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北地区X村丧葬仪式中的唱孝歌需给包封、祭祀土地庙、“喜”、“乐”性质、有序合作的无形组织，是囚为受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重影响。通过观察和分析整个丧葬仪式，可以了解到当地乡村是如何把所接受的城市文化很好的整合到原有的传统文化体系当中。

关键词：丧葬仪式;汉族;农村文化;城市文化;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4-0133-02

一、前言

笔者于2014年10月参与观察了湘北地区x村的一场丧礼。逝者是一位男性，享年八十六岁，生前饱受病痛折磨，育有二儿四女，孙十人，曾孙五人。葬礼一共举办了六天。第一天报丧并准备丧礼中所需的各种物资。第二天封棺。第三天协商讨论丧事后面两天当中各种事项的负责人。第四天晚宴和晚宴后的唱孝歌。第五天是六天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是逝者在家中的最后一晚。吹打班子的吹打，乡村歌舞队表演，子孙拜别逝者，祭拜土地庙，在逝者的祖屋上烧豪华的纸房子，晚上七点到八点半的悼念仪式，晚上九点到十点半的喜乐性质的文艺汇演，汇演结束后通宵达旦的唱孝歌都在这一天。第六天一早择吉时出殡。

钱穆先生曾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在生的问题，而是‘死的问题。”湮圣先师孔子在《论语·为政篇》当中也有言：“生，事之以礼;死，丧之以礼，祭之以礼。”既然逝者的子女在逝者生前病重期间就给予其悉心的照料，在其死后给予逝者风光大葬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孝意在他们看来也很正常。同时，也可透过这种丧礼的隆重看出当地人对于死者的敬重、怀念与遵从传统治丧习惯的做法。

二、唱孝歌与祭土地庙

（一）唱孝歌要给包封

从丧礼的第四天晚上开始，道公和他的助手被主家请来唱孝歌。唱孝歌的时间从晚上第四天七点到九点半，从第五天晚上直至第六天一早整个通宵。唱孝歌的地点安排在放置棺木的灵堂——逝者生前家中的堂屋。所唱内容是可怜逝者别离人间，儿女亲人悲伤不止。

唱孝歌用的是当地方言，且多有联唱。唱孝歌期间，逝者的近亲属会不断的给予道公用白纸包好的包封。一次十二元或者二十四元。隔着十分钟没人给与包封，道公就会编个顺口溜来调侃在场的其中一位近亲属。面子于此地的人而言，明显比包封重要。现场那么多人看着，如若不给，怕日后在村民眼中低人一等。所以他们给起包封来特别痛快。如此一来，逝者的近亲属越多，道公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给包封这个情况，是道公与逝者的近亲属相互博弈的产物。在唱孝歌这一环节，逝者的近亲属要尽人子之孝，却只能通过这种给道公“包封”的形式。道公其实之前已经收了工钱，却又就此得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获利机会。给“包封”这个习俗，既满足了逝者的近亲属表达自己对逝者的敬意与怀念，又很好的提升了道公的收入水平，一举两得。

（二）祭土地神

丧礼第五天的下午一点半，在道公的带领下，孝子和孝孙各拿一根刚砍下的棍身中间用白纸条包裹的孝棍在前，其他来参加丧礼的近亲属自由无序的跟着在后面，到村上位于路边的一个小小土地庙——面积不到一点五平方米的土地庙进行祭拜。去祭拜的路上，没走几步就需放上一挂鞭炮，据说是为逝者驱赶路上的小鬼，免得他们挡住了逝者前进的道路。

在祭拜土地庙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孝子孝孙需手持新制的孝棍在前;在送葬过程中也有此情况，即每当抬棺者需要休息时，走在队伍前面的孝子孝孙要手持孝棍跪迎棺木，而孝女则不强求。“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以父为大，以子和孙为大，家中的女子，居于从属附属地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地的传统因袭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民众的心中。可是，送葬过程中，除了孝子孝孙之外的送葬人员可随意走动和自由谈笑。此处可看出，这种传统的影响已被靠近城市因而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削弱。

祭拜完成后，队伍从另一条路返回逝者家中。笔者就此询问过当地人，为何回来的时候不走原路？据他们的回答，不走原路返回的原因是，此时逝者的灵魂已在土地公公这里，走原路回家会把逝者的灵魂再带回去。因此，回家時是不能够走原路的，不能再把逝者的灵魂带回家中，以免灵魂留念不去，影响家人以后的生活。

无论世间是否存在鬼魂，是否有灵魂不灭。于这里的人们来说，活人安心才最为重要。

三、丧礼过程中的“喜”“乐”性质

（一）“喜”的性质

“我国民间，凡是正常死亡的人，都视为寿终正寝，这样的丧事称为‘白喜事，与婚嫁的‘红喜事相映成趣，两者本质一致，只是色调和形式有所区别而已。既然是喜事，就应该办得热闹，婚事如此，丧礼也应该如此。”②笔者家乡丧事素有白喜事之称，在湘北地区x村也是如此。当地人认为，人死了是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重新开始，并且会在那个世界里庇佑他的后代子孙。与此同时，丧事过程中一律用白纸，相对于热闹喜庆、红红火火的红喜事来说，“人们通过丧礼一方面表达对死者的评价与追念，另一方面是对死者进入信佛的另一世界做出的安排和祝福。”③当地人对于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新生活的祝福可以从他们在整个丧葬仪式过程中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逝者一方面是高寿，另一方面生前就多病，体弱神衰，亲人们的心里早有准备，所以对他的离去并不那么悲痛欲绝。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在当地人看来，给寿终正寝的者人办的丧事不完全是悲痛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喜”的。这种“喜”，并非是“喜悦”，而是逝者近亲属对逝者的祝福与“庆祝”逝者本人获得了解脱。

（二）“乐”的性质

有娱神，就有娱人。

丧礼的重头戏之一是第五天晚上在追悼仪式开完后的文艺表演。主家请来了两男两女组成的乡村表演队。表演队有女声独唱、男女对唱、男声独唱、小品表演等形式。表演以一曲配舞的最近非常火的《小苹果》开场，女演员的齐腰三分裙、小苹果夸张的舞蹈动作，引来观者的阵阵爆笑和掌声。接下来的《伤子上姐夫家》，更因其贴近生活，又是用的当地方言表演，把文艺汇演的欢乐气氛进一步提高。随后，一个男女打口水战的小品《刘三姐与西瓜子》，因其独特的动作，低俗的言语，间配以夸张的面部表情，把表演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这种表演无疑带有调剂精神压力的功能，无疑带有平息未亡人的情绪的作用。既然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有能力请得起这样的文艺汇演;又因为靠近城区，所受城市文化影响较一般山里和蔽塞地区的农村更多，思想更加开放一些。“我们都知道，农村的生活并不像城市里有这么多娱乐设施”④所以对于在丧礼上办个热闹、喜庆的内容低俗又贴近生活的文艺表演，他们没有理由不接受。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故而当地在丧礼过程中办一个欢乐的文艺汇演成了一种习俗。于村民，他们得到了一个放松娱乐的机会;于逝者的亲属，他们得到了一个缓解和恢复的机会。同时，这无疑也是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对当地农村传统文化封闭的意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过去那种“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⑤的严肃性和一本正经已经被这种本身就是娱乐性的欢乐的文艺表演所打破。

四、有序台作的无形组织

在整个丧礼的过程中，从灵堂布置、物品采购、组织就餐到制定治丧流程都有非亲属——主要是主家的近邻和好友——的积极参与，他们担起了处理治丧杂务的主要责任。

这种有序组织的无形组织在一日三餐和丧礼第五天的表现中最为明显。事先，会有人将晚宴所需的菜谱用水性笔写好在白纸上，主家只需按照菜谱采购原料即可。剩下的摘菜、洗菜，切菜、配菜、炒菜、餐桌布置、上菜、饭后收拾皆有人来处理，无需主家操劳和安排。像两个晚上的晚宴——第四天和第五天的晚宴当中的各项事宜谁来负责的问题，也是村中的一位年近五十的男性召集逝者的近亲属讨论并排定人员负责事项。至于像灵堂布置、将逝者入棺，出殡，送葬，下葬，封土，主家无需操任何心思，一切皆有人自动负起责来，并且安排得十分妥帖得体。除了守夜，准备丧礼所需的物资、祭拜等，无须主家再多操劳。因此，主家在整个丧礼过程中相对比较轻松。

这种有序合作开展业务的无形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主家的负担，同时增进了邻里乡民之间的感情。这种组织平时不见，只有村上谁家遇有丧葬和婚礼大事，他们才会按照一种心照不宣的安排来相互帮助。而这，又是继承了传统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邻里乡亲之间那种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

五、结语

湘北地区X村依靠近市区的优势，一方面能及时得到最新最流行的生产生活物资和最新的风俗习惯，生活较深山和封闭地区的农村更为便利，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本该嚴肃的治丧场合上演欢闹的文艺表演;另一方面，该村毕竟是中国传统的农村，又受着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如对孝文化的看重和继承，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对死者的恐惧和敬爱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

由此可看出，当地很好的将严肃的丧葬仪式和欢闹的文艺汇演融合在一起，将尽孝道与给包封自然的结合到一起。也就是说，他们把所接受的城市文化、现代文化整合到原有的文化体系当中，使得当地文化既能保有原来的精髓，又能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得到良好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钱穆.灵魂与心[M].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23.

②江建新佛教与中国丧葬文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9.

③邵先崇.近代中国的新式婚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87.

④徐杰舜.《小荷尖尖》，《家族超度：大化壮族超度亡灵的民族志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41.

⑤《论语·阳货篇》.

作者简介：蒋惠，女，2017年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贫州市博物馆，研究方向：地方文史、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