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湘学，王学槐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宋(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有“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7之美誉。最为明显的是，北宋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市井文化的迅速兴起。北宋末年的京城汴梁，已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城市。张择端(1085—1145年)的现实主义绘画《清明上河图》以“清明上河”这一传统风俗节日活动为主题，生动、细致、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京城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市井和热闹景象。它既是北宋城市经济繁荣的真实历史写照，也是当时市井文化的艺术形态写真。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清明上河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相关论著就达两千多篇(部)，形成了一股“清明上河学”热。[2]209在众多的研究中，涉及画卷中的人物、门楼、虹桥、门店、招牌、商品、城墙、船只等内容的成果丰硕，而关于图中的家具研究却少之又少。不能忽视的是，虽然图中家具的大小只能用毫米丈量，但是汴京城里人们很多的行为习惯都体现在这些并不起眼的家具及其形制上。所以，对《清明上河图》中的家具形制进行研究，是了解古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线索，也是探究北宋市井文化迅速兴起原因的一把钥匙。

一、描绘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一)北宋京城的繁荣与市井文化的兴起

市井是古代用语，原指城市中商肆集中的地方，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就有“处商必就市井”[3]121之说。市井文化就是产生于市井之中的一种生活文化，这种文化包含的范围比较广阔，包含城市中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因此，市井文化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它往往依赖于商业的繁荣和市民的增加。从先秦开始，市井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虽然后来汉唐的城市规模发展迅速，但严格的坊市制度阻隔了城市居民的人际交往和自由交流。而北宋的统治者采取宽松的“落户政策”和开放式的城市管理模式，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市场临街而设，加上北宋是在新地汴梁建都，水路通航直达城内，原来坊与市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这些条件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商之风盛行，京城汴梁迅速成为北宋最大的城市，人口达百万之众，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市井文化的兴起。“两宋城市建置中坊市制度的崩溃， 使古老的中国终于开启了市民的大门， 一个新的阶层凭借自身的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4]109

(二)市肆画与《清明上河图》

在市井文化影响下，北宋绘画领域出现了许多描绘城市生活的商肆画作品，如《七夕夜市图》(燕文贵)、《角抵戏场图》(高元亨)和《夷门市廛图》(佚名)等。[2]40特别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北宋末年京城汴梁全景式的历史缩影。该画有着明显的市民化审美倾向，表达出强烈的城市人文情感，是古代市民意识觉醒的图像见证。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里，详实地描绘了当时京城内外的社会百态和热闹非凡的商业景象。汴河两岸各种各样的作坊、店铺林立，如酒肆、茶馆、餐馆、肉铺、药铺、点心铺、杂货铺、客栈、香铺等，加上沿路摆设和占道经营的各式摊点，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仕、农、工、商、僧、道等各行各业的人及男女老幼，穿梭于城门内外的大街小巷以及虹桥上下，全画刻画出赶集、逛街、购物、叫卖、茶饮、喝酒、聚餐、攀谈、闲聊、挑担、推舟、驾车、推车、拉车、争斗、围观、抬轿、骑马、算命、行乞、施舍等情节，还有演戏、杂耍、说书、斗唱、散乐等文艺活动，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些以日常商业活动为主线，往来于北宋京城的人和发生在大街小巷的事，构成了市井文化的真实生态空间。如果没有画家对市井生活的细微观察、亲身体验以及高度理解，就绝不可能创作出如此精妙绝伦的传世之作。耐人寻味的是，画中人物垂足而坐的行为习惯以及家具的形制已与之前朝代有了明显变化。我们通过图像研究发现，高型家具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清明上河图》中的家具形制及其市井文化特征

《清明上河图》全画中共有大大小小大概三百余件家具，而且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高型家具。这些高型家具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这表明北宋人们的起居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高型家具沿街摆放在室外，使街道与店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商业行为中融洽的主客关系，也是当时汴京商业气息浓厚与经商之风盛行的形象体现。图中出现的大量桌凳家具组合，主要集中在商肆最为繁华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大部分都是简单实用、平淡素雅的风格，显得格外“入世”与平易近人，这充分证明北宋末年“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已经风行。可以说，正是高型家具的普及和发展，促进了北宋市井文化的繁荣。

(一)“平实”的审美追求与家具形制

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北宋文人追求“平淡”，这种审美情趣逐渐成为引领时代文化的主旋律。[5]北宋的人们追求平淡素雅之风，影响至远。包括家具在内，北宋的瓷器、书法、诗词、绘画等文学艺术全都呈现出简约、大方之美，满满都是细嚼生活的味道。这种不追求奢华的审美情怀，不仅源于理学思想，还受到商业带来的平等观念的影响。从北宋开始，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直接入仕为官的现象已非常普遍，唐代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被彻底打破。像《水浒传》里高俅这样的市井之徒也能被皇帝重用，虽然这样的情节只是小说的杜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北宋选官制度的情况。这些来自底层的人做官后，会把一些质朴的市井习俗带到上流社会，从而影响士林文化。“民间简朴淳厚的生活观念和艺术趣味，儒释道思想的合流，使一种清新雅洁、宁静恬适的审美思想在他们中间逐渐成熟，并对一向崇尚丰腴繁丽的上层宫廷与贵族的审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6]182

在北宋人推崇简朴的审美文化氛围下，北宋时期高型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也必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一是追求平淡，删繁就简，返璞归真。这点与现代极简主义美学主张不谋而合，可见宋人的艺术品位不低。这一时期的家具形制都极为精简，人们删减了家具造型中多余的装饰。虽然《清明上河图》中的家具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但一点儿也不突兀，可能这就是当时家具形制及其风格归于平淡的最好佐证。即使是权贵富贾使用的椅类家具，也无花纹靠背、花纹牙头和花纹搭脑等复杂装饰。从画家对其他物件细节刻画的精细程度看，这应该不是有意省略的，而是对家具的真实描绘。二是追求高足，利于垂足和伏案。与之前时代相比，北宋的家具较高，这主要是基于实用功能的改进。这时的高型家具已经采用建筑中的大梁式结构，这使得家具在变高的同时，其牢固性与稳定性也有所提升。我们对《清明上河图》中的家具高度与人物身长进行对比后发现，它们的高度和现代家具一致，椅凳的高度基本齐膝，而桌案的高度一般齐腰，这使得人们在使用时会感觉更加舒适和方便，符合现代人体工程学的原理，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的行为效能。可想而知，抬高后的家具也为读书人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图1)，书写、绘画和读书习惯也随之改变。[7]36北宋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图1 “久住王员外家”的书房

(二)极具象征意义的椅类家具

《清明上河图》中只有极少量的椅类家具，它们主要出现在几个大牌店铺内，具有显示身份地位和招揽大牌客户的作用。这些椅类家具形制内敛，不事雕琢，给人质朴淡雅之感。但制作难度高，用料讲究，椅形及靠背曲面的设计工艺比较复杂，当时人们还无法大量制造和使用。图中共有四把交椅，分别是城门楼下税务所内税官坐的交椅、“久住王员外家”二楼书房里的圈背交椅、“赵太丞家”药铺大厅中央放置的交椅和西侧邻居官宅内院中的圈背交椅。图中的交椅分为两种形制，一种是搭脑扶手外卷与圈背相连的Ω形交椅，另一种是扶手出头曲搭脑的直背交椅(图2)。不过所有交椅的椅身及其出头都是曲面设计，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衣服，而且符合北宋文人“尚韵”的气质。酒家、茶楼、店铺中也出现了少量不同形制的椅类家具，如灯挂椅、靠背椅、双人座椅。值得注意的是，“刘家上色沉檀栋香铺”的入口处有一把双座灯挂椅，椅腿上端有牙头，椅身出头直搭脑，坐板是由四个抹头和面心镶嵌而成。这种双人座形制的椅子在北宋以前从未出现过，而且当时的沉香价格不菲，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是高档消费场所。还有，汴河上的四条大客船舱内都出现了靠背椅。北宋京城漕运发达，汴河直通东西南北，水上旅游业也随之兴起。另外，驿站门口东侧的算命摊位上有一把直出头背靠椅，一位道士端坐其上，正在给桌台旁的坐客罗盘占卜。而且，在附近餐馆的屋檐下另一位道士席坐在地，被众人围得水泄不通，算命生意火爆得很。与之相对的是，右边不远处的庙宇却门庭冷落，只有一个和尚。这种景象的对比，成为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图像见证。道教在北宋末年受到民众的热捧，就连当时的当权者宋徽宗也深受其影响，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8]43这些都说明，椅类家具在上流社会中颇受“赏识”，同时它们也是权力、财富和信仰的象征。正是由于椅类家具的特殊象征性，后来市井中才有“头把交椅”的说法。

图2 “赵太丞家”药铺内的交椅

(三)简单实用的条凳类家具

在当时椅类家具还无法普及的背景下，凳子在人们“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尤以条凳最为常见，条凳用途很广，后来成为市井间“板凳”文化兴起的重要根源。《清明上河图》中数量最为庞大的高型家具就是大小、长短、高矮不同的凳类家具，它们遍布在人流出现的各个角落。画中绝大多数条凳形制简单，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便于制作和使用。画卷右侧最偏远的农舍，也就是卷轴画打开后映入眼帘的第一户人家，其茅棚下有三张石块垒砌的石条凳和一张木条凳。这张木凳面上有两个明显的接腿榫眼，腿间有一根横枨相连，用材厚实，做工非常粗糙。这些说明穷人的家具工艺不会太讲究，只要能“垂足而坐”就行。而形制最为考究的条凳只出现在城内的两个地方——“赵太丞家”药铺内和“刘家上色沉檀栋香铺”上方的店家旁，这些凳面是由四个抹头和面心板镶嵌而成的攒框板，这种榫卯工艺在当时定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而最不讲究的条凳则是护城河桥头拐角处临时摊点上摆放的一张又长又大的条凳，做工粗糙，凳腿横枨和凳面的榫眼都明显出头，而且出头的距离都不一样，非常容易剐蹭到顾客和行人，很有可能是摊主为省钱而自己制作的(图3)。可以这样说，距离城中心越近，板材用料越薄，反之越厚。板面也有攒板和整板的不同，榫眼也有平突之分，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不同阶层带来的家具文化的变化。还有一些工匠喜欢把条凳当职业用具使用，也是条凳多功能用途的具体体现。如修车铺里的条凳，一个木工正在上面使劲刨木方。这张条凳较矮，而凳面较宽，适合作为木工操作平台。还有城墙下理发剃须的摊点上，一个剃头匠跨坐在条凳上正在给坐在中间的顾客刮胡须。这张条凳有着粗壮的圆腿，显得十分耐用。条凳的用处远不止这些，有的沿街沿路摆放的货摊是由在两个条凳间铺上台板而制成，这成为市井间小商小贩常用的手段。

图3 城门外路边摊点的条凳

(四)“高”的桌类家具与椅凳组合

从北宋开始，桌子多以木材制成，“卓”的字形也演变为“桌”。[9]49随着木制桌类家具的不断普及，“桌”逐渐代替了台、几、案等承具的称呼。不过在古代正式用语和比较讲究场合，人们还是使用“案”，如只有“拍案而起”“伏案疾书”的成语，而没有“拍桌”和“伏桌”的说法。《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大量的“高足”方形桌具，遍布在各种消费场所。这些桌子与北宋以前出现的桌案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桌腿加长，桌面明显抬高。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桌型沿用案的形式，桌腿的位置内缩，桌腿和桌头四角平齐的不多见，而且桌面大都是整块结构，攒板拼合的不多见，这说明北宋桌类高型家具形制还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成熟的造型。图中也出现了形制特殊的桌案类家具。如“孙羊正店”西角的肉铺内切肉用的案台式高桌(图4)，桌板厚而弯曲，侧面有六颗明显的固定钉，设计得非常科学。厚实的台板与粗大的凳腿和横枨连在一起，似乎可以承受千钧之力。还有汴河虹桥上有一件小巧的圆形交桌，台面不仅周围有圈型凸起，而且可以和交椅一样折叠，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北宋是中国古代创造发明的黄金时期，如布衣出身的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些看似“私人定制”的家具，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市井文化的缩影。

图4 “孙羊正店”西角肉铺的案桌

《清明上河图》中有大量的桌凳组合，使用场所主要是茶舍、酒家和餐馆。这说明在北宋末年，围桌的饮食习惯受到社会大众的热捧，以品茶、饮酒、聚餐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在市井中盛行。图中大部分门店商铺都是以饮食生意为主，特别是河岸和码头附近，开设了很多茶馆、酒肆和餐饮店，里面使用的桌凳组合非常简单，应该是为了服务船工、纤夫和搬运工这些底层人群，位置较偏僻。码头地段最好的“江景房”则是被一些上档次的饮食店所占有，里面摆放的家具不俗。汴河北岸最大的码头东侧的屋内有多套攒板结构的高端桌凳组合，估计是专为船上的富人提供的。画面中桌椅组合非常少见，更能彰显拥有者的身份与地位。成套组合的桌椅只出现在图中的四处地方，即“久住王员外家”的楼上书房、城门内的税所大厅、驿站外的占卜摊点和汴河北岸码头西侧河岸边上的茶馆(图4)。河岸边上茶馆内的桌椅组合方式非常有意思，用餐的桌凳摆在中间，而靠椅和几桌摆放在房间的四周，几桌和背靠椅并排贴紧，茶客的肘臂可顺势斜靠在上面，好不惬意。有趣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只要是坐在桌旁，或者是站在类似具有桌子功能的扶手旁，基本上都是扶、靠、倚、伏于其上，各种姿态，极其自然，这充分说明桌凳组合不仅可以很好地减轻身体的负荷，还能形象地展现当时京城百姓的市井百态。

三、中国传统家具形制的变化与古代起居生活方式的变迁

(一)北宋之前的家具形制与生活方式

家具是人类日常起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家具形制则承载着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变迁。早在青铜时代，殷商时期类似桌案的“铜俎”和西周时期承放酒器的“铜禁”开始具有古代家具的雏形[10]134；春秋战国时期，榫卯结构的木质几、案已经产生；至秦汉、三国时期，家具类型已经发展到筵、席、床、榻、几、案、俎、箱、柜、屏、架等种类较为齐全的家具形态。至此，底矮家具形制已成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的胡床(交椅)，天竺国的绳床(扶手靠背椅)、方凳等高坐型家具开始大量传进中原。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凳、墩、椅以及高足的床、榻、屏、桌逐渐成为上流社会人士追逐的生活时尚。

人们的起居生活方式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变迁，是我国古代传统家具形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早期的家具形制上，由于长期“席地而坐”的生活起居习惯，床、榻、几、案、俎等坐卧类家具较矮。我们从汉代的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中可以推断，当时的生活起居方式依然是“席地而坐”，但是床、榻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这些家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时人们的生活起居基本上是以床为中心，床不仅可以用于休憩、睡觉，而且可以用于用餐、会友、办公和议事等。东汉末年，一种名为“胡床”的高坐形制家具从西域传入，形状和功能类似于后来的交椅，因其可以折叠，所以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大大扩充了起居生活的范围。由于“胡床”的冲击，中原地区传统的起居方式发生了变化，自古以来的“席地而坐”传统自此被打破，垂足坐姿开始出现。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新文化的不断输入，高坐的椅、凳大量传入中国，与原来低矮的几、案、桌等家具已经不能很好地搭配使用，因此传统桌具不得不进行改良，新的高型家具应运而生。特别是唐代，高型家具种类与前代相比有了明显增加，使用范围也在扩大。但高型家具的组合和使用仍处于发展阶段，即使到了五代，以床为中心的起居生活习惯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103窟的《维摩诘经变图》详细描绘了卧榻、围屏、帷帐和供案等四件家具，其造型特点和组合方式是此时典型的高型家具风格，也为宫廷贵胄、官宦富贾、文人雅士所青睐。[11]202另外，我们从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起居依然还是以床为中心，画中描绘的全部都是高型家具，如卧榻、罗汉床、炕桌、靠背椅、坐墩、屏风等。这就足以证明，高型家具已成为当时权贵家庭的身份符号，这种端庄、大雅、昂贵的高型家具只能是他们的独享，还无法走进市井大众的生活。

(二)北宋高型家具的发展与“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推广

北宋以文治国，是政治开明和思想活跃的时代，理学就是在此时产生的新思想。理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如“格物致知”“物物有理”“诚致”“义利”“知行”“致良知”等对北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实用主义思想家胡适先生就对北宋的理学思想极为推崇，认为它是中国“近世哲学”的开始，也是近世思想史的开端。他说：“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12]1167新思想要想真正进入社会生产和生活，必须有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权力的推动。北宋统治者和政治家怀揣“一道德，同风俗”的理想，逐步确立了生活伦理的同一性。[13]27一些合情合理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也在统治阶级和当权者的认同下得到快速推广。

北宋时期高型家具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以床为中心的起居生活习惯逐渐发生改变，起居生活范围随之不断扩大。考古发现，当时地主阶层明显崇尚夫妇对坐宴饮的生活模式。[14]18如河南禹县白沙1号墓室壁画《对饮图》描绘的正是北宋时期墓主夫妇坐在高足椅上对饮的场景(图5)。另一幅北宋末年的宫廷名画《听琴图》描绘了宋徽宗赵佶在户外松下抚琴赏曲的情景，画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依石凳垂足而坐，室外的场地上还有高足的香几和琴桌。这时的高型家具不仅在形制上有了定型化的产品，而且衍生出很多新品种和新形态。如榻类家具有壶门托泥榻、箱型床榻和四足板榻等，桌类家具有方桌、长方桌、交桌折叠桌和供桌等，椅类家具有交椅、圈交椅、灯挂椅、官帽椅、靠背椅、圈椅和双人座椅等，凳类家具有圆凳、大圆凳、托泥凳、方凳和长凳等，还有各式箱、柜、橱类家具。这些种类繁多的高型家具和组合方式能够满足不同阶层、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动高型家具的流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北宋高型家具的大体形制已经定型，个别类型家具造型也颇有特色，但整体特征还不鲜明，还处在发展阶段。

图5 河南禹县白沙1号墓《对饮图》

中国传统家具及其形制的不断演变，与人们的行为习惯紧密相关，并能反映出人类起居生活方式的变迁。“席地而坐”的起居生活方式与“低坐”家具，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传统。长期以来，卧榻之上的居家生活范围和跪坐、趺坐的行为习惯使人们的身心受到极大限制，“无论是跪坐还是趺坐，都有深刻的礼教背景，但动作行为在功能上都是不舒适也不便捷的，对入坐与起身的人效能低，还要受到着装的约束”[15]258。北宋城市的快速发展、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市民交往的频率增大，都需要人的身体得到更大的自由。市井生活中人们的性别、身份、地位与行为习惯的关联度不高，坐的姿态要与交往时间、场地以及功能相适应。舒适的坐姿和便捷的“高坐”家具，在这一时期宽松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必然被大力推广。高型家具在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漫长岁月后，逐渐从宫廷府苑的高墙内扩展至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垂足而坐”的起居生活方式在北宋末年得到全面推广和普及。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足够的图像证据，充分证明人们生活方式的这一显著变化。

四、结语

家具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思想，见证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从北宋开始，中国古代的城市快速发展，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促进市井文化迅速兴起。这些都体现在这一时期家具形制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此时，更有利于人类起居活动的高型家具得到推广和普及，“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取代长期以来“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可以说，在隋唐、五代家具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北宋高型家具，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传统家具形制的不断进步，并对后世声名赫赫的明式家具与明清以来的近代城市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共同构建了完整的文化基因谱系。[16]167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好是高型家具普及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图像证据，我们从《清明上河图》的家具形制中可以看出北宋市井文化的特点，并感受到中国古人的杰出智慧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