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寿堂

摘要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将其“以党领政”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贯彻到教育领域，党化图书馆应运而生。图书馆界学人为了图书馆事业能够在艰难时局中的生存与发展，既要积极回应新政权的政治导向，又要极力维持图书馆作为学术机构的独立地位，避免沦为政治工具。透过杜定友先生遗存的十余篇相关文献，可以管窥时代困境中图书馆学人的艰难取舍与不懈努力。

关键词 党化教育 图书馆学人 政治 杜定友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4.017

作为中国近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学大家，杜定友先生的生平、学术及实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杜定友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法、地方文献以及图书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卓越成就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但是，研究者们对杜定友早期的政治取向关注不多，尤其是对20世纪20-30年代党化教育背景下杜定友的政治立场进行专门探讨的相对较少。但这恰恰是诠释其学术思想与人生实践内在动因的独特视角。杜定友先生终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著作等身，留存作品600余万言。相对其《校雠新义》《杜氏图书分类法》等严谨的专业论著，散见于报刊的学术随笔和演讲类文字如《从教育看政治》《图书馆与党化教育》《圖书与政治》《感谢三民主义》《国家主义与图书馆》等系列文章，则更清晰地表明了其政治取向，特别是他为《中华教育界》撰写的随笔《我与圕》，成为解读其早期政治取向的生动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