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燊

母亲经常说她以前做过“大锅头”，而且是最年轻的“大锅头”，在博南古道上管理一支长途大马帮，唱着汉字记白音的白族古谣“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往缅甸运送川烟和乳扇，再从缅甸运回洋布跟棉纱。每当她心情好时，就会摸着我的脖子说：“我的小头骡，乖得呦。”

可她是个说谎精，十句里面有九句是假话，如果算上引申意义，可能十句里面有十一句是假话。但是说谎精和骗子还有一定差距，母亲从不损害他人利益，她的不诚实就像一颗苦味的杏，没有虫洞没有烂核，除了味道不对，人们挑不出别的毛病。

我从未见过母亲的亲人，当中也包括我的父亲。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交朋友——她是我见过拥有最多朋友的女人，其中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仿佛没有月亮的星空，星星们互相吐露真情，它们的光芒因为少了某种隔阂而更兴奋、晶亮。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我在母亲每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都是不同版本。有人说他是一个商人，有人说他是一个职员，有人说他是一个学生，有人说他是一名宇航员……人们和我谈我父亲的时候，个个神采奕奕，似乎谈论的不是我父亲，而是他们自己的。

母亲给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当年她在博南道上赶路时，路过田间，看见一个黝黑、高大的农民，他不和周围人交流，也不抬眼看日头。母亲与他对歌，他不回，但是我却降临了。她说在我小时候，每当马帮要渡澜沧江的时候，我就会发出纯真而响亮的笑声，好像要回到谁的怀抱中去。这个滑稽的说法在我没结婚前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在我结婚后，它就像从葡萄中缓慢褪去的霜一般苍白、单薄，很快就露出葡萄原本的黑皮了。

说起我短暂的婚姻，令人着实哭笑不得，有点像画盘上融合各种颜料的色块，想逃离，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回到哪种颜色中，只能在午后从窗外射进来、路过盆栽的问候时变得斑驳的阳光中做一些不失本我的假设。在这些不存在的幻想里，一切逻辑的起点就变成了一颗精巧的纽扣，一颗找不到衣缝、孤单徘徊的纽扣。

我的婚姻是母亲一手包办，从选择新娘到布置婚礼现场，她显得格外忙碌和焦虑，我从未见过她有如此紧张的时候，像一只鸟，左停停，右盼盼，想在每棵树的枝头都留下自己的爪印和眺望的眼神。新娘不外乎也是母亲的朋友，黝黑、高大，也正是在她身上我相信了母亲关于父亲的诠释。她们两人整日在一起窃窃私语，时而忧伤，时而亢奋，她们通知我去拍结婚照，我便理发、刮胡子;她们通知我去催促喜糖的加工，我便像个大客户一样去糖果商店趾高气扬;有时她们让我坐下来歇歇、喝口茶，我便走出她们的视线之外。母亲在新娘子面前绝口不提博南道上的逸闻，她似乎完全不想用自己曾经的“大锅头”身份去给新媳妇一个下马威。

只是在为新娘选礼服的时候，她提议要用南充的丝绸，因为南充丝绸织纹清晰，华丽而富有弹性，轻盈中暗藏丰满。母亲说：“我曾经帮人运过这种绸子，那一趟路又险又累，但是我们的脚底板却滑溜得很。手也是，头发也是，周围的花草虫鱼也是。”她没提那条绵亘千年的路，就像人不提他的影子那样，她把方向隐去，如同刻意回避的秘密。我知道她大概说谎说得有时自己都信了，她用两片薄薄的嘴唇充作蝴蝶翅膀，一开一合，向花儿和有花的地方飞去。

新娘一点也不想了解我，她年纪比我大许多;比起喊她的名字，我更愿意称她为大姐。她不想了解我的理由是：我是我母亲的儿子，一定不会坏。在我母亲蛛网般密实的社会关系网中，虽然没有一个人与她有血缘关系，却都胜似血缘。母亲说她出生在博南道上，应该是被马帮落下的某件货物，因此她努力成为“大锅头”，就是想查明自己是谁的货物，要被运给谁。许多脚印为她送来了珍贵的知己，他们都尽力帮她定义自己：有人说她是一块玉，有人说她是一匹黑纱，有人说她是一颗心，有人说她是一池水……

结婚当晚，新娘迫不及待想和我进行肉体交流，不过我对她完全提不起兴致。我看到她的身形就想起我那不存在的父亲，如果他在，一定会在我的喜宴上大醉而归。见我冷淡，新娘说起了我的父亲。

“你想知道关于你父亲的事吗？”她邪魅一笑，像树干上气势汹汹的螳螂。

“想。”我像个小孩一样回答。

“他是个罪犯。”

我大惊失色，脑子里储存的所有版本都没法为这个版本提供心理缓冲的通道，我像在山坡上摔倒一样不由自主、万分恐惧地向深处滑去，连一根草秆都抓不着。新娘见我汗流满面，咯咯地笑了起来，如同一只顶替公鸡打鸣的母鸡，对着黎明天空中不知其行进速度的云施加嘲讽。

我问：“他犯了什么罪？”

“沉默。”她说。

我走出家门，在午夜寂静的大街上游荡，仿佛一个鬼影。我点燃一支烟，让它同路灯较量光芒，并在暗中悄悄协助它。

五个月以后，新娘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足有七斤二两重，头发黑密。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知道我从未靠近过新娘，但从她那狐疑的表情里，我发现了一种不曾见过的情感——对我的愧疚。它们像瘴气一样从母亲的鼻子里呼出，遮翳了我的眼睛，令我感到鳄鱼和毒蛇正狡猾地向这个新生的男孩游去。我亲吻了男孩的头，试图用慈爱的眼神驱散瞳孔里的迷雾。

这个孩子胆子很小，似乎连哭闹都不敢咧嘴，大概是母亲总用冷眼瞧他的缘故，也有可能是我很少回家造成的。我的朋友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我戴上了一顶硕大的绿帽子，但我觉得脑袋上长片森林出来也没什么，一些种子恰巧吹进了我的头发里，它们愿意生根、壮大，继而招引来鸟兽，不断向我内心扩充疆土，企图将我的灵魂吸作肥料，这一切都没什么。它们一点也不比我对父亲的幻想令人压抑。

孩子断奶后，他的母亲，我的新娘，我母亲的儿媳，那个又黑又高大的女人不辞而别。早上我还见她懒洋洋地起床穿衣，晚上她就从家里消失了，一连几天、几周、几个月……与此同时，孩子手腕上多了一串铃铛，我摸摸铃铛，它们发出清脆的啼哭，这时我才意识到应该用什么称呼这个孩子——小铃铛。

母亲像一道被困在井中的水波，黯淡無光，阴冷腐朽，不再相信阳光。她不仅对我愧疚，也走不出被朋友背叛的阴影。这个新娘想必是她重要的朋友，而她却因此被欺骗，“欺骗”将她捉弄得呆坐屋中，如同到处蹿的无形火，她必须用大量的酒去将它烧死。一天，母亲突然发问：“难道是加尔各答的那个女人？”半晌，她又说：“我们装了许多熟麻，在它们还不具有绳子、袋子的外形前，熟麻还存在着尚未被驯服的野性，即使脱胶使它们奄奄一息，你仍然会觉得它们具有攻击性，可能会突然站起来，捆住你的双手和脖子，成为你的主人。当铓锣敲响的时候，骡子变得格外紧张，好像它们驮的不是植物的干尸，而是许多爪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被一阵窸窣声惊醒了。”

我不想理会她梦呓一般的故事，从小我就在她无边无际的故事海洋中绝望漂浮，我不想要更多浪，只想上岸。但是母亲把我推入汪洋后并不指望能有座岛供我休憩，她动用魔力把所有岛屿都移走，只留给我筋疲力尽的双腿和湿乎乎的眼睛。

“我看见一个女扮男装的首陀罗妇女，正在偷吃我们给骡马准备的混有玉米、大麦和麸皮的精粮。”母亲接着说道。

“她剃光了头发，穿着男人衣服，但她那惊恐的表情一看就是被奴役惯了的妇女专属。我们从加尔各答返程的时候她就混进了队伍，神奇的是，我们这样一支团结有序、规矩谨慎的队伍竟然一直都没发现她。她跪下来，祈求我不要赶走她。队伍中能听懂一些印度语的兄弟说，这个妇女的孩子被她丈夫卖了，现在又要把她也卖掉，所以她要逃，想跟着我们去中国。”

我不由自主地向海浪妥协，竖起耳朵听母亲讲不存在的故事。母亲出生于五十年代，即使她真有马帮，滇缅公路永平段也已分期得到改建，改建后的公路走势大部分与博南古道相同。后来大保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如同太阳升起后月亮便黯然退场，博南古道沉寂了下来。她不可能同时沐浴骄阳溢彩和明月清光，就像人不可能一只脚踩着昨天，一只脚踩着明天。

“我让她留在队伍里，她充满感激，鞍前马后。我问她为什么要去中国，她说若非如此她的丈夫一定会找到她。我说：‘我只能把你带到边境。她茫然地看着我，从我笃定的眼神中看到了欺骗。‘如果您不把我带去中国，我会死的！她呐喊。我摇摇头，告诉她我们有自己的规矩，对此无能为力。

“她依然像执着的昆虫一样跟在我身后，直到到达边境时，我们用富有音律的威词恫吓她，用舞蹈一般具有攻击性的阵仗驱赶她。我给了她一些钱，让她不要再令大家为难。这个妇女用血红的双眼瞪着我，说了一句恶狠狠的话。她走以后，翻译说她诅咒了我——日后我也会与孩子分离，四处流浪。”

故事讲到这里，几滴汗珠从她的额头渗出，在清澈的皱纹里翻涌。我在她花白的头发中似乎看见了人形化的“阿尼姆斯”，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女性心中的男性潜倾可以被赋予这样一个名字。他的脸在我母亲的白发中若隐若现，像一只弓伏在草丛中的黑豹。

“奇怪的是，自从丢下那个首陀罗，我就被蜘蛛所困扰。无论是在白天黑夜，总有蜘蛛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有时垂在我吃饭的碗里，有时是我的枕头上。它们到处结网，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你的新娘，那时她在贵州一带倒卖雄黄，她向我打包票的不仅仅是她卖的雄黄，还有她的人品。她说她除了诚实，什么都不会。”

母亲沉浸在她的故事里，以及她把故事变成现实后的挫败感中。可是新娘对我说的又是另一种版本，她说她从来不是我母亲的挚友，反倒与我父亲有着特殊关系。她说她结识我父亲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看上去十分苍老的男人，但仍然面容深邃刚毅、力大无穷。他至少要比我母亲大二三十岁，十几岁就做了马帮里最年轻的“大锅头”，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还是驮运物资的英雄，修筑过滇缅公路。成百上千的青壮年、妇女、老人、小孩在深山老林里开山撬石，修筑公路，如同神话中的远古先民一般执着、伟大。我父亲用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和狼一般的嗓子，率领各族人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奋战，公路建成后，他便干起了进口燃油和无线电的行当。五十年代公路改建，他重新投身建设，还在公路上捡到一名弃婴。

“是个女孩。”新娘说，仿佛她亲眼见证了我父亲的过往。

“你父亲没有成家，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一切都显得很笨拙。不过他很会讲故事，他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以精彩的叙述讲给那个孩子，并为她寻了一户人家收养。二十年后，你父亲去看望那个女孩，她已长成眉清目秀的大姑娘，喜欢活在幻想中。她拉着你父亲拼命地讲故事，而那些故事，正是你父亲当年收养她的时候，为她讲的。再后来，你父亲娶了她。”

新娘讲故事的方式和我母亲不同，我母亲总是深沉地陷入回忆中，如同一片眯起眼睛的落叶，她则眉飞色舞，颇有添油加醋的架势。

“新婚不久，你母亲就生了一个孩子，时间上完全说不过去。”新娘讲到这里时，用极其诡魅的表情看着我，嘴角挂着近乎令人恐怖的微笑，仿佛一名审判者在等待罪人陈述。我花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新娘所讲的这个不速之客想必是我。

“后来呢？”我一边努力平复身上的鸡皮疙瘩，一面佯装镇定地询问。

“后来，你父亲就变得沉默寡言，他越是沉默，身体里的力量就越积聚，最后无处发泄，只得远走天涯，留下你母亲和她的孩子不闻不顾。你说，沉默难道不是犯罪吗？它蒙蔽了一个父亲的职责，使一名母亲成为众矢之的，使一个孩子只能得到残缺的童年。”新娘说道。她依然保持着那高高在上的可怕笑容，仿佛别人的悲剧是能滋养她的肥料。

我疑惑地问：“你怎么证明你认识我父亲？”

她略带自豪地说：“有一次你父亲从印度回来，途中抛弃了一个苦命的印度妇女，受到了诅咒，从那以后他就被蜘蛛困扰了几十年，直到遇见我。可是我的雄黄对他的处境完全没有帮助。我家祖辈就开始卖雄黄，据说有位老祖宗还让白娘子现过原形，我不能在我这儿把祖传的招牌砸了。所以我对你父亲保证，一定会帮他摆脱烦恼，一定让他那浑身的力气有处释放。”新娘说最后一句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丝潮红，如同思春少女。

我不知道是新娘按照我母亲的故事虚构出了我父亲的故事，还是我母亲按照我父亲的故事虚构出了她自己的故事。她们中间想必有一个人与故事中的我父亲毫无瓜葛，而只是单纯地想要逗一下愚蠢的我，就像那些从小就用这个主题骗我的人们一样。也有可能她们两人全都在命运的捉弄下与我父亲关系匪浅，我父亲就像一张空白的蛛网，我完全猜不出它属于这只蜘蛛还是那只。新娘说我母亲以我父亲的故事欺骗自己，整日活在幻想中，但其实她只是想与我父亲同行。我觉得这是她说的所有话中最可信的一句。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母亲说带小铃铛出去玩，可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來。我心生焦急，半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母亲的信，信上说她正在带着小铃铛寻找他的母亲，他们先是到了贵阳，有人说小铃铛的妈妈去了大理，于是我母亲又到达了大理，住在了三坊一照壁的民居里。白族人建房子喜欢迎东先建一堵照壁，当朝霞照耀其上时，岁月仿佛能被迅速刻录下来。我母亲有许多白族朋友，他们都在她的故事中扮演过角色，母亲说这些朋友非常喜欢小铃铛，他们会背着小铃铛去参观如何制作扎染，会教他最简单的草编工艺，到了石刻、木雕的手艺人那里，小铃铛便会获得免费赠予的小玩具。当孩子听到本子曲时，会沉浸在不断重复的词调中，眼含泪光。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很美，你应该来看看。”

又过了一阵子，我收到了母亲的第二封信，此时她与小铃铛已到达缅甸，住在密支那，小铃铛一路哭闹，好像进入了禁地。母亲在形容缅甸风光时，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喜悦之情，那里的自然风光、人文气息令她疲惫的心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仿佛即将被秋日接班的夏天，可以给人们最强烈的色彩而不必过度透支以阳光和雨露为代表的善变情绪。他们认识了一位翡翠商，确切地说是翡翠商不知从哪个地方起，一路尾随着母亲。也有可能小铃铛不停地哭就是因为身后跟着的这位面相贫穷、实则富有的商人。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翡翠商邀请他们去他家里做客。他拿出了许多从自己厂子里加工的翡翠，上面的雕刻清一色都是胖娃娃，极其精美、传神，仿佛随时都可以跳下来光着屁股逃走。他说别的雕刻师喜欢雕山水或者神佛，但是他不同，只喜欢孩子。这位翡翠商不停地问母亲：“你相信缘分吗？”母亲频频点头。他说几年前有两个人曾用高明的骗术从他这里骗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上面雕刻的胖娃娃也是他此生灵感的巅峰，从此未能超越。这两人，男的年纪很大，但面部刚毅、力大无穷，女人则是小有名气的雄黄商人，年纪尚轻。他们两个举止亲密，应该是老夫少妻。待我发现以后，只追到了女人，她说有一天她会还我一个真娃娃，白白胖胖，手上系着一串铃铛。

翡翠商人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小铃铛，他老来无子，眼神中充满了慈爱与占有欲。母亲询问他女人的样貌，答案和小铃铛的母亲十分吻合。她又询问了那个老男人的情況，翡翠商人对其印象模糊，只说听闻那个老头子好像去了阿富汗。在信中母亲毫不避讳地谈到了她的想法——不管翡翠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她都想把小铃铛留在那里。可是到了夜里，她还是抱着小铃铛悄悄逃走了。信的最后一句仍然是：“这里很美，你应该来看看。”

不知母亲在信中是否省略了一些关键细节，导致我许多奇妙而恐怖的联想不能有机地组合成某种充满敌意棱角的几何体。我甚至怀疑母亲的信也是她擅于虚构的谎言，就像少女总是劝说自己布娃娃就是她的孩子那样，母亲也总是劝说别人和她自己，其中她最爱欺骗的就是我。以前我只是疑惑于父亲的形象，现在我开始疑惑他的身份。如果事实像新娘所说，那个大力的老头儿并不是我生父，为什么母亲总是拼命让我相信那人就是我的父亲？为什么她要把发生在那个老头儿身上的故事全部安在自己身上，煞有其事地“招摇撞骗”？而密支那的翡翠商人，似乎已经坐实了我的新娘与我父亲（暂时把老头子当作我的生父）的奇妙关系，那么小铃铛，我那从天上来的孩子，当真其实是我父亲的孩子？所有想法纠缠在一起，使我像个绝望的疯子一样崩溃。在大雨滂沱的脑海中，我突然思考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母亲绑架了小铃铛。

我动身前往缅甸，试图找到母亲，将她带回。不管小铃铛的身世如何，孩子都是无辜的。我跋山涉水，沿途被东南亚的风光深深折服，甚至有那么一阵子在温暖的风中，我只觉得自己是一颗无拘无束的草籽。那里的女孩眼波流转，婀娜多姿，对我这张忧郁的瘦脸热情而友好，似乎想把我留下来。但我是有任务在身的。我抵达密支那已经是距收到母亲的来信多天以后，我试图寻找那位翡翠商，可是徒劳无果。我想，也许是他不想遇见我。夜晚我在酒馆买醉，有妖艳的性感美女屡屡示爱，她们把带有口红印记的烟塞到我嘴里，用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不过我对她们没什么兴趣，我只要一想到自己奇异的身世，性功能就如同一只受了惊吓的壁虎，迅速缩进了岩缝。

在缅甸住下一段时日后，我收到了第三封母亲的信。（临走时我嘱咐了中国的朋友，如果有我的来信，请帮我转寄到缅甸的地址。）信中母亲字迹潦草，看得出她心烦意乱，饥渴难耐。她与小铃铛已经到达了阿富汗。母亲写道：“我们现在到达了喀布尔，我得找到你父亲，让他把那块翡翠物归原主。喀布尔的气氛太压抑了，我必须和当地妇女一样穿上波尔卡，把全身都裹进笼子里，这个国家的内战导致的恐怖环境令人窒息，上层建筑像一条粗壮的蟒蛇盘踞在城市中央，朝每个人吐着血红的信子。缅甸的翡翠商仍然跟着我，沿途都是他在保护我们。他说他也想找到你父亲，质问他为什么要行骗。我们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你父亲可能改了姓名，变卖财产创办了一所地下学校，专门教当地的女孩子读书，因此备受爱戴。明天有人将会带我们去见他，他们像保护一把火炬一样保护着你父亲。人们说从你父亲那五官深邃粗粝的脸上已经很难分辨他的国籍，但他经常给孩子们讲来自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的故事，以及他自己的传奇经历。他教导女孩子为自己而活，勇敢追逐梦想和爱情。他力大无穷，高壮的身躯像一位天生的英雄。我的小头骡，如果他们说的那人真是你父亲，我为他感到骄傲。至于小铃铛的母亲，来到喀布尔后，我似乎发现了‘女人这个概念的真谛。我不怪她，但我依然会寻找她，我会让小铃铛在寻找他母亲的路上慢慢长大，就像你在寻找你父亲的路上逐渐成长一样。这里虽然危险，但这里很美，你应该来看看。”

我立刻动身前往阿富汗，可是我有一种十分悲凉的预感。母亲在每封信的结尾都会写上一句“这里很美，你应该来看看”，她不说让我去找她，只说希望我也去找寻那些风景，可是无论我是去探索母亲欣赏的风景，还是去追逐她，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被母亲牵着鼻子走，而母亲则被父亲牵着鼻子走。父亲就这样潇洒地游历全世界，无所顾忌地成为英雄，而我和母亲却在他所不在意的地方为他终日难眠，经受着以小铃铛为绳结的人伦考验。

但我仍然对母亲的故事着迷不已，无论那些奇异的岁月是否真的属于她，无论她想以虚构的手段与谁同行，我都会追随她。我从没有一刻像现在一样毫不关心父亲的存在，因为他是母亲的梦，而我已不打算再执着于母亲的梦境。她的脚印在前方铺开，我跟上去就是月圆之时。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