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常青　蒲颖

摘要：本文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采用文献综述法与实证分析法研究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得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替代效应的结论，随着对沿线国家投资量的加大，海外子公司不断利用当地优势，与母国公司形成行业竞争，使得母国企业出口规模缩小，逐步产生就业替代现象。因此我们在对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同时考虑产业转移给我国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

在“走出去”倡议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寻找商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全球经济。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但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同比减少29%，连续三年下滑的大环境下，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國际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在全球区位的重新布局和规划，这种经营活动的跨国界转移和布局势必会导致母国要素需求的变化，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担忧本国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从母国转移到东道国后是否会引发母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即这种投资海外的战略是否会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而导致国内就业大量减少？“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带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浪潮，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中，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178.9亿美元，年末存量1 727.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5%和8.7%。2016年之后，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入推进将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运营从宏观层面为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鉴于此，针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问题展开研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欧美发达国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然而随着“制造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等严重问题的出现，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引起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目前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和母国就业的文献大多数都是围绕欧美发达国家而展开的。然而我们发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要素成本，这种海外投资产生的生产转移会相应地导致就业的减少。而低收入国家更多的是扩展市场和寻求技术，而非降低劳动力成本，这种海外投资对于就业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产生区别。因此，以下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按照研究地区分为两类。

关于发达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第一种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存在替代效应，例如，Brainard和 Riker（1997）利用 1983—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生产转移对母公司就业的影响，发现企业生产的跨国转移总体替代了母公司就业;第二种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取决于行业异质性（Lipsey，1999）、投资动机的异质性（Harrison和 McMillan，2006）以及投资目的国的异质性（Konings 和 Murphy，2001）;第三种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存在促进效应。Hijzen 等（2007）利用日本 1995—2002 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公司就业增长。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仍然很少，Jaklic和Svetlicic（2003）对斯洛文尼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探讨，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的研究更是稀缺。受限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缺乏，有限的几篇文献均是采用国家层面宏观数据进行研究，例如姜亚鹏和王飞（2012）的研究。由于使用宏观数据并利用时间序列的计量方法必然受到样本量不足的影响，导致其所得出的结论可信性不足。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的出现，有学者开始从微观企业层面尝试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效应，李磊等（2016）利用2000—2013年的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蒋冠宏（2016）的研究采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得到的结论相似。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影响的研究已相当丰富，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参考借鉴基础，但目前为止，尚没有文献专门针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效应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针对这一不足，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探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KF为新加入的对沿线国家总投资存量，Export为对沿线国家相对出口规模，K为资本投入，ε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选取

本文所采用的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总额来自历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且将其单位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亿元，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局数据整理所得。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所采用2003—2018年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①。变量的选取如表1。

（三）单位根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主要参照ADF值和LLC值来估计数据平稳性，具体数据如表2。

通过ADF和LLC检验的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初步发现除了被解释变量就业总量存在非平稳性，其他数据均平稳，所以我们对就业总量数据进一步差分分析，得出一阶差分结果平稳，但数据通过一阶差分后经济意义发生改变，用增量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