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潇

摘 要：当前，社交网络已经成为网络犯罪实施的新平台，而未成年人常常是此类犯罪的受害者。家长在保证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以及规范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习惯方面承担首要责任。本文通过对198位抚养12～17岁儿童家长的调研发现：虽然父母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上面临的潜在危险有较高意識，但他们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比例却较低;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父母主要使用限制性监督方式，他们相对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危险意识。此外，家长普遍表达了在指导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方面对外界帮助的强烈需求，并指出最有价值的帮助来自学校和政策制定者。因此，政策制定者要制定指导性文件帮助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学校要开展活动指导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部分行为。

关键词：社交媒体;网络犯罪;家长监督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4-0093-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4.015

Abstract：Nowadays， social media is a new platform for cybercrime， while minors are often the victims of such crimes. Parents take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minors using Internet and regulating their Internet habi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on the data come from 198 parents with children aged 12～17， an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ough parents have relatively high awareness of the potential risks faced by minors in using social media，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hildrens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s lower; parents who involve in childrens use of social media are more likely to use restrictive supervision while they have relatively higher awareness of online danger and education level. In addition， most parents have expressed a high demand for outside help in guiding children using social media， and reported that the most valuable assistance can be provided by schools and policy makers. Therefore， policy makers should develop and conclude guidance documents to help parents properly manage childrens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schools should carry out activities to guide parents to properly manage childrens us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restrict some of the minors use of social media.

Key works：social media; cybercrime; parental monitoring

一、问题提出

社交媒体是一个集交流、支付、搜索和分享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应用软件。由于其匿名性、广泛性、互动性和即时性，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代网络犯罪的新载体。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不足的未成年人常常是此类网络犯罪的受害者。2018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在社交软件、网络社区等平台上分别有33%、35.76%和77.11%的13～18岁青少年受到过淫秽信息、网络诈骗和网络暴力的困扰[1]。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10起通过网络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典型案件，其中7起通过社交网络实施，包括“裸贷”敲诈勒索案、性侵案、诱导少女裸体视频聊天案、诈骗案以及贩毒案[2]。

根据日常活动理论，犯罪的发生有三个必要条件：犯罪意图、犯罪目标以及监护人缺失[3]。本研究的重点是监护人的缺失。英语国家研究人员对父母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有效性进行了大量测量，发现在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犯罪侵害的干预措施中，父母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目标。根据2011年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家长主要担心使用社交网络会影响孩子学业或造成网络成瘾[4]。笔者推测，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时面对的潜在危险意识不足，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平台上网络犯罪侵害方面监护人的保护力度不足。

二、父母监督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

方式及其有效性  西方研究人员主要区分了三种父母监督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类型，即主动监控、限制性监控和共同使用[5]，这些监督方式是从以往更广泛的父母媒体监督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电视、计算机和游戏机等[6]。

1.主动监督

主动监督指的是批判性地评估社交媒体的内容，与儿童展开关于社交网络优缺点的讨论以及共同设立规则[6]。主动监督可以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维，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并使儿童将网络安全知识内化为一种持久的态度[7]。研究人员测量后发现，与旨在降低风险概率的限制性调解相比，主动调解往往会产生更理想的结果[8]。Cassidy等人報告说，在保护孩子在社交网络上免遭网络欺凌方面，通过亲密放松的谈话告诉儿童网络欺凌长期负面的影响是最有效的方式，相反，限制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和内容无助于解决网络欺凌[9]。Roma等人发现，与父母进行过隐私设置讨论的儿童更可能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资料设置为私密，而与父母共享社交网站密码的孩子将个人资料设置为私密的概率较低，他们会通过使用其他社交网站来规避父母的监控[10]。

尽管主动监督有诸多优点，但主动监督往往使青少年有更多的自主权来承担风险[11]。Wisniewski发现，与青少年谈论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内容以防止信息泄露的效果较差。研究人员认为，此类讨论往往开始于孩子泄露过多敏感信息之后，因此，主动监督只是“反应性的”[12]。另外，Wonsun和Nurzali也表示，由于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网络知识和技能的差距，父母的观点对精通网络技术的青少年来说不那么有说服力，因此，基于讨论的父母管理在降低未成年人隐私泄露方面相对无效[13]。

2.限制性监督

限制性监督指的是家长强制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或行为，也包括使用过滤和监控软件管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类监测不涉及儿童的积极参与，主要来源于父母的决定[7]。部分学者不建议家长使用或只使用此监督方式，因为规则设置，通过软件监控儿童的网上社交活动，登录儿童帐户，不能满足儿童对尊重、自主性以及建立亲密社会关系的需求[14]。在Cassidy等人关于网络暴力的研究中，父母限制儿童使用社交网络与减少儿童参与网络暴力没有或仅有微弱的关系[15]。另外，如果家长限制孩子使用互联网，受害者可能会因为担心网络使用权被剥夺而拒绝举报欺凌经历[16]。Khurana等人检测了父母各种监督方式与减少儿童受到在线性骚扰的关系，他们发现限制上网行为只能减少儿童在卧室使用互联网的次数，因此，此方法在降低网络骚扰的发生率上效果很小[17]。

不可否认，限制性调解有诸多缺点，但它也被发现在减少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时接触负面内容的机会方面非常有效。Wisniewski发现，使用过滤或阻止敏感行为的软件与减少儿童在社交网络上信息泄露有关[12]。Lwin等人也在类似研究中报告了安全软件可降低12～14岁年龄组儿童泄露个人信息[18]。另外，Ybarra 等人调查了使用安全软件与儿童接触网络情色内容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过滤和屏蔽软件可以减少儿童65%的情色内容接触率，相比之下，父母与子女间进行的互联网安全谈话在此方面效果较差[19]。

3.共同使用

共同使用是一种新兴的预防青少年问题的方法，指父母积极参与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分享使用体验。通常，共同使用要求父母成为孩子在社交网站上的朋友，以便观察孩子在个人页面上发布的信息和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以阻止潜在犯罪者的活动[14]。Mesch表示，在社交网络上与父母做朋友可以加强亲子沟通，从而减少儿童遭受网络欺凌的可能性[14]。在帮助网络暴力受害者方面，极其重要的环节是孩子主动报告，父母和孩子之间温暖的情感关系可以鼓励受害者披露自己的被欺凌经历[20-21]。然而，共同使用也有缺点，如果父母成为儿童社交网站上的朋友，儿童往往会感受到父母对他们在线活动的控制感[14]。

综上所述，多数研究证明了父母监督对减少儿童使用社交网站时遭遇风险的有效性，但效果根据不同的风险与监督类型有所不同。出于对满足儿童隐私、独立性以及社交需求的考虑，研究人员认为家长应优先选择主动监督而非限制性监督。但值得注意的是，主动监督不是始终有效的，限制性监督不是始终无效的。主动监督往往使青少年有更多的自主权来承担风险[11]，而限制性监督可以有效减少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时接触负面内容的机会。总之，监控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父母责任和青少年自治需求之间的权衡[22]，主动监督和共同使用往往使两者之间得到了适当的平衡[23]，但当未成年人面临无法自行解决的风险时，家长需要处理好限制与放任之间的关系[15]。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抚养12～17岁孩子的父母。儿童在这个年龄段面临许多发展问题，如建立认同感和亲密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社交网络上各种社交活动。同时，这一阶段的儿童更强调他们的自主权，家长对其社交行为的管理可能会引起亲子矛盾。2019年5月，笔者以网上问卷形式向198位家长匿名调研。参与者通过网络招募，招募要求是孩子为社交网络用户并且年龄为12～17岁。根据调查结果，参与者主要年龄段为40～45岁（M=43.41，SD=3.075），77%的回答者身份为母亲（N=153），63%的家长将男孩作为回应对象（N=125）。拥有初中学历的家长占大多数（33.8%），其次是大学学历（24.7%）。另外，40.9%的家庭年收入为3～8万元，30.8%的家庭低于3万元。父母最常见的职业是公务员（23.2%）和商人（21.2%）。

2.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资料。问卷问题来源于以往的同类研究，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24]。为使问卷符合中国国情，笔者在保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对问题进行了一些修改。填写之前，家长网上确认同意书表明他们了解本次调查是自愿和匿名的，同时授权使用收集到的数据。

在问卷的第1部分，父母要求提供他们与子女的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年龄、与儿童的关系（0=父亲，1=母亲）、父母教育背景、家庭年收入、子女的年龄和性别（0=男性，1=女性）。父母的教育背景分为7个层次：1=无，2=初等教育，3=高中毕业生，4=大学专科，5=大学本科，6=硕士研究生，7=博士研究生。家庭年收入按《中国小康家庭标准（2018）》5分制划分：1=贫困家庭（3万元以下），2=低收入家庭（3～8万元），3=中等收入家庭（8～15万元），4=高收入家庭（15～80万元），5=富裕家庭（80万元以上）。最后，根据中国社会阶层划分法对父母职业进行划分：1=无业，2=农民，3=产业工人，4=商业服务业员工，5=办事员，6=个体工商户，7=专业技术人员，8=私营企业主，9=经理人员，10=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问卷的第2部分询问家长对社交网络上风险的意识程度，通过以下问题评估：您认为孩子在社交网络上接触风险的可能性有多大（1=不可能，2=不太可能，3=可能，4=很可能，5=非常可能）。同时，父母也被询问儿童在社交网络上遇到7种具体风险的可能性（账户盗窃/色情内容/信息泄露/诈骗信息/网络暴力/性骚扰/性侵犯）。此7种具体风险根据儿童在社交网络上真实经历的风险的相关调查中得出。

问卷第3部分询问家长如何监督孩子使用社交网络。父母的监督方式是通过询问父母使用11种监督方法的频率来确定的，除了第1个问题，所有问题均使用5分量表（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第1个问题询问父母是否曾监督过儿童社交网络的使用（0=否，1=是）。第2至第5个问题询问父母使用4种主动监督方法的频率（指出社交网站上正面和负面的内容/指导孩子如何应对社交网络上潜在的危险/设立使用社交网站的规则并解释原因/评估孩子使用的社交网站以确保适合孩子年龄的频率）。第6至第9个问题询问父母使用限制性监督方法的频率（限制孩子使用社交网站的时间/限制孩子在社交网站上的某些行为/要求登录孩子的社交网络账户并检查账户上的信息/使用网络监控、过滤软件管理孩子的网上社交行为）。最后2个问题衡量父母与孩子共同使用社交网络的频率（为了安全有意地与孩子一起使用社交网站/与孩子分享社交网络的使用、交友或防骗经历）。

问卷第4部分询问家长需要外界帮助的程度和来源。首先使用5分量表（1=完全不需要，2=不太需要，3=需要，4=很需要，5=非常需要）询问家长在指导或监督孩子使用社交网络方面对外界帮助的需要程度;接下来，通过设置一个开放性问题询问他们什么样的支持是有价值的;问卷的结尾处提供了一些帮助性信息指明家长如何寻求帮助，因为父母在完成问卷后，可能会意识到孩子在使用社交网络时遇到了危险。

3.数据分析

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检验父母对于社交网络上风险的认识程度，家长管理孩子使用社交网络的方法，以及家长在监督孩子使用社交网络方面需要外界帮助的程度。相关性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检验人口统计信息等变量对父母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1.父母对于社交网络上风险的认识

表1显示了父母对于社交网络上7种风险的认识程度。该变量组的值从1～5分别为不可能、不太可能、可能、很可能和非常可能。总体而言，父母对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有很高的危机意识。账户盗取是父母認为孩子最容易遇到的危险，只有3%的家长认为孩子的账户不可能被盗，其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由高至低依次是色情信息、信息泄露、网络诈骗和网络暴力。相比之下，家长认为孩子在社交网络上遇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可能性较小，大约20%的父母认为孩子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接触到这两种危险。

2.父母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行为与影响因素

近一半的参与者（44.9%）从未参与过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笔者测试了人口统计信息等变量对父母是否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影响。表2显示了该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和相关性分析。从表2可知，儿童年龄（R=0.172，P=0.015）、父母教育背景（R=0.295，P=0.000）和风险意识（R=0.147，P=0.039）与他们参与儿童社交网络的使用有统计学意义。将这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是否监督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该方程能解释模型的62.6%，霍斯默检验显著性为0.426，模型与观测值拟合，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3所示，3个自变量均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最强的预测因子是父母的教育背景（B=0.403，P<0.001），父母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家长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可能性增大1.496倍（Exp（B）=1.496）。此外，父母风险意识与父母参与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程度呈正相关（B=0.277，P<0.050），孩子年龄与父母参与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程度呈负相关（B=-.417，P<0.050）。

3.家长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行为

表4显示了家长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行为。该变量组的值从1～5分别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从表4可知，父母最常用的方法是“限制儿童在SM上的某些行为”，其次是4种积极的监督方式。相比之下，父母与儿童共同使用社交网络以及分享社交网络使用经历的比例较低。父母最不常用的两种方法是“用技术软件监督儿童使用社交网络”和“查看孩子社交网络主页或检查他们列表上的朋友”。这表明，大多数父母倾向于使用主动监督来管理孩子使用社交网络。

4.父母在指导儿童使用社交网络上需要帮助的程度

大部分家长（71.2%）表示在指导儿童使用社交网络上非常需要和需要帮助，只有28.8%的家长表示不太需要或者完全不需要此类指导。学校是家长最希望得到指导的地方，家长认为教师和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家长会、公开课以及制作相关视频等方式指导他们。另外，具有过滤不良信息功能的网络技术被28个家长提及，几位家长也表示希望社交网络实行注册年龄限制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在家长的同意下注册。

五、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探索父母如何评估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时可能遇到的风险。结果表明，家长对社交网络的潜在危险有较高的认识。父母对子女面临的7项特殊风险的可能性的看法，与一些针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全国性调查结果相似。例如，在2018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中，网络安全问题的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是信息泄露、网络欺诈和账户盗窃[25]。在2018年网民对网络安全报告的满意度中，网络安全问题的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色情信息、网络谣言与诽谤和网络欺诈[26]。这意味着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风险会影响其对社交网站上不同风险的评估，因此，对网络与社交平台接触较少的家长，可能会低估孩子使用社交网络时面临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家长对社交网络上存在潜在的性侵犯者和性骚扰者的认识较低。如今，随着交友应用和定位跟踪功能的普及，网络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件经常见诸报端，家长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类犯罪在社交网络上发生的可能性，并培养子女规避和应对此类犯罪的能力。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探讨家长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行为的方式。近一半家长报告他们从未参与过儿童使用社交网络，而参与的父母普遍使用主动监控。通常，父母是否参与子女的某项活动往往与他们对这项活动的理解密切相关，而在本研究中，父母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担忧却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根据研究结果，儿童年龄是影响父母监督行为的一大因素，年龄较小儿童的父母倾向于参与儿童使用社交网络。家长可能认为年龄稍大的孩子相对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危机意识，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网络行为进行监控。另外，父母的风险意识和教育程度在本研究中与父母的参与程度成正相关。除了以上影响因素，家长的监督能力、家长认为参与的必要性、子女对监督的接受程度等，也可能影响家长的监督行为。未来研究人员需要对本研究体现的不一致性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寻求鼓励更多家长参与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站的方式。

第三个研究目的是探索父母是否需要外界帮助来指导儿童使用社交网络。家长普遍表达在指导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方面，需要外界帮助，并认为最有价值的帮助来自学校和具有过滤功能的网络技术支持。在教育子女方面，中国家长倾向于信任学校并愿意接受来自学校专业人士的指导。因此，学校是鼓励和指导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不可忽略的平台。另外，目前社交网络的安全设置无法完全阻止犯罪分子寻找未成年受害者。如果不及时举报，色情信息、诈骗信息等可以在社交网络上任意传播，因此，具有过滤功能的技术软件可以帮助家长直接减少儿童在社交网络上接觸不良信息。

六、研究结果对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尽管父母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时面临的潜在风险有较高的意识，但监督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程度相对较低。考虑到家长对外界帮助的强烈需求，有必要由决策者和教育者采取措施帮助家长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社交网络。

1.制定指导文件指导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

如今这一代未成年人实际上是第一批从小使用网络的用户，而部分家长接触互联网较少，对社交网络环境不熟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识参与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政府和相关组织有必要制定系统的指导文件，使父母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低、风险意识弱的家长，认识到他们在保护子女安全使用网络方面的责任，了解复杂的电子设备以及学习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的正确方式。此类文件也应是教师、社会工作者指导家长参与子女网络社交行为的依据。在此方面，西方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些成熟的指导文件，我国可以予以借鉴。例如，McAfee公司为使家长掌握社交网络的相关知识提供了5节课程，详细阐述了社交网络的类型、吸引力以及儿童使用时会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会面临的网络犯罪，及其运作方式、表现形式和影响等。此外，该组织还向家长传授了一些表明孩子可能是各种网络犯罪受害者的不同信号，以及家长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步骤[27]。目前，国内网络上也有由网络编辑和网友撰写的相关指导与建议，但相比之下，这些指导的内容较随意，缺乏组织性和全面性，使用性不高。

2.学校开展活动指导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

在父母的积极参与下，学校开展各种指导活动，指导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是有必要的。Berkowitz等确定了3种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方式：第一种是将家长视为信息接收者，即通过网站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家长提供教育信息与公告。这种单向依赖网络技术进行信息传递的方式是最常见最方便的，但往往无法保证有效的沟通;第二种是家长作为客户接受学校教育。典型的方式是为父母提供有关教育子女的培训或讨论活动。在指导家长正确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方面，除了由教职工提供培训和指导活动外，学校还可以与公安、检察院等机构联合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与家长讨论真实的案例来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和监管能力;第三种是父母作为学校的伙伴参与子女教育。这要求家长超越学校建筑的界限，加入学校活动成为提供孩子教育的“家庭教师”，这种参与方式相对罕见但效果较好[28]。学校应鼓励家长在使用社交网络方面为孩子做好正面示范，管控好上网时间，以身作则保存好上网账号与密码，将个人资料设置为私密，谨慎与陌生人私自见面等。以上3种方式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用于学校的指导活动中。

3.普及针对社交网站的过滤、阻止和监督类安全软件

虽然部分家长认为具有过滤不良信息功能的网络技术可以帮助家长管理儿童使用社交网络，但本调查的第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通过网络监控和过滤软件来管理孩子网上社交行为这一方法的使用率最低。这一现象发生的可能原因在于，过滤软件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不高，市场上也没有专门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站的安全软件。该类软件理想中应具备屏蔽情色信息，阻止敏感行为，阻止可疑人员添加，保护密码，控制使用时间等多种功能。另外，家长监督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站的软件也应被普及。此类软件应具备监控儿童活动，记录即时信息、图片和视频发布，报告性骚扰和网络欺凌的当前威胁级别以及实时定位等功能。

4.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部分行为

几位家长提出需要通过年龄限制或家长授权机制限制未成年人注册社交网络。很多国外主流社交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都已经实行了注册年龄限制，但在现实中，大量儿童通过报错年龄等方式注册账号。另外，社交网络也有其优势，如帮助学生参加非营利性慈善活动，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等。因此，完全阻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不现实，也不明智。在难以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限制未成年人在社交网络上的部分行为可以使保证未成年人用网安全和享受社交网络优势之间得到平衡。例如，英国社交平台Fanlala允许13岁以上儿童在家长通过电话、信用卡或传真核实身份后注册账户，家长在此平台上可以控制孩子发布的帖子，与他人的聊天活动和好友请求[29]。YouTube要求13～18岁的孩子可以在家长允许的情况下注册账户，网站上的内容实行18岁以上可观看的年龄[30]。社交平台的设计往往以吸引用户来赚取利润为核心，缺乏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考量。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产品时，不应与成人共享同样的内容和服务。

對于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由于家长自身文化等客观因素限制，开展鼓励监护人参与和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产品的各项行动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鉴于此类行动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国情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措施，并集结多方力量进行各种有益尝试。同时，研究人员应意识到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时面临的潜在危险，并对外界保护和干预措施做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为管理和决策者提供丰富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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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