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规训下的《四库全书》撰修
2020-08-02张文涛
财经 2020年12期
张文涛

《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美)盖博坚著
郑云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清代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整个清王朝时期,举凡中国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主要学术流派,如理学、汉学、今文经学、阳明学乃至湮没多时的诸子学等,都在清代文化史上先后复兴。不仅中国传统学术,明末所引入西方天文学等也在清代得以延续,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更是借助诸子学逐渐接受西学,中国文化也随之实现从“传统中变”到“传统外变”的转换。
换言之,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开端。就前者而言,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当然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撰修。
合作、妥协乃至相互利用
时至今日,《四库全书》依然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源。不过,文化和思想虽然紧密结合,但仍有基本分野。学界对清王朝撰修《四库全书》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的撰修一方面集大成地整理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对“违碍”书籍的禁毁。历来学者多在充分肯定前者同时,批判且完全否定后者。持平而论,这样过于简单地将全部责任推给专制皇权,会相对忽略了其中皇帝、官僚、士人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美国学者盖博坚1989年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一书,就特别强调《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皇帝、官员与士人等在相关问题中互动关系的权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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