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在中土失传多年的治国宝典，观此书可以见本知末，原始要终，有国有家者不可不读。

唐初，天下方定，唐太宗李世民希望能够以古为鉴，认识治乱之道。因此，下令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博采群书，以治要为目的，编撰《群书治要》五十卷。

魏征等在前代群书之中，选择与管治国家相关的篇章。据序文所说，《群书治要》乃“以备劝戒，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可见“劝戒”是《群书治要》的重要目的，并在经部、史部、子部选取了不同的篇章，载事的时限上始五帝，下讫晋代，合共五十卷。此书因为追求治国要道的缘故，因而取“治要”二字为名。全书共引典籍六十五种。卷一至卷十为经部，卷十一至卷三十为史部，卷三十一至卷五十为子部。经部引书十二种，史部引书六种，子部引书四十七种。今缺第四卷、第十三卷、第二十卷，实存四十七卷。

失而复得的流传过程

《群书治要》成书于唐代初年，以其五十卷篇幅之巨，只以抄写传世，流传不广，因而渐有散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此书有五十卷，到了《宋史·艺文志》便只剩下十卷。宋代以后，公私书目皆不载，盖已散佚。李唐立国以后，声威远播，日本人深为仰慕，多次派来遣唐使，回去之时便将重要典籍带回日本。《群书治要》即随遣唐使返回日本，因而受到重视。

日本人藤原良房《续日本后纪》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六月壬子”下云：“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正六位上直道宿祢广公读《群书治要》第一卷，有五经文故也。”承和五年（838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正值日本之平安时代（794—1192年），此为日本人阅读《群书治要》的最早记载。日本吉川弘文馆版《国史大辞典》载录“群书治要”条，推断《群书治要》乃是奈良时代（710—784年）由遣唐使传至日本。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指出：“《群书治要》的东渡很有可能是因唐玄宗、吉备真备和朝衡的合作而促成的，唐玄宗对这次使节的款待，真备搜集和携回中国典籍的热情，以及朝衡对秘府藏书的知识，使得《群书治要》东传到日本。”可见《群书治要》在平安时代已大受欢迎。除了仁明天皇，平安时期尚有三位天皇曾读过《群书治要》，即清和天皇、宇多天皇、醍醐天皇。由是观之，《群书治要》应在平安时代之日本皇室广为流传。

《群书治要》在日本大受重视，因此今传此书的重要版本都以日本藏本为主。第一是平安时代九条家本。此本属残本，仅余十三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乃日本国宝。第二是镰仓时代金泽文库本。此本属钞本，四十七卷，乃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东京汲古书院在1989年尝复印出版。第三是元和二年（1616年）骏河刊铜活字本。此本亦四十七卷，文字清晰，印刷精良，最可阅读。第四是天明七年（1787年）刊刻本。清嘉庆年间，《群书治要》流传回国，被阮元收入《宛委别藏》。今《四部丛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群书治要》悉据此本影印。《宛委别藏》本《群书治要》收入日本天明年间尾张本。中国学者如王念孙、孙星衍、严可均、黄奭、顾观光、钱陪名、王仁俊等，皆尝据《群书治要》作校勘与辑佚，即用此本。

今天，各本的《群书治要》钞本、刻本都可得见。不少出版社亦据尾张本《群书治要》整理出版，虽然校勘成果未能尽善，但就阅读层面而论，已经提供了可供翻阅的文本了。

包罗万有的唐前文献

《群书治要》引书遍及经、史、子三部，因其引书忠于原典，不好改动，故能保存典籍在唐代以前的面貌。其具体篇目如下，括号内为卷次：

经部：《周易》（1）、《尚书》（2）、《毛诗》（3）、《春秋左氏传》（4-6）、《礼记》（7）、《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8）、《孝经》、《论语》（9）、《孔子家语》（10）

史部：《史记》（11-12）、《吴越春秋》（12）、《汉书》（13-20）、《后汉书》（21-24）、《魏志》（25-26）、《蜀志》（27）、《吴志》（27-28）、《晋书》（29-30）

子部：《六韬》、《阴谋》、《鬻子》（31）、管子（32）、《晏子》、《司马法》、《孙子》（33）、《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34）、《文子》、《曾子》（35）、《吴子》、《商君书》、《尸子》、《申子》（36）、《孟子》、《慎子》、《尹文子》、《庄子》、《尉缭子》（37）、《孙卿子》（38）、《吕氏春秋》（39）、《韩子》、《三略》、《新语》、《贾子》（40）、《淮南子》（41）、《盐铁论》、《新序》（42）、《说苑》（43）、《桓子新论》、《潜夫论》（44）、《崔寔政论》、《仲长子昌言》（45）、《申鉴》、《中论》、《典论》（46）、《刘廙别传》、《蒋子》、《政要论》（47）、《体论》、《时务论》、《典语》（48）、《傅子》（49）、《袁子书》、《抱朴子》（50）

在以上诸书之中，以《汉书》摘录最多，达到八卷。这也是《汉书》在唐代远比《史记》重要的证据。唐代以前典籍众多，唐太宗为了从古书里寻得治国的大道，因而命令魏征等人从以上的典籍里作出选辑。以下略述所引经部文献的概况：

选录经书十二部，其中以《左传》选录最多，有三卷。《群书治要》所载经部文献，皆为唐初旧本。日本学者尾崎康《群书治要解题》指出《群书治要》保留不少古文献之唐前钞本，有重要之文献价值。其时房玄龄等修撰之《晋书》尚未成，魏征等所见者当为十八家晋书;《汉书》注亦皆颜师古以前之旧注;子书皆两晋或以前作品。《群书治要》摘录诸书最为珍贵之部，采用六朝后期写本（即公元7世纪以前）入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书中所采史部文献，最能彰显以史为鉴的作用;所采子部典籍，则可见诸子百家皆能有益于治国。

以史为鉴的警世作用

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任贤》引唐太宗在魏征死后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因而得到“人镜”的称号。魏征乃《群书治要》编者之一，故全书的内容其实可视为群臣向太宗皇帝的谏书。

《群书治要》在诸多典籍之中，择其合乎原则者，汇聚成书。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此等叙事之法，乃司马迁之所重。其实，《群书治要》摘取“治要”之主题作为谏书，犹如万中选一，千锤百炼，选录最合乎主题之篇章，并非易事。

以采用《史记》为例，只有“本纪”“世家”“列传”，不及“表”与“书”。其中载录“本纪”“世家”时特重反映君道，载录“列传”时则以臣道作为摘录之旨趣所在。所载各选段，可知编者确实以《治要》作谏书，希望君主可以虚怀纳谏。当中亦有以史为鉴，申以君道，防微杜渐，慎防败亡，歌颂美德，并励忠节等。细览《群书治要》，立身处世皆当有所得益。

潘铭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