管退耕工程始终没有确指针对玉米生产，但玉米为以往退耕地上种植的主要旱作乃是不争的事实，且坡地上的玉米也逐渐被具有保水保土优势的树、竹、茶、果、草、藤蔓和苔藓等野生植被所替代，并最终使退耕成为遏止玉米生产中破坏原生植被、水土流失问题和玉米最终“下山”最普遍的治本手段，同时对玉米生产引发的其他环境问题治理也可谓毕其功于一役。具体概况如下。

1.杭嘉湖

湖州自1958年始因退耕使玉米面积开始迅速大面积减少，1960年代实行“林粮挂钩”，对部分退耕者增加返销粮以解决其口粮问题，至1970年代后期绝大部分坡地上的玉米被水源涵养林、果茶林和毛竹等代替，因而该市因退耕而大面积缩减玉米面积起步最早、成效最显著。杭州临安县1963年后实行“退粮还林，山玉米面积渐少”，余杭县到1970年代末实行退耕逐步减小玉米面积。嘉兴市的情况与余杭类似。

2.皖南

该区通过退耕压缩玉米面积在安徽长江流域内实施最早、成效最显著，主要以林竹茶果等代替玉米。如1949年初，祁门、石台、广德、宁国、东至、泾县、郎溪等县禁止毁林种粮和禁垦大于250的陡坡种粮，建立护林组织和对部分退耕者供应回销粮，使“毁林种粮现象有所好转”，但玉米面积仍在扩大，至1960年代玉米面积扩展势头才基本得到遏止。其中，郎溪县见效最早，1978年后大部分种植区大面积“退耕还林，逐步发展经济作物，辟茶园，种果树，玉米面积有所减少”。东至和泾县分别在1970和1980年代使玉米面积锐减，其他则迟至20世纪末，但铜陵县于改革开放初才启动玉米地退耕工程且进程较缓。

3.皖西南

1949年初至1960年代，各地将部分陡坡地退耕，同时规定了新垦玉米地的保坡度范围，使玉米地退耕与玉米面积扩展情况并存。其中以舒城县为尤。该县在1970年代初玉米面积达历史最大;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各县重启坡地退耕和停垦工作之时，舒城县部分农民获得国家专项经费、粮食、以工代赈物资和生活、粮食折款补贴，但直至21世纪初该县山区的玉米方才绝迹。

4.皖东苏西

1950年代，江浦、当涂、全椒和来安等县通过退耕压缩了一定面积的玉米。其后，江浦和当涂县在1980年代，全椒和来安县在21世纪初玉米坡地基本退耕。

（二）发展水稻生产，压缩玉米面积，以根治部分玉米地的水土流失

自1949年初开始，随着长江下游各玉米种植区水利条件改善以及由此带动的旱改水步伐加快，普遍出现了“由于稻田面积扩大而减少玉米面积”的现象。此举不但增加了种植区的粮食总产，也成为遏止玉米地水土流失的一项治本之策，因为改为水田的玉米坡地改种水稻后不会发生水土流失的现象。

1.杭嘉湖

随着政府在粮食生产上“压山抓田”政策的制定落实和社会“重水稻、轻旱粮”现象的普遍存在，湖州市和杭州市分别自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中期始，因“水利条件逐步改善，不少旱地改为水田”，进而普遍出现“稻麦增产，山玉米面积逐年减少”的现象。其中以嘉湖地区减少的面积最大。

2.皖南

石台县旱改水成绩斐然，水稻面积由1949年的36067亩逐渐扩大到1985年的82309亩，同时玉米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两万亩下降到1985年的8千多亩。婺源县自土地改革后实施旱改水，使“玉米、粟类和小麦种植面积逐年减少”与“水稻为婺源主要农作物”景況同时出现。泾县因“扩大水稻生产，旱地改水田，玉米播种面积逐渐减少”。

3.皖东苏西

来安县1985年的水田、旱地和玉米面积分别约为1949年的170%、71%和25%，水田面积扩展压缩玉米生产成效显著。其他县域种植区也有一定规模的扩大水稻生产以压缩玉米面积。

（三）利用农业技术措施减轻玉米地的水土流失

这主要是进行林（茶、桑、果）粮间种、粮粮间套种、多种旱作立体间套种和地膜覆盖栽培玉米等，其与净种玉米相比，可提高耕地的植被郁闭度，缩短耕地裸露时间，减少地表径流量，降低地表径流速度和雨滴对土壤的直接击溅几率，增强旱耕地的保水保土能力而减轻水土流失。其中以林粮间作的效果最好，因为现代生产实践证明其“水土流失侵蚀模数接近于零”，同时还可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和种植者的收入。农业技术措施的具体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玉米与树木间种。这主要出现在杭州市和皖南多个玉米县域种植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起步后逐渐推广直至玉米下山才销声匿迹，在各种植区起步较早，减轻水土流失的成效最大。如1949年至1960年代末，祁门县玉米多与油桐间套，东至和婺源等县实行玉米与杉松等林木混作;1960年代，杭州市在大面积的茶、桑、果园等林地上套种玉米;1980年代，皖南种植区有玉米与茶、油桐、经济林木等间种：1990年代，临安县流行春玉米与树木、幼桑、果树间套。

二是玉米与其他旱粮等农作的间套种。当代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研究发现，将玉米与矮秆作物特别是红薯等匍匐类作物、养地的豆科作物等间套种，可“综合发挥多种作物的优势，扬长避短、相互促进、减少水土流失”。在当代长江下游皖南、皖东苏西、临安县等玉米种植区，部分玉米与豆类、薯类、麦类、西瓜、药材、麻和山茹等作物间套种。如1950年代的昌化县玉米与番薯、赤豆间套;杭州市自1960年始推广玉米与甘薯、大豆等间套种，使旱地复种指数提高到250%以上;长兴县在1970年代将玉米与经济作物山茹套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临安县玉米与番薯套种“比常规两熟增产14.5%”，春玉米与马铃薯、番薯、小麦等旱作的连续间套种“比常规种植麦一玉米二熟亩增61.3公斤”，还有玉米与西瓜套种。其他如祁门、宣城等县实行玉米与药材、大豆和麻类间作，全椒和江浦县实行玉米套种豇豆、黄豆等豆作，但1950年代后的来安县却反其道行之，即“将为数不多的混作全部改为单作”玉米。相对而言，杭州市间套的作物种类和形式最多，增产效果最好。

三是玉米与多种旱作的立体间套种，即将玉米与其他粮作、树木、饲料、瓜、菜等进行间套种植，使植株高矮作物相间以提高植被密度，水土保持效果比林粮间作更佳。这主要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湖州和江浦县，其他种植区罕见。如湖州埭溪镇等地在幼杉、幼茶、幼果、幼竹园中套种西瓜、间作玉米，江浦县推广“麦-瓜-玉米多熟制的粮食、经济作物立体栽培技术”等。

四是利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种植玉米。当代长江中上游山区大量的生产实践证明，玉米覆膜栽培有着显著的“保水保土、提高肥效的综合效应”。在长江下游玉米种植区，此项栽培技术1985-1986年在岳西、黄山、旌德、石台、祁门、太湖、东至、贵池等地小面积出现，因经济成本较高而没有推广。

（四）利用工程措施治理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

在长江下游玉米种植区，除了采取上述的旱改水举措之外，还有坡改梯和修建谷坊、河碾、鱼鳞坑、闸山沟、拦沙坝（堰、挡）等拦沙工程。当然，这类举措也没有确指是针对山区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但从实效上看属于减少玉米地流失之泥沙下山的治标之策。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实施坡改梯工程，以减轻玉米地的水土流失。旱地坡度大小与水土流失模数呈正相关，因而旨在降坡的坡改梯工程可减轻水土流失。此举在该域山区玉米种植史上仅出现在当代，大部分县域种植区于1950-1960年代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始实施，涉及的玉米地面积较大。其中，皖南和皖西南种植区实施最早，皖南与嘉湖种植区最早取得明显实效，舒城县还得到国家每亩45元的资金扶持。改革开放后，安徽和杭州多个玉米县域种植区大面积实施，以舒城县的面积最大。如宁国县1952-1987年共坡改梯6万多亩：泾县1956-1985年坡改梯地（田）18万亩;郎溪县在1950-1960年代和广德县在1960年代也有一定面积的坡改梯：湖州市在1960年代大规模实施坡地改梯地工程，1980年代继续进行;杭州市至1990年代大面积实施;舒城县于1950年开始实施，七八十年代逐步将25。以下的坡地全部降坡;岳西县在1950年代、太湖县在1950和1980年代也有小面积坡地改梯地。各地在玉米大面积下山之际，坡改梯工程基本终止。

二是修筑拦沙工程，以拦截玉米地上流失的泥沙下山。此举在民国时期少数玉米种植区偶见，当代除皖东苏西和杭州市种植区外，其他县域种植区多见。其中，舒城县的形式最多;湖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步，起步最早。改革开放后继续进行并形成修筑高潮，国家对少数玉米种植区予以资金和物资扶持。这项工程对于阻挡部分玉米地上的泥沙下山产生了实效，因为各地主要是在玉米为当家旱粮时修建的。其中以皖南和皖西南的效果较好。如1950年安吉县开始修建谷坊：1953年孝丰县修筑多个谷坊;石台县于1952年修建谷坊33座，1978年后建谷坊、筑挡土坝、挖鱼鳞坑等全面铺开;广德县于1962-1964年在部分山区修建谷坊和护砌工程：宁国县于1952-1987年修建谷坊76座;东至县在1950-1970年代挖修了一批鱼鳞坑;泾县于1956-1985年修建大批谷坊、闸山沟和15600处石坊;岳西县于1952-1957年修建了若干谷坊和拦沙坝，1984-1985年修筑闸山沟、拦沙坝和谷坊等;太湖县在1953-1957年修建谷坊、闸山沟等工程1.25万处，1966年后逐年将旧有的桩石堰和乱石堰改建成浆砌堰以提高拦截泥沙效果，1980年后修建谷坊和拦沙堰，并获得国家专项经费和以工代赈物资扶持;舒城县在1957年建谷坊、闸山沟、柳梢谷坊、横沟沙挡，1963年修建谷坊、山堰、闸山沟和河碾，1980年代修建闸山沟和拦沙坝等。

（五）使用新型化学农药减轻玉米生产中的化学污染

相關化学污染的治理主要体现在化学农药上，但实施的时间要晚于上述其他环境保护举措且收效甚微。其具体举措有三：一是各玉米种植区自1970年代初推广托布津、多菌灵和井岗霉素等低毒农药，以替代对环境药害较大的汞制剂、有机砷、有机氯类等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但收效甚微，因为前者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不如后者而导致农民不愿使用。1980年代国务院下令推广使用菊脂类和有机氮类低毒低残留农药，剧毒高残留化学农药逐渐退出农业生产，但其时绝大部分县域种植区的玉米面积业已锐减，因而对减轻玉米生产中的化学农药污染收效极小。二是少数玉米种植区以生物防治病虫害举措替代施用农药。如婺源县自1970年代采取保护和利用病虫天敌手段防治农作病虫害;余杭、临安、富阳等县在1974年左右试养赤眼蜂防治农作物虫害;宁国县在1980年代也采取这一手段，实践证明其有助于减少玉米生产中的“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污染”，可惜其惠及的玉米面积极小。三是部分县域种植区在1950年代将化学农药与土农药搭配使用，以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降低化学农药污染。如婺源、杭州、贵池、东至、石台和宁国等地，其中宁国县一直沿用到1970年代。尽管土农药也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但相对较小，与化学农药相比不啻云泥。

对于玉米生产中的化肥污染，虽然有的县域种植区曾推广使用九二〇、五四〇六和内疗素等具有环保作用的微生物肥料，以减少玉米生产中的化肥使用量、减轻化肥污染，但仅在1970年代的少数县域种植区少量使用。在改革开放后仍是玉米种植区的各地，玉米生产中注重“科学施肥”其实就是多轮施用化肥和增加单位面积玉米的化肥使用量而加剧化肥污染。因此，各地对玉米生产中的化肥污染始终束手无策。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并利用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可见，在长江下游山区400多年的玉米种植史上，当代各玉米种植区的玉米生产呈现出由继承发展到历史巅峰再到日渐萎缩直至彻底下山的变化态势。不言而喻，玉米生产对于促进该域山区农业开发、缓解人地粮矛盾、增加农民收入、丰富饮食文化、推动农业新技术应用和发展山区综合经济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诸多相关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当代玉米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其形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危害之大之深在该域玉米种植史上前所未有。对此，当代社会没有像清代那样单纯地进行驱逐玉米生产者和禁种玉米改种其他旱作的专项治理，而是在政府的引领、主导和扶持下，重点针对种植区的野生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将坡地退耕与农业技术和坡改梯等工程措施等相结合予以治理，既治标又治本，有利于恢复和保护山区的原生植被，减轻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随着该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游离出农业的人数与日俱增，山民生态保护意识增强，政府水土保持工作力度加大，玉米种植区生态环境优化，至20世纪末，玉米在各山区坡地上绝迹，最终使该域延续两三百年的玉米生产破坏山区环境的历史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实现了从“向荒山要粮”到要“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对于长江中上游山区至今仍大面积种植玉米的地区而言，长江下游山区的相关举措可为其将来处理玉米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