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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创新理论”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启示

2020-08-06邱新华

对外经贸 2020年7期
关键词:熊彼特创新理念企业家

邱新华

[摘 要]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总结出五大创新发展理念,对创新发展理论的产生发展做了说明,阐述了后世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推广发展,提炼“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核——创新是发展动力。结合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和现实情况,得出我国走创新发展道路关键需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及培养创新人才的结论。

[关键词]创新理念;熊彼特;企业家

[中图分类号] F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07-0106-04

The Inspiration of Schumpeter's Innovation Theory to China'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Qiu Xinhua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fi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from Schumpet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explains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ory, expounds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humpeter innovation theory" in the future, and refines the core of "Schumpeter innovation theory" - innov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power.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key to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to create a goo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Key Words: Innovation Idea; Schumpeter; Entrepreneur

科技创新带动着社会变革,它影响着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及人的思维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围绕创新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主要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使得社会各界人士日益关注已经“尘埋已久”的创新理论,并且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创新理论最早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第一版)中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是熊彼特在做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瓦尔拉的分析法是静态的,瓦尔拉的理论认为静止过程的理论构成了整个理论经济学,经济学家对历史变化知之甚少。熊彼特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瓦尔拉的在静态经济循环中的一般均衡忽视了经济的动态发展,不足以正确预言经济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各种结果,也不能解释生产上的革命以及实际发生的各种现象,存在重大缺陷(张卫东,2007)。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

(一)概念区分

在阐述熊彼特创新理论前,有必要说明“发明”、“发展”、“创新”、“经理”、“企业家”这些名词概念,这些都是“熊彼特创新理念”的重要概念。熊彼特认为: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它就起不来经济上的作用”,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才是创新。发明在前,创新在后,创新将发明的工具、方法进行组合应用,创新是发明普及化的手段。企业通常需要组合知识、能力、技能和资源才有可能将发明转化为创新(Carland,2009)。

经济增长指的是总量上的增加。和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既有量方面的增加,又有质方面的改善提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是经濟增长的升华,经济发展是经济实质性的增长。从本质上讲,经济发展是以不同方式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和土地服务,这是一种自我改变。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将发展视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创新,能实现新组合的组织即为“企业”,“企业家”在实现过程中发挥了举重若轻的作用。“企业家”是一个动态概念,不是一出生就注定是企业家,不是一直不变的,在企业家完成创新组合后不再创新,固化于现有组织安排就会转变成企业组织的“经理”。而“经理”作为一个静态概念,只是由创新组织形成后按部就班行动,但如果他能组织新的组合,那他就成为企业家。

(二)创新理论

熊彼特吸取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动态观点,承袭德国历史学派尊重实际的传统,采用新古典微观基础的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动态循环的关键因素创新: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取得或占有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供应来源。5.执行一种工业的新组合,比如造成垄断地位或打破垄断地位。经济生活中,这五种情况可称之为创新。新产品、新生产方法可归为技术创新;而新市场、新原料则主要是国际市场的开拓,是贸易创新,新组合就是组织形式的创新,如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就可视为新组织形式。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组建企业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具备一种寻找“私人王国”的梦想和意志,现代文明社会使企业主能够通过工商业成功也可获得近乎于中世纪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这样一种愿望,使得拥有资本或技术的企业家蜂拥向前。而企业家身上流淌的首创性、成功欲、冒险精神就促使企业家尝试各种不可能,以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并且企业家能从这一过程中享受创造的愉悦。这种精神(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能够承担创新的重担——打破旧的传统并创造新的传统。

是否成为企业家,就能实现万众创新、人人创造的局面呢?答案是否定的。熊彼特指出,创新存在阻力,主要是习惯的惯性。第一,固有知识,它通过教育、传承,牢固的根植于每个人心中,阻碍我们发挥想象力,坦然接受,不去更新、不去生产,只是继续传播。第二,我们熟悉了以往熟悉的事物,当出现新事物时,我们心灵上依旧偏向于旧事物,而抗拒新事物。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说明,新事物的产生总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需要人们慢慢认识,慢慢接受,新事物才能普及化。熊彼特自身的“创新理论”由默默无闻到世界瞩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初提出,在经济社会中没有引起反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科技充分迸发其创造力,方才纷纷引起人民关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第三,社会环境对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上层建筑没有给予创新足够空间,法律、制度阻碍创新发展,社会环境就对创新起作用。总之,习惯了固有的循环流转,适应固有生活方式,我们在现有模式中能迅速合理地行为,并受到固有循环流转的支配,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当面临超出例行事物时,由于缺乏指导,许多人不能前进一步,社会就止步于此。企业家要创新,就要打破固有习惯。

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发展

(一)熊彼特自身对创新理论的完善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之后,其后又写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书,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创新理论,构建了系统的创新理论框架。

《经济周期》中,熊彼特融合现有经济周期分析,在创新理论框架下提出了经济周期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两阶段模式:繁荣和衰退。创新打破经济原有均衡,并激起脱离原有均衡的地带,接着引发更多创新出现使偏离均衡的移动加强,这就构成了繁荣。繁荣会促使物价和利率上涨,创新速率放慢,经济衰退一直到达另一均衡为止。第二种模式中,经济发展周期性历经“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创新在经济发展四个阶段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一阶段,创新引起厂房扩建、机械设备扩增、投资增加,市场上消费品增多,消费者增加消费。产品市场和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景象,创新为生产者带来利润,生产者为进一步积累财富继续扩大生产,此阶段仅是信用扩张,不包含创新,企业家的过于乐观导致决策失误,经济慢慢衰退,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决策失误往往是投资过多,导致生产过剩,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经济生活进入萧条阶段。经济萧条,工人失业,工厂减产,企业为缩减用工成本,进行创新,经济慢慢复苏进入第四阶段。第三种模式是把经济周期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即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基钦周期”通常经历40个月,称为短周期。熊彼特认为基钦周期不是由创新引起的,只是经济体内部的一种本能反应(施建生,2006)。“朱格拉周期”长约9—11年之久,是现今普遍认为的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长周期,长达55年,这一周期是由创新引起的,在这周期内,众多创新交替,新兴产业取代旧产业,推动社会发展。

熊彼特在他晚期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提出了“创造性毁灭”思想:创新会使资本主义制度日臻完善,随着垄断发展企业形成一个巨无霸企业,国家变成企业国家,企业管理由研究团队取代,经济运作执行已有的指令即可,企业家精神慢慢丧失,企业家职能弱化,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创新使资本主义强盛后走向自我毁灭。

(二)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理论的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创造性毁灭思想,但其割裂了创新和发明的关系,定义企业家是“实现新组合”而非“发现新组合”。强调垄断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由其雄厚的资金和充足的人才对技术进行研发,忽视了广大中小企业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新兴创新企业。

20世纪80年代,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继承的基础上,演化出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从不同的学术传统出发相继发展了熊彼特的内生经济变迁理论,弥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没有将创新具体在经济发展过程内生化的缺陷,使熊彼特的基本思想以现代的形式复活。演化新熊彼特主义(简称N-W)以尼克森(Nelson)和温特(Wint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基于演化经济学观点,引入生物学“自然选择”概念,通过大量应用模仿者方程体现经济的动态变迁,注重对经济的异质性和动态结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以阿吉翁(Aghion)和豪威特(Howitt)为代表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派(简称A-H)基于新古典均衡分析的模型范式,通过垂直质量改进内生化技术变迁,在熊彼特经济创新的动态发展中求解市場主体采取最优行为之后的均衡过程。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具有严格假设的一般均衡分析假设条件不符经济实际,阻碍政策制定。演化熊彼特主义对异质性、知识的性质以及时间的不可逆的强调,可以提供比新古典熊彼特主义更符合经济发展实际的政策意义。

诺斯(Douglass C.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研究生产费用、产权等问题,分析经济周期中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进行技术创新需要有创新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的营造就在于制度。建立一个可以让人们持续创新的机制,可以降低社会成本,明晰产权。

内生增长模型是由卢卡斯(Robert Lucas)和罗默(Paul M.Rom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知识和才能作为最具有异质性和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倡导国家进行创新需要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提高人的知识能力,创新内生为知识技术的创造。

国家技术创新系统最初由从事技术创新的行业者提出,经济学上可以追溯到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弗里曼和美国学者纳尔逊。弗里曼研究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通过应用的改造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分析了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美国学者纳尔逊结合美国科技发展分析了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王蕾、曹希敬,2012)。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强调技术流动和相互作用。后期发展的国家创新系统,目前学术上对它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学派的进步完善还是属于另外学派的争论,本文不做讨论。但国家创新系统相较于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引入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扩大教育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国家机构间相互协作形成网络推动技术创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述这些理论都是在关注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汲取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后,实证考察而提出的。它们丰富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即只关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因素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将创新引入经济增长中,促进理论创新理论的发展。

三、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启示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創新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各国纷纷基于国内发展情况制定创新战略。我国于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应和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转轨期趋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通过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后续涌现的众多创新发展的梳理,本文认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首先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大力培养创新人才。

(一)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创新主体所在空间中各种要素之间形成的良好关系,包括强有力的政策体系、健全的体系和强烈的文化氛围等。良好的创新环境对创新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新制度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都指出了社会环境对创新的影响,从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也看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构建良好创新环境,需要从政策机制、文化氛围几方面着手。一是需要由上到下给予创新足够重视,形成创新意识。要创新发展,需要意识先行。政府层面,中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创新已形成共识,指出理论创新需要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部分地方在创新驱动战略下兴起了发展优势产业、打造自身创新特色工业,但仍存在唯政绩论,短视行为,坚持传统发展模式,导致资源浪费,忽视经济长远发展。因此地方官员需要转变观念,深入理解创新的作用,把创新放在政策决策的突出位置。企业方面,有必要加强企业家精神培养,树立长远眼光。二是需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崇尚创新、尊重创新人才、激励创新行为的氛围,来构建良好的创新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吸引的作用,邱成利(2002)认为良好创新环境有利于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增长。三是要构建专利产权保护制度。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且最重要的创新在于新技术的应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将一项新技术进行推广才能发挥它强大的生命力,而我国的专利转化率到2016年低于10%。究其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专利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产权不明,技术得不到保护。而产权明晰,专利保护制度完善,保护每个人的创新成果,可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激励人创新的动力。

(二)培养创新人才

人是创新的执行者,其他都可视为是通往创新的媒介。同时,虽然我国目前受过大学教育人口大约达1.9亿,数量庞大,但是受大学扩招、高等教育与实践发展需要脱节及教学方式滞后性等原因,人才培养方式存在偏差,没有利用教育塑造人的创新思维和意识。造成我国目前的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缺乏,大力培养创新人才就势在必行。首先需要培养学生从小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激发个人最大潜能。其次,加大大学教育研发费用,设立各种用于调研、创新的资助基金,奖励学生的创新发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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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著),杜贞旭,郑丽萍,刘昱岗(译).经济发展理论——财富创新的秘密[M].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2009.

[3]施建生.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M].中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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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邱成利.创新环境及其对新产业的作用机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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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oseph A. Schumpeter,Essay,Transaction Press,198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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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彤彤 蓝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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