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良琴

摘 要：“以道德代宗教”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文化最初都经历了宗教与文化相互交织的状态，但在后来的发展演绎中，中国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文化信仰，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尽管中西文化信仰不同，但在引人“向上迁善”，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都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才赢得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美好局面。本文是在准确理解把握“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西文化同质化要素和共识基点，从中汲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智慧。

关键词：道德;宗教;向上迁善;共融互通;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67-06

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梁漱溟作为现代儒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化思想对理解中西文化关系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具有和西方宗教文化相同的向上迁善、维护社会有序发展的功能，并由此分析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当下，不妨重新审视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同质化功能，从中找寻不同文明共融互通、协同合作的共识基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

一、“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的提出

（一）文化之初需要宗教

梁漱溟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2]，中西文化在本源上具有相似性。文化是对生存、生活状态的反映，马克思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过程、季节更替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转变为它的宗教”[3]，因此，文化的产生和宗教的产生都与人类最初的生活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和认知能力十分有限，个体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外界环境，这种依赖，既表现为对生存条件的被动接受，又表现为心灵皈依的向外诉求。“因那时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一切不明白;由于不明白，亦就不能控制;……而情志逐日在惶怖不安之中。同时，其只能有极幼稚之迷信，极低等之宗教，亦是当然的”[4]。可见，早期文化反映了人类艰辛蒙昧的生存状态，而宗教则是对这种状态下的生存需求和未知恐惧的回应，所以说，人类早期复杂艰辛的生存环境既孕育了文化，也萌发了宗教，文化和宗教相互交织。正因如此，梁漱溟提出中西文明几乎都经历了“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的历程。这是“以道德代宗教”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

（二）中西文化的分殊

“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特点，也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共同选择。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提升，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中国，自周孔以来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宗教与文化逐渐分道扬镳;在西方，宗教与文化依然相依相伴、相互交织，宗教成为文化的主导。如前所述，宗教是对生存之需和未知恐惧的回应，那么在中国，与宗教分离后的文化又是何以为继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以家庭伦理关系为纽带构建起一套良性运行的秩序规范，以保证人类生存、生活的正常进行;以血缘亲情为依托，形成对家庭或家族的情感依恋和个体担当进取意识。由血缘亲情推演开来，以有序的社会组织形式，保障人类生存需求供给，以血脉亲情安抚恐惧的心灵，文化信仰由此形成。相比之下，西方宗教文化信仰是各种原始神秘的神祗，而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基础则是人与生俱来的家庭伦理关系。

在梁漱溟看来，造成中西文化分殊的原因在于對待宗教的不同态度。“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5]。诚然，在中国，自周孔以来注重礼俗教化，倡导“敬鬼神而远之”，宗教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抽离出去，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礼俗教化，日益成为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且影响至今。在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宗教一直都与人们的生活相伴相生，不管是最初的“有多少城邦就有多少信奉的神”的多神宗教时代，还是后来单一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宗教的时期，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丝毫不曾减弱。尽管中西文化对待宗教的态度出现了分歧，但二者在维护社会组织秩序运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方面，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从当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现存状态便可以得到验证。这是“以道德代宗教”思想提出的历史基础。

（三）“以道德代宗教”的提出

“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6]。文化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但最终都要体现在构建社会组织秩序、推动社会发展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自周孔以来“古宗教之蜕化为礼乐，古宗法之蜕化为伦理”[7]，“即此礼俗，便是后二千年中国文化的骨干，它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大体上一直没有变”[8]，最终成为构建社会秩序规范的主要依据和主流价值观。而在西方，“虽然集团生活在西方巩固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但主要还是依赖教会的作用”[9]，社会秩序的形成主要依赖宗教。

中西文化，一个靠“礼俗教化”“伦理本位”，一个依赖神祗教义、训诫规约，二者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引领人类“向上迁善”，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勖勉情志、解释未知，成为西方人内心笃定的信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倡导“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齐治平”，其核心价值理念自成一体，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的“中国人的神情，总是从容不迫的”[10]，而这种内心笃定、行为有序是源自儒家道德文化影响下的行为自觉，由此梁漱溟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这是“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内涵

宗教为何能够长期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马克思指出了宗教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这里所讲的“人民的鸦片”，不是毒品，而是药品，是具有“麻醉、安慰和镇痛的功效”[12]的药品，是能够在无情的世界里给人带来精神慰藉和温暖的药品。这就是宗教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关于宗教存在的理由，梁漱溟给出了如下分析：“（一）宗教必须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其事务;（二）宗教必须以对于人的知识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据”[13]。梁漱溟认为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勖勉和认知上的超验解释，是宗教能够存在的根本理由，这也是宗教的社会性本质。在梁漱溟看来宗教的上述社会之用，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那里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实现，由此他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

梁漱溟指出：“宗教之出现，即是为了人类情志不安而来”[14]，宗教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安慰人类不安的情志，这也是宗教得以长期存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造成人类情志不安的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限膨胀的求之不得，一个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慌。诚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慰藉欲求、解释未知，这就是人类对宗教产生依赖和信仰的原因所在。而“近三千年而言”“中国文化内缺乏宗教”[15]，人们的情感欲求和对未知世界的恐慌如何得以勖勉？对此，梁漱溟给出了他的见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道德“有宗教之用，无宗教之弊。”

（一）道德有宗教之用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注重情感，强调伦理秩序，以情感人、由伦而理，由此推演开来，以“推己及人”的体验方式慰藉情感，以“反求诸己”的内省方法探究未知，藉以内安于心，外立于行。

一是以“相与之情”勖勉情志。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最重情感的，“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16]。因为重视情感，所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和交往关系，这就是没有宗教慰藉的中国人能够得到情志勖勉的原因。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关系之人，一生下来便建立了他的第一社会关系，即与哺养人之间的喂养关系，与此同时他对哺养他的人也产生了最初的依赖感。随着个体慢慢长大，他的交往关系不断扩展，情感也越来越丰富，而这一切都是从家庭开始。家庭是个人情感的基点，居于个人交往关系的中心，一切以家庭伦理为本位，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立论基础，所有的情感铺展都围绕“什么是人”和“怎样成人”来展开。

什么是人？《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何谓仁者？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就是能够心里装着他人、关爱他人的人。怎么爱人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敬父母是仁的根本。孟子也讲“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孝悌”、“亲亲”、“事亲”都是爱人的表现，是对“仁”的注解，而不管是如何注解，都离不开家庭、离不开血缘亲情，因此在儒家文化中如果离开了情感，再谈“什么是人”是没有意义的。儒家文化以家庭亲缘关系为核心，但又不限于血缘亲情。“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家庭的亲缘关系推己及人扩展开来，由此构建起一套运行有序的社会组织规范，这就是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所以梁漱溟说“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17]。儒家文化重视情感，注重在交往过程中维系情感，因为要维系情感，便有了由情而发的伦理规范、道德秩序，又因为严格遵守维系情感的规范秩序，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情感。“君臣有义、师徒有情、朋友有信、东伙相诚、邻里相亲，”[18]“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19]，人的情感在相互交往和维系中得到慰藉和升华。由此情循此理，因此理厚此情，情理相通，人方可为人。在阐释“什么是人”、“怎样成人”的逻辑里，人的情感勖勉不是向外寻求，而是在相互交往中自然而然地生成。

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西方宗教文化主要依托所信奉的神灵来消除不安，慰藉内心，情感勖勉向外求得。在中国儒家文化里，情志勖勉则是通过自然而然的情感自觉来实现的。比如父慈子孝，父母养育子女享受天伦之乐，子女接受父母抚育的同时享受父慈母爱，这种遵循伦理的过程，也是满足情感、安慰情志的过程。并且这种情义自觉不是外力使然，而是个体的主观内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由情及理，于己是自省，于人是为善，由此构建起组织规范和道德秩序。不管是自觉自律还是恪守训诫，“宗教和道德二者，对于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在劝人向善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梁漱溟提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有宗教之用”。

二是以“向上之心”探求未知。儒家文化主张通过自省慎思来实现至善至美，如“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等等，这些都传递出“向上迁善”的价值理念。自省是分析总结过往，慎思是科学预判未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知荣辱、明是非、悟方法。可以说，儒家文化不仅在思想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信仰价值体系，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方法指导，赋予我们向上探求未知的信心和能力。

（二）道德无宗教之弊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不仅“有宗教之用”，还有“无宗教之弊”的利好，在他看来，道德与宗教之间有两个最主要的区别。一是引人向善的依赖路径不同。“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20]。道德是靠个体的自觉自律来完成，而宗教则要通过教规教义的训诫规约来实现。也就是说道德是行为主体凭借自力的自觉行动，而宗教虽然并未彻底放弃自力，但自力是通过他力（譬如宗教的教规教义）对个体产生影响发挥效用，虽然最终还是依靠人自身发挥作用，但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宗教“比道德多一个弯”。二是引人向善的融合广度不同。儒家文化提倡的道德之善，源于亲情始于家庭，只要有家庭关系存在，道德便有了适用的对象和范围，从这一层面说，道德之善适用于一切家庭。而西方宗教文化所倡导的宗教之善，“其范围超于家族，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21]。表面上看“超出于家族”的宗教之善适用范围更广，事实上，由于不同宗教派系所信奉的神祇教义戒律不同，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冲突屡见不鲜，而不同宗教之间的排斥冲突模糊了生命本初的联系，进而在信仰层面摧毁了生命联系的共识基点，因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大。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家庭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客觀存在的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点，更容易得到认可与接受。由此，梁漱溟提出了道德“有宗教之用，无宗教之弊”。

三、“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的启示

中西文化，一个恪守家庭伦理，一个信奉宗教戒律，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交流合作的前提是打破隔膜，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摆在人类面前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全球性问题和风险将进一步加剧。经验告诉我们，化解此类风险挑战的最佳选择是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准确认识、理解“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从中找寻达成人类相融共识的基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精神智慧。

（一）“以道德代宗教”蕴含了凝聚共识的智慧

一是蕴含目标追求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凝聚理念共识，如果缺乏认识上的共识，任何形式的交流交往协同合作都将失去支撑、难以为继。自古以来，向善向上、安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识。“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实际上强调了，中国儒家文化具有西方宗教文化同样的迁善向上、维护社会秩序的功效。可见，中西文化在价值目标追求上是相同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国别、种族、制度，在追求善意、积极向上方面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推动了人类社会共同向前发展。所以说，“以道德代宗教”思想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在目标追求层面的共识。

二是蕴含责任意识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共创美好未来。纵观当下，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化，一方面，世界各国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相互之间休戚与共，彼此相依;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各种风险带来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道德代宗教”思想所倡导的“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22]，以亲缘关系和伦理秩序为纽带把“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每个个体都是情（相与之情）理（伦理义务）与共的结合体，整个社会则是情理与共结合体的集合。不论种族信仰、国别制度，都有维护家庭关系、亲子传承的义务，这种相与之情也是一种伦理义务和责任担当。由“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举社会各种关系而悉伦理化之，亦即家庭化之”[23]，其责任意识也由家庭推及整个社会，这里我们看到了“以道德代宗教”所蕴含的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

三是蕴含理念善意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彰显普惠善意。人类因命运共同而成为一体，在命运面前，人类无需分出伯仲，也不必在意输赢，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秉持普惠的正义和善意。“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儒家文化倡导的“仁爱”理念，这种“反求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家国一体”、“天下大同”的仁爱观念，主张通过个体反思内省、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的正义和至善。这种反思自省、推己及人的移情体验不是某些个体和群体的专属，而是所有独立个体都能够作出的反应，一切都在个体的体验和感悟之中，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道德代宗教”思想传达了中西价值理念的普惠善意。

（二）“以道德代宗教”彰显出开放包容的格局

一是彰显亲诚互融的气度。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延续，都离不开特定文化和文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互区别、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多样性。不能否认，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隔膜甚至是对抗冲突，比如“宗教纷争、族群对立、文化冲突”等，这些隔膜冲突人为地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分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追求，因而包容互鉴、消除隔阂、化解冲突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以道德代宗教”意在强调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具有相同的社会之用，“以道德代宗教”不是唯我独尊的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以亲诚互融的心态看待中西文化的相似性。这种以亲诚互融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的气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路借鉴。

二是彰显求同存异的智慧。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交织成网，任何一个点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全网尽毁。2020年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表明，在人类灾难面前，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独善其身，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最后只能是引火烧身，搁置争议、摒弃对抗、携手共同应对才是明智之举。“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24]。“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并没有忽略中西文化的区别与差异，“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但是道德之所以能够代宗教是因为搁置了两种文化的差异，突出了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其实质是肯定了中西文明能够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达成共同的目的。而这正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损与共、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应对人类共同风险挑战应有的姿态。

（三）“以道德代宗教”表明了中国文化立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超越种族、文化、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共同思考人类美好未来发展方案。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切之举，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担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斥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主导或主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所秉持的立场。儒家文化崇尚“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并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25]，家人父子相亲以情，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再比照处理其他社会关系，便可以实现“天下大同”。这种基于个体情感体验推演比照处理社会关系的处事逻辑，不仅使个体情感得以安慰勖勉，还是整个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支撑。而情感与每一个生命个体是相随相伴的，因而它是平等的存在，即个体获得情志慰藉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性。有了这情志慰藉的平等性，“而此则把家庭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大社会上去，可说由内而外，就使得大社会亦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26]。这里可以感受到整个社会，平等气息充裕，没有高低贵贱，不分宗族信仰，睦邻友好的相处之道即刻呈现。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处理交往关系的智慧体现，也是当代中国所秉持的根本文化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27]。“以道德代宗教”出于感性又不失理性，道德可以替代宗教 “引人向善”，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这种替代是平等友善的互助，不是颐指气使的逼迫。一切因平等而可用，又因平等而适用，道德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平和相处，这正是当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持的立场。因此，深入了解“以道德代宗教”丰富内涵，感悟其“引人向善”慰藉情志的价值真谛，领悟其独立平等的情感体验和价值立场，对于推动構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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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