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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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图书馆和书店几乎没有不设置连环画专区的——那永远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一角。一点儿也不值得惊讶，当时的中小学生，有几个不是连环画的书迷呢？

书迷们对连环画的需求量很大，相互交换也不能满足。书从哪里来呢？藏家们想到了出租这一招：到大街边摆小人书摊子，现场借阅，每本仅收费一两分钱。这确实给大小书迷们提供了经济适用的方便之门，每逢闲暇，他们只要花上一毛钱，就可以到书摊边席地而坐，大饱一通眼福。

仗着父亲的借书证，以及哥哥姐姐们逢年过节从各地寄来的书籍，我们兄弟俩很少光顾书摊。但随着自家的连环画积攒得越来越多，11岁的八哥冒出了几分野心。

“野猪为什么比家猪聪明？”有一天他突然问我。

“它必须要自己寻食物，要抵抗食肉猛兽的进攻，还要……”我忘不了从书本上读到的大道理。

“对了。”八哥很满意我的答复，“所以我们也得学会自食其力，别老是依靠父母和哥哥姐姐。”

啥？这家伙该不是想拉着我漂洋过海寻找一个荒岛去探险打猎垦荒种地，过鲁滨孙的生活吧？

八哥说出了他的打算：“干吗不趁周末去摆书摊呢？咱们有这么多连环画，赚回几张电影票一定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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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星期六下午，我们从自家书箱里挑选了30本自我感觉特别精彩的连环画，塞进书包，来到一家大电影院的候映厅。四下里瞧瞧，没见到一个熟人，我们在大厅一角摊开一张由旧书报粘裱成的厚纸，将连环画排整齐。

刚摆好，立即有客人光临，他扔下两分硬币，取走一本最厚的《印度王的钻石》，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凑近我们的小书摊……30本书霎时取去了一小半。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两人轮番守摊，时不时腾出一个探頭探脑转上一圈儿，把借出的书清点一遍，唯恐弄丢了。第一个回合我们收入了四毛八，买两张电影票还有剩余！

傍晚收摊后，我们用自己挣的钱看了一场黑白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顶着星光回家的路上，影片里那支自幼熟悉的主题曲《快乐的风》在我脑瓜里一遍又一遍旋转开了。可不是快乐嘛，首次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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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告捷，大大激发了我们摆书摊的兴趣。八哥选出几十本连环画作为“候补”，每次出摊都换上几本，使小书摊面貌常新。遇上电影院放映新片的周末，从下午到晚上，平均每本书能摊上五六个读者，小小书摊的收入可以超过两元。

有钱了，我们反而变得十分抠门儿。虽然当时中小城市的电影票价一般为两角，有段时期提倡普及电影文化，还降到过八分，但我们轻易舍不得去看。攒下的分币角币只要足够凑整，都换成一元以上的大钞票收藏起来。

我生日那天，八哥破天荒地给了我一张五元大钞，让我“大着胆子”去花。我在百货商店的文具柜台前犹豫了老半天，最后还是跑到鞋帽部，给妈妈挑选了一双流行款式的布面胶鞋——妈妈辛辛苦苦把我带大，我的生日，最应该犒劳的是她。

八哥很赞同。于是他也在生日那天给妈妈送了一份小礼物：一只漂亮精致的眼镜盒。后来这成了一种习惯，每到生日，小哥俩首先会想到送点儿什么给妈妈，让她高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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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个星期日，我跟随借出的书和八哥分散之后，八哥的班主任直接走到我们摆在候映厅外的书摊前。这会儿过去换下八哥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能躲到一根灯柱后远远偷窥。老师对面的八哥像在课堂上被点了名似的站立着，低垂双眼盯住自己的鞋，不敢抬头。那位戴眼镜的老师同样不吭声。他挑中了一本《欧也妮的悲剧》，就竖起大衣领子，靠着一旁的宣传窗蹲下了……

八哥表面上恢复了正常。但我知道，那绝对是八哥撂摊儿以来最难受的一个下午，用“如坐针毡”来形容他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老师显然是等着看《风从东方来》的——还得一个小时才开映呢。老师认认真真读完第五本连环画时，开映的预备铃总算响了。他不慌不忙地走过来，放下手里的书，掏出一毛钱钞票塞到八哥手里。

八哥不敢抬头，那模样，是准备硬着头皮挨批评了。老师却只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不错——勤工俭学，很好嘛！”

从那年起，我们兄弟俩不光学费不向家里要，就连购买书籍、纸笔、鞋帽、乒乓球拍，以及为灾区捐款等全都由自己开销，再也没让父母掏过腰包。

后来书摊不让摆了，我们接着干别的：捡废品卖给收购站，拾煤核节省家里的开销……几乎成了习惯。到了节假日兄弟俩总要主动找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干干。从家人、老师和邻居那儿得到的赞扬，使我们从未有过“难为情”的感觉。这都属于“勤工俭学”啊！

田龙华摘自《少年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