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早 在2016年初，铜陵市纪委开始左光斗纪念馆建设的全面筹备工作。在纪念馆的展陈工作上，则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负责组织策划纪念馆展陈工作;二是负责“三文”的工作，也就是纪念馆文史（展陈）大纲的整理和撰写，左光斗文物的征集和甄别，以及左光斗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在寻找文物与史料查证的过程中，左光斗文化研究专家、左光斗纪念馆展陈组组长武庆生与同事们，经历了不少难忘、感动的事情，左光斗的历史形象也在他们的不断求证中，愈加明晰而生动。

左光斗和杨涟谁更刚烈

廉政瞭望？官察室：“六君子”中，后人常拿左光斗和杨涟比较，说杨涟“直”而左光斗“谋”，您怎么看这两人的个性？

武庆生：所谓杨“直”、左“谋”，来自于明末大臣、著名学者、民族英雄陈子龙，他的原话是“明则有杨左，杨以气，左以谋”。而给出差不多同样评价的还有跟魏忠贤斗争过的左光斗同乡、明末大臣方震孺，他说“公深沉有大略”，以及明末抗清志士、史学家查继佐，他说：“当时号杨左，杨径直而左沉密。”可见对于杨涟、左光斗之间有区别，以及左光斗深沉、有谋略，在当时是存在共识的。

造成杨、左这种区别特别是左光斗这种为官特点的原因，无外乎两个。第一个是体制的原因。杨涟和左光斗为同年进士（杨涟大三岁），而且同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在各自经历一段朝廷实习，然后或外放或归里之后，两人再次同朝为官，而且都在监察系统内。但是杨是户科给事中，而左是浙江道监察御史。杨涟初任是“言事官”，需要“直言为要”，这就给人造成了他“偏直”“以气”的感觉;而左光斗是“察人官”，对于官员的认定自然要审慎，也就不可能轻言，所以给人造成了他“深沉”“沉密”甚至“以谋”的感觉。

廉政瞭望？官察室：有没有个性上的原因？

武庆生：个性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杨涟的个性确实是比较外向、比较直率而敢说敢做的。以“移宫案”为例，杨涟通过怒骂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达成了郑贵妃的移宫，而李选侍的移宫也是他听了左光斗的分析后快人快语、第一个上疏;在跟阉党的斗争中，也是杨涟先聲夺人，弹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而左光斗虽然早年个性外放，但在父亲的磨练和房师的教诲下逐渐变得沉稳，因而看问题非常透彻，斗争起来也非常有智慧，能够不逞一时之气，期在必须成功。同样以“移宫案”为例，杨涟的奏疏上去并未被李选侍当一回事，而左光斗接着的上疏则点明了李选侍占据乾清宫的本质是欲“垂帘听政”，这样一下子把李选侍打回了原形，才最终促成了移宫。

在跟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左光斗认识到如果不剪除魏忠贤的党羽，他们还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于是他疏奏了魏忠贤及其党羽魏广微的三十二斩罪;而在皇帝那里，他任官之初，就冒着轻则丢官、重则杀头的危险，上了《宗社危在剥肤疏》，与一般的疏请皇帝上朝的奏折相比，他的这封奏疏点明了内有阉乱、外有边急的事实，因而更有见识、更具大视野。

不能说左光斗没有斗争勇气，而在背后谋划、暗地里指挥别人，从上面的实例可以看出，他的斗争一样直接，勇气史无前例，而且非常注重斗争智慧。对杨左进行的个性比较，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杨涟的直接、猛烈，左光斗的周密、彻底，两者配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斗争合力，才更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诬服”疑案新解

廉政瞭望？官察室：史书记载，魏忠贤诬陷左光斗等贪污数万两白银，要追出赃款，最后左光斗在严刑拷打之下“诬服”。有些人觉得这“诬服”很冤，也有人觉得很可惜，怎么看待这件事？

武庆生：关于“六君子”在狱中“诬服”的事，疑点重重，需要认真考证，不可轻易下断言。目前所能见到的“诬服”记载仅仅在张廷玉主持编纂的《明史·左光斗传》和马其昶的《左忠毅公年谱定本》这两本书中。两书中都说，杨涟等“六君子”开始不承认，但后来怕被酷刑折磨死，为了能从诏狱转到刑部、从而保命翻案，就都承认了自己受贿罪行。

尤其应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明史》，在其他的书中都未查到任何佐证。而跟《明史》同一年成书（乾隆四年）、由左光斗曾孙左宰所编的《左忠毅公年谱》，也没有这件事的记载。但左宰倒是记载了另外一件事，说阉党之中有人认为对“六君子”这样连日地使用酷刑，有些太过了，就提议转发到刑部去论刑，这让魏忠贤非常恼火。左宰的这一说法倒是得到了多种史料的支撑，比如《明史·崔景荣传》。

从明确的史料所得出的史实是，把“六君子”送交刑部，不是“六君子”诬服提出，而是吏部尚书崔景荣动员阉党得力干将魏广微提出。对这一明显的史实，《明史·左光斗传》视若无睹，而且在《左光斗传》和《崔景荣传》中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六君子”送交刑部的记载，导致前后自相矛盾。由此，“诬服”一说无法站得住脚。

退一万步说，即使“诬服”存在，也并非代表“六君子”的怕死和屈服，而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的是能够到刑部审讯时翻案。我们也可以从左光斗的数封狱中血书中看到他当时身陷囹圄之后的决绝态度和生死观。他在给长子左国柱的信中说，“既已拼命而争，何辞触锋而死？”左光斗此时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贪生怕死，所谓“诬服”很可能只是一个《明史》记载上的错误。

廉政瞭望？官察室：魏忠贤同党左副都御史王绍徽仿照《水浒传》的方式，编东林党一百零八人为《东林点将录》，左光斗列为“天雄星豹子头”。您怎么看待这份名录？

武庆生：《东林点将录》是宦官集团为了罗织一些贤臣的罪名而胡编乱造的，是宦官集团的“杜撰”，所以没有正义可言，也没有道理可言。虽然因为宦官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将一些阉党爪牙放进里面，但这丝毫不改《东林点将录》整体的荒谬。《东林点将录》式的陷人于罪的招数，值得警惕和反思。“东林不成党”是史学家认真研究的可靠结论，而“左光斗无涉东林”更是史实。左光斗被列入这份名单， 说明他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儒与侠的文化融合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认为铜陵能出左光斗这样敢于斗争的谏官，跟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哪些关联？

武庆生：铜陵枞阳这个地方，历史上被称为“文章之府，气节之乡”。其“文章之府”是因为枞阳是“桐城派”散文的发源地;而“气节之乡”则是因为左光斗等一批名臣志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关于枞阳的更早的描述，在民间非常流行，那就是“东乡武术，西乡文章”。“东乡武术”是如今的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传承，至左光斗时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而西乡靠近原属的县城——桐城，自宋以后就是一些世家大族迁徙的落脚地，也是乡间士族发达后的居住地，所以文风兴盛，人文气息非常浓厚。东西乡两种差异较大的文化在枞阳一直交织融合着。

左光斗出生在东乡，少年时期自然受到了东乡武风的熏陶，而且其先辈在尚未迁居枞阳前就已经有以勇武起家的，如远祖左匡政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去“聚豪杰保江南六郡”，有的则在迁居后以侠义著称的，如七世祖左长二参加了抗击朱棣的义军，曾祖父左麒以乡绅的身份去京城为民请命减税。这种地域武术文化和宗族祖脉文化的叠加影响，使左光斗跟一般文人比起来颇为不同，那就是他身上有了更多的侠义之气。而左光斗十来岁时，其父亲举家迁居桐城，由此他又受到了西乡文风的浸润。

这种文风是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在重视文章学问的同时，特别重视人的德行节操，这也就造就了左光斗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可以说，儒文化和侠文化虽有差异，但在左光斗身上并行不悖、相互交融，他是儒文化与侠文化的“复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