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经济学缺乏现实主义，其关于人类行为的“模型”最像讽刺漫画，而最不像是对真实事物的模仿。在我最近的著作《经济学有什么问题？》中，我认为在试图建立普遍规律时，经济学家会故意忽略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Thorstein Veblen很好地捕捉了这种盲目性。Veblen在1908年的一篇文章中，想象着经济学家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解释“一群阿留申群岛人在海草和激浪中游荡，用耙子和神奇的咒语捕获贝类”。

在18世纪，经济学的实践者决定，将他們的研究与所谓的“硬性”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相对应，而抵制像历史那样的“人文”科学。他们的志向是构建社会的“物理学”，使社会结构与自然结构一样受不变定律的约束。因此，解释行星绕太阳轨道的重力定律，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规律—能够确保市场平衡的自利定律。

经济学的权威，是基于其推理的精确性和对度量的重视—不能定量的东西只能是见解，而不是知识。科学家不断发现新冠疾病的原因和感染进程的尝试，正是基于这种方法。

我仍然认为，经济学脱离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时的严重缺陷。但是，我现在看到了这种“文化中立”的可取之处，因为它在当前的震撼了非科学知识分子，而新闻工作者热衷于自以为是地谈论的文化大战中，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安全空间”。

当前文化战争爆发的威力，部分反映了缺乏替代新闻：媒体不能仅靠报道大流疫而生存，可惜经济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的正常开展都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