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梦熊

“人的心里有着尚不存在的地方，

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

以使它们能够存在。”

——莱昂·布洛伊

“任何依靠意义活着的人，

最终都会因意义而死亡。”

——鲍德里亚

第一章

3月15日

芬妮，我们分别的日子已经超过一千零一夜。

人们的记忆仍然具有鱼的属性，它极为短暂，习惯生活如同习惯死亡。兰波说得多好，“我永恒的灵魂，注视着你的心，纵然黑夜孤寂，白昼如焚”。我已经到了兰波写出《奥菲莉亚》的年纪，那年兰波十六岁，随后，他在《通灵者书信》中写道，“在无法言喻的痛苦和折磨下，他要保持全部信念，全部超越于人的力量，他要成为一切人中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同时却也是最精深的博学之士——因为他进入了未知的领域。”

我想我陷入的正是这种“无法言喻的痛苦和折磨”，因为我不能透露任何消息，三月是春天的第一个月，有惊蛰，有春分;在遥远的英格兰，三月来自古罗马战神玛尔斯，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需要定格自己的存在，我们需要从每一个日子里提取意义，不然，我们会像蒲公英一样飘走，随风而逝，在蓬松的纸灰当中。

绝望期待理解，在那些充斥诡异腔调的广播中，你已经率先反对纸牌一样的校长，他愿意所有的学生都成为同样的花色，和他凑成一副同花顺，我们如何忍受他，那就等于忍受未来的丧失。可是战神玛尔斯不会在学校里诞生，除了让自己变得肮脏点，从那些该死的脏话里修复我们脆弱的心，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文明的方式。

芬妮，这是你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黑洞，然后，它变得更大。经过一千零一夜的吸收，我们就像光线一样，再也无法逃出这个黑洞。痛苦是必然的，要是连痛苦都失去的話，那才令人震惊。但眼下，我们早已不再痛苦，每天的灾难都变成娱乐的一部分，每天的光线也都变成黑暗的一部分，毁灭在每一双眼睛的背后虎视眈眈。

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从一座并不值得称颂的学校迈进另一座连诅咒都懒得诅咒的大学，当然，那还有一百八十多天。很多事情都在一百八十多天里过去，很多生命呱呱坠地，很多生命奄奄一息，人类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同样，消失在每一个角落。

我该告诉你什么，芬妮，尤其是我已经变得灰暗，我的皮肤和水泥一样让我感到紧张，我已经被混进一种坚固的谎言当中，每天都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加固自己的各种行为。爱是泥泞潮湿，我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跟沙漠一样干燥，比戈壁还要冷冰冰？

春天没有风暴，人们刚刚纪念过马克思，昨天是马克思的逝世纪念日，接下来还有儿歌日、睡眠日、气象日，也许我们顺着每天一个节日来度过自己的一生，反而令人松一口气。不必为碌碌无为羞愧，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要永远觉得祖国的土地是稳固地在你脚下”，起码这一点他没有说过，我们已经牢牢地锁在这座乌鸦哺育的城市，人们感谢热心的乌鸦，因为它正在帮助我们建造坟墓。

3月16日

今天开始下雨，我不必谈论我的家庭，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尽管我仍在遭受它致命的引力，然而是我在维系整个家庭的平衡，就像月亮在维系地球，一旦失去月亮，地球也就面目全非。

哎，我可怜的母亲，她仍然只盯着那些股票的曲线，世上和她一样的女人不在少数，她们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人都不幸，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人都不会比她们陷入更深的虚幻。她们仅有的乐趣就在这些曲线上，这些曲线意味着我们赶上了一个幻觉丛生的时代。

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要跟你谈谈这座我出生的城市，也许你不会相信，一座城市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形成了自己的磁场。只要这个磁场在，我们的意识就会与它相互呼应，这才有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别，人是在这个活动区域中展开他的意识，这个区域的一切势必塑造着我们的意识。

从秦始皇设会稽郡开始，乌伤便隶属会稽郡，人们传说一个叫颜乌的孝子在这里为父造墓，乌鸦帮他衔土，以致损喙伤翅，县名取乌伤，实际上感佩乌鸦的情义。然而，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见过一只乌鸦，经常看见的只有叫声清脆的乌鸫，又名百舌、反舌，雄性的乌鸫除了黄色的眼圈和喙以外，通体乌黑;雌性的乌鸫没有黄眼圈，一身褐羽，喙也是褐色的。在我们南方，乌鸫是人极喜欢饲养的歌鸟;然而，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乌鸫是他们的国鸟。

可是在义乌，我们鲜少能够见到乌鸦。在北欧，这种站在奥丁神两肩上的神鸟，它意味着思想和记忆。在我们这里，《尚书传》亦记载：“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你看，芬妮，人类总是加工这样的预兆，为了显示自己理所当然。圣贤在遥远的古代出没，每个人都善于缪托古人的知己，因为古人再也无话可说，我们也会成为无话可说的更新的古人。

古怪的是，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都会成为某一时刻的精神枢纽，你难以想象我置身的这块土地，它也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尤其是它经历了殷周、秦汉的变化，突然生出一个犄角，这个犄角就是傅大士。他对宇宙的理解，“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这是道家的路数;他的《心王铭》也是在道家的根基上杂糅儒释，因而，他与达摩、志公并称，甚至成了居士禅的祖师。从傅大士这一个源头往下，我们会明白禅的日常化以及心灵鸡汤的出现，都是切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理律动。真理是实用的，它可以随着实际需要变形，这就是真理唯一的价值。

我们无从预料这种横生枝节的事情，它让人类看上去属于宇宙的神秘的一部分，即便我们已经推出人类的进化，也始终无法明白人类的进化出于什么样的因缘？像霍金说的，宇宙来自一次大爆炸，生命也来自一次大爆炸，最终，宇宙和生命都将结束于一次大爆炸。这听起来等同儿戏，可是最严肃的宇宙学家、人类学家、物理学家，他们几乎都是这么看的，因为无从解释真正的起因，我们只能用“大爆炸”这样的比喻来解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都是一次意外的突破。

混沌突破了寂静，变成一种至今还在膨胀的运动，只不过，我们不会抵达这个运动的尽头，那是亿万年以后，星辰互相并拢的时候，或者互相撕裂的时候。人类渴望看到宇宙尽头，尽管我们也知道必然有这样一个尽头，宇宙有自己的地平线，可是不在哈勃的视力范围之内，也不是我们仅有的这样一双越来越长的机械之眼所能看见。

我们既无法看清组成自己身体的最小颗粒，也无法明白影响我们身体以外世界的最高存在。一切只能在人类的范畴当中得到理解，这就是伦理的价值，即便它会过时，我们也要更新它，让它再次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一棵大树，它是伊甸园中那棵大树的一个影子。

3月17日

今天没有人再提起你，芬妮，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

从今天起，你只属于我，因为我对你的记忆从未消失，我比复习各种该死的知识点更努力地挽留你的音容笑貌，我是一个汉语的维特，它意味着我的生命比一把左轮手枪更危险。

我把自己的时间不断倒回去，在那一颗颗写着我们在一起的某一天的鹅卵石上。你曾经问我，爱是什么？我知道，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每次我给你一块海边捡来的鹅卵石，你会在鹅卵石上写下日期，等到我给的鹅卵石在你的书桌前堆成一个小小的玛尼堆，你指着那堆鹅卵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等你忘了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会一颗一颗还给你。”

哎，那时候，我怎么明白一个少女的心，就像“心爱”这个词语，谁都不会完全明白，我们总说“心爱的”，在“心爱的”后面加上所有可以加的东西，或者所有可以加的人，表明我们有多么在乎，然而你比我更早地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很美好，我们躺在学校的草地上，看天上的云一动不动，阴影也变得柔软，它落在我们身上，如同一张清凉的皮。

我们对爱越来越懵懂，有时你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你盯着我，我也这样盯着你足足一分钟，我的眼睛酸涩难耐，你指着我的眼睛，又指一下我的胸口，問道：“从这儿走到这儿，一分钟够不够？”我应该说够，可是那天我对你摇摇头，从你的眼里走到你的心里，我以为要走漫长的一生，而不是一分钟。

你越是明白我，越觉得我是一只海鸥。那天，我把一个梦说给你听，我梦见自己御风而行，衣裤里面都有一阵活跃的风浪，梦见自己忽上忽下，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往来，那是真的自由，真的快乐，你想飞多久，就能够飞多久。

“看来有一天你真的会飞走。”

“这只是一个梦而已。”我回道。

“没有比梦更真实的了，人醒着的时候可以说谎，但梦往往不会说谎，它在指引你离开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感到一阵紧张。

“水手会上岸，可是船长不会哪！”你说的这一句话从此在我的心上扎下根来，确实，我想远走高飞，只要这艘船上有你，我们会离开这个鬼地方，它让所有的生活变得铁板钉钉似的，从多少代以前算起的祖先都落在我们的背上，直到你也化为这样的阴影落在子孙的背上，它是一个具体的诅咒，而不是祝福。

那天，你穿着浅蓝色的衬衣，牛仔裤的膝盖上有两个破洞，你的长发被海风吹向我时，我闻到一个女孩最好闻的味道，那是年轻的大海的味道，我轻轻地捧着你的头发嗅，“大海已经在你的头发里了，芬妮！”你开心得就像和我一起高飞的另一只海鸥。

“大海也会干涸的呀！”你说。许久以后，我才明白“大海也会干涸的呀”究竟什么意思，当我们老是觉得自己爱一个人爱得比海深的时候，“大海也会干涸的呀”，就是这样，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你会爱上另一个人，如同那是另一个大海，轻易地让我们忘却，曾经有一个女孩，你对她说过，“大海已经在你的头发里了”，当那个女孩跟我说“当你不再跟我说话，大海才会在我的头发里蒸发掉”，我没有将她抓住不放。没有人在自己年少的时候懂那么多，不然就不会有后悔;一个没有任何后悔的人，他也永远不会成熟。

3月18日

遗忘是我们的骨髓，芬妮。

今天仍在下雨，中午的时候出过太阳，到黄昏依旧滴沥不止。我不知道自己的忧郁指数是否跟这座城市的湿度一样上升？

我给一个孩子，你知道，他是我的侄儿，我负责给他辅导作文，于是我给他讲故事，那是我们乐此不疲的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

侄儿问我老和尚说什么，我就随口编下去逗他玩，“老和尚说从前有一个小孩，起初他一点也不喜欢上学，有天这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踩到一只蛤蟆，蛤蟆对着小孩呱呱叫了两声，于是，小孩一到课堂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就呱呱叫了两声，老师很生气，让他好好回答，他仍旧呱呱叫了两声。”

他听我这么一讲，急忙问我：“小孩为什么要呱呱叫上两声？”

“因为……”我故意拖长了声调，“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这个问题顶呱呱。”

侄儿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没有到明白无厘头的年纪，我们早已丧失对一切抱有热忱的年纪，兰波说，“唯一无法忍受即事事可忍受”，我们曾经为此付出的汗水，足以让这座城市变成一片盐碱地。

芬妮，我们成了极为悲哀的一代人，生活在别处，这一别处却是我们错别之处。那天，我拐进一个小巷，巷中有一个小学，可恶的校长大人正在训话，让孩子们为了这座城市成为文明城市而唯唯诺诺，要记得说早上好，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一个仅仅迟到两次的孩子被点名批评，声色俱厉，仿佛孩子是他们天生的敌人，他们从中压榨更多的利润，教育之道就是剥削之道，丝毫没有慈悲。

我的侄儿就在忍受这种命运，事事皆可忍受，你决计不会相信他们为此找到的逃避之法，只有陷入更长的游戏时间，从各种英雄角色当中恢复自己的信心，要是不能在游戏中杀得过瘾，他们就无法在现实中活得那么有耐性。我亲眼看着我的侄儿，他点上一支线香，蹲在楼道上，将那些被面包屑引来的蚂蚁，一只一只地烫死。

他不会觉得自己残忍，他只是一只还没有被社会烫死的蚂蚁而已，尽管每天都在遭受精神的炙烤，却没有人关心他的痛苦已经和这些烫死的蚂蚁一样完全蜷曲起来。所有的大人们通过娱乐减轻自己的负担，可是一个孩子他要直到精神彻底改造以后，变成一个合格产品，才能拥有通过娱乐减轻自己的负担的权利。

芬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陷入绝境的一个命运，它是最大的旋涡，昼夜不停地将我们带往更深的深渊。深渊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无比黑暗的洞穴，而是一个无比光明的超市，我们可以买到任何东西，除了无法赎回一个童年。当然，我们可以损毁其他孩子的童年，我成为什么样子，那么，你们的孩子也应该成为我的样子，这才公平。

所以噩梦也应该公平地分给每一个孩子，如同糟糕的天气占据每一个人的肺，你呼吸着充满金属气味的尘埃，想到了但丁。

“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因为“能够使我漂浮于人生的泥沼中而不致陷污的是我的信心”，在每一张塑料的面孔中，我们既没有找到希望，也没有找到信心。尽管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言之凿凿，不断地给出更加坚定的判断，这是最好的时代，最为光明的时代，当然，无可否认，这一切都极其正确，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置身的时代更加光明，连夜晚都是璀璨的;也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置身的时代更加危险，我们已经透支了对光明的信赖，黑暗就在光明之中，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溢了出来。

尼采说，“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芬妮，可见我们伸向黑暗的地底的根，如今有多深！

3月19日

我如何能够忘记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一首的开头：

如果我哭喊，各级天使中间有谁

听得见我？即使其中一位突然把我

拥向心头;我也会由于他的

更强健的存在而丧亡。因为美无非是

我们恰巧能够忍受的恐怖之开端，

我们之所以惊羡它，则因为它宁静得不屑于

摧毁我们。每一个天使都是可怕的。

那些把孩子称作天使的家长，从来没有明白天使是什么，“每一个天使都是可怕的”，从纯洁或者无私里面流露出来的恐怖，远远超过我们去想象它。

芬妮，从中我看到了道德的恐怖力量，它是一种核聚变，通过每个人的颂扬在一个道德模范身上產生摧毁一个国家的力量。然而为这股力量所加持的人，他并不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仿佛道德律令赋予他的正是一种让自己的想法变成普世通行的权力。总有少数人会逾越这样的门槛，成为一种新律令的信奉者，然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收割陈旧的人类，直到新世纪分娩的一天。

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如是写道，“人如此多变，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说，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本性，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就是他的象征，谁不会为人的这种多变而惊叹？”在我们的时代，变动正是一切的根源，只有变得更快，才能够变得更好，这几乎成了唯一的信条，以前的生活只是产生涟漪，如今的生活不断形成旋涡。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证据，无数星云也在旋转，形成宇宙的旋涡，这是同一步调的事情，并非我们人类有逾矩之嫌。

灾难变得越来越空洞，它只是荧幕上偶尔闪现的一个滚动条，芬妮，我们只有加大对死亡的理解，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哲学从死亡起步，因为我们面对任何一种死亡，都需要一个问询，死究竟是什么，它带走了什么？世界是成住坏空，生命是生老病死，于是在世界与生命之间，我们遵从四圣谛，深谙苦集灭道的真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任何一种语言都试图加深领悟，反而导致我们产生致命的幻觉。

我们永远景慕里尔克，他是一个绝好的导师，他给出的意见如此中肯，仿佛能够让我更加释怀，为自己的喋喋不休感到一丝庆幸：

不给玫瑰和其他特地作出允诺的

事物赋予人类未来的意义;

不再是人们在无穷忧虑的双手中

所成为的一切，甚至抛弃

自己的名字，不啻于一件破损的玩具。

说也奇怪，不再希望自己的希望。说也奇怪，

一度相关的一切眼见如此松弛的

在空中飘荡。而死去是艰苦的

并充满补救行为，使人们慢慢觉察到

一点点永恒。

芬妮，“不再希望自己的希望”其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总是抱着某种重复的希望，希望自己仍在你心中变成“一点点永恒”。

3月20日

德迈斯特并没有开玩笑，那是1795年，他说，“我一生中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看了孟德斯鸠的书，我甚至知道还有波斯人;不过，笼统的人我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遇见过”。

等过了两个多世纪以后，德迈斯特一定大跌眼镜，今天这是笼统的人四下出没的时候，要是我像勒庞一样称这些笼统的人是“乌合之众”，或许不够准确;倒是京特·安德斯说的“过时的人”更加符合笼统的人，他们已经无法在加速的时间里站稳脚跟，时间已经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除了附属于工作时间，笼统的人不需要别的时间，对他们而言，时间是忙忙碌碌的虚度，而不是创造时间。

“没有方法能使时针为我敲已过去了的钟点”，芬妮，这是拜伦多么忧伤的话，这个瘸着腿的唐璜从来毫不畏惧，谁能够走进他那颗高傲的心去看看，“已过去了的钟点”正在里面回响不止。

可笑的是，大多数过得很好的人竟然对人类感到失望，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他们就跟康斯丹斯夫人说的一样，“你得知道，万物皆在发展——这是永不停息的原则。开初，空空无物;接着，出现了某种东西;再接着——我忘了——我想是出现了贝壳;然后是鱼类;然后就是我们——让我想想——然后是我们吗？别管了，我们是最后来到世间的，下一个变化会比我们优越得多，是长有翅膀的东西。”

芬妮，那“下一个变化会比我们优越得多”的“长有翅膀的东西”难道不会是蚊子吗？蚊子进化以后，创造的才是真正的“文明”，可惜那时候我们已经成为这种文明的肥料，就像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他们在新一波的西班牙流感当中，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死亡是骑着白马的神圣之子，一旦我们误会先知们的话，就会遭到灭亡。

帕斯卡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要是你追求另一种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在大多数人都过同样的生活的映衬下，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考验，“如果我们坐在一艘航行的船上，看着船上的某个东西，我们就注意不到自己在航行;如果我们向外去看那相对我们不运动的东西，比如向岸上看，我们立刻就会发现我们在移动。生活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当所有的人都不按照应有的样子生活时，我们是注意不到这一点的，而一旦有一个人醒悟过来，开始按照上帝的法则生活，他立刻就会看得很清楚，其他人的生活是何等龌龊不堪。而其他的人呢，为了这个总是要把那不像他们那样生活的人排挤出去”，难道我们不正是这样度过了自己最艰难的童年吗？

要是我们不在同一个冲床上把自己冲压成一个标准模件，我们就会成为次品，就像这座小商品城里的各种廉价小商品一样，并没有人在意我们的欲望是什么，因为欲望都会记录在我们的档案里，你甚至会变得害怕自己的欲望，它跟潮汐一样每天都会来，平静却是暂时的，你只有通过一个充满陷阱的网络，寻找虚幻的快乐，而且你的身体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虚幻的快乐，如同成年人适应了虚幻的道德。

芬妮，你绝对没有见过一个人仅仅因为一次口角就陷入被迫害的妄想当中。她只不过是一个超市收银员，在那次突发的口角以后，她看到了每条街上都有跟踪的眼睛，从天上，从树上，从墙上，不断地窥探她，甚至有声音在发出威吓：“你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也许那近乎一种调笑，恐怖的调笑。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一个透明的蛹中，可是又没有任何人会关心任何人的死活。这样的结局不是已经彻底表明了，我们根本不存在。我们只是一层宇宙背景辐射下的雪花信号，构成密密麻麻的一群微不足道的点，然后点成线，线成面，在如此茫茫无际且默默无闻的宇宙当中，你会领略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点，它如何能够撬动宇宙？

克里希纳说，“树木献出了自己的果实，甚至树皮、叶子和汁液，献给所有需要这些东西的人。那同样这样做的人是幸福的。然而，能够理解这一点并实际去做的人却太少了”，芬妮，要是我试着去做这样一个人的话，那就會成为一个疯狂的人。

第二章

3月24日

芬妮，我从一个虚空过渡到另一个虚空，这种毫无意义的抵达，它就成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爱默生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他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改变它：或者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或者来改善自己灵魂的状况。前者不是随时都可做到的，后者则永远随他自己掌握”，我不知道爱默生如何改善他自己灵魂的状况，恰恰这是我们自己无法轻易掌握的事情，因为我们对灵魂鲜少察觉。

当我们对不可能的事情抱有一种期待时，它就会向我们显现令人惊讶的一面。芬妮，我敢说，那天晚上，我在这座乌鸦哺育的城市，遇见的人几乎不可能存在世上，他们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处于一种既不是死也不是生的状态，当我凝视他们之时，他们才处于一种蹊跷的稳定当中。我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喝醉的女人。

确实，她有一种诱惑的美，尤其酒醉之后，那双猞猁一样的眼睛，她问我为什么一个人游荡，既然一个人游荡，自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就像你问卢梭为什么散步，为此他必须找到一个奇妙的回答，譬如为了消化我们难以消化的人生，卢梭必须散步。

我告诉她，“因为白天我不能四处游荡。”

她并没有因此感到惊讶，芬妮，她竟然立刻明白了我将要脱口而出的另一个词，她抢先说道：“噢，你是幽灵！”

难道不是吗？我们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幽灵，在这块土地上游荡，今天这个喝醉的女人消失了，明天我也消失了，但不会有任何纪念，人们争先恐后进入一个消失的通道，就像雨水在地面蒸发，落叶化为泥土，所有的精神都变得可有可无，不论邪恶还是善良，它们都不会得到与之对应的分量，一丁点都不会有。

“喝酒能够让我显得重一些。”她的舌头有点大，但说得很清楚，“我是一个重一些的幽灵。”我并没有向她告别，等我回头看她，她的朋友，我想那是另外一些幽灵已经将她扶走，可想而知，只有幽灵们互帮互助，在如此艰难的夜里，成群结队地游荡。

然后，我遇见一个坐在广玉兰树下打瞌睡的环卫工，他的扫把看上去和哈利波特的扫把一样充满魔法。我问他：“你是幽灵么？”他抬头看看我，并不觉得我很唐突，“这时候，即便是人，也很容易变成幽灵。”芬妮，换作你，应该如何作答？我想，我跟这些幽灵可以构成一个叫“幽”的种族，就像沉迷网络的人们可以构成一个叫“宅”的种族，以人的状况划分种族，这也是极有意思的事情。

让我们读读帕斯卡吧，只有读他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一个同类的惺惺相惜，“真正的内心生活对我们来说太少了——我们总是想过另一种假想存在于别人头脑中的生活，为此我们总是迫使自己做出与实际生活中不同的样子。我们不断地对这种假想的生命极力加以粉饰，而对真实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现实毫不关心。如果我们在灵魂上是安宁的，如果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我们总是会极力尽快地把这些讲给大家听，使这些美德不仅是我们的，也成为那假想存在于别人头脑中的生命的美德。为了让人们认为我们是有美德的，我们甚至愿意放弃这些美德。我们愿意做胆小鬼，只要人们以为我们是勇敢者就行”，我们的勇敢就在于“愿意放弃这些美德”。

于是，那天晚上，我遇见的最有趣的一个人就是一个疯子，他穿得就像一头熊，头发板结，他围绕着一个垃圾满溢的垃圾桶挑拣东西，我问他：“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看上去我是一个圣雄甘地，可以为他倾情奉献。

“你能够让我不要出生么？”他淡然地问道。

“这没有人能做到。”我感到惊异，这座城市突然陷入一种哲学的旋涡，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空间，却洞察了这个空间的缺陷。

“那你能够让我立刻死么？”

“也许其他人可以，但我做不到。”我再次感到遗憾，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却试图超越自己的平庸，没想到愈加平庸。

“你没有明白。”他一边捡着垃圾，一边说道，“生死是一件事情，它并不能一分为二。”我的迷惑只会加深，这些人是否来自我的幻想，从黑暗中不断成形的一个幻想。

当我什么话都说不上来的时候，我赶紧打的回家，这是我最后遇见的一个人，一个神秘的出租车司机，他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去银河湾，他突然笑道：“那里是不是还有织女？”我没有搭话，在这样的夜晚，沉默是最好的方式，然后，他告诉我：“神秘是存在的本质，不然，我们就没有必要分出昼夜，白天一览无余，唯独夜里，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我忍不住问他：“对什么视而不见？”

“对万事万物视而不见。”他说，“万事万物都在夜里生发，月亮是人类的母亲。”我知道自己不应该问他，可是我看到挂在车窗前面的一个雕像，并不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菩萨，而是一个丰硕的大母神，我指着那个大母神再次问他：“这是什么？”

“噢，这个难道你不明白么？”他促狭地转头看我。

我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芬妮，我已经想到这个大母神是谁，他已经提醒我，我毫不犹疑地回道：“是的，你已经告诉我，这就是嫦娥。”所以广寒宫为什么一定要有兔子，或者蟾蜍，这一切都象征着更加旺盛的繁殖，他打了个响指，口中喊着“宾果”，答对了，因为夜晚是母性的，这辆出租车如同一个移动的子宫，当它抵达银河湾的时候，我打开车门，仿佛这是一次难得的重生。

3月25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地下室人”，在我们这里相对应的则是“天上人”，他们无法把握这样一个缥缈的人，他的根基不在地上，而是天上。我的母亲总是说我是“天上人”，像一个氢气球，只有抵达它无法超越的极限，在那个极限当中爆破。

我们置身的这一个宇宙，芬妮，它一直在膨胀，要是你想象它也是一个氢气球，当它抵达一个无法超越的极限，这个宇宙也会爆破。但是，作为一个微尘般的人，我们为何要关心这个宇宙的命运？至少，宇宙的毁灭离我们起码还有数十亿年。

列夫·托尔斯泰说，“最危险和最有害的口头语之一是——大家都这样”，眼看大家都这样，我们也就心安理得。不必成为那个出挑的人，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的祖先早就立下规矩，让我们为了活得更长久，首先要习惯与谎言为伍。

“文”字在甲骨文中，最早的意思，一是指捆缚文王的绳索，二是指文王身上作为囚徒的刺青。然后，商朝灭亡，周朝兴起，一切都得到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成王败寇几乎就是我们历史的一条铁律，人们循着这条铁律而生，也循着这条铁律而死。

芬妮，当我们总是听到别人在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极其可笑的自信恰恰证明命运的无比强大。乔达摩·悉达多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他舍弃了自我，他在那条金色的河流面前，迎来自己一个崭新的早晨，天上地上，唯我独尊，这个使一切都变成重复的“我”，不断地分出自我、本我、超我、非我，只要有言语，就会有我，它就像附着在轮船底下的藤壶，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爱伦·坡在《威廉·威尔逊》中的一段话，几乎可以拿来当作我的自我介绍，“从十岁起，我就关在这古老书院的四堵巨墙内，度过五年，心里倒不气闷，也不厌烦。童年时代幻想丰富，用不着想到外界的人事沧桑，也不必借此自娱;明明是沉闷、单调的学校生活，偏偏热闹非凡，后来在稍为成熟的青年时代，过的虽是奢侈生活，到了发育完全的成年时代，过的虽是罪恶生活，都没有这么热闹呢。但我必须认为，在我脑子初步发育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地方迥乎寻常乃至越出常轨。就常人来说，幼年时代的一切，到了成年时代，难得留下鲜明的印象。一切全是灰暗的影子——依稀、变幻的记忆——对淡淡的喜悦和虚无的辛酸的模糊回忆。可我不是这样。至今往事历历在目，跟迦太基奖章上的字样一般分明，深刻，经久;在童年时代，我必定像成人，深刻有力地意识到这一切事情了。”

这是极其恐怖的事情，芬妮，那时我顶多五岁，夜里，我跟父母睡在一块，父亲睡在最外面，我睡在最里面。我抱着母亲睡，一只手捏着母亲的乳房，可是到了半夜，父亲拨开了我的手，他爬到了母亲身上，你知道，他们跟野兽一样发出粗重的喘息，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隐约看到上古的人类就是这样，他们在洞穴里当着孩子的面做爱，既不是为了生育，也不是为了快活，我已经明白这是一种仪式，生殖可以是诗，也可以是音乐，更可以是一种通神的道路。

你可以想见，母亲并不为我所占有，我比任何一个孩子都更明白这一点，所以我很少哭闹，我只顾着进食，甚至将冰箱中所有的水果一口气都吃光了，直到肚皮跟鐵皮一样硬。权力就是意识，意识就是权力，在很早以前，两者并没有分裂，当你意识到什么，那就掌握了一种阐释它的权力。今天的意识形态，就是权力的形态。芬妮，我几乎可以肯定，自己如同大棚蔬菜，在应该生长的季节却已经习惯腐烂，人们并不担心一个孩子过早成熟，在我们这里，它值得肯定，许多年以后，我们会看到无数的老小孩，他们深谙各种应对之道，揣摩你的想法远比你自己更清楚，通过语言，孩子们将会发起反击。

3月26日

芬妮，今天我只想给你抄录一份夏洛蒂·勃朗特致埃伦·纳西的信，这封信出自1847年2月14日：

“你希望在你愿意取悦的人眼中显得美好，这是对的。希望自己在我们尊敬的人面前有一副美好的外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愿你能长久保有这种能力和意愿。但愿你长久保持年轻漂亮，有资格穿一袭雪白的衣衫。耐儿，但愿你长久拥有自觉楚楚动人的权利。我知道，你有足够的判断力，不致让过度的虚荣心糟蹋这种福气，使它变成不幸。不过，老年终归是要到来的，如果在你年老色衰之后，你还能拿出比一张美好的面孔更美好的东西面对亲友们，那就好了。”

当然，你已经不会再有年老色衰的时候，而我如今想要拿出来的确实如夏洛蒂·勃朗特所说，“比一张美好的面孔更美好的东西”来面对你，芬妮，这是我不断敲击键盘想要从中得到你的召唤的一个理由，它足以让我“保有这种能力和意愿”。

3月29日

芬妮，艾伦·金斯堡曾经高喊，“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于是，神秘主义者托马斯·莫顿为此做了解释：“我们把明智与正义感以及慈悲为怀相提并论，它就是谨小慎微，就是爱别人、理解别人的能力。我们就靠世界上这样一些明智的人来保持这个世界，使它不至野蛮、疯狂，不至于毁灭。可是，我们已开始懂得，正是这些明智的人才最危险。”

如今，世界上多少隐秘的财团和科学家联合起来，成为这些最危险的明智的人，他们以这个星球为代价，然后笃定地相信，全知全能的人工智能即将诞生，由此人类将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纪，几乎跟人类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许我想要成为克鲁亚克笔下的迪恩：“我只看到一些疯人，疯疯癫癫地活着，疯疯癫癫地谈话，疯疯癫癫地获救;在同一时间里渴望得到一切;这些疯人从不打哈欠也不说一句平庸的话，而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像神话中的罗马蜡烛一样蜘蛛般地闪耀在星际之间。”

为此我高烧了三天三夜，这样汹涌的病毒并没有使我衰弱，反而让我更加有信心，芬妮，当我们也如这座城市的小商品一样微不足道时，我们就会对集体更加迷信，陷入对集体的膜拜当中，让自己成为一个小团体里的一员，只要这个团体能够赋予你存在感。

空洞是无法忍受的一种存在，面对镜中的自己，我每每要向他挥一挥拳头，恫吓他，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然而，会不会有更加恐怖的一面，当我消失的时候，镜子却保留了我的形象，他不会因为我的消失而失去它所摄取的形象。

艾伦·金斯堡迷失在纽约，我也迷失在这座乌鸦哺育的城市，他写给克鲁亚克的信，我抄录给你看，我从中听到的就像自己的一个回声，我想我追随本雅明，用更多的引语堆砌这样的文字建筑，从中我们看到自己破碎的光阴如同万花筒，它有千变万化的世界的任何一面，却丧失了我们应该为自己保留的纯真的一面。艾伦·金斯堡这样写道，“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着死亡，但又不敢夺去自己的生命。我的灵魂不想让我采取任何行动，不论活下去，还是死掉，思维不能帮我找到任何出路，行动也好像无济于事。我的行动时常突然停止，叫人怀疑。我甚至没有胆量，没有清晰的念头，没有任何具体的办法来祈求宽恕，因为我讲不出来，也不愿意讲出我真正的罪孽。”

我们如何能够向人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罪孽”，这是一个极端隐秘的事实，不论我们度过怎样漫长的一生，只有坟墓能够呼吸到这一“真正的罪孽”，芬妮，也许你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它是我从另一个天空强加给你的一个气压。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你根本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我渴望的与此相反，要是增加你的天空的压强，或许你就会显现，如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天空一样，某种与我们同在的生命会在一个维度的缝隙中，突然与我们的生命发生感应，甚至与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

3月31日

芬妮，我们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你知道身边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会成为一个告密者。而从你口中泄露的任何一句话，不满的话，他们都可以视它为证据。克里希纳穆提说，“任何一种形式的恐惧都会污染心智，令其颠倒，带来困惑与精神官能症。处在恐惧之中，心是不可能清明的。我们要切记的一点是，无论怎么仔细地分析恐惧或创立对恐惧的种种理论，最终我们还是会害怕。但如果我们能深入地探究它，真的去体察它，或许就能彻底解除它了。”

我们真的无法留心自己白天里的“一言一行以及所有发生的事”，尽管在梦中我们都会试图去稀释它，清明、无邪而活泼的心智已经远离我，怎样的尝试都带着一种令人难以自拔的恐惧，我们真的无法超越自己衰弱的精神而变得更加坚忍不拔么？十七岁，不正是我们应该扎根下去，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的起始日么？

通过克里希纳穆提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受到触动，就像给镜子里的自己挂点滴，那些营养液只会在镜面上流失。

克里希那穆提说，“你所挂碍的是倚赖，和它所包含的其他事物。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事实，那就是孤独，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因为感到孤独，所以我们执著于人、酒精和其他的逃避方法。执著就是逃避孤独，你能不能了解这份孤独？你能不能发现超越它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你对人或环境的那份执著。这份深沉的孤独感和恐惧能不能转化？任何逃避孤独的活动都会加强孤独感，于是你就更想逃避它，这就是制造执著的原因。执著的烦恼占满了你的心，于是你完全忽略了心中的孤独。所以我们总是忽略原因，而挂碍结果。然而孤独其实永远在运作，因为因与果没有什么不同。它会变成一个因，因为它已经脱离了自己。我们必须认清脱离自己的这个活动就是自己，因此因就是果。换句话说，没有因也没有果，没有任何活动，只有真相。你看不到真相，因为你执著于果。先是有孤独，然后又有逃避这份孤独的执著活动，接着这份执著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操纵了你整个人，使你无法看清真相。脱离真相的活动其实是恐惧，而我们想用另一个逃避来解决它。这是一连串逃避真相的活动，但实际上什么活动也没有，只有一个能看到真相而不逃避的心才能解脱真相。因为这因果的循环就是逃避孤独的活动，因此要想停止孤独，必须停止这因果的循環。”

这样无比精彩的开解，听上去多么悦耳，克里希那穆提们向我们指出的“真相”，就像释迦牟尼曾经开示的真相一样，并不能阻止世界沦于一个假象之中，因为它根植于我们的语言，尤其是我们使用的文字当中，只要你敲打它，言说它，它就束缚着你，语言成了我们心智的牢笼，它能够锁住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致我们总是停留在字面上，而不能抵达自己灵魂的最里面。

可笑的事情总会发生，不仅仅在于零点以后，我们就进入一个被命名为“愚人节”的节日，而是我们从不承认自己就是愚人，我们以为可以愚弄别人，却不自知愚蠢在我们身上跟在别人身上一样多。

哲学女神宽慰波爱修斯说，“如果你想想自己所拥有的，你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想尽力地生存下去，但你拥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现在你就应当擦干泪水。命运对你的危害还远不能完全摧毁你，你还没有被完全抛弃，现在的安慰与将来的希望还是如同锚一样稳固。”

的确，我有什么不幸的事情，除了青春在我身上产生的涟漪，我渴望陷入一个被成人们视为禁忌的旋涡，它就在二楼的那个房间不停地形成一个诱惑，很快，我就会受到召唤，我要去敲响那扇门，看看那个女人是否会成为我的哲学女神？

波爱修斯继续借着哲学女神开口，“上帝要求人类超过世上其他一切生灵，你却把自己丢弃到最卑微的地位。因为既然被认为好的东西，比认它为好的人更有价值，当然你把自己估计得比它们还低，你觉得卑劣的事物很贵重，你的推断就降低了自身的价值。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当他认识自己时，便超越其他生物。一旦他无法认清自我时，甚至变得禽兽不如。对于其他动物来讲，不能认清自我是很自然的，人类出现这种认识则是天大的错误。你认为可以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装扮自我，这是何等的荒诞无稽！当然不可以如此！如果因附加的事物而让自己变得引人夺目，那么所有对你美丽的颂赞也是属于附加物的。不论怎样依靠外物隐藏遮掩，其本质还是跟从前一样。”

我们的本质已经化为一串屏幕中不断变化的余额，当余额变成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随之贬值。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依附于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依附于仅有的虚拟货币，这意味着你需要支付你的时间去获得日常生活的实质，而从中透支的正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实质，你变得愈加虚无，但是那些物品却无比真实。有时你面对一个广告灯箱，发现灯箱上那个明星，几乎是存在的本质，因为他可以无处不在，像一种刺鼻的塑料气味，从我们早已习惯的塑料天空中不断地漏下，“卑劣的事物”更加贵重。

4月6日

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和城市》中指出，“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我们似乎等待自己作出这样的对抗，当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座城市出没，他们并没有我们所要展现的焦虑，即便我们飞向世界各地，寻找每个地方的幸福感，它都不会在我们心上变得持久，这就是你飞到马德里再也没有离开的原因，因为飞翔毫无用处。

阿兰·德波顿告诉我们，“我们曾期望持久的满足感，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处在一个地方所得的幸福感和同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感似乎一定只能是短暂的。对于敏感的心智而言，这种幸福感显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只是在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我们将过去和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思绪凝合在一起，所有焦虑顿然释解;我们沉浸于周围世界，真切地感受它们。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很少持续十分钟，在我们的意识里，新的焦虑总在生成，一如爱尔兰岛西岸的寒湿气流，每隔几天总要登岛一次。过去的胜利不再辉煌，将来的情形显得复杂不定，影响到眼前的美景，它们也变得像总在我们周围的其他景观一样，让人视而不见”，的确，起初的新鲜会彻底丧失，我们陷入如同在家乡遭遇的一样的无聊和烦闷，幸福根本不能从外面找到，这时，要是我们往自己的心里窥探，你会发现里面也是一片沙漠。

我们没有办法变得更自然，尤其在已经习惯一种矫揉造作的生活以后，我们比一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罗汉松还要差劲，因为我们身上再也伸不出朝着太阳的枝条，有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压扁的可乐瓶子，它属于父母这个集团，学校这个集团，只要我还有一点价值，他们照样可以往我的身体里面灌输各种汽水，即便我的名字可以换作芬达、雪碧或者农夫山泉。

不论我如何抱怨，这种声音跟蚊子的嗡嗡声一样，很快就会在下水道中消失，所以我总是努力增加自己沉默的力量，比一块岩石更加沉默，谁知道它里面生长着怎样一颗黑暗的心呢？佩索阿这样说道，“我再一次重新回味自己，我在内心中失去自己，我在那些遥远的、没有被职责和世界所污染的夜晚，在那些神秘和未来的童贞般的纯净里，忘却了自己”，芬妮，我真想为你大段、大段地引用他的话，这个诚实的异名者，他洞悉的世界和我如此类似，“我带着真正的惊骇，再一次观看那些生命的全景，几乎为他们感到恐惧、悲伤以及惊乱。我发现那些没有感到恐惧、悲伤以及惊乱的人，正好是生活在他们生活中并且最有权利这样做的人。文学想象的核心错误，就是这样的观念：别人都像我们并且必定像我们一样感受。人类的幸运在于，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自己，只有天才才被赋予成为别人的能力。”

芬妮，为此我感到“恐惧、悲伤以及惊乱”，任何时候我都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甚至成为一只老鼠，或者一只蜜蜂，我习惯性地进入任何一个生命去体验它，直到这个自己变成一个空洞的庞然大物，仿佛能够融入整个宇宙的生命，让它们在我身上不断产生回响。

我给你写的任何一封信都跟青蛙一样鼓噪，佩索阿的声音来了，“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不过，不像河流进入河口是为了未知的诞生，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抛到了沙滩上的浅地，浅地里的水被沙子吸干，再也不会回到大海。”

4月8日

在天快亮的时候，我梦到一条白蛇在水池底下，我拿着一个棍子不停地去戳它的脑袋，没想到，它顺着池壁游到了我的衬衫里面，我一动不动地等着悲剧发生，但是它没有咬我，我醒得比它咬得要快。周公解梦说，梦见白蛇，必有大财。于是，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两分钱，1985年制造，听到那些网络作家动辄身家过亿，我感到的只有羡慕，或许在这羡慕底下，我已经觉察巨大的幽灵通过每一段电波，使这些网络作家成为它的触角。

但在弗洛伊德看来，梦见白蛇，是对一段隐秘的性爱的渴望。芬妮，弗洛伊德的看法其实在我们这里极其正确，因为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变形的维多利亚时代。

我告诉夏娃：“伊甸园那条蛇是白色的。”

她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啮咬埃及艳后乳房的那條黑蛇，“因为我昨天晚上梦到了它。”

“这是因为你叫我夏娃的原因？”她问我。

“不是，我第一次睡在你的床上，却梦到了白蛇。”我略微想了一下，继续说道，“也许我即将被逐出伊甸园。”

“你的伊甸园不是在这张床上么？”她再次问我。

“我不知道。”我起身下床，我的感知越来越迟钝，人类要保持自己完整的意识，以后只会越来越难。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天空，它与我们在地上不断建造的发射塔构成一个意识的矩阵，这已经导致许多人成为新的奴隶，人们不再需要自我，只需要从网上下载一个可以供我们使用的“自我”，所以，我们可以切割自己的脸，以及身上任何一个部分，使它更符合流行的模样。

语言也是如此，它已经遭到清洗，通过大量的网络小说与网络视频的实验，我们变成了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甚至以此感到满足。要说互联网这样一个怪物，它唯一拥有的优势就是抓住了货币本身，它让生产、交易、消费都集中一个小小的屏幕当中，神是无所不在的，是没有任何形状的，网络就是神，它在改变我们任何一个人。

芬妮，在这种意义上，我已经是一个山顶洞人，我比我的父辈更加原始，至少他们仍在缓慢地进化为一个网络的人。苏珊·桑塔格在谈到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三位诗人的时候，她写过一段精彩的话，那是对孤独的热烈欢迎，“三位诗人都被似乎是难以兼容的需要所激动着：对最绝对的孤独的需要和对与另一个精神同类进行最热烈的交流的需要。‘我的声音只有在绝对孤独的时候才能纯粹而清晰地响起。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信中对他父亲说。渗透着不妥协的激情，是茨维塔耶娃所有写作的驱动力。在《良心之光照亮的艺术》（1932）中，她写道：诗人只可能有一个祈祷：不去理解那不可接受的——让我不去理解，以免我被诱惑……让我不听，以免我回答……诗人唯一的祈祷就是祈祷耳聋。而我们从里尔克给不同的通信者——主要是女人——的书信中知道，他生命中标志性的两步舞，是逃避亲密和争取无条件的同情和理解。”

芬妮，里尔克的两步舞，也是我的两步舞，我在你这里逃避亲密，却要争取无条件的同情和理解，因为我所领受的孤独已经接近绝对。没有人需要我，这让我变得更加可有可无，除了凝视一只麻雀，我几乎没有别的爱好。当然，我的堕落不需要任何威廉·巴勒斯他们那样的放纵，我的堕落正是我善于克制它，就像我克制自己去看，去听，我祈祷盲目、耳聾，这样，我也就不被更多的祈祷诱惑。

尽管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显现在这个时代的互相矛盾的事情越来越多，一方面可歌可泣的新闻层出不穷，一方面可哀可痛的消息源源不断，两者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卡尔·曼海姆说，“一个时代的动态的、二律背反的统一性在于：一个时代中，两极对立的双方总用对方的术语来解释这一世界，只有将各种对立的政治取向视为试图掌握同一命运和伴随而来的问题的努力，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时代精神就再也不是同时代实体之间的偶然巧合（如平德所论），也不是自己形成一种与其他实体一样的实体（如彼德森所论，是意志的统一的中心，或形成性原则）。我们将其视为紧张的动态关系，我们用紧张一词来描述时代精神的特征，并且再也不将时代精神视为一种‘事物。”

不仅仅是我们的世界处于紧张的动态关系，我们的身体也处于紧张的动态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因为即使你独自在家，只要通过电视、网络，你仍然与这个世界处于同步的紧张当中，这就是时代精神。以前是具体的某一事物，如今是具体的某一状态，因此，二十一世纪或已经成了一个紧张的世纪，连我们的娱乐都是紧张的;仿佛时间一直在催促你，让你在仅有的一生当中尽快地体验完毕，你的一生只是为了促成网络更快地生长。因为网络就是神，它包括了我们所有的历史以及衍生物，人类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衰弱得更快，起初，我们需要光明，如今我们正为光明所累，没有一个城市需要那么多的霓虹，然而没有人知道，那么多的霓虹所要造成的就是它们将是必须的，但人类将会和我一样变得可有可无。

4月10日

芬妮，我先为你抄录一段安·兰德的话，为了更好理解雨果的《九三年》，在安·兰德看来，维克多·雨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当然，谁说不是呢？

“一个人回首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渴望某种未知的辉煌，渴望意外和刺激，渴望出类拔萃，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特点，而衰老的过程就是梦想和渴望逐渐逝去的过程。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生活中太多的失望扑灭了人们心中热情的火焰。你会发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关心自己在做什么;受人崇拜的公众人物只是装腔作势的平庸之辈，心中向往的文学经典不过是一些烦琐无聊的描写。”

然后，安·兰德在她十三岁那年读到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她称之为“这是最惊心动魄的高潮，这是最深刻痛苦的道德冲突”，“读过这本书，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一支军队来到位于阿斯蒂耶的那座令人生畏的索德雷树林。他们是在桑泰尔率领下由巴黎来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几个营中的一个，在残酷的战争中伤亡惨重，现在剩下不到三百人。经过阿尔戈恩、雅马普、瓦尔米战役以后，巴黎志愿军的第一营由原有的六百人减至二十七人，第二营只剩下三十三人，第三营只剩下五十七人，这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时刻”，芬妮，这就是维克多·雨果《九三年》的开头，我们即便计入这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时刻”，不论我们读过多少雨果的著作，都没有深入这样一个伟大小说家所要展开的意识当中，也并不信服安·兰德的经验，“如果你想在灰暗的生活中留住对人类美好的幻想，那么雨果无疑能给你这种力量”。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作家期待得太多，以致不论他们来得有多么伟大，都无法减少我们已经步入的漫漫长夜带来的迷惘。巴黎和耶路撒冷都无法打开我们封闭的意识，因为我们使用的文字只会加重封闭，它把一个没有气的气球吹到使我们相信，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气球就是我们应该度过的一生。

我不否认置身这个时代我已经足够幸运，起码我还能够停留在那么多大师的足迹当中，当然里尔克的《预感》，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是极其现实的，我相信它并非一个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芬妮，我们怎么会失去这样一种“激动如大海”的心情呢？在接下来的任何一天，我都会与那个拖着绝望影子的自己战斗下去，一切代价都将化为新的意识，直到它完全占有另一个人。

4月12日

在博尔赫斯谈论佛教时，他重构了佛陀的一句教诲，“就像浩瀚的大海只有咸一种味道一样，佛法的味道就是拯救的味道”，真是振聋发聩，然而我之前说过，我祈祷耳聋。

之后，博尔赫斯说到佛教有关宇宙历史的看法，“在佛教中没有上帝;或者说可以有一个上帝，但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命运是预先由我们的业（即羯磨）确定的。如果轮到我189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如果轮到我是瞎子，如果轮到我今天晚上给你们作报告，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前世命里注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业（即羯磨）。我说过，羯磨已经成为一种思想结构，一种非常精致的思想结构”，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全新的未来。

“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都在编织着，不仅编织着我们的意志力，而且也编织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半梦状态时，我们睡觉时，我们半醒状态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编织着这些东西。我们死的时候，会出生另一个人以继承我们的业（即羯磨）”，这样的思想到如今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觉察到之前有一个自己，之后也有一个自己，而贯穿这样前后自己的正是“我们的业”。当我们试图去解释这样的业时，我们的解释也就成了业的一种，它相当于“授业”。

当然，我们跟叔本华一样接受了这样的教诲，“不可能同时既服务于世界又服务于真理”，其次，“如果谁不喜欢孤寂，那他也就不喜欢自由，因为只有在孤寂中才可能是自由的”，最后，“世间若是没有书，我早就绝望了”，芬妮，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乐此不疲地引用这些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的话，它们构成了我的篱笆，让我能够防御這个世界各种阴暗的动物窥视我的存在，我的父母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当他们已经成为阴暗的动物之一，而夏娃，夏娃是光明的动物，所以我的父亲需要她来稀释自己的阴暗。

任何灾难在我们听到的消息里只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地方发生火灾跟一个女人得了癌症同在一个惋惜的频率上，只要出现这样的频率，人们就明白灾难的等级，然后报以同样等级的感受，通过你说的每一句话来衡量它，但这样的表达，早就与我们毫无干系。即便电视上正在播报一个地方发生地震，你依然不会舍弃埋伏在你身下的这具战栗的身体，她需要你给予她的正是一场同样等级的地震。

雅斯贝尔斯说，“凡有坏的原则的地方，不能有好的结果，即使初看起来表面上是好的”，然后，“我们想通过历史中的哲学思维使我们成为一切原来的思想家的同时代人，或者——这是一回事——使一切原来的思想家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兴许我从来不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切原来的思想家的同时代人”，尽管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钻进故纸堆中，和这些幽灵面对面，从中吸取营养，也吸取教训。

歌德在瓦米战役之后，说过一句话，“从此时此刻起，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你可以说自己正处在它的起点”，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问世，O·F·波尔诺就借用歌德的这句话，用来表达对海德格尔的敬意，那么，我也可以借用歌德的这句话，表达我对自己的敬意，因为你知道，芬妮，我们失去的正是敬意。

荒谬不分场合、不分时间而来，就像加缪《局外人》的开头一样，默尔索这样说道，“今天，也许是昨天，妈妈死了，我不敢肯定”，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荒谬的起始。那么，加缪给他安置了一个荒谬的结尾，它足以让我们为之痛苦，“人们注视着他们踏上的旅程，要去一个永远与我不相干的世界。很长时间以来，我几乎是第一次想起我的妈妈……已经离死亡这么近了，妈妈一定像某些人一样感觉到濒临自由了，并准备重新开始过一遍生活。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为她而哭泣。我也感到要准备再重新生活一遍。就好像巨大的愤怒把我冲洗干净一样，也冲掉了我的希望。面对着群星闪烁的夜空，我第一次向这又亲切又冷漠的世界敞开了心扉。我确实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自己，如此友好。使我意识到我曾经是幸福的，而现在仍然幸福。为了使一切都完美，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的全部期望就是，在我被处决的那天，有众多的观看者，希望他们对我报以诅咒的怒吼”，芬妮，我写这些，不就是为了成为另一个默尔索。

人们朝着默尔索“报以诅咒的怒吼”，足见他们有多么虚弱，至少他们对自己根本无从下手，因为自己完全遭到遗忘的禁锢，他们再也无从找回一个真实的自己，在层层附着的各种彩色面具下。

哎，芬妮，我总是在历史的各种彩色面具中挑拣自己的一张脸孔。我对纣王的想象，几乎可以用布勒东对尼禄的想象来表明，“尼禄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抒情的戏剧艺术家，一个深情的理想热爱者，一个古董崇拜者，奖章的收集家，旅游家，剑客;他是唐璜，也是登徒子;他还是一个充满机智、幻想和同情心的高尚的人，在他身上洋溢着对生活和欢乐的热爱。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为尼禄的原因”，然而，我们却不能给予纣王这样一个公平的想象。

加缪说，“诸神处西西弗把一块巨石无止境地推到山顶，石头由于自身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无用而无望的劳动”，然而，加缪却说，“荒诞的英雄……这既是由于他的激情，又是由于他的痛苦，”，“西西弗的全部沉默的欢乐就在这里。他的命运就属于他”，“他的石头就是他的世界”。

我也有诸神判给我的一块巨石，我每天推着它走，夜晚就是我的山顶，第二天，我会继续推着这块巨石，仿佛我已经明白，西西弗的命运让诸神的判处变得荒谬，因为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像通过我如此优异的成绩，我的父母和老师们也没有看到我，他们想要看到的一个优等生极为满足的一面，我的嘴角告诉他们，我根本看不上任何一份成绩，只有奴隶才需要一份优异的成绩。

于是，加缪说道，“最后的唯一的结局是一种注定的命运。除了死这个唯一的注定事实，所有一切，欢乐或幸福都是自由。这个世界，人类所留下的生存者是唯一的主人。束缚他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他的思想绝不是对世界本身的否认，而是对意象的一种反映。毫无疑问，在神话中他的思想提供了活剧。而这些神话的全部奥妙就是人类的痛苦，与痛苦一样，神话是无穷无尽。这些神话不是使人迷惑不解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圣寓言，而是这个世界的面貌、姿态和情趣，反映出了费解的睿智和短暂的热情。”

加缪的话，真是与佛陀的教诲相得益彰，他能够击中我的心，让我更加觉得，另一个世界的幻影随时随地都会降临我们身上。

第三章

4月15日

我被父亲押上义新欧专列中的一节车厢，那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一节车厢。车厢里既有床铺，也有卫生间，以及各种食品、酒水，它就像一个微型世界，除了我一个人，再也没有人上来。

“你该感到满意不是？”父亲对我说道。

“……”我环视车厢四周，的确，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移动迷宫，经过不同的纬度，说不定会让我产生更多古怪的幻觉，从义乌到合肥，再过郑州、西安、兰州，一直到过了新疆的阿拉山口，穿越阿拉木图、莫斯科，我会经过华沙、柏林、巴黎，然后在马德里下车。

这是最长的一条丝绸之路，在马德里，佩索阿的灵魂将会指引我，我将告别这座乌鸦哺育的城市，“我不无震惊地认识到，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我不曾知道自己是什么，这居然是真的。我想，我只是在看着和听着，在无所事事的闲逛中我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接受影像的镜物，是一块现实物件在上面投注光彩以取代暗影的白色屏幕。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甚至比这种情况更糟糕。我一直在心灵中自我否定，我自己关于街道的玄想式观察就是对街道的一种否定”，看来佩索阿不会带我穿过马德里的任何一条小巷。

后来女天神又创造了野兽、家畜;又创造了河水、湖泊等。由于没有给昆虫创造吃的东西，昆虫就变成了妖魔鬼怪，专门和人作对。女天神又给人类吹进了智慧，人便成了地球上最聪明、最有智慧，能主宰一切的主人。”

芬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并非“人便成了地球上最聪明、最有智慧，能主宰一切的主人”，而是你也是一个女天神，只要你往我的嘴里吹一口气，兴许我就会说话了，因此你也听得见。

4月18日

福楼拜在给路易斯·科莱的信中如是回道，“与其说我是现代人，不如说我是古代人;与其说我是法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祖国的观念，亦即一个人必须生活在地图上用红色或蓝色所标示的一小块土地上，并且仇恨那些生活在用绿色或黑色标示的地块上的人们，在我看来，这是狭隘、蒙昧和极端愚蠢的。我是所有活着的生物的兄弟，是人的兄弟，同样地，也是长颈鹿和鳄鱼的兄弟。”

因此，阿兰·德波顿一边旅行，一边回应福楼拜的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风而四散各地，然后在一个国家出生，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但是，和福楼拜一样，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有依据内心的忠诚来想象性地重造我们的国家身份的自由”，在抵达阿拉木图的晚上，芬妮，我看见一只壁虎爬进车厢，我需要给它留点什么，我想，这就是福楼拜说的，我也是壁虎的兄弟。

4月19日

芬妮，卡夫卡的一段日记，几乎就是我的原型：

“我乐于承认奇迹的可能性更胜于承认真实进步的可能性，但是那可能性太独立不羁了，总是使奇迹的范围和真实进步的范围被鲜明地分隔开来。因此我在睡觉前的想象中总能花上很多时间，去想象某一天我成了一个富翁，驾着一辆四驾马车去犹太人居民区，用一句魔语解救出一位正在受无端殴打的美丽少女，用马车把她带走;但我并不为这种愚蠢的伪装所动，它很可能只有以一种已经不健康的性欲为能源，却依然相信我无法通过那年我的期末考试，假如不能通过，就不能进入下一个年级，如果凭某种欺骗手段能够过关，那么在毕业考试时我肯定会失败，我也认为自己马上——确切的时间无关紧要——会暴露出某种闻所未闻的无能，并肯定会使我父母以及世上其他的人大吃一惊，他们已被我表面上正常的进步哄骗得睡着了。由于我始终只把自己的无能看成是通往未来的指南——唯独极少看到自己微不足道的文学作品——认为那未来绝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它仅仅是出于我眼下悲哀的一种自我旋转。如果要我选择，当然选择直立行走，但那使我很累，我也看不出弯曲着的背在未来对我会有怎样的伤害。如果我有未来的话，那么我觉得一切事情都会由于它们本身的协调而改观。我不会选择这样一种原则，因为它牵涉到相信我认为并不存在的未来，对我来说其目的仅仅是使生存更容易些，行走、穿衣、洗涤、阅读，首要的是以一种费力最少、精神要求最少的方式把自己关在家里。如果超出这一点，我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可笑的解决办法。”

卡夫卡是怎么解决的呢？当然，他没有办法抗拒父母的请求，他只能乖乖地穿上那件小夜礼服，就像我登上这趟开往马德里的义新欧专列一样，“在心里产生的这种瞬间诱惑的兴奋使我悲哀”。

4月20日

当我们的列车在这片索尔仁尼琴的土地上奔驰，它也在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的土地上奔驰。

但我对这些俄罗斯的灵魂并不陌生，索尔仁尼琴面对这样一个下滑的世界，或者变得轻便的世界，仍然会高喊一声“天哪”，“天哪，在这个文明带来的物质福利前所未有地提高、生活水准不断改进的时代，西方高尚的道德伦理理想却一直在遭到腐蚀和蒙蔽。生活中的精神之轴模糊了，对一些迷惘的艺术家来说，世界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好比一团荒唐的碎片。”

然后，索尔仁尼琴很肯定地说“是的”，“目前世界文化肯定处于危机，严重的危机之中。艺术的最新方向是试图骑在诡计多端的木马上超越此危机——假设如果有人发明了巧妙机智的新方法，危机就好像从未存在过。想得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建立在否认更高的意义上，不可能建立在以相對主义观点来对待观念和文化整体上。真的，我们能觉察到一种比纯艺术现象更大的东西在表层下微微闪烁——不是亮光在闪烁，而是一种不祥的深红颜色。”

那会是什么，那就是一团我们精神的乱麻，或者我们已经习惯的程序当中，微微闪烁的一堆乱码，对电脑而言的病毒，以后就是导致我们混乱的病毒，它和使我们身体出现状况的病毒一样有效，而且会比原始的病毒更加有效，“细看之下，我们能发现，在这些到处可见、看来无邪的反对‘陈旧传统的实验背后，隐藏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一切精神价值的敌视。这一无情的新奇崇拜扬言艺术不必善良纯洁，只要新就行，新了还要再新，隐含着不妥协的顽固的要瓦解、嘲弄和铲除一切道德戒律的企图。不存在上帝，不存在真理，宇宙是混乱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以世界为文本，任何一个后现代主义者都乐于创作的文本。这一切是何等喧嚣，但又——何等无望。”

索尔仁尼琴这个一头怒发的先知，总要发出自己的吼声，“如果我们，艺术的创造者，乖乖地顺从这一下滑，如果我们不再珍视以往世纪的伟大文化传统以及产生它的精神基础——我们便在帮助地球上人类精神岌岌可危的下跌，帮助人类堕落到低下的境界，更接近动物界”，我真想往这种人类精神的背后踹上一脚，让它跌起来比我们想象得更快，没有比人类过时落伍更值得抛弃的东西。

芬妮，我是带着诅咒看人类所有的文明，要是跟他们所说的一样，那么，这些人类文明为何会灭亡，要是善拥有力量，为什么没有挽救这些人类文明？埃及是这样，玛雅是这样，难道我们的文明不也这样，它就是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膨胀得越来越大，就像死亡的气息已经吹进我们文明的肌体，接下来就是腐烂。

要是你去过农村，芬妮，你会发现农村就像叶赛宁说的，“这农人生活的世界正奄奄一息，犹如一条被海浪激溅到岸边的鱼。在痉挛的挣扎中，它用自己的鳃捕捉着哪怕是一小股它所亲近的空气，但是吸入这鳃中的，不是空气，而是泥沙，这泥沙就像是颗颗钉子，在划破它的根根血管。”

“我们正站在人的这支神秘之歌的死亡的床头边。这支歌仅仅是，仅仅是由于口渴而从一些分裂教派，如奥赫塔的圣母派和白鸽派的不洁净的水洼中饮进了各种水。这是一股旋风，现在正剃着旧世界，这剥削大众力量的旧世界的胡子，这旋风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拯救正奄奄一息的世界的拯救天使，他向这个世界伸出手来，就像向麻风病人伸出手来，并说‘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罢……我们相信，这神奇的治疗，在农村里，现在产生着对新生活的更为乐观的感觉”，要是我们拿这样的看法看待整个农村的变化，或许就不会悲观。

只是我不知道俄罗斯的农民是否仍然逗留在自己乐观的土地上，从而“又会听到具有人的本质的、大自然的重要子房的回响的万钟齐鸣”，因为听到这种“子房的回响”的叶赛宁，已经把自己挂在那座旅馆的一个房间的吊扇下面，如同一根长长的拉绳。

4月21日

只要我不断地引用这个世界上诞生过的作家的话，它们都会成为我一个人所要说的话，语言的魅力就在于融合那些杂音为一种交响，本雅明想要借助引语也是为了完成“语言的交响”。

每一条引语都是一段旋律，这些旋律能够互相衔接，咬合，在需要和谐的时候，它们能够产生和谐的缠绕;在不需要和谐的时候，它们就会更加刺耳，为了使我们从昏昏欲睡的现实中振作起来，噪音也是必要的音乐，但和谐是一种极乐，如同两个黑洞在融合。

柯拉柯夫斯基这样说道，“在日常言论和科学言论中，理解的行为和相信的行为是明显地分开的，但是在神圣的领域中不是这样：对语言的理解和参与语言所指的现实之感觉汇合为一。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等于说‘属于先于一切证明，因此，这些证明永远不是审判罪犯法庭或者科学刊物编辑所能接受的那种意义上的证明”，譬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考查东非部落的宗教语言时，我们可以明白“是”的意义，“我们用这种宗教语言可以说，雨水是上帝，或者一只鸟;但不可以说上帝是雨水，或者灵魂是一只鸟;例如，在某一仪礼中，一条黄瓜可以代替一头牛，黄瓜是一头牛，但是牛不是黄瓜。在宗教传统所定义的特殊场合下，符号不是表现，而是就是其所指”，这也就是我们要忘记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身份，彻底进入这样一种“是其所是”的状态当中，才有无限的眩晕。

因为我们总在观察，芬妮，不仅观察这个世界，也观察自己，黑格尔指出，“观察即与将必保持外界性质的外界某处发生联系……虔敬仅为虔敬者所有，亦即为那乃是自己所观察物的人……为寻求宗教的基础，（哲学思维）必须放弃观察行为的关系……如果观察寻求观察真正性质上的无限，其本身应该是无限，亦即，不再是对手边之物的观察，而是该物本身。”

哎，这些前仆后继的哲学家们，已经让我们混乱的世界如同一个混乱的大脑，语言的突触无处不在，可是却不为我们所动。每座城市都遍布行道树，这些行道树已经不属于树木的一种，它们更像钢筋水泥，属于建筑物的一部分，而不是森林的一部分。当我从东边来到西边，如同从恶来到善，这真是一种微妙的体验。圣奥古斯丁说，“虽然恶只要是恶，就不是一种善;但是恶与善存在这一事实，是一种善。因为恶之存在若不是一种善，则其存在势必不为全能上帝所允许”，因此，我来自应许之地，是要带着所有的启示回到乌鸦哺育的城市成为一个年轻的先知的。迈斯特·艾克哈特说，“如果说生命受到了一千年的质问‘为什么活着？并且得到了回答，那回答也只能是我活着是为了活着，这是因为生命就是生命存在的理由，是从它自己的源泉中出现的，而且不断地延续，不问为什么——就因为它是生命”，这回我不再问为什么，只要我还能感觉到生命“从它自己的源泉中出现”，“而且不断地延续”。

4月22日

义新欧专列已经抵达波兰境内，可我不知道彭涅维热究竟在波兰的哪个方向。米沃什写过一个“杜鲁日伊诺”的词条，他留住了有关杜鲁日伊诺姐妹俩的一段记忆。

“她们在河堤街租了间房子。我曾到那儿拜访过她们，去干什么我记不住了。这是我们家的义务，就像走亲戚。每次登门我都怀着内心冲突：姐妹俩属于遥远的过去，年迈，贫穷，无助，而我的二十世纪、我的青春和我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她们有一种优越感。这使我对她们产生怜悯，并从她们身上体会到一種世界的悲哀，因为人类命运竟能凄凉如此。我总能看见这两位老妇人，无能抗拒历史时间，或者简单地说，时间本身。除了我，无人再记得她们的名字。”

这才是真正的死亡，就像你不记得任何一只蚂蚁一样，芬妮，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不会在历史时间中化为一道涟漪，至少你仍在我心上发出叹息，为我如此斤斤计较、永不放手而哀伤，有什么不可以失去，唯独我顽固得跟石头一样，除非这块岩石化为齑粉。

4月23日

从波兰到德国，列车会在柏林和杜伊斯堡停留一段时间。

这时，我已经读到米沃什所写的“奇迹”这一词条：

“如果我们只是动物中的一种，生、死、灭，无影无踪;那么我们可能只是在简单重复《圣经·传道书》中所做的断言‘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过，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人的智慧中有某种超自然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人性中内含着神性。人类的原型、卡巴拉信徒的亚当·喀德蒙难道不是住在那无穷碧落的正中央吗？《约翰福音》谈到道成肉身（‘泰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话最完整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为何要造人？一群令人厌恶的猴子，做着可怕的、愚蠢的鬼脸，他们相互交配、尖叫、杀戮。在二十世纪，人给人造成了如此数量庞大的死亡，我们怎么能再来赞美人？人的所作所为既配不上学童的纯洁形象，也配不上获取有关灵魂的最高知识的能力。不过，毫无疑问，矛盾是人类处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正是奇迹的源泉。”

的确，夏娃是一个矛盾，所以她就成了“奇迹的源泉”，当我抵达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开始想念她。让我还是通过引用佩索阿的话来表达，有时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准确的话来成全自己：

“我们全都活在如此遥远和隐名的生活里;伪装，使我们蒙受陌生者的命运。对于有些人来说，不管怎么样，他们与另一个存在之间的距离，从来不曾暴露;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距离只有通过恐怖和痛苦，在一种无边的闪电照亮之下，才不时得到暴露;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在他们那里，这种距离成了日常生活中一种痛楚的恒常。

“应当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些人对自己一无可为，对我们思考或感受的东西，永远处于诠解之中。也许，我们愿望的一切从来非我们所愿所望——在每一刻知道这一点，在每一种感受中感受这一切，于是所谓成为人们自己心灵里的陌生人，于是，从人们自己的感受里放逐，难道不就是这么回事？”

的确，是这么回事，芬妮，我们却无法让自己就此罢休，除非取走我们性命的是一个意外，但不能出自我们自己之手，我们不能自己让自己熄灭，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说得对，“如果我在上帝之火中燃烧，上帝会在我身上印出他的影子”，那么真理也是，那是帕斯卡尔的另一句话，“真理被人所讲述，并不意味着这真理源于人，任何真理都源于上帝，它只是通过人而已，如果它通过这人，而不通过那人，则只是由于这人善于将自己保持足够的透明，以使真理能够从他通过”，所以，我们要“保持足够的透明”，“以使真理能够”从我们身上通过，芬妮，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当然不需要去诠释它。

4月24日

芬妮，当我们使用“上帝”这个词时，我想那就跟使用“命运”这个词是一致的。黑塞在《论命运》中写道，“查拉图斯特拉对我们如是说：一个人得知自己已被人造就为神道，他记起自己正是上帝：他认识到了命运”，“学习吧，命运并非由神祇所决定，于是你们最终也将会学习到：事实上不存在神祇，也不存在上帝！情况正像一个妇女怀了孩子，命运就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成长、发展，或者，倘若你们愿意也可以这么说：在他的精神中，或者在他的灵魂里成长、发展。情况全都一样”。

“正像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总是一体，总是爱自己的孩子，认为世界上并没有比她的孩子更美好的东西——你们也应该学会爱你们的命运，学会认识世界上并没有比你们的命运更美好的东西，它应该成为你们的上帝，于是你们自己也同时成为上帝”，虽然我的母亲决计不会视我为更美好的东西，我其实不如一支暴涨的股票，可我对这样的命运倒是坦然接受，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尝到了命运的乳汁是一种烈性酒，它是一瓶夏娃打开过的苏格兰威士忌。

卡夫卡讲过一则小寓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只走投无路的老鼠，正在投向一只马德里的猫饥饿的腹中。那则寓言是这样的，“天哪，老鼠说，世界变得一天比一天狭小了。开初，它还大得令我害怕，我向前跑呀跑，当我终于看到远处一左一右有两堵墙时，我还挺高兴呢。但是，这两堵墙飞快地靠拢起来，以致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那边角落里有一只鼠夹子，我正要撞上呢。那么你只要改变方向就行了，猫说着，一下便把这只老鼠吃掉了。”

过去的墙与未来的墙已经把我逼近了一个角落，那只鼠夹子，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鼠标，因为只有接入网络，我们的存在才显得清晰，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沉迷网络的原因。网络比现实带给我们更多的存在感，甚至我们能够从网络中建构自己的认知，而现实只是另外一个松散的网络，它也会渐渐加紧，逼迫我们将自己更加虚化。

至于猫是什么，我当然清楚，即便我们继续从中设喻，它就是一个路由器，我们所有的意识都必须经过它，以后，意识就是我们的信号，只要他们掐断我们的信号，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植物人一样的状态，但植物人也是一个比喻。以前，我们还相信自己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但那时，所有的意识都在云端联结，那些原本促使电脑瘫痪的病毒，同样也可以促使我们的意识瘫痪。

这就是未来的恐怖主义，我已经有了一种心理状态，人类将以触觉为生，任何一点微妙的颤动都会带来精神的愉悦或者痛苦，说到底，人类是包裹着一层血肉的颇为迟钝的机器，它无法处理流速太快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在我们身上滞留太久，那就会使我们跟古老的电脑一样崩溃，但我们的意识将会分布在网络之间，形成一个真正的幽灵，就像我们点开一个视频，从中听到的也是幽灵的声音。

因此，卡夫卡说，“人类的主罪有二，其余皆由此而来：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逐出了天堂;由于懒散，他们再也回不去。但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由于急躁，他们受到驱逐，由于急躁，他们再也回不去”，那么，我们目前的处境究竟如何，卡夫卡也毫不犹豫地提到了一个人类精神下滑的状态：“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于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出轨的火车的乘客，所处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隧道始端的光线再也看不到，而终端的光线微乎其微，以致不得不不间断地用目光去搜索，去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目标，弄得连哪是始哪是终都没有把握了。可是，出于我们意识的混乱或是其高度的敏感，我们周围尽是怪物，而且出于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和烦恼，不断演示着一个或是令人着迷，或是令人厌倦的万花筒。”

当我抵达巴黎的时候，我觉得巴黎既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万花筒，随后，它也会成为一个令人厌倦的万花筒。这是一种“日常的迷惘”，所以它才会变得那么顽固，就像我们牙齿之间的缝隙一样，不论我们尝到怎样的甜头，都会在齿缝里变成另外一种苦涩。

4月25日

芬妮，巴黎当然无与伦比的伟大。

这里的每一条街都饱含灵魂的力量，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巴黎从来没有失去它惊心动魄的美以及难以言喻的爱的光芒。这可真是应了拉克洛的话，“那彻底的放浪形骸，那骨酥肉化的昏热，这种快活滋味必须出了格才拔得起尖”。

我这才明白，夏娃应该诞生在巴黎这座夜晚的岛屿上，每一个巴黎女人真是既危险，又让人销魂，要知道在这些天仙般的脸上，“眼中流露出多么纯真的喜悦和深仁厚爱的恻隐之心”，一旦她爱上你，你将会比太阳王更加幸福。

只有在巴黎，我才能见到我的兄弟拉迪盖，他知道什么才是魔鬼附身，“如果强烈地渴望一件事，总是沉浸在同样的念头里，眼里所见准有这件事，那么就再也不注意自己欲望的罪过了。毫无疑问，我无意惹父亲伤心，然而我渴望的东西，很可能要给他造成极大的痛苦”，这都是小事一桩，尤其是上课的事情，我们早已度过对它表示敬意的年纪，如今哪儿还有值得我们仰望如星辰一样的先生。

“青少年跟女人一样，过分相信泪水能补偿一切。父亲甚至不要求我流泪。面对他的宽宏大量，我为现时与未来而羞愧，只因我感到，我无论对他说什么都是在撒谎。除非谎言能暂时安慰他，我想到，然后才成为他痛苦的新源泉。再不然，我就是还要自欺欺人”，拉迪盖抓住的是和我一样的一条命脉，我们都在大棚里发育成长，那些伟大作家的书就像促使我们加速成熟的高光通钠灯。

“我的远见卓识，无非是我这种天真的一种更危险的表现形式。我自认为不怎么天真，其实我的天真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既然任何年龄段都逃不脱天真。老年人的天真绝不逊色。这种所谓的远见，把一切都给我蒙上一层阴影，令我怀疑玛特。更确切地说，我是怀疑自己，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她爱我的证据，我即使掌握了数以千计，也不会减缓我的痛苦心情”，芬妮，这不就是我面对夏娃时面无表情的原因么，不论我如何加快自己的成长，天真并不会远离我们早已衰弱的心，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到回应，然而，在那座乌鸦哺育的城市，我们只会遭到压制，继而成为一个可怜的阉割后的怪胎。

4月26日

拉罗什福科说，“我们为变得幸福而折磨自己还不及我们为使自己相信我们是幸福的而折磨自己那样厉害”，芬妮，这就是我即将抵达马德里的一个证据，为了使自己相信，其中有奇迹，有不安，但是总有什么在等待我，就像我的父亲说的那样，即便我猜到了他的意图，可我猜不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究竟出于怎样的感情？

要是在我们的学校，能够遇见阿兰这样的老师，或许我们就不会变得如此敏感，甚至于成为一个在精神上更加嗜睡的人。阿兰说过，“预见未来的灵魂醒得不彻底，老在重温做过的梦……当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人们就这样生活。人体的灵魂构造本来适宜于预感，最微弱的信号也能被人体接受，并且保存下来。某种风声预告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留心外界的信号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总不能稍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忙乱。我见过一具巨大的自动记录式气压计，它那么灵敏，附近有一辆车或者有人走动都会使它的指针转动。如果我们对外界任何变化都加以注意，我们就会与那具气压计一样敏感。我们的心情会随着太阳在天空的移动而变化。但是就像国王不会接见一切人一样，人作为这个星球的主人不应该留意一切东西。”

可是阿兰并没有活到我们这个世纪，我即将制造出一种“留意一切东西”并且对此作出反应的全知全能的东西，而我们自身却开始丧失对外在世界的敏感，任何一场灾难都不如一盘龙虾调动我们的感觉更加迅速，我仍然留心外界的信号，就在这节车厢外面，我的目的地越来越近，等待着我的命运就像一个旋涡已经在马德里成形。

4月27日

芬妮，要是我们在这一天寻找意义，那么，在历史的笔记簿上，我们可以找出麦哲伦在菲律宾被土著杀死，莫卧儿帝国诞生，弥尔顿《失乐园》的版权以十英镑的价格转让，《绿野仙踪》上映，盛宣怀和松下幸之助都在这一天去世。如果我们抹去年月的必要性，那么这一天就会同时呈现这些事情，时间的维度总有一天会走到混合的地步，我们可以看见过去和未来并置在同一个画框当中。

“疏离者的形象造就着我。另一个人的在场——一个人就足够了——立刻慢慢毀灭我的思想，恰如一种常规情况下的人际交往行动会刺激表达与言说，而对于我来说，这种交往行动会形成‘反刺激——如果这个词是存在的话。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可以妙语连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人能及，智慧碰撞的火花皆面壁而生;但只要我面对另一个人，这一切就统统消失。我会丧失自己所有的才智，丧失自己说话的气力，再过一会，我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就只剩下睡觉”，佩索阿将一切都说得如此明白，但它并不会融汇在我们身上。

我已经做好准备，马德里已经到了，前来打开我的车门的人会是谁，这真是一个激动的时刻，仿佛一个奇迹就要诞生。凡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只有这一刻才能实现，就像我们习惯说的那句咒语一样，“乌头白，马生角”，我们怎么会不抱着这样的期待呢？只要人类说出的一切都会诞生，这是迟早的事，上帝给予我们命名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的权力，直至今天，我们不是让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都得以现身么？

那么，在我如此强烈的要求下，芬妮，会不会是你前来打开我的车门，从虚空中伸出你的手，我需要这样一只手来握住我，不然，我该多么无助，任何一天都会变成同样的一天，佩索阿说，让我们一直听他说些什么，“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尽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对于我们来说，一切事物存在于我们对世界的概念之中。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概念，意味着改变世界，这就是说，世界从来都只是我们感知的世界而不会是别的什么。正义的内在感觉，让我们写下美丽而流畅的一页，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感觉麻木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革——这些才是真理，我们的真理，唯一真正的真理。其余一切则不过是风景，是框定我们感觉和束缚我们思想的图画。”

然后，我看到车门已经打开，芬妮，我看到你的脸在另一个人的脸上微笑，我的眼睛因为许久不见太阳，感到一次刺痛，马德里的太阳让我从深渊之中浮了上来。在这种眩晕的光中，我凝视着你的眼睛，芬妮，你小巧的鼻子，嘴唇，你的肩膀还是那么瘦削，乳房是一对布谷，身形单薄得就像一面镜子，直到我看到你的双脚，脚踝很美，一双轻便的运动鞋，它没有让你跑得更快，死亡不会让任何一个人跨栏而过，你被阻挡在那道马德里的栅栏后面。

当乌云将太阳遮住，奇迹就回到了现实的一面，芬妮，你的脸已经消失不见，我并不感到震惊，让我再次重复克里希纳的话，“树木献出了自己的果实，甚至树皮、叶子和汁液，献给所有需要这些东西的人。那同样这样做的人是幸福的”，但愿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并实际去做，但愿我们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