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

那大概是上世纪末的某一个黄昏，时隔太久，记不太清晰了。我和一个朋友刚去北京参加了一场诗歌活动，坐城际列车返回天津。那几年我经常坐这种火车往返于京津之间，去北京是找那些年轻的诗人朋友们，回天津则是重新汇入一种世俗的生活。那时我刚写作不久，左冲右突，血气方刚，事实上对诗歌的理解有限。在那次返回的列车上，有幸和《山花》的老主编何锐老师同行。他去北京办事，然后转来天津会朋友。他是刊物的主编，我是完全不知名的年轻作者，想当时我对他自是恭恭敬敬洗耳恭听的样子吧。但一路聊了些什么，好像都不大记得了，主要是他的南方口音实在难辨，每一句话我都需要在脑子里重新翻译一遍，于是经常有上句没下句。他谈兴极佳，口必称名家，我唯唯诺诺，如听天方夜谭。

旅途很短，半个多小时就到站了。下了站台，分别之际，何老师突然拉住我，说得很慢，仿佛语气也变了：“我读过你的作品，很喜欢，你能不能给我一组新作。”这句话被他费力地转换成了普通话，我听着，竟有一种莫名的眩晕感。那时候真是年轻啊，任何一点外在的鼓励和肯定，都能让自己信心倍增。那天的站台人不太多，黄昏的光线柔和地洒在轨道和站台上，像某种被永恒化了的场景。简短地道别之后，分头进入各自的通道，我和何老师唯一一次见面也就结束了。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那站台上的一幕仿佛是一个隐喻，成为我诗歌生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