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刚

当我返回纽约，DEccA唱片公司的负责人麦克埃文（Terry McEwen）告诉我，N女士已经接连给他发来好几封信函并拨打电话，请求麦克埃文将她引荐给我。

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N女士，她登上了我乘坐的从纽约前往维也纳的班机。我心里不再怀疑——就是这个女人送来的玫瑰花！离开维也纳，我必须继续前往斯德哥尔摩，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登台献唱。N女土又出现在我的飞机上！她甚至设法弄到了与我相邻的座位。在交谈中，她告诉我：她是个纽约的摄影模特，还出演过一部电视剧：未来的几周是她的假期，N女士计划在欧洲兜兜转转：作为歌剧爱好者，她希望成为一名歌手：她也将入住斯德哥尔摩大饭店。后来，我听说N女士出席了在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庆典。凭借着她的天生丽质——以及与我的相识——她获准参加了这项活动。

某天，我突然接到斯德哥尔摩大饭店经理的电话。他在一位客人那里遇到了麻烦。他说，有一位N女士，想用空头支票付账。那位女士向他保证，尼尔森会为她买单。饭店经理想确认一下这件事。我告诉他，我与这位年轻女士毫无瓜葛，她应该用另外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

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庆典的合同结束后，我直接前往慕尼黑，在那里我将出演瓦格纳《指环》的新制作。N女士此时已经在慕尼黑的四季酒店安顿好了自己。我到达的第二天，就在酒店门前遇到了她。我利用这个机会严词劝告她应该明智一些，返回纽约去工作。她说，她无心对我进行骚扰，只希望成为我的朋友。我告诉她，我习惯于自主选择朋友，而她绝对不合适。毫无疑问，我恳求她放开我。这次“对抗”之后，我们彼此再也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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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以为我的严词拒绝会让她灰心丧气。事实上，9年来她一直尾随着我。

她设法与我同住一家酒店。这个人很有手段，不知为何，总能搞定我的隔壁房间。我觉得自己好像被跟踪了。我的伴奏者，非常了不起的约翰乌斯特曼（John Wustman），曾经与她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但N女士一脸无辜，声称实际上是尼尔森在跟踪她l

N女士尾随我周游列国期间，经常由不同的年轻男子陪同。她端坐在剧院前排，身穿黑衣，行为举止有种可怕的虔诚，但同时又非常好笑令人鄙视。我不想赋予她制造公开丑闻的欲望，因为这可能会助她达成登上小报以及八卦专栏的目的。我对自己的痛苦保持缄默，只管登台演唱。

一到酒店，我就把自己不寻常的状况告诉酒店经理，但只有一次，我成功地让N女士下榻在与我不同的楼层。男人们对她的魅力总是趋之若鹜。她真的认定，是我疯了，而不是她。当时她大约23岁或24岁，与玛丽莲梦露有些相像，拥有完美的身材，能把酒店的员工玩弄于股掌之间。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N女士打赢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获得了20万美元的赔偿金。她是个模特，曾经与一头活狮子一起坐在通用汽车的引擎盖上。狮子很粗鲁地咬了她的大腿。由于这次意外伤害，她获得了一大笔钱。

从此，N女士开启了奢华生活模式。她装扮成贵宾，而且一定要预订飞机上我最喜欢的座位一一第一排的左边。她拥有昂贵的皮草外衣，身上穿一件，胳膊上搭一件。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的男性在身旁“护花”。摄影师为她拍照，供报馆使用。她接受采访，明确表示，自己多次长途旅行，就是为了尼尔森——她最喜欢的歌手。

我开始注意到，我放在酒店房间的东西，比如照片、服装甚至内衣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因为有次丢失了几件贵重珠宝，我找到警察局。对于警方提出的，谁有可能闯入我房间这个问题，我给予了明确回答。但他们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没有证据，仅凭怀疑，警方无法搜查另一位宾馆客人的房间。

然而，在芝加哥，在好友的帮助下，我说服了一名警官去搜查N女士的房間。但是所有的抽屉和口袋都没有找到线索。桌子上有一封没有写完的给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G，1911～1995，美国女演员，曾获奥斯卡奖）的信。信中写道，她正在与自己的偶像一起旅行。说得真好哇！警官发现这位女士的衣柜非常奇特，里面大部分都是非常性感的睡衣。

后来，我弄明白了N女士是怎样进入我房间的。美国酒店前台桌子的后面，每个房间的钥匙都放在邮箱中。N女士可以很方便地索要我房间的钥匙，比如说，我的房间号是427，如果前台接待员碰巧质疑她，她可以说：“噢，对不起，我说的当然是426房间。”426是她的房间。她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钥匙，因为大多数美国酒店客人都随身携带钥匙。这可能是她执意要租下我隔壁房间的缘故。她知道我习惯在演出前提前离开旅馆。然后，她就可以自由进入我的房间。在那里，她可以查看我的预约、未来的演出合同以及旅行计划。好像她活着就是为了监视我。N女士真的应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候选人。

在芝加哥，我被安排到一个没有相邻房间的套房。当我在歌剧院工作的时候，我还雇了一名私家侦探来监视自己的房间。但这次警方行动的结果，仅仅是在我的卧房里搜到了许多臭烘烘的烟头。很显然，侦探曾在这里舒舒服服地看着电视。

我住在15楼，晚上懒得拉上窗帘，没有人能看到我的房间。不幸的是，我没注意到窗外有个带小平台的消防楼梯。一天晚上，有人轻拍我的窗户，我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N女士护卫中的一个。他很着急的样子，试图打开窗户，但没有成功。他解释说，他想出去透透气，消防楼梯的门在他身后被反锁上了。我马上给酒店保安打电话。保安赶到，让他进来。庭审没有给我带来成功的结果。警察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这是个比较快捷的解决办法。

N女士成功地让她的同伙对我进行监视。看到侦探被其烟雾所迷惑，他们一定在哈哈笑！有时我觉得非常无助，认为自己有可能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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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我和伯蒂尔前往澳大利亚旅行，感到非常开心。对我来说，摆脱长期的跟踪者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不担心N女士会跑到澳大利亚这么远的地方去，虽然这种跟踪已经持续了5年。然而，自从1968年12月，在慕尼黑酒店前的街道上与N女士相遇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们在珀斯机场最先看到的，是一架从夏威夷飞来的班机。行李领取处遇到的第一批旅客中有一位是——没错，的的确确就是N女士！我当时的反应难以形容，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打道回府。她在机场受到一位绅士的迎接。接着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家酒店到另一家酒店，展开了同样的追逐。有时候，我们会改变预定的行程，但这无济于事。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再次踅进我们的宾馆。

这次澳大利亚的旅行中，我计划与我的伴奏者杰弗里帕森斯（Geoffrey Parsons）举行演唱会，还有几场与乐队合作的音乐会。纽约爱乐乐团正在澳大利亚进行巡演，埃里克莱因斯多夫（ErichLeinsdorf，1912～1993，奥地利裔美国指挥家）担任指挥。一位年轻的美国指挥家登台指挥了其中的几场，替代身体不适的莱因斯多夫。管弦乐队长期巡演时，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在墨尔本，爱乐乐团举行了告别晚宴，我和伯蒂尔接到邀请，还有墨尔本的市长以及其他贵宾。

N女士成功地俘获了那位颇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并陪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聚会中。我们入场时，她和他站在迎宾队列中。我和伯蒂尔随即转身返回旅馆。这种情况有悖常理，但记者们并没有注意到。

我们计划在前往墨西哥的途中游览斐济群岛。在悉尼，因为机场发生了罢工，我们很晚才抵达目的地。在平静的小岛上，我们度过了短暂却很愉快的放松时光。

在斐济的酒店里，我经常被很快挂断的电话打搅，接听时只能听到对方轻轻的呼吸声。我很生气，但没多想，总以为是总机的话务员拨号出现了问题。

我们在斐济的第一天，晚饭之后，酒店里表演起当地的舞蹈。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对年轻伴侣，他们拥抱在一起。女孩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我瞥了一眼，结果愣了一下而后恍然大悟一一是的！那就是N女士！我轻轻推了推伯蒂尔，问他是否认得对面的那个女孩。伯蒂尔一贯嘲笑我，说我用N女士的事情自寻烦恼。但当他看到那真是N女士的时候，他的嘲笑停止了，也感到心烦意乱。因为伯蒂尔不能陪伴我所有的客座演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打理），过去他将这种对我的跟踪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没有意识到我正在经历什么。

离开斐济群岛的旅程中，N女士坐在我喜欢的座位上，第一排，左边。她像希巴女王那样被周围的男人以及乘务员服侍着。在纽约音乐会之前，我有一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们计划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过。现在我们预感到原先预订的公主酒店不可能风平浪静。于是，我们在一家更低调的酒店预订了住宿，并以伯蒂洛夫妇的身份登记人住。我向纽约的代理人通报了我的新名字和住址。这是我的记忆中，第一次成功地摆脱掉N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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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开始在N女士身上留下了印记。她的衣着变得越来越难看，护花使者的年龄和腰围也都开始有些偏大。她的20万美元赔偿金好像快要花光了。

我在美国的演出不再频繁。从1975年到1977年，由于种种原因，我根本不去美国。N女士仅有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在我斯德哥尔摩《没有影子的女人》演出期间），她成功地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和拍照。我还经常注意到她出现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池座的第一排，但在萨克酒店，我隔壁的普通房间却空无一人。

过了这么多年——确切地说是9年，我们彼此间没说过一句话，突然她开始用信件和大量自己的照片对我狂轰滥炸。她的信变得越来越悲凉，上面懊悔地写道，她试图成为我的朋友是个错误。她声称自己已经厌倦了生活，唯一的渴望是了此一生。N女士显然很不快乐。

1977年维也纳音乐节期间，她又坐到了第一排。我的演出，中间只有两天的间隔，先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然后是《埃莱克特拉》。当我们演完《特里斯坦》返回宾馆的时候，门卫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上面有N女士的笔迹。伯蒂尔建议我明天再读这封信，因为他担心会发生一些打扰我睡眠的事情。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当我第二天早上读到这封信时，我吓坏了。如果信上说得是真的，那前一晚她就自杀了。

这是一封语气夸张的告别信，她在信中向我保证，我不必认为我与她决定自杀有任何关系。但如果我有勇气来到她身边与她道别，那样，她就可以安详地离去：“第一排12号的位置明天将会空下来。伊索尔德的死意昧着‘我们同归于尽！（Tod！Todunsbeiden！）”

她以《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里的这句台词，结束了她的告别信。厚厚的信封里，还有一份她遗书的副本，上面有她的签名并且还做了公证。几个美国人将继承她的财产。但是，当我读到遗嘱下一部分的时候，我惊恐得连头发都竖了起来：她的骨灰将撒到瑞典我家的农场里！我叫醒了伯蒂尔，他给宾馆前台打电话，告诉他们可能发生了什么。N女土的房门被反锁，宾馆工作人员不得不破门而人。人们发现她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被立即送往医院，从她的胃里取出了大量安眠药。

第二天，伯蒂尔和我需要在警察局待上好几个小时。由于维也纳人喜欢制造丑闻，警方很难相信，这场悲剧的背后，仅仅是一位病得不轻的女士的故事。或许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重要的？当警察局长看到我有多难过时，便结束了听证会。

维也纳最后一场《埃莱克特拉》结束后，我前往芬兰的萨翁林纳演出音乐会，莱夫塞格斯坦（LeifSegerstam，1944～，芬兰指挥家）担任指挥。音乐会在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教堂里举行。我寄宿在城外森林里的一间平房。这里不会再有N女士的追踪，我感觉卸掉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在信中所说“我们同归于尽”真的有点吓人，但据说，她还必须在医院里待上十天。

因为在例行的斯德哥尔摩格罗纳隆德夏季音乐会之前，我还有两天的空闲时间，我决定在萨翁林纳多住几天，以便观摩一下实力派男低音玛蒂塔维拉（Martti Talvela，1935-1989，芬兰男低音）《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的彩排。

当我晚上在老朋友、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宣传经理伯蒂尔哈格曼的陪同下回到宾馆，前台职员递给我一封从维也纳发来的信，上面说N女士再次被送进医院，人事不省。

这是最后的消息，也是“N女士故事”的最后一章。一段时间之后，纽约的朋友发来一份《纽约时报》的剪报，上面登着一位知名的摄影模特，在长岛某家宾馆被发现死亡的消息。

直到现在，这个可怕的故事还让我难以释怀。我无法解释N女士对我的痴迷。也许她非常认同我（她也想成为一名歌手），以至于真的无法将梦想与现实区分开来。N女士深受心理困扰，然而她的才华与美貌却无法让大多数人看到。

我经常扪心自问，为什么她总会在我演出的时候来到欧洲。难道这是我一直与她保持距离的惩罚吗？或者这是一种求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如何才能帮助她呢？

她的“我们同归于尽”的威胁，还有在自杀前希望我去她那里与她告别，在警察看来是强迫症的表现：她希望我用这样的方式陪伴她死去。当时曾有人劝我，在警察的保护下尽快离开维也纳。

读者们也许会认为，这个故事是虚幻的，就像一部古老的情节剧，但对我来说，它是令人惊悚的现实。

事情结束后，我充满了自责。为什么我没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相信并希望，如此明显的疏远能让她意识到，强行进入我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可能。但一位精神病医生好友说，正是我的抗拒强化并刺激了N女士的癡迷。就像伊索尔德，在无望的爱情中，她最后的想法只能是“我们同归于尽”！

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故事肯定会成为一部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