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彻驹，张向前

（1.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华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福建泉州 362021）

1 研究背景

互联互通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2014 年11 月，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详细阐释了“互联互通”的深刻内涵——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构建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和具有亚洲特色的合作平台［1］。“互联互通”的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2014 年举行的APEC 第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的互联互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贸易和物流便利化等重大问题，促进人员的跨境沟通与交流［2］。但就在这合作共赢的大潮流中，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 年3 月发动了大规模贸易战，先后针对我国输美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其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对全球互联互通的推进产生了恶劣影响。国际社会发生大变革大调整的同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 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由2011 年的9.3%下降到7.8%［3］，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为6.9%［4］，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反映出我国原有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对此，中国学者也从理论角度对升级路径进行了不懈探索：金祥荣等［5］指出依附于低端制造和外生出口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在效率提升上收效甚微；周茂等［6］通过DID 模型分析，指出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魏龙等［7］则基于回归系数的测算估计，提出高技术人才、制度质量等高级生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要显著优于廉价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

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8］。“互联互通”在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谋求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道路。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在2014—2016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达480 亿美元，迄今已建立56 个自贸区，并预测投资将持续活跃。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众多复杂因素影响，中国在此过程中仍面临着各种类型的风险和挑战。根据穆迪的报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中，有42 个国家（62%）的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评级范围，潜在的执行风险不容忽视，否则势必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影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9］。William Wallace［10］认为欧洲一体化有其特定的地缘政治、地理位置、历史观念为背景，不能作为其他区域合作的样板模式。因此，以互联互通为大背景的风险研究，不仅符合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经济合作方式、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风险”的定义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并指出“风险”的效果是偏离预期，积极与消极可兼而有之，可以解决、创造或导致机会和威胁，通常由风险源、潜在事件、后果和可能性四个要素构成［11］。Nagy［12］将国家风险定义为“由于他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变化，经济主体进行国际经贸与金融往来的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Goldberg 等［13］认为主权风险是国家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涉及政府的偿债措施以及对债务的支付能力。Meldrum［14］则将国家风险分为经济风险、汇兑风险、地域风险、转移风险和主权风险六大类。Renn 等［15］发现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受社会价值观、文化习俗、政治结构和对风险管理制度信任程度等背景因素的影响。Agarwal 等［16］构建了一个包含国内外政治和国内外经济的风险影响因素框架。Ferrari 等［17］则将政治风险划分为政治暴力风险、限制风险和资本转移风险三类。风险研究近年来也逐步得到了中国学者和相关科研机构的重视。黎轲［18］采用政府稳定度、国内冲突、社会经济环境、法律与秩序、官僚体系质量、种族冲突等多维度指标，构建了政治风险指数。高学平［19］提出了以政治风险为主导，综合分析经济政策、社会暴力、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政治风险评估模型。孟凡臣等［20］结合我国对外投资实际，在对风险的评估中引入了“对华限制”和“对华负面情绪”指标，构建了基于“中国因素”的政治风险量化分析模型。孟醒等［21］指出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影响着企业对政治与社会风险的关注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定与检验证明我国企业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洪菊花等［22］从地缘风险角度，构建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建议针对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策略，动态监控地缘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从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四个角度分析国家风险［23］。有关国际组织也已建立部分风险评估指标，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4 个方面，对跨国跨文化的经济活动和风险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见表1 所示。

表1 部分国际组织风险评价指标

表1（续）

3 互联互通蓝图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风险类型

以PEST 分析法为基本框架，阐述互联互通蓝图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政治法律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社会文化风险、人才技术风险，并就“互联网+”时代日益凸显网络安全风险进行分析。

3.1 政治法律风险

3.1.1 政治风险

美国学者Root［24］在1968 年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国内外发生能够影响商业行为获利能力或造成财产损失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较之其他风险，政治行为及其造成的影响具有更强的迅速性、直接性和不可逆转性，因此政治风险对互联互通过程中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宏观方面，作为互联互通的推进载体，“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地缘政治破碎带连成的“动荡弧”在空间上高度重叠，穿越多个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激烈的战略要地，沿线战乱频发、领土争议不断，恐怖主义、毒品问题严重，南海争端、印巴对峙、金三角毒品交易、中东地区恐怖活动早已成为世界焦点，甚至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政治工具，使得原本复杂的地区局势雪上加霜。“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互联互通的推进在客观上具有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配置格局的作用，且沿线也多有大国的既得利益区，其敏感性不言而喻，势必受到大国的战略遏制和挤压。产业转型升级对于我国具有较强的战略意义，“中国威胁论”也再度成为部分西方媒体炒作的热点，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的倡议,甚至部分学者将“一带一路”比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25-26］。在微观方面，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如伊拉克、阿富汗等由于民族、宗教、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地方势力割据，政权反复易手，政策缺乏连贯性，呈现出治理碎片化的政治状况。上述因素无疑增加了对外产业合作的难度和风险，类似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国出于本国安全疑虑以环保为由放缓或暂停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泰高铁项目反复变更等情况［27］，不仅可能引起中方过剩产能难以转移、财产损失等问题，还可能降低双方的政治互信，形成恶性循环，对互联互通的推进与后续合作造成负面影响。

3.1.2 法律风险

现代比较法学的开创者John Wigmore［28］在其著作《世界法系概览》中，将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分为16 个法系，虽然这些法系大多随着时代变换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它们的部分思想传统仍深深影响着各国具体的法律规范。如前所述，“互联互通”覆盖范围广，穿越地区涉及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斯拉夫法系等多个法系，每个法系有各自的法律传统：中华法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道德的规范作用和调解制度的运用，以公共习俗和情感为基础进行立法；印度法系受印度教影响强烈，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哲学联系密切，肯定了种姓制度的存在；斯拉夫法系由于历史和民族性格的原因融合了多种法系的特征，没有鲜明的特色；伊斯兰法系主要存在于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古兰经》是其基本法律渊源；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体，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律师作用相对积极，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体，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此外，在不同思想观念下形成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差异也是中方在东道国进行产业活动的重要风险源。2018 年5 月25 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正式生效，该条例是迄今覆盖面最广、监管最严格的关于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法规。GDPR 第17 条新增了用户“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的规定，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无不当拖延地删除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而控制者在某些情形下也具有删除个人数据的义务；第83 条中规定对违法者最高处以2 000 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总额的4%的金额的罚款。中国关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规定尚未成熟，企业对于用户数据的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如果中国企业及相关法律从业人员不能很好把握东道国的法律活动特征与具体法律规范，适应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势必难以解决“互联互通”推进和相关产业活动中遭遇的法律纠纷。

3.2 经济金融风险

3.2.1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风险

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局部利益的考量而过度利用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的现象，并且经贸大国在缺乏全球治理担当的政治家的领导下，更容易忽略贸易自由化为本国及世界带来的全局和长期利益，进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29］。美国已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推手。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表现出其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提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对美国国内产业进行持续补贴和高度保护，公开实施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措施。与此同时，由于政策的示范效应，欧盟、日本、印度等重要经济体也纷纷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加大了世界落入“负和博弈”陷阱的风险。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统计数据，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中危害性干预措施的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见图1），而中国则成为遭遇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国家。随着WTO 职能的削弱和各种贸易集团的兴起，世界贸易体系分裂为区域小集团的风险还会进一步增加，对我国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图1 2009—2018 年全球贸易干预措施数量

3.2.2 税务风险

税务问题在跨国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可回避，传统税务问题也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但是经济数字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又为这一问题增添了新的挑战。举一个例子，A 国某企业使用位于B 国的服务器为C 国的客户提供服务，并且在C 国客户同意的前提下使用他们的数据又创造了更多价值，那么B 国和C 国能否针对A 国在其境内创造的价值征税呢？答案是存在争议的，因为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是基于实体存在分配营业利润的征税权，A 国企业虽然确实在B 国和C 国创造了价值，但并未在其设立实体机构。这显然大大降低了数字企业的有效税率，并对国家税基造成了侵蚀。对此，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征收单边数字税，如以色列的显著经济存在税（2016 年）、印度的平衡税（2016 年）和意大利对数字化交易的征税（2017 年）等，欧盟也于2018 年3 月21 日发布了两份针对数字化企业征税的指令草案，一份是有关“数字化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的临时措施，一份是对于“显著数字化存在”（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征税的长期方案［30］。不难看出，“数字税”已经成为国际税收发展的新趋势，但是我国尚未出台类似规定，国内企业对此知之甚少。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税的征收涉及政治、技术和实操问题，各国仍存在较大分歧，国际上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如果各国不能协商妥当，必然会对我国借助“互联互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障碍。

3.2.3 东道国债务风险

“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核心内容之一，基础设施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强大的制造能力，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条件差的问题，存在加强该方面建设的需求，这就为我国输出过剩产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契机。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初期投入大、成本回收慢的特点，对于东道国的资金融通和债务偿付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国家偿债能力受全球经济形势、通胀率、外汇储备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国家又大多处在发展的后进阶段，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加之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债务攀升趋势显著，如果盲目大规模借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大增加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引发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震荡，因此，国家债务状况必须得到严密监控。此外，对于汇兑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也应充分关注。

3.3 社会文化风险

每个国家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渊源，由此形成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存在很大差异，往往会导致外来市场主体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首先，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之一。“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各个宗教中又分若干派系，部分国家政教合一。近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逐渐扩大，原本紧张的宗教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中东地区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车臣地区伊斯兰教与东正教的冲突，长期以来都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其次，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产业活动中当地的人力资源管理，处理不善则难免产生误解和摩擦。例如格力电器在巴西运营期间对当地员工实行轮岗制，违反了巴西严格按照工种安排工作的习惯，引发了当地工会的不满与抗议［31］。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心理差异是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以中西方文化为例，思维模式上，中国是模糊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代表，而西方则是精确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典范，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双方在考虑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角度上有时难以相互理解；人权观念上，西方奉行自由本位主义，而中国则奉行生存权本位主义，这是双方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的关键原因；社会关系上，中国崇尚集体主义，注重“情”，重视良好人际关系的培养与经营，西方奉行个体主义，在社会治理中讲求“法”，重视契约精神的遵守。而且，同类文化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又会派生出不同形态的子文化，增加了沟通交流的难度。比如中日韩三国同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但也各有特点：中国奉行中庸之道，崇尚仁义礼智信，包容性强，但也有过于看重面子的缺点；日本善于学习，细致认真，但难逃岛国的根性，拥有《菊与刀》所反映的双重性格；韩国则是以感情为主的思考行为模式，保守性强，重视等级秩序。除此之外，当地公民社会可以通过施加舆论压力影响政府决策，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包括反华倾向）如果没有通过及时有效的沟通得到疏导，也会成为重要的风险源。总之，社会文化风险是我国在“互联互通”过程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中长期风险，在初期可能影响较小，但是不容忽视。

3.4 人才技术风险

3.4.1 人才培养与流失风险

事实证明，人类社会的各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既有研究也已证明人才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逐年提升，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行的仍然是“专才教育”，尽管通识教育模式已在全国进行推广，但由于观念陈旧、理解偏差、经验不足等原因，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程度仍然较弱，通识教育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比重小、考核模式松散、学生视通识教育课程为“鸡肋”已成通病。这种专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才难以应对各行各业转型升级中出现的复合型问题。例如我国隆鑫通用动力公司在2017 年收购了意大利CMD 通航发动机公司67%的股份，但是之后进行企业整合和技术交流时便遇到了难题，因为既懂得发动机专业知识又懂意大利语的人才凤毛麟角［32］。人才保留和吸引方面，涉及国家方针政策、国家和企业的科研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薪酬待遇、科研环境等多个因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的调查报告（见表2），我国在此方面相比于部分发达国家（地区）并不占据优势，这毫无疑问加大了我国人才流失的风险。

表2 部分国家（地区）全球竞争力、人才保留与吸引能力排名 单位：名

3.4.2 技术技能锁定风险

技术技能的自主研发需要充足的人才和资本储备，要求组织有较好的学习和知识转化能力，具有较高难度，但是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技能的升级，专利性、垄断性的技术技能可以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产业带来核心竞争优势。“中兴事件”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技术为王”的警钟。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实施“引进来”战略，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试图“以市场换技术”，由于FDI 和外包的国际生产组织安排构成的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提升的制度陷阱，近30 年来中国制造业“三资”企业的技术没有显著的提升趋势［33］。海外并购是促进技术技能升级的又一路径，但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与遏制中国崛起，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不断阻挠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收购活动，德国政府在继2018 年7 月和8 月两次阻止中资并购德企之后，表示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外资并购德企的安全审查。内外部的共同压力进一步增加了我国产业技术技能“低端锁定”的风险。

3.5 网络安全风险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与传统互联网技术相融合，形成了更加先进高效的信息物理系统，为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升级都提供了强劲助力。然而，人们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时，网络空间的潜在风险也急剧放大。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工业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工业相对封闭可信的制造环境，病毒、木马、高级持续性攻击对工业生产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34］，工业互联网安全也就成为关系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2017 年发现超过245 万起境外针对我国联网工业控制系统和设备的恶意嗅探事件，较2016 年增长178.4%，境内4 772个联网工业控制系统或设备型号、参数遭到泄露，同时还有包括敏感涉密单位在内的全国7 333 家单位的电梯监控及视频采集系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35］。近年来的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已经呈现出高发性和高危害性的趋势（见表3），网络安全问题与信息化相伴相生，难以根治，并且信息系统复杂性的提升也会增加系统的脆弱性和发现隐患的难度。互联网是“互联互通”推进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纽带，网络安全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相关问题也应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避免引起更大损失。

表3 近年来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部分）

表3（续）

4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中高速增长风险的影响因素

4.1 中国不少产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还较为缺乏有力的国际话语权

Robert Koopman 等［36］在2010 年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提出了两个概念——“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VC-Participation）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Position），用以衡量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指数越大则分别代表某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越高和所处地位越高。计算公式为：

表4 全球价值链分析情况

4.2 缺乏较为完善的国内外组织协调机构

在国内方面，产业转型升级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企业是产业的微观形态，因此统筹协调行业内企业，组建各行各业的产业联盟十分必要。近年来，由于市场的现实需要，各种产业联盟也迅速兴起，如上海智慧能源互联网产业联盟、陕西光电子集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国家大数据创新联盟等。但产业联盟密集成立的同时也显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它们难以完全发挥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1）部分行业的产业联盟类型冗杂，分散性明显，关联产业间的联盟缺乏有效的整合与沟通。（2）部分产业联盟或地域色彩浓厚，或缺乏国家机关和研究机构的宏观指导，不利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大局的统筹协调。（3）功能不完整，机制不健全，研发投入偏低，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方面，亚洲各国大多独立时间不长，尚处在主权的巩固时期，普遍希望在保留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区域合作［38］，各国政治互信不足，并且“互联互通”合作刚刚起步，在政策、法规及合作方式等方面有大量具体事务亟需进一步磋商，虽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建立了双边的合作委员会或高级别对话机制，但在“互联互通”具体工程操作上仍存较大的利益分歧，多边的超国家的组织协调机构缺失依然直接影响着“互联互通”推进，从而间接影响了我国产业的对外合作。

4.3 缺乏较为完善的对外产业合作支持体系

（1）基础设施支持体系。如前所述，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本环节，也是我国对外进行产业合作的基础条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规划能力和建设能力普遍较弱，现有基础设施（如通信、电力等）也存在承载能力低、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各国由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在此方面的合作也颇为有限，制约了后续工程的推进速度，国际产业承接与合作存在诸多不便。以铁路为例，世界现存30 多种不同的轨距，我国及欧洲大部分国家使用1 435 mm 的标准轨，但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多使用1 520 mm 宽轨，东南亚国家使用1 000 mm窄轨，南亚国家则多为1 676 mm 宽轨，而目前新建的跨国铁路干线里程有限，因此轨距不同大大影响了国际铁路联运的效率，增加了运输成本和管理维护成本，不利于区域市场的挖掘与开拓。

（2）资金融通支持体系。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估计，到2030 年前，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电力、电信、供水和卫生）上投资22.6 万亿美元，即平均每年投资1.5万亿美元才能使地区保持发展势头，若考虑到适应气候变化的费用，则每年至少需要1.7 万亿美元，因此仅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就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39］。而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费用主要依赖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区域大国等的优惠贷款，虽然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资金紧张的状况，但长期来看仍然难以满足巨额资金需求。

（3）人力资源支持体系。我国产业对外合作遭遇社会文化冲突时，常常面临人力资源管理难题：一是中国管理者“走不出去”，国内管理者整体上缺乏跨文化管理的教育背景或培训经历，不熟悉东道国员工的性格特征和思维习惯，容易陷入“母语思维”的陷阱；二是国外管理者“走不进来”，中方企业所有者对海外经营存在一定戒备心理，排斥国外管理者的思维习惯和管理方式，双方难以自由沟通［40］。此外，广泛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侨华人资源也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由此形成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瓶颈。

4.4 部分层面缺乏较为完善的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

目前，国内拥有众多高校、研究所和智库，但是与相关产业融合程度有限，产、学、研三个环节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研究部门与产业一线信息沟通不畅，国内与国外信息沟通不畅，监管帮扶部门与困难企业信息沟通不畅，这些信息不对称性的增强加大了风险防范的难度，也降低了风险应对的有效程度。并且，我国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十分缓慢，国内咨询公司水平参差不齐，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服务费用高昂，因此国内中小企业对外产业合作的过程中，对风险管理的咨询不甚重视，疏于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与应对措施，一旦风险发生，必然难以应对。

5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中高速增长面临的挑战

5.1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剧烈变化

在政治方面，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IS 组织的恐怖活动、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中东地区各方利益关系交错复杂，域外大国博弈其中，地区局势短期内难以明朗，由难民问题引发的美国移民政策紧缩也为当前严峻的世界移民形势和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在经济方面，自2018 年1 月起，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所谓“不公正贸易”为由，针对产自中国、俄罗斯、欧盟、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商品加征高额关税，重创全球股市，揭开了世界贸易战争的序幕，并且在可预期的未来特朗普政府仍将持续这种煽动性的单边贸易政策。2018 年8 月，美土关系持续恶化，美国于8 月10 日宣布将土耳其的钢铝关税提高一倍，造成当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跌幅一度超过20%，并再次引发全球性的股市和汇率波动。美国的单方行为严重紊乱了全球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秩序，造成对当今世界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损害。同时，美国国内的税改政策意在促进本土制造业回流，也使得在美投资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5.2 国际竞争的加剧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期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同时兴起，试图构建新的区域经济贸易秩序，发达国家“强强联合”的态势日益显著，其竞争性目的显而易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亚太政策虽大幅调整，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但本质上并未偏离美国往届政府在亚太长期经营的经验，依旧强调亚太战略的重要性，努力拉拢中亚与南亚各国，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力推动“中亚南亚电力输送和贸易项目”（CASA-1000）和“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跨国天然气管道项目”（TAPI）的建设［41］。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促进中亚南亚的互联互通，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在内容上存在高度重叠，双方竞争难以避免。

5.3 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运用

标准是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口转变的关键，标准的国际化就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42］。我国的标准化体制总体上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体系老旧，更新缓慢；二是难以与国际接轨。虽然近年来我国标准的国际化事业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总量少（不足国际标准总数的1%）、高素质标准化人才匮乏、标准认可度不高、实质性参与国家标准化活动的数量有限，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中国标准“走出去”是中国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前提，以中国高铁为例，中国铁建设计施工的土耳其安伊高铁由于要求采用欧洲标准，中国国内装备的采购费用仅占全部费用的24%，剩余装备则全部在欧盟市场采购，动车组也是由土方直接从西班牙购买［43］。目前，西方国家标准仍占据国际标准的主导地位，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6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中高速增长风险防范与应对的政策建议

6.1 做好风险评估，建立预警机制

在国家层面，充分发挥现有部门（中央统战部、商务部、外交部、网信办等）的相关职能，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密切关注国内外风险动态，完善国家风险评估等级体系和各类风险应急预案的建设，及时发布相关风险的预警信息；有关政府部门强化与研究院、智库等科研机构的合作，按照全面性与可行性原则，选取适当指标，运用先进算法和计量模型，依托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力求通过量化分析提高风险评估和预测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在企业层面，打造扁平化组织，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与质量，尽量避免因信息失真而造成的风险防控时机的延误；涉及跨国跨文化业务的部分，成立风险控制与应对小组，借助政府部门提供的宏观风险信息，根据行业特点，针对不同风险制定全面的防范、应对和补救措施。

6.2 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建立全方位的人力资源支持体系

在国内方面，深化对通识教育的认识，重视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复合型高端法律人才、复合型语言人才和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培养，有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推广校企合作、校企签约的培养模式，努力培养符合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强化在职员工的再培训制度，举办“赶学比帮超”等学习活动，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打造学习型企业组织；建立更为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薪酬管理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实行包括免签、一签多行在内的签证便利化制度和双重国籍制度，以达到保留人才乃至吸引人才的目的。在国际方面，整合“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侨华人资源，建立与华侨华人的信息对接机制，从而获取更多东道国有关的环境信息，以当地华商和华侨华人社团为对外产能合作的战略支撑点；充分发挥海外侨校的优势，鼓励国内高水平大学进行海外办学，培养更多国际型人才。我国人力资源支持体系如图2 所示。

图2 我国人力资源支持体系

6.3 强化科研经费投入与监管，重视核心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保护

2016 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已超过欧盟28 国平均水平达到2.11%，但与部分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见图3）［44］。对此，我国应继续加大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时加强对科研经费流向的监管，坚决严厉打击将经费私自挪为他用的行为，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着重加强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新技术技能的商业化运用，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提高全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制定更为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院的作用，减少侵害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

图3 世界主要国家R&D 经费投入强度比较

6.4 多形式推动“一带一路”沿线文化沟通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传播

设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常设机构，定期召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年会，以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为原则，制定国际文化交流的共同准则；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文化节，以平等和谐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加强留学人文交往，培养理解多国文化的青年人才［45］；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减少因缺乏沟通和了解而对其他文化产生的刻板印象；促进国内外媒体合作与联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东道国民众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心理；依托海外孔子学院，大力推广中国“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思想。

6.5 大力推广创新性融资模式，推动社会资本参与产能合作

产能合作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支持体系耗资巨大，仅仅依靠政府资本难以维持，可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加以解决。PPP 模式又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通过引入具有建设、运营能力的社会资本，利用市场机制分散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从而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的数量和效率。对外进行产业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类型采用适当的PPP 模式见表5 所示。

表5 基础设施建设PPP 模式分类与适用

6.6 加快网络安全工程建设，联合应对区域网络安全威胁

以维护中国国家网络安全为核心，以保障“互联互通”区域网络安全为重点，开展网络安全工程建设工作。组建专业部门，重点防范和化解重要联网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风险、信息技术产品及系统的安全隐患和公共互联网蕴藏的社会安全风险；落实网络安全监督人员、研究挖掘系统漏洞等特殊从业人员的主体责任，强化对相关主体的道德约束和法律规制［46］；定期开展网络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组织有关部门有序挖掘产品和系统漏洞并进行备案，倒逼信息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自我提升；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网络安全意识。“互联互通”各国采用区域联动机制，共同制定防范措施和紧急预案，确保各国在发生网络安全险情时能有效应对。

6.7 多层次促进管理咨询行业发展

在国家层面，统一对管理咨询行业的认识，可对管理咨询行业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位，出台发展指导意见和优惠政策鼓励咨询行业发展，同时出台相关规制措施，强化对管理咨询企业的责任约束和道德约束；整合现有人才资源，丰富管理咨询专家资源库，注重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培养。在社会层面，建立管理咨询的行业组织，强化咨询企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加速高校、研究院、智库与产业一线的融合，构建通畅的沟通交流机制，便于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快速结合，建立实用性较强的咨询案例数据库。企业层面，重视风险管理咨询的作用，根据行业特点，积极落实相关咨询建议，并将风险动态及时反馈咨询公司，促进其实战能力的提升。

7 研究小结

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互联互通”蓝图的提出，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其中的风险不容忽视。本文以PEST分析法为基本框架，结合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政治法律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社会文化风险、人才技术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阐述了缺乏国际话语权、缺乏组织协调机构、缺乏对外合作支持体系和缺乏风险防范应对机制等影响因素，并叙述了这一过程中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动荡、竞争加剧、标准国际化等挑战，最后基于前文分析的五大类风险，从国家、社会和企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具有理论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