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在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对改革开放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员，授予他们“改革先锋”称号。其中，电影界被授予该称号、获得表彰的是谢晋导演。改革开放40年的电影发展中，涌现出了许多成就卓著的优秀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那么，为什么唯独已去世10年、似乎为人们所淡忘的谢晋导演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这一现象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我们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可以发现，谢晋获“改革先锋”称号的消息并未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更没有引发“谢晋研究热”，相反，谢晋研究依然处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尴尬境地。2019年，有关谢晋的文章仅有7篇，而这7篇文章的作者，并非当下具有影响力的电影研究学者，刊载文章的刊物大都处于边缘位置，且7篇中仅有2篇关注到谢晋获“改革先锋”称号，分别是任仲伦的《谢晋：推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和梓放的《谢晋：助推思想解放电影艺术家》。将谢晋作为一种现象加以研究，既是对这位电影界先锋人物的重新认识，也是对其在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中所作贡献的总结，或许能够给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带来某些规律性的启示。

一、真实镌刻时代风云的谢晋电影

早在纪念电影百年时，中央电视台就把谢晋的历史看作是新中国电影的历史，认为谢晋电影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新中国电影所达到的高度①，有媒体甚至还将谢晋称为“新中国电影教父”②。谢晋的电影不仅承接了新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而且几乎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见证并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谢晋导演用电影记录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嬗变，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类型的艺术形象，使电影成为人们翻阅历史的最佳载体。

在表彰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先锋人物时，大会授予谢晋的颁奖词是“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这一颁奖词，一是把谢晋定位为“电影艺术家”。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艺术家是“从事艺术创作或表演而有一定成就的人”[1]1541。这样的定位，显然就突出了谢晋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严格说来，电影的根本在于它是艺术，离开了艺术的电影，尽管也许会获得很好的票房收入，会促进电影的产业化发展，但却毫无意义。二是把谢晋定位为“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一位“电影艺术家”，这也恰好对接了“改革先锋”这一称号的内涵。

客观地说，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既是对原来历史航向偏颇的矫正，也是对未来发展航向的核准。这恰如航船行至长江充满漩涡与险滩的三峡，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改革之船触礁，轻则会使航船搁浅，重则会使航船沉没。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便是航船触礁沉没的典型案例。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船能够成功地驶过激流险滩，从而进入江阔水畅的河段，主要依赖于一大批具有社会担当意识、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最终促使改革开放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无疑，谢晋便是用电影来推动这一社会进程的艺术家。

优秀的导演不仅仅是电影艺术的执导者，而且还是电影思想内涵的诠释者。离开后者，即便是再富有艺术水准的电影，都难以承载起其应承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充其量只能是炫耀艺术技巧的“杂耍表演”。谢晋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正是“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通过他的影片直接参与和推动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2]31也就是说，谢晋本人便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助推者。他导演的电影《芙蓉镇》，堪称改革开放之初最直观地表现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代表作。这部带有反思性的电影改编自长篇小说《芙蓉镇》。谢晋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融入思想解放的因子，从而使这部作品成为思想解放的典范之作。尤为可贵的是，在这部电影中，谢晋还把原来那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镇农村女性的结合，予以影像化呈现，堪称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代表之作，对新时代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大潮中，受到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的个性已经得到极大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标志之一便是婚姻自由。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知识分子一旦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就再也难以与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结合了，似乎在他们之间的天河上再也无法架构起一座可以通向彼此的鹊桥。从某种意义上说，谢晋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一形象塑造，恰好对接并回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个性解放的主题，尤其是男性个性解放的主题，对于传统文学中的男性形象来说也是一种颠覆。在传统文学中，男性形象在未能腾达之时或迎娶了普通女性，或获得了小姐的青睐，但他们在腾达之后或抛弃槽糠之妻，或始乱终弃。这样的主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被赋予了个性解放的鲜亮外衣，成为男性逃脱社会责任的一种遁词，最终对女性的精神和情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其实，这种文学叙事在谢晋导演《芙蓉镇》之前，也并不少见，如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文学作品。但是，谢晋并没有把目光聚焦在《绿化树》这样的作品上，而是聚焦在爱情故事相对平淡的《芙蓉镇》上，并彻底颠覆了既有的文学叙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并最终锚定于普通女性的情感世界。这种叙事模式在思想解放的层面上又隐含着个性解放，尤其是男性个性解放的崭新主题。

谢晋作为具有社会情怀和社会担当的典范，其导演的电影都渗透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是《芙蓉镇》对极左路线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还是《牧马人》对个人与社会责任的辩证把握，都表明谢晋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起到了一般导演无法起到的历史作用。

谢晋导演的电影不仅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上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便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谢晋导演的电影所达到的高度便是新中国电影的历史高度。从时间跨度来看，谢晋导演的电影曾经贯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多年历史，单就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而言，他的导演生涯便有30多年，这也是中国电影史无法绕开谢晋的缘由所在。谢晋执导了30部优秀影片，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他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具有相当艺术水准和思想水准的电影问世。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女篮5号》是谢晋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是谢晋前期的重要作品，获得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谢晋也荣获最佳导演奖；《舞台姐妹》是其60年代的一部重要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是其80年代初期的重要作品；《芙蓉镇》是谢晋80年代中期拍摄的电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最高峰，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鸦片战争》是谢晋90年代后期的作品，可以说是他的收官之作。这就是说，谢晋导演的电影不仅涵盖了新中国电影的主要时期，而且涵盖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关键时期。他在40多年的导演生涯里，始终是新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这本身便是电影界的一个“神话”。

谢晋在每一个时期都执导出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电影，这是一般导演所无法比拟的。他于1961年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事迹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红军战士的经历，形象地昭示了社会底层的女性只有在时代的大革命中才会完成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才会获得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谢晋还在革命叙事中真实地还原了人的美好情感世界，使革命主题与情感解放主题融为一体。对此，有人认为“《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反映了生活有奇又有趣，是真实的，并且又是美的；它所反映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谢晋所执导的《红色娘子军》，不仅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和观众的欢迎，而且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自我独立的审美趣味。当然，个别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认为“谢晋的这种电影修辞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面貌，用导演的主观情绪取代了人物性格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当代中国电影里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侵害”[4]36。平心而论，这种阐释未能从女性解放的视点予以审视，因而没有看到谢晋电影恰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示的女性解放道路的现实主义深化，而这正是谢晋电影“现实主义精神”的突出体现，也是谢晋电影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独特之处。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谢晋能够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执导电影的时间较长，而在于他执导的电影质量极高。他执导的电影《芙蓉镇》不仅达到了其个人创作的高峰，而且也成为那个时代国产电影的高峰，这是其同时代的导演和第五代导演所无法媲美的。《芙蓉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86年出品，影片塑造了胡玉音、秦书田、李国香、王秋赦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身上，承载了中国特定年代政治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但影片没有强化对苦难的影像展示，而是着重表现苦难产生的原因以及在苦难中人性、人道主义和生命力的顽强。对此，谢晋曾这样阐释：“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从那么封建迷信、那么多灾多难中走了过来，这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值得认真回顾、反思的，有着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和宏观的、反思的高度来认识这段历史，总结产生这段历史的根源、土壤，它的近因和远因以及中国长期封建思想、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等等。”[5]71—72“影片是一部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好心灵，歌颂生命搏斗的抒情悲剧。”[6]70这样的诉求，显然和开拍前一些学者的期许较为一致：“我不倾向于拍成一部‘政治风俗画’。开批判会，挂破鞋游街，嚎天哭地等，点到为止，不必要花很多胶片。我们不能停留在一般地揭发‘四人帮’造成的罪恶，光是重复一个悲惨的故事，而是要着重从人物、从典型性格来考虑，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层次性去反映一个时代。”[7]因此，《芙蓉镇》作为谢晋精心打造的巅峰之作，的确隐含了更多个人的、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思考，他运用多种电影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剖析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不仅使人物真实动人，而且使人物承载的思想和社会意义更为丰赡，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谢晋导演的电影还注重对民族精神的影像呈现，注重在历史的影像呈现中汲取社会现实再发展再出发的动力源泉。在《鸦片战争》等电影中，谢晋不是简单地呈现历史，而是把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融入对艺术形象的塑造，从而塑造出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成为支持当下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资源。严格说来，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堆冷冰冰的干柴，而是燃烧后可以温暖当下的熊熊烈火。

客观地说，谢晋的电影之所以能代表中国电影的高度，是因为谢晋电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之中，成为记录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史诗。谢晋电影之所以代表了中国电影的高度，恰是因为谢晋电影参与并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真实影像呈现。正因为如此，谢晋电影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

二、无法被取代或遮蔽的谢晋电影

谢晋为什么会成为40年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先锋人物？换言之，为什么是谢晋，而不是张艺谋，也不是陈凯歌和冯小刚能够成为改革先锋人物？这在一些学者眼里似乎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命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非就是找出诸多理由来论证这一命题的合理性罢了，其实并不尽然。且不说各行各业的改革先锋人物，其本身便是经多方面严格考核和全面权衡的结果，单就谢晋及其电影而言，他所导演的一系列电影也的确推动了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然而，这样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却没有得到当下学界的应有关注，以致谢晋及其执导的电影逐步边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谢晋电影的研究便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即便是像朱大可那样的批评声音，也不多见了。此后，除了中国电影百年以及谢晋辞世等特殊事件节点之外，新世纪以来，有关谢晋及其电影的话题很少能够成为电影批评界的中心话题，谢晋及其电影已经被边缘化。与此相反，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则占据主导地位，有关其电影的评论则成为电影评论家争相言说的对象。我们以谢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搜索，便会发现有关谢晋的关键词较之后面三位导演的关键词数量明显偏少。(表1)

表1 谢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关键词”一览表(登陆中国知网的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10时)

通过以上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14年的时间中，学术界关于谢晋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之少已经到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地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谢晋”作为关键词仅出现311次，而“张艺谋”出现2293次，“陈凯歌”出现790次，“冯小刚”出现1577次。这说明，作为学术论文关键词的谢晋无法与陈凯歌相提并论，更不用说张艺谋和冯小刚了。这种差异恰是谢晋被日渐边缘化的真实体现。当然，有些论文在论述谢晋时也许并没有体现在关键词上，但这种情形同样体现在论述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的论文中。所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巨大差异还是能够体现出关于他们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上的差异。这意味着，谢晋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的时代已经来临。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电影，我们不能止步于谢晋及其电影的时代。然而，任何时代的发展都不能忘却历史，而应该充分汲取历史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电影理论界应充分总结谢晋电影值得后人学习的经验，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恐怕也正是谢晋在当下令许多人感到“陌生”的缘由所在。

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人执导了一系列优秀电影，像《黄土地》《红高粱》等影片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有些影片还走出国门，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并为他们赢得“第五代导演”的称号。但是，这些电影大都停留在对历史题材的发掘上，聚焦于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在参与和推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现实作用上则无法与谢晋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相比。当然，现实题材影片如果没有思想灌注其中，也不见得能够参与和推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实际上，与谢晋同时代的一些导演过分强化电影宣传政治的功能，并没有赢得观众的认可和推崇。谢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关注现实题材，而且注重用深刻的思想烛照现实，给现实题材的电影注入深刻的思想。这使其导演的《芙蓉镇》等电影一经问世便赢得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20世纪90年代，谢晋尽管也将其镜头转向历史题材，但他所执导的历史题材影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历史发展的主潮。像《鸦片战争》等影片，其本身反映的便是重要历史节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谢晋在挖掘历史题材的过程中，同样立足于现实这一基点，即注重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谢晋在历史题材中汲取现实发展的精神营养。因此，在他的历史题材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家国情怀的历史影像，看到的是浩浩汤汤的历史主潮。相反，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和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则不然，其选取的是历史主流之外的微水波澜。即便是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和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无极》《赵氏孤儿》等，开始重视历史反思，但其思想深度较之谢晋的历史题材影片而言，依然有明显的差距。如果说谢晋的历史反思注重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话，那么，张艺谋和陈凯歌则注重反思那些曾经被历史主流遮蔽了的边缘性历史人物和事件。至于在现实题材方面，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虽然也不乏现实关怀的影片，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归来》《山楂树之恋》和陈凯歌的《孩子王》《霸王别姬》《和你在一起》等，但仍未能达到其应有的现实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导演的《活着》作为一部具有历史反思的作品，本来应该很好地衔接和发扬谢晋电影的优秀传统，但遗憾的是，该影片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未能进入院线，这直接导致了张艺谋的转向。我们将其与谢晋导演的《芙蓉镇》相对照可以发现，张艺谋的电影存在着剑走偏锋的问题：要么对社会历史的反思走向极端，要么对社会现实的参与有所疏离。这表明，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执导的电影在参与和推动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历史中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从历史的发展维度来看，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等导演未能取代谢晋入围改革开放先锋人物，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他们除了依然坚守自我既有的电影执导风格之外，都非常重视电影票房，在某些情况下，电影票房甚至成为他们所考虑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是笔直的，相反，其发展往往是“之”字型的，隐含着“辩证的否定”。这种情形在张艺谋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表现。当票房这一经济指标跃居关键指标时，电影的其他指标往往被遮蔽。如张艺谋的电影《英雄》成功地打入北美院线，标志着中国电影已经挤进北美电影市场，其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示范效应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无极》在历史反思上走得更远，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上有了新拓展；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天下无贼》《夜宴》在票房收入上书写了一系列神话，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文化产业化的道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这些电影或在国际性评奖中屡获大奖，或在票房收入上屡创新高，但却并不能由此说明他们参与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更准确地说，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尽管对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起到了无可置疑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较之谢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言，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

从人民性的维度来看，谢晋无疑也是中国导演中的优秀代表。作为能够承载起改革先锋人物称号的入选者，除了要在其所代表的行业中取得卓越的成就之外，还应该是其所代表的行业中具有较高美誉度的人。显然，谢晋在中国电影导演中是具有较高美誉度的人。对此，谢晋曾经说：“一部感人至深的影片要求艺术家倾注最大的激情，是艺术家人品、修养的结晶。我还强调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历史的忧患感，要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要像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一直到当代的巴金那样，对民族充满了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6]72这说明谢晋作为导演，时刻把自己置于人民的位置上。这种价值导向恰恰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的价值观，也是中国社会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根基所在。实际上，作为著名导演的谢晋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如果走市场经济的编导路线的话，他完全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进而做到名利双收。但是，谢晋没有偏离自我设定的编导路线，始终将其导演的电影的社会属性放在第一位，不管是其导演的现实题材电影，还是其导演的历史题材电影，都没有背离这一基本宗旨。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市场经济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谢晋并没有因为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就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是依然坚守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导演的立场，从历史题材中挖掘可供现实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第五代导演所走的导演路线则与谢晋大有不同。第五代导演固然也重视电影的社会属性，但他们似乎更重视电影的经济效益。这就容易促使其导演的电影更多地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而在如何改造和引领观众的审美趣味的问题上则显得不够。

如果说第五代导演的身份相对单一的话，那么，谢晋的身份则相对多元。谢晋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导演，而且还是一名电影教育家，其主导的恒通明星学校(后改名为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标志着谢晋在传承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办电影学校的优秀传统上的自觉性，这恰是谢晋应有的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的重要体现。而第五代导演则缺少了这种现实担当和历史自觉。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以谢晋为代表的一代导演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第五代导演已掌握了影视界的话语权。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第五代导演如何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谢晋电影的优秀传统，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

三、谢晋电影带给中国电影的启示

其一，中国电影依然要坚守并发展谢晋所拓展的现实主义电影发展方向。谢晋电影注重参与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改革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电影市场化潮流等因素的冲击，谢晋的现实主义电影发展方向逐渐被边缘化。随着人们对改革开放40年来电影产业发展的回顾，谢晋所开拓的现实主义电影发展方向得到了再次被确认的机缘。那么，谢晋电影值得我们继续继承与发扬的宝贵经验是什么呢？这便是谢晋电影的现实主义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界学者曾经认为谢晋执导的电影存在一个“谢晋模式”。但是，人们在对“谢晋模式”予以批评的同时，没有看到，这一模式的基本指向还是现实主义，他并没有放弃其应该肩负的时代重任。因此，我们在谢晋电影基础上的艺术创新便应该是如何更好地拓展现实主义的电影方向，如何更好地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然而，实际情形却不完全如此，因为个别电影导演过分追求电影的商业价值，以致完全或部分偏离了电影的社会使命。面对这种情形，电影理论界不仅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反而推波助澜，使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说来，对于电影界出现的一些乱象，理论界负有一定的责任。

其二，中国电影需要在电影的艺术属性与经济属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避免在这个问题上走向两个极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随着中国电影的商业属性的凸显，电影票房已经成为导演追求的重要指标。中国电影要实现自我良性发展、要进入世界电影市场，罔顾票房自然是偏颇的；但如果为了追求高票房就把电影的商品属性之外的其他属性也一并置之脑后，同样也是偏颇的。从本质属性上看，电影是一门艺术，离开艺术而一味追求电影的其他属性都会走向反面。电影的这种艺术属性，需要电影将深厚的思想内涵植根于作品中，融思想于影像之中，在春风化雨中达到感染观众、打动观众的目的。这就要求导演在注重思想性的同时一定要重视电影的艺术性，使得电影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谢晋的电影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芙蓉镇》中，谢晋把思想的解放与桎梏、人性的解放与扭曲、情感的真挚与放逐结合在一起，一同灌注到电影语言中，尤其是在蒙太奇使用、镜头运动以及色彩等电影语言中，使电影的深刻主题与独到语言融为一体，堪称电影思想与艺术有机统一的典范。

从商品属性上看，电影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离开了商品属性而一味追求电影的艺术属性，往往会使电影失却安身立命的根本。毕竟，电影从生产到消费都离不开足够的资金支撑。因此，电影要扩大再生产，自然就不能不考虑电影的商品属性。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目前令人深感忧虑的并不是人们忽视了电影的商品属性，而是过分地凸显了电影的商品属性，这种凸显甚至已经大大越过了电影商品属性的“基准线”，以致扭曲到令人瞠目的程度。这种情形表现为电影已经沦落为经济的奴婢，部分导演以及演员已经把电影视为攫取社会财富的手段，由此发展下去，且不说电影的思想性无法得到保证，即便是电影的艺术性也无从谈起。从当前电影界的一些天文数字的投资以及片酬来看，这种情形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的时候。毕竟，中国电影无法离开中国社会现实规范与制约而无规无矩地疯长。站在这样的现实基点上，我们重提谢晋，便恰好重新找到了一面映照当下中国电影的镜子。每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都应该像谢晋那样，在关注电影艺术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同时，不要忘记电影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在新时代形势下，我国社会面临发展中的诸多复杂难题，“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人们的贫富差别明显拉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独立性多样性特点，各种思想文化的冲撞激烈起来”[8]5。这就尤其需要新时代电影突出其社会属性，在思想引领、文化自信、正气弘扬等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实际上，当历史裹挟着泥沙远去的时候，唯有那些肩负着社会属性的电影才会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于历史的河道中。

其三，中国电影需要从理论上厘定诸多关乎发展的理论问题，从而才能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固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我们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不能一味地沉浸在成绩中沾沾自喜，更不能由此迷失自我，需要以清醒的头脑反思既有电影存在的不足。在此过程中，电影导演的自我反思固然非常重要，而电影理论界的反思更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关于谢晋及其导演的电影研究是电影理论界最重要的话题，为此甚至还产生了一系列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谢晋模式”的论辩。在这次论辩中，朱大可提出的“谢晋模式”这一概念，甚至引起谢晋本人的关注及回应。“在谢晋模式中包容着各种表层和深部的文化密码，它们服从着某些共同的结构、功能和特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它的情感扩张主义：道德激情以影片主人公为中心机智而巧妙地向四周振荡，激励出片中席间人们的无数热泪，观众被抛向任人摆布的位置，并在情感昏迷中被迫接受艺术家的传统伦理概念。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将惊奇地发现，这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对目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但正是这种催泪技巧为票房赚取了大量货币。”[9]对于这样的批评，谢晋认为自己的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根本就不存在这样所谓的“谢晋模式”。③实际上，如果从宽泛的层面上来审视，一个民族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一个个体也有区别于其他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客观规律。因此，所谓的“模式”本身便是每个人无法逃离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将天然地存在着。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模式，而在于这一模式能否承载起关于“家国大事”的历史反思与深刻洞见。

其四，谢晋注重自我超越，注重自我与时代的同步发展，尤其是注重自我引领时代的发展，从而实现了自我与时代的交互作用。一般说来，导演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电影风格，就很难真正地逃脱这种风格的规范与制约。换言之，导演很难逃脱既有的文化观念的桎梏，即便他想要进行自我反思与逃离，但其结果往往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归自我的既有风格。对此情形，我们应该有辩证的认识：一方面，导演对自我既有风格的固守是其电影风格之最终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支撑，离开了对自我风格的坚守，东施效颦，其结果最终是迷失自我的主体性，从而失却自我的电影风格；另一方面，导演如果对自我既有的风格缺少必要的反思与扬弃，则会失却其风格发展的内在根据与可能，其结果是无法完成自我蜕变与再生，由此桎梏其未来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严格说来，谢晋既不满足现状，又不满足自我既有的电影风格，而是不断超越自我，做到了自我与时代的同步发展。这恰是谢晋能够促成“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语境下，中国电影应该回到初心，应该重新审视历史，尤其是重新审视谢晋所留给我们的宝贵电影遗产，从而能够让电影真正地参与和推动新时代的变革，使电影重新焕发出参与中国社会现实变革的活力，成为思想再解放和深化社会变革的助推器。

① 详情可见2005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组录制并播放的《光影百年》中有关谢晋的访谈。

② 详情可见香港凤凰网谢晋纪念专栏。

③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