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晓

国人爱谈三国，西方人则易“言必称希腊”。他们搬出了修昔底德—“雅典人变得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于是，这也被推演为一条定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种结构性压力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对此，国内外已有诸多讨论，无需赘言。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九八八年，德裔美国古典学教授马丁·奥斯特瓦尔德就对修昔底德笔下历史中的“必然”进行过讨论。而要拿雅典和斯巴达的“段子”说“天下大势”，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乔治·马歇尔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普林斯顿为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所作的演讲。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填写的“创新之处”来评价，恐怕“陷阱”之说至少本质上算不上什么新东西。若真从学理上看，其实，这里有两条思考路径：“大势”“陷阱”是否存在，可用历史事实分析和说明;而观察者为何视其为“定数”、为“必然”，则还需考察他们的认知。那么，修昔底德为何对历史形成这种“必然性”的判断呢？下面我要提点一孔之见。

努力辩解：寻求克服焦虑之道

修昔底德说，他是从战争刚爆发时就开始着手写作的，并且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这意味着，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四三一年至前四0四年）及战后一段时期他都在不断写作和修订他的文本，对其中许多语句进行反复改动，但仍然常常不能令他自己满意。加拿大的一位古典学者华莱士（W. P . Wallace）曾评论说：这种精益求精的结果使修昔底德的文字“给人一种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很强烈的压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