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文

一

1981年，是我当民办教师的第三年，这一年，老师工作的重点由抓教学质量变成了确保适龄儿童全额入学。

而且这是自上而下的工作重点，大红标语刷得到处都是。

但落到实处就害苦了我，我所在的小队有三个适龄儿童没有入学，经过几番工作做下来，还剩一个叫冬梅的女孩子不能入学，但就是这个冬梅成了我越不过的一道坎，无论我怎么打比方讲道理，说的话比讲几篇课文还要多，冬梅的爸妈就是不答应让孩子入学。

我原以为冬梅不入学，落到实处是他们家的事，我顶多受几顿批评而已，至少不会影响到自己正常上班，谁知我错了。

这天，我吃完饭匆匆赶到学校，刚打开备课本准备备课，校长走了进来，问我：“冬梅能入学吗？”

我如实说不能。

校长一听，冷冷地问我：“百分百的入学率，是我在公社表了态的，这个月底三级验收组就要来验收，冬梅不能入学你说怎么办？”

这个校长是顶职上来的，教学能力与管理水平连一般都说不上，但由于他是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上级主管部门就任命他为校长，于是，他对我们说话便有了一股因地位优势而滋生出的咄咄气势。

老实说，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暗地里没少抵触他，此刻，见他这般语气问我，我也没好气地说：“我就差把冬梅强行抱到学校来上课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那你就把她强行抱到学校来上课。”

“要是抱也不行呢？”

“那你就不用来上班了，我让公社调一个公办老师来。”

校长这句话是在向我展示他的能耐，甚至是把他对我的报复以非常合理的方式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