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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推进开放获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2020-08-13郁林羲郁林羲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0年4期
关键词:爱思唯尔加州大学

郁林羲 郁林羲

摘要 2018-2019年,美国加州大学与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围绕开放获取协议进行了约两年的博弈。2019年2月,加州大学宣布谈判破裂,同年4月,加州大学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美国第一个开放获取协议,加州大学成为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焦点。该案例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希望实现科研成果公有化的迫切意愿,是科学共同体积极主动推动开放获取的典型案例。文章详细梳理了该案例的发展历程,并运用多元行动者交互作用分析法分析了加州大学、爱思唯尔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不同行动者在该案例中由于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不同导致的复杂利益博弈关系,以期为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全球开放获取运动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加州大学 开放获取协议 爱思唯尔 剑桥大学出版社 多元行动者 利益分析

分类号 G250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4.002

2002年2月,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 发布的第一份关于开放获取的国际声明《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提出了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开放获取的实现形式为开放存储和开放出版[1]。2003年10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MPIAS)提出《柏林宣言》,明确开放获取的对象为经科学界认可的人类知识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信息资源,鼓励科研人员与学者在开放获取的原则下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鼓励文化机构通过在互联网上提供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来支持开放获取[2]。《柏林宣言》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积极拥护,开放获取观念逐渐被人们广泛认可,全球范围内掀起开放获取运动的热潮,各国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图书馆、部分学术出版商等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推进开放获取进程,开放获取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5]。

2015年至今,各国为推动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行动[6-8]。2015年5月27日,欧盟竞争力委员会制定了整个欧盟层面的开放获取战略计划——OA 2020,并于2017年5月发布了相关政策[9]。2018年9月,在欧盟委员会及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一批国家层面的科研资助机构宣布成立S联盟并提出S计划,要求2021年1月1日起所有接受S联盟资助的科研人员必须将科研成果发表在符合要求的开放获取平台或期刊上[10]。与此同时,荷兰、英国和美国也都采取了措施。荷兰选择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施金色开放获取模式[11],英国政府要求受资助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自存储到高校知识库中或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12],美国政府要求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科研人员将文章存储至PubMed知识库中[13-15]。以上均是由政府主导推进开放获取的典型案例,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在開放获取运动中,除了政府推动以外,一些科研机构也积极投身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与爱思唯尔的博弈就是典型的由科研机构自发组织的推动开放获取的案例,目前还未见对该案例的详细报道。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开放获取方面也作出很多努力。从国家层面来说,由教育部牵头推进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作为公共基础服务平台,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共建共享云服务平台,为1800余个成员馆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软件共享服务等,促进了“文献、数据、设备、软件、知识、人员”在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多层次开放共享。高校图书馆在建立机构数据库及国内外开放获取资源的揭示方面也颇有建树,李树霞调查了32所农业院校的机构数据库建设情况,32所高校图书馆共建有123个数据库,平均每所高校3.84个[16];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均积极建设机构知识库,目前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中共有50个机构数据库会员[17]。在对国内外开放获取资源的揭示方面,赵雅洁通过对我国 39 所 “985工程”高校图书馆进行的调查发现,所有 “985工程”高校图书馆对开放获取资源都有所揭示, 39 所高校中有 13 所高校建设有机构知识库[18]。这说明很多高校图书馆对开放获取服务较为重视并积极采取了措施。另外,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代表的大型科研机构图书馆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以重新定义开放获取环境中图书馆的角色,作为中科院开放获取的首席规划组织者和机构知识库的首席管理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通过资助中国科学院作者的开放出版、积极参与开放出版的集团资助计划及建设机构知识库等方式推动中科院的开放获取进程[19]。2017年10月24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签署了大规模实现期刊论文开放获取的OA 2020倡议意向书,成为中国首家签署机构[20]。2012-2019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参与举办了8届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China Open Access Week)活动,在此活动中推广开放获取理念,鼓励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开放获取,加强了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等社会各界对开放获取、开放科学的关注和认识。以上案例说明,我国政府、高校图书馆均已意识到开放获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平台建设、机构数据库建设和开放获取资源揭示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笔者认为,下一步我国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应积极与科研人员结成联盟,因为开放获取运动除了需要图书馆积极推动之外,科研人员的主动参与也必不可少,目前我国还没有科研机构图书馆与科研人员形成科学共同体,共同与学术出版集团博弈的典型案例。

自2018年起,由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系统、教师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组成的科学共同体与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的博弈一直是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焦点。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加州大学图书馆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这场博弈的发起者和召集人,并全程参与了博弈过程。该案例是美国开放获取运动的里程碑,确立了科研机构科学共同体在推进开放获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即以此为案例,从多元行动者交互作用的分析视角,梳理该案例中加州大学、Elsevier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UP)三者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并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剖析科研机构参与开放获取的意义,以期为我国科研机构开放获取政策制定及推进提供参照。

1 加州大学(UC)案例历程简介

UC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州,经济体量排名世界第六,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6。是美国移民多元社会文化的典型缩影,是全美人口最多样化、包容度和友好度最好的州,历来崇尚自由、平等和民主[21]。UC作为加州高等教育的典范,在全球享有盛誉,其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兼收并蓄、自由开放的方针,被称为“自由激进的智慧大学,美国现代文化的起源地”[22]。正因加州和UC均有崇尚学术自由的传统,UC成为了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领导者。

2017年初,UC圖书馆、学术交流委员会和教师委员会共同发起了《关于大规模实现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意向书》(OA 2020 Expression of Interest)的倡议、讨论和投票活动[23],部分UC系统内的学校签署了意向书。通过投票,图书馆、学术交流委员会和教师委员会了解到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对论文开放获取态度积极并支持学校进行改革,在此基础上,2018年初,图书馆与学术交流委员会拟定并发布了《改变学术交流的权利和原则宣言》草案。草案整合了UC以开放访问取代期刊订阅为目标拟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为后续与出版商谈判作好准备[24]。2018年7月,UC公开发布了《UC期刊谈判协议及行动号召》[25],阐明UC的谈判立场和原则,包括减少大学用于学术期刊的支出,将期刊订阅模式转换为“阅读-出版”模式。2018年11月,由教师、图书馆员及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UC谈判小组与Elsevier正式谈判,谈判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UC的科研人员在Elsevier旗下期刊所发表文章的出版模式将默认为开放获取,作者自愿选择放弃的除外;(2)向Elsevier支付的费用总额比目前支付总额(1100万美元)减少10%;(3)费用总额包括订阅费用和文章出版费用(APC费用),其中订阅费用约占10%;(4)每年付款总额可根据文章数量上下浮动2%,如文章数量增多,Elsevier 需灵活设定每篇文章的APC费用确保不超过支付上限;(5)UC图书馆希望实现“多重支付模式”,为每篇文章均提供1000美元的APC费用,余额将由作者使用资助基金支付,如作者没有相应经费,图书馆将全额支付APC费用,因此Elsevier需要为UC建立专门的支付通道,图书馆将根据账单与Elsevier定期结算费用,作者无需和图书馆单独申请账单[26]。

2019年1月31日,Elsevier向UC反馈了最新提案,包括:(1)可以为UC作者提供绝大多数期刊的开放存取选项;(2)每年需要增加支付总额,3年后总支付额约增加80%;(3)要求UC放弃对大量Elsevier期刊的永久访问权;(4)部分期刊,如Cell、The Lancet以及一些社会科学类期刊,不会对UC的科研人员实行开放获取;(5)Elsevier不会建立专门面向UC的财务制度。2019年2月25日,UC谈判小组表示愿意修改谈判条件,但必须保证支付总额不变,2月26日,Elsevier发布消息称无法实现该要求,2月28日,在图书馆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下,UC结束了谈判并宣布将不再续订Elsevier数据库[27]。7月10日,Elsevier在其官网宣布关闭UC及其分校访问2019年1月1日之后所有期刊内容的权限。UC与Elsevier的谈判虽然破裂了,但UC科研人员、图书馆员及行政管理人员在开放获取上达成了统一意见并形成了紧密联盟,为后续与其他出版商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UC首次谈判失败后,并没有放弃原定目标,而是积极寻找其他合作伙伴。2019年4月,UC宣布与CUP达成开放获取出版协议,有效期为2019-2021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UC的10所分校可永久访问CUP旗下的400多种期刊;(2)UC支付的60%费用将用于支持无限制开放获取出版;(3)剩余40%费用用于访问非OA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出版部分比例将增加,而阅读部分逐渐减少,总合同成本保持稳定。该协议是UC及全美的第一份开放获取协议,是美国开放获取运动中的里程碑[28],其在确保UC支付总额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将期刊订阅模式转换为“阅读-出版”模式,开启了科研机构独立与出版集团签订开放获取协议的先河,为其他科研机构与出版集团博弈提供了参考。

UC案例被称为开放获取运动中的一场关键战役,学术出版和学术资源联盟(Scholarship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执行董事希瑟·约瑟夫 (Heather Joseph)表示,“全球有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正在密切关注UC案例,迫切希望看到加州大学将如何应对这一事态。这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UC案例为众多图书馆带来推动变革的希望,其订阅模式的取消引起了全球轰动,弗吉尼亚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明尼苏达大学、杜克大学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等机构的图书馆均发表声明支持UC的决定,肯定了UC争取的可持续的学术出版模式。2019年9月24日,加州电子图书馆联盟(SCELC)发表公开信表示完全支持UC,除非达成变革性的开放获取协议,否则停止订购Elsevier数据库的决定,因为UC提供了一种长期可行的替代方案,既有利于科研机构也有利于公众,这无疑给UC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29]。

2 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多元行动者

多元行动者交互作用分析方法是在科学技术政策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应用的一种分析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分析在实现同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由于核心利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复杂的利益博弈、斗争和协调关系[30]。UC推进开放获取的近两年中, 由于各参与方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了多元行动者并存的局面,UC的科研人员、图书馆员和学校管理层、Elsevier及CUP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元行动者的集体博弈是该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采用多元行动者交互作用分析法分析各行动者的核心利益,并通过案例分解探析博弈关键问题及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2.1 多元行动者的核心利益分析

2.1.1 科学共同体的核心利益分析

广义的科学共同体泛指整个科学界,狭义则指不同学科或者交叉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群体,或科研机构内部形成的科学共同体[31],本文所指的是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研究本身快速发展导致的内在动力促使科研人员要求推倒“付费墙”,因此由科研机构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是探索开放获取实现路径和推动开放获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核心利益主要包括:(1)减少期刊订阅和出版的支出费用以维持科研机构正常运转;(2)通过所有文章的即时获取提高机构的整体学术影响力;(3)增加文章的阅读人数和引用次数,促进科研人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4)认同科学公有主义,希望科研成果能实现全民共享,使社会公众成为科学知识的受益者;(5)与出版商争夺学术出版的控制权,提高科研人员在学术出版中的地位。

部分科学共同体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其中的所有人均认为开放获取对于学校、个人及社会公众来说都意义非凡,科研人员自愿放弃个人利益以逼迫出版商作出让步。2019年2月28日,在UC结束了谈判并宣布将不再续订Elsevier数据库后,UC教师集体签署了一份声明以支持学校的决定,声明表示“加州大学是一个公共机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让科研成果和资金被自由且广泛地享用,并在和出版商达成一致时确保纳税人的钱被以一种道德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所使用,推动科研成果公开化是学校的使命。” 同时,UC科研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声援学校,包括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公开宣布不再给Elsevier期刊投稿,不会参与审稿工作,发布公开信宣布辞去包括Cell在内的Elsevier生物领域旗舰出版物的编委会职务等[32]。

2.1.2 商业出版集团的核心利益分析

商业出版集团作为原有学术出版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改变原有格局,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对现有的学术交流体系不满及大量研究证实开放获取模式的可行性和高效率,重构学术交流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面对这一趋势,商业出版集团的态度从开始时的坚决抵制逐步转变为试图引领和控制学术交流体系的重组过程,通过各种手段维持收益并保护自身利益。但由于与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双方的冲突尤为明显。

商业出版集团主要就开放获取费用和开放获取协议涵盖的期刊范围与科学共同体进行谈判,其认为订阅费用和出版费用原本是分开支付的,并指出如果二者合一是花一份钱买两份服务,需要增加支付总额以弥补其在订阅收入方面的损失。由于商业出版集团坚持该立场,其与部分科学共同体的谈判均宣告失败并被抵制。此外,商业出版集团在开放获取协议中限制涵盖的期刊范围,以期继续维持权威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例如Elsevier旗下有较多的期刊在其研究领域内属于一流期刊,例如Cell、The Lancet等权威期刊,及部分社会科学类期刊。此类期刊在协议中大多被排除在外,说明出版商希望继续延续“付费墙”模式,将部分权威期刊留在“付费墙”内。

2.1.3 大学出版社的核心利益分析

传统学术出版的主要参与方包括商业出版集团、大学出版社和学术团体出版社,商业出版商遵循利益至上原则,占据学术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随着其垄断的加强,大学出版社和学术团体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但在开放出版运动中,由于大学是推动开放获取的主要社会力量之一,而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一员,通常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积极支持并推进开放获取运动,并与出版集团争夺开放获取的市场份额。

基于此出发点,大学出版社在与科研共同体进行谈判时,不会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其签订开放获取协议的基本原则是在不大幅度增加支付总额的基础上,一部分费用用于支持OA出版,剩余费用用于访问非OA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版费用将增加,订阅费用逐渐减少,最终订阅费用全部转换为出版费用[33]。与商业出版集团相比,协议涵盖了大学出版社的全部期刊,包括权威期刊,对于非OA期刊而言,在协议初期被涵盖在“阅读”部分,一旦这部分期刊转变为OA期刊,订阅费用即可转换为出版费用。CUP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UP)是大学出版社的典型代表,到目前为止,CUP已与荷兰大学协会(VSNU)、瑞典图书馆联盟(BIBSAM)、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MPIAS)、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加州大学(UC)六个机构签订了“阅读-出版”转换协议,且每项协议都是根据各个机构的情况量身定制。CUP也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达成了“阅读-出版”转换协议。

2.2 利益博弈中的关键问题和平衡点

笔者通过对UC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多元行动者间的博弈主要围绕四个关键问题展开。

2.2.1 是否应该大幅度降低订阅费用以使总费用保持稳定

從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看,科研人员负责发现知识、撰写论文和同行评议,而科研经费则由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在此过程中,出版商的物质投入和智力投入与科研人员相比都很少,没有理由攫取高额利润,但由于出版商成功构建了知识的“商品化”形象,并通过垄断大部分学术资源掌握了定价权,导致数据库定价严重不合理,但出版商则强调由于数据库中的期刊数量不断增多,且期刊的影响力、知名度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投入,目前的数据库订阅价格是合理的。所以,该问题的本质是重新评估出版商的合理利益,在科研机构和出版商之间找到平衡点。

本案例中,UC的谈判条件是将原有的订阅模式转化为“阅读-出版”模式,原订阅费的90%用于支付文章的APC费用,剩余10%用于支付订阅费用,每年支付总额浮动不能超过2%。对此,Elsevier的回应是同意UC作者在大部分期刊上的文章实现开放获取,但APC费用提高80%,且因订阅费用仅占支付总额的10%,UC将丧失对大量期刊的访问权利。该问题说明双方的分歧在于订阅费用和APC费用是否可以互相转换。UC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Elsevier旗下期刊中的开放获取文章已经逐渐增多,未来还会继续增加,且Elsevier获得的订阅利润大部分都是由科研人员创造,因此数据库订阅费用应该降低至原来的10%。同时,UC承认Elsevier在论文开放出版中付出的劳动和成本,同意将剩余90%用于支付APC费用。Elsevier却认为订阅费用和APC费用不可以转换,原本的订阅费用是合理的且与APC费用相互独立,如果订阅费减少,则访问的期刊数量也应相应减少。而UC作者的文章开放获取后,将损害出版社的利益,因此必须提高APC费用以弥补损失。

通过对该案例进行分解,笔者认为在论文开放获取问题上,二者的立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UC要求在Elsevier期刊中发表开放获取论文,Elsevier表示可以在大部分期刊中实现该要求,这说明二者在该问题上立场较一致。分歧较大的问题是转换问题和支付总额,通过参考其他出版商与学术联盟或科研机构的开放获取协议,笔者认为在该问题上双方应该寻找利益平衡点,根据UC的谈判底线判断,UC方面不会增加支付总额,因此,UC可在支付比例和发表的文章数量上进行调整,将原本的订阅费比例适当提高,并将不限文章数量的条件修改为限定一定数量,减少Elsevier的利益损失。Elsevier则应在数据库订阅和费用方面作让步,在支付总额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对UC开放期刊数据库。

2.2.2 是否可以在Elsevier旗下的权威期刊中发表OA论文

Elsevier旗下有相当一部分领域内的顶级期刊,这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均较高,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阅读与订阅人数众多,UC提出的条件是确保UC的作者可以在所有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文章,包括权威期刊。对此,Elsevier拒绝答应,并表示权威期刊将继续保持传统出版模式。

该问题的分歧在于权威期刊的影响力巨大,读者数量众多,UC认为权威期刊同样依赖于科研人员的付出,因此有权利要求在期刊中发表OA文章以提高论文的影响力和可见度。但这些期刊对于Elsevier来说意义非凡,一旦开放获取后,其期刊数据库的订阅性价比将进一步下降,订阅用户很可能因为这些期刊的开放获取而取消订阅或要求降低订阅费,导致利润率下降,且目前部分科研人员对权威期刊的认可度高于开放获取期刊,一旦权威期刊转换为OA期刊,同行认可度与稿件质量有下降的可能。

从Elsevier目前的态度来看,Cell和The Lancet等部分权威期刊暂时不会发表OA文章,但Elsevier旗下有部分权威期刊已经转换为混合出版模式,因此双方可以就这部分权威期刊寻找平衡点,在支付总额稳定的情况下,约定UC作者每年在这部分期刊中发表OA文章的总数量。

2.2.3 是否应该针对科研机构建立专门的支付通道

本案例中,双方对APC费用的支付方式也存在分歧,UC就支付方式提出了两点要求:(1)从UC的视角看,UC教职员工超过16万人,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占美国文章总量的10%,如果每位作者在发表文章时都通过图书馆系统申请津贴是不现实的。因此其希望采用将图书馆基金与作者的科研经费相结合的“多重支付”模式;(2)希望Elsevier按照固定周期计算所有应该由图书馆支付的部分(包括基本津贴和全额支付的费用),由图书馆和Elsevier直接结算,作者无需通过图书馆了解详细的支付情况。但是在Elsevier的支付界面中,其需要向作者展示文章的所有费用,包括图书馆的津贴数额。对此,Elsevier认为此举增加了工作量和管理费用,因此拒绝答应。

笔者认为该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目前Elsevier大部分专用支付通道是为整个国家的作者统一建立的,专门为科研机构建立的支付通道很少;且在与学术联盟统一结算费用时没有采取“多重支付”模式。但从目前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趋势来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型科研机构单独与出版商签订协议,因此Elsevier应改变服务态度,积极建设面向科研机构的专用支付通道,为科研机构提供便利。

2.2.4 Elsevier与CUP对待开放获取的不同态度

UC在2019年2月宣布与Elsevier的谈判破裂之后,4月与CUP签订了北美第一个开放获取协议。CUP与Elsevier的不同点在于:(1)完全同意UC将订阅模式转换为“阅读-出版”模式,且总费用保持不变;(2)UC可以永久访问CUP旗下400余种期刊,不增加额外订阅费用;(3)支付总额的60%将支持无限制开放获取,且不限制UC作者在CUP出版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这说明Elsevier作为传统商业出版集团的代表,与CUP等有大学出版社在开放获取政策方面存在分歧,学术出版领域的竞争一直都非常激烈,全球开放获取出版的市场竞争也趋于白热化,此二者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坚决推进开放获取,笔者认为Elsevier也会逐渐妥协,事实上,Elsevier已经开始妥协了,2019年下半年,Elsevier似乎“急刹车”兼“大拐弯”,与挪威、匈牙利和瑞典三国学术联盟“握手言和”,并在一个月内连续签署了三个开放获取协议。这说明Elsevier已经感觉到来自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压力,在开放获取方面正逐渐改变策略,从坚持“大交易”和期刊傳统出版逐渐转变为积极回应科研机构和学术联盟的要求,这无疑将加快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进程。

3 科学共同体推动开放获取的科学社会学分析

科学社会学是探讨科学的社会性质及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34],UC案例是典型的科学共同体推动开放获取以促进社会进步的案例,充分显示了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因此可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分析该案例的社会意义。

知识经济时代,公众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公众对于获取先进科学知识的需求日益旺盛,同时,科学的社会契约理论也对科学成果价值实现提出了新的定义,其中公众利益的获得已成为衡量科学成果社会价值的重要方面,满足公众需求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35]。研究人员从政府及社会获取科研资助,出于责任感认为科研成果有必要向公众进行义务性回馈,社会公众也应该是科学知识产品的受益者,并希望做到纳税人的钱被以一种道德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所使用。而现今学术出版商对科学成果的高度垄断已严重妨碍了公众获取并了解先进的科学知识,必须重构科学、出版商与公众之间的边界关系。

该案例反映出目前部分出版商与科学共同体(包括图书馆系统)之间的矛盾及科学共同体迫切要求开放获取以促进社会进步的态度,科学共同体强调科学公有主义,出版商则强调因其进行了出版行为,拥有法律规定的版权和独占权,而开放获取打破了版权限制,因此需要增加APC费用。科学共同体认同的公有主义与出版商拥有的版权显然存在矛盾,这对矛盾从学术期刊被作为一种带有商业属性的商品进行出售时就已经存在了。

在纸媒时代,信息的传递和流通方式比较局限,虽然科学共同体认同科研成果属于全人类公有,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有限,不具备开放获取的技术条件,公有主义和版权私有化的冲突暂时被弱化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互联网技术、数字出版技术和学术社交平台的出现让信息传播变得容易,开放获取的技术条件已然具备,但出版商仍保持纸媒时代的传统出版模式,希望通过继续垄断学术期刊和不断上调数据库订阅费获取利润。在此背景下,科学公有主义和出版商利益至上的矛盾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要求打破垄断,创立新的科学传播模式,实现知识公有。

UC案例的意义在于科学共同体自发、主动且目标明确地与出版商进行博弈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意味着知识传播权正逐渐从出版商向科学共同体转移。UC不但提供了科研机构推动科学知识资源分配问题的新方式,也为公众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渠道。正因如此,UC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这也为其后续与出版集团继续谈判积累了筹码。

4 结语

现今,科学与社会的融合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紧密,科学共同体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科学共同体对于科学信息的敏锐度强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因此由科学共同体推动开放获取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同时,在学术出版链中,科研人员的地位举足轻重,相较于由政府强制要求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科学共同体自发的主动参与更有利于推动开放获取的实施,也会给出版商带来一定的压力。

放眼全球,学术出版已逐步进入开放科学(Open Science)时代,免费、开放、共享已成为学术交流的基本要求,开放获取已逐渐成为主流出版方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科研机构参与到开放获取运动中,积极制定政策和路线图,努力推进开放出版进程。通过UC案例,笔者认为,我国的一些科研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也应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形成科学共同体与出版集团进行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应勇于担当,密切跟踪开放获取发展趋势并进行战略与政策制定。在积极宣传开放获取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呼吁号召,并调查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支持程度,如果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表示支持,完全可以由图书馆牵头组成包括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在内的谈判团队与出版集团进行博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一旦有科研机构开始行动,我国的开放获取运动一定可以打开局面取得成功。UC是科学共同体与出版集团博弈的先驱者,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后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共同体积极响应并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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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江苏南京,210009

收稿日期:2020年1月16日

修回日期:2020年5月7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Benefit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Open Acces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Yu Linxi

Abstract: From 2018 to 2019,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the worlds largest academic publisher Elsevier have had a two-year negotiation on the open access agreement. In February 2019,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nounced that the negotiation finally failed. In April,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gned the first open access agre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global open access movement. This case typically reflects not only the urgent desire of the public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but also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open acces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article combs in detail and analyzes the complicated benefit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due to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and interest needs involved in this case such as the UC, Elsevier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 multi-stakeholder interaction analysis method. It is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open access movement.

Keywor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en Access Agreement; Elsevi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ltiple Stakeholders; Benefi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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