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林

人总是生活于世界——自然世界与政治世界——之中，个体的人与作为政治群体的大写的人，总在其中遭遇种种处境，于是生出种种情绪，《白虎通》沿袭《左传》成说，称之为“六情”：“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礼记·礼运》则为“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正义》对这种变化有精细的解释，此处暂且略过，因为我们首先要谈论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既然情绪是必然的，那么，人应该如何面对情绪？尤其是，如果某个人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某个政治体也希冀美好的生活方式，该如何面对人的必然情绪？

情绪不能尽言，如果作更细致的考察，其种类又不知凡几，我们姑且以忧与畏这两种情绪切入这个问题，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而“君子”正是孔子连接个体之美好与政治之美好的关键点。但是，当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谈论忧与畏，或者忧愁与畏惧时，几乎不会想到与君子的关系，反倒会生出诗歌与哲学的感受，因为忧愁与畏惧已经是现代人的基本生命感觉——前者常常被诗化为忧郁，成为现代文学中的普遍情绪，后者则被哲学化为恐惧，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我们常常为此颤栗，却不知缘由。

比如波德莱尔。他以黑沉的坟墓、街道的阴郁“描写一种更加抽象的现代生活”（《巴黎的忧郁》献词）。“当天空盖子般沉重低垂……当大地变成一座潮湿的牢房……一长列的柩车，没有鼓乐伴送，在我的灵魂里缓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