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霖

何镜堂。1938年生于广东东莞，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19年获评“最美奋斗者”。

“好看的直线不一定要像尺子那样笔直，你细看，它有戏的。”不少建筑设计师常随身带着纸笔，一有灵感就拿出来画房屋结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师何镜堂就是如此。他两只手能平均使劲儿，右手把脑中构思描出来的同时，左手做笔记。82岁的他已经画了60多年的直线，设计出许多知名建筑。比如在广州山林间的白云山公园，置身其中仿佛“在花中走、云中游、山中行”，在今年“五一”假期，成为广东省旅游人次最多的景点;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深圳科学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等都展现时代特色。最近，何镜堂又站在了时代浪潮上，尝试“云设计”。

疫情也改变着建筑理念

在记者对何镜堂的视频采访中，他打开线上办公软件瞩目，将鼠标调成画笔，在共享屏幕上“画”了几条线，向记者介绍他设计的街道布局，“用这个（线上软件）能直接改图给学生看，告诉他们要修改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几个月，给各产业带来复工难题的同时，也加速数字化转型，许多人开始“云办公”：用远程办公软件沟通、开会，线上工作。医生“云问诊”，用视频为病人看诊，在软件上开药;教师“云教学”，给学生直播上课;房企“云卖房”，通过VR全景看房线上销售。钉钉、企业微信等远程办公软件成为业界复工的重要工具。在建筑界，用软件做设计并不稀奇，但要根据多方需求不断修改方案，原本主要是面对面沟通，疫情则让更多设计师走上“云设计”。

2020年4月，何镜堂向各界介绍白云山公园南门的改造方案。这个公园在今年“五一”假期成为热门旅游景点。

何镜堂记得，疫情暴发后，许多正在盖的楼房被迫停工，他不必前往工地查看进度，“疫情是暂时的，设计仍可继续，疫情也让我们发现，搞设计的也能进行线上沟通，不一定要集中到一个地方才能办公。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很辛苦，我们虽不是医生，但把工程搞好也出了一份力。”除了瞩目，他与外地政府谈项目时用小鱼易连APP，与一些机构沟通时用腾讯会议。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海南岛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将进行改造，请何镜堂任总设计师。疫情期间，他不能去海南岛，但通过视频开会，解决了会址改造的难题。“视频、语音会议最大优点是能随时随地开会，而且一接通就能马上讨论，效率高。”如今，他手头上有二三十个工程，从去年9月至今签下的工程合同额度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其中大部分来自最近一个季度的新项目。

疫情也改变了建筑和空间的设计思路。疫情早期，一些楼房的管道排气系统不佳、导流差，病例排出的病毒经由排气扇传到其他户，导致病毒传播。这早有先例。何镜堂记得，非典期间，香港淘大花园内的卫生间排水口下防臭U形聚水器的水干涸，排气不佳，一名病例腹泻，粪便携带的病毒通过厕所的管道系统在大厦内传播，导致300多人感染。因此，这次疫情暴发后，何镜堂在设计房屋时特别注重通风系统，“设计高层建筑时要特别注意管道排污，还有通风排气，比如和空调师傅反复沟通，确保空调管道的设计能挡住室外病菌”。

此外，设计城市公共空间时也不能“摊大饼”。“摊大饼”是较为常见的空间设计思路，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不断扩张，可是一旦发生传染病、地震等突发事件，可能影响救援进度。“以后设计公共空间时，要适当留空，楼层间最好有绿地隔开，还要提前想好哪些建筑适合改建成像方舱医院这种临时救援点。”在何镜堂看来，重要的还在于理念。“‘地球村注重人和各物种的关系。人类建造房屋、改造城市，不能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要尊重它们，否则它们可能会报复的。”

“哦！这是中国的”

何镜堂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之父”。2010年，世博會在中国上海举办，这是世博历史上首次以“城市”作为主题。在主场举办世博会，建造中国馆以展示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便成了重点、难点。2007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向全球华人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何镜堂是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称华工）建筑学院院长、总设计师，参加了大赛，和他竞争的还有300多个团队。何镜堂记得，海选删选出50个方案时，他就被淘汰了，决赛时评委却很苦恼，“因为没有特别亮眼的”。原来，海选方案太多，评委只能通过照片甄选，漏掉了一些好作品，其中就有何镜堂的“中国器”方案。

何镜堂告诉记者，梁架结构和环保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两个设计。

“通过一栋建筑体现中国文化，要让每个人看到后都觉得‘哦！这是中国的。”何镜堂定了8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在他眼中，有两个细节最能体现这8个字：梁架和环保。“西方的建筑很多是石头，但在中国，不管哪个朝代，主要建筑都是木头做的，也就是梁架，一根一根搭出来的，所以在搭建部分，我参考了中国传统的梁架结构，形状则参考了鼎、罐，还用中国红作为‘外衣。”这便是“中国器”方案。另一方面，节能环保是时代精神。何镜堂把建筑架空，还设计了45度角，底下形成广场，通风很好，冬暖夏凉。他记得，后来中国馆建成，排长队参观的人也晒不着。

最终，国家馆以何镜堂所在的华工的“中国器”为主，地方馆以清华大学的“叠篆”为基础，两家单位组成联合设计团队，何镜堂任总建筑师。

不过，把“中国器”的想法落实成建筑，遇到了很多难题，比如“红色外衣”。“图上的红色很大气，但要把‘红衣服穿到16万平方米的建筑身上，颜色稍不对劲，老百姓接受不了的。”什么才是中国红？红旗的红还是故宫的红？那段时间，何镜堂很苦恼，没头绪时还拿中华牌香烟包装上的红来比较。他请来中央美术学院专门研究色彩的专家，花了9个月，才比对出最大气、柔和的色调，“光是确定中国红的过程就能写本书了”。

墙面设计也不容易。何镜堂曾想在墙面放“祥云”装饰，但做完模型，远看像一条条虫子，便改为制作简洁的长方形肌理。他先做了6厘米宽的模型，一看像集装箱，反复修改尺寸，定下4.2厘米宽、2.5厘米深的版本。

何镜堂记得，中国馆落成后，有人说像四川人打麻将用的桌子，有人说像重庆火锅，还有人说像粮仓，“但这些意向都没有脱离中国，就是你一看到它就觉得这是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器成功了”。中国馆位于世博轴东侧，后来改造为中华艺术宫，展览名贵珍品，年年迎来许多游客，何镜堂自己每年也要去看一看。

“当时觉得自己重生了”

记者采访何镜堂是在他刚过完82岁生日后不久。这几年，每逢生日，学生都会准备生日蛋糕为他庆生，今年赶上疫情，他就在家里和妻子过。何镜堂在60岁才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当时的生日蛋糕是“深圳科学馆”。

何镜堂是获奖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之一，也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建筑师。他出生在广东东莞，“那时的东莞只是个人数不到10万的小县城”。家门口是东江支流，哥哥是广州美术学院第一届本科生，何镜堂常跟着他到江边写生，画乏了就踩水流，时而溯流而上，时而奔跑而下，与自然为伴。那时起，小镜堂萌发了对美的认知。

在东莞中学念书时，何镜堂听老师说：“建筑师既要懂艺术，又要懂技术，所以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他便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华工前身）。何镜堂入学后，和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交流，“第一次知道了抽水马桶”，开始对现代都市生活感兴趣。紧接着，国内发生了“大跃进”，流行“农田亩产万斤”，社会风气变得浮躁。何镜堂话不多，不爱出风头，为人低调老实，还好遇到了恩师夏昌世。

夏昌世毕业于德国蒂宾根大学艺术史研究院。当时，德国的建筑教育流行包豪斯学派，注重建筑的实用性，开创现代建筑设计教育体系。何镜堂常去夏昌世家画图，“夏老师叼着烟，偶尔过来瞧一眼，指导一下”。那时的建筑学教材有不少是国外的，全英文，到老师家要搭公交，他就将信纸裁成1厘米宽的纸条，写满英文单词，搭公交时就拿出来背。

夏昌世主持设计广西大学附属医院，让何镜堂设计门诊部。何镜堂常到医院观察人流路线，苦思“怎么通过布局防止不同科室交叉传染，又如何让焦急的病人和繁忙的医生快速穿行在不同房间”。他专门到北京查资料，在一家图书馆找到英文书《医院功能及设计研究》。那时没有复印机，借期只有3天，何镜堂就花了3天把整本抄下来，共16万个英文字母，工工整整，仿佛是打印出来的，抄本被何镜堂保存至今。后来，他的门诊部方案成了硕士论文《门诊部的候诊设计研究》。

刚毕业那会儿，何镜堂才27岁，意气风发，却碰上“文革”，几经辗转插队落户到湖北的偏远山区，之后又被调到北京建筑设計院。那几年，能看的书不多，他倒是花很多时间研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颇有收获。“时代越复杂，越要有直抵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就是要抓主要矛盾。每栋建筑的主要矛盾就是它要表达什么精神。”1983年，何镜堂终于得以践行这个心得。

“文革”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大量基建项目重新开始，建筑界又活跃了。国家施行“研究生归队”的政策，何镜堂得以回母校华工工作。当时，深圳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准备盖些楼作为开会、招商、展览之用，比如位于市中心的深圳科学馆。科学馆举行设计竞赛，邀请华工建筑学院参加。校领导找到何镜堂，告诉他：“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要做一个外形突出且科技化的建筑，让人家一看就忘不了。”

接到任务时，45岁的何镜堂心想“机会来了！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马上思考模型，决定采用“母题重复”法。这是建筑学中常见的空间组织方法，就是用一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母题，用各种创意加以复制。他将“切西瓜”的动作放到建筑里，设计成八角形。八角平面可以灵活切割，内部空间大，而且各个角度都能吸收到光，采光很好。建筑外观的上中下均是八角形，很有现代感。模型做出来后的第二天，何镜堂就赶到深圳提交方案，当天下午便接到通知：中标了。

落成后的深圳科学馆包含500间会堂、200座学术报告厅等。“当时看着它，觉得自己重生了”。市民很快记住了它，称其“八角楼”。该馆和博物馆、体育馆等成为深圳八大重点文化项目，1989年获国家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后来还获评全国最优秀建筑创作大奖，带动了华工建筑学院的名气。请何镜堂设计建筑的人越来越多，他设计出许多经典建筑，于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还获得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在60岁的生日会上，学生给他准备了以深圳科学馆为模型的大蛋糕，重达25斤，几个人一起才抬到桌上。

给南京“写小说”，让钱老“破天惊”

去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都会被庞大尖刀的外形所吸引。在何镜堂心里，设计的过程仿佛在写一本小说，“有序言、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

纪念馆建于1985年，位于南京的水西门大街。20年后，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扩建纪念馆，何镜堂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在设计竞赛中脱颖而出。他设计了一些空间意境，比如“折断的军刀”。从水西门大街向西行，远远就能看见一把中间断裂的灰色尖刀，这便是纪念馆的外形，断裂处即入口。“这个地方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杀戮，断刀也调动了参观者的精神和情绪。”通过这个设计，何镜堂将纪念馆前后延伸了700多米。

步入纪念馆，脚踩碎石沙地，“你会听到沙沙声，就像遇难者的呐喊”。施工初期，工人在馆内挖出了19具遇难者遗骸。当时，何镜堂从其他地方赶来，走到此处，一抬头，一缕阳光正从屋顶的天窗射进来，照着遗骸，“象征着冤魂重见天日”。何镜堂留下“天窗”，并做了聚光槽，将其命名为“苍天有眼”。回顾历史，在南京大屠杀的6周中，有30多万人遇难，以秒计算，每12秒钟就有一人遇难。何镜堂便在馆内尾厅设计了一个三角形空间，模拟一滴水从高空落入黑色水面的图像，并用声电设计，每隔12秒发出“嘀嗒”声，墙上印着遇难同胞遗像的灯亮起又熄灭，标志着一条生命的逝去。

“最后还是要回归和平”。走出馆外，便到达和平公园。斜坡上是绿色的草坪，还有一座雕塑——母亲抱着孩子，显示宁静祥和，以及对和平的期望。

除了“断刀”，钱学森纪念馆也让人过目不忘。“石破天惊、大地情怀。”何镜堂说道。远看纪念馆，既有石头裂开的视觉冲击，也能看见钱学森的脸庞。“我做石头裂开的意向，第一，当年钱老做原子弹、氢弹，去了新疆罗布泊，那里有很多岩石，石头能表现他工作环境的特点。第二，钱老的工作涉及爆破，有石破天惊的感觉。第三，象征钱老一生奋斗，达到事业的顶点。”

钱学森纪念馆位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收藏钱学森各个时期的文献，于2011年7月动工。那时正值盛夏，何镜堂71岁了。有一次，他爬上工地升降梯，准备往下观察工程全貌。梯子升起十多米，其间震了几次，他差点跌倒。那是他第一次坐升降梯，“那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搭了”，何镜堂顿了顿，“但若想让房子更好，或许还是会这么做。”

当年11月，该馆在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时开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出席了。他在中国馆项目时就熟悉何镜堂及其团队，看到纪念馆时说：“又一个精品。”

校园建筑让师生坐下来聊一聊

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大学里的草坪越来越多。这只是因为环保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体现了人们对历史的反思。

钱学森纪念馆采用“石破天惊”的设计理念，在纪念馆前，从远处可见钱学森的脸庞。

何镜堂主持设计了2018年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如果俯瞰，会场犹如一只舒展两翼的海鸥。

何鏡堂设计大厂民族宫时，将伊斯兰文化中常见的“拱”形不断重复，呈现其文化特色。民族宫的一圈廊中共有56个拱，寓意56个民族融合、团结。大厂民族宫位于河北廊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

何镜堂主持设计了超过200栋校园建筑，被业界称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在他眼中，草坪代表着开放的态度，也意味着中国经历了教育变革后，开始注重“环境育人”。20世纪以来，全球越发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国也不例外。何镜堂主持设计了浙江大学的紫金港校区，他发现，在互动、开放的空间下，更容易培养创新型人才。“互动、开放”是相较于传统大学教育方式而言的。何镜堂记得，以往上课，大多是老师讲课，学生把老师讲的每句话记下来。“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这种格局太封闭了，学生没有交流、思考的机会，在老师设定的框架里出不来，缺乏创新思维。”

讲到这里，何镜堂在办公软件的共享屏幕上打开澳门大学的空间布局图。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占地1600亩，是由何镜堂主持设计的。他边画线路，边向记者解释“环境育人”：“你看校区左边是主要交通道，以步行为主。就是说，如果学校里有很多马路，车流不断，就有嘈杂感，学生的心很难安定下来。所以，学校内部要尽量减少交通的干扰。”除此之外，还要提供开放的空间，比如宽大的草坪，没有太多拥挤高楼，没有视觉障碍，让人一看就想坐下来聊聊天。“学生跟老师之间、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之间的权威层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激发学生主动、自信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互相启发。这种互动是一种全方位的交流，不经意间擦出思想的火花。”

如今，何镜堂在广州的工作室是几栋小平房，是他将80多年前的老院子改建而来的，房屋之间有小桥、流水，房间有落地窗，坐在里面能清晰地看到院子的行人和风景。何镜堂常和学生边吃边聊，正如40多年前，恩师夏昌世常带他到茶馆里边饮茶，边聊建筑。

“建筑是艺术，但又不像艺术品，一幅画要是画得不好，撕掉就完了。但房子是和住的人在一起的，盖好了就不能拆掉。你要尊重住在里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