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喁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派之奠基者，散文诗的鼻祖。代表作：诗集《恶之花》，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1821年，马克思三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两岁，她长大即位后，将开启长达64年的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19世纪的中后期。这一年，欧洲诞生了两位文豪——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另一位写作者——夏尔·波德莱尔。

尽管这三人的著作在今天的世界上同样流传，但却很难将波德莱尔也称为文豪。首先，相对于“文豪”必须著作等身，波德莱尔仅仅以不多的诗和艺术评论传世；其次，文豪的分量很重，听起来就传统气势十足，波德莱尔却是以《恶之花》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品强行进入文学史的；最后，不幸的是，波德莱尔只活了四十几岁就早夭了，简直像遭受了某种报应，他生命的长度，和他的几位同龄人，远在东方的不得善终的太平天国将领洪秀全、洪仁轩、杨秀清、李秀清、石达开等人一样，占据几乎同样的历史坐标段。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不仅代表英国赶超法国，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巅峰时代，而且代表了欧洲的总体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爆发。法国虽然被赶超了，但法国大革命以来，工业仍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之后，国民经济更是蓬勃发展，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尤其金融业的繁荣，成为第二帝国的一大特色：“1869年，仅就巴黎的交易所而言，就有307种有价证券，市值330亿法郎，差不多超过当时工业生产总值的两倍。”（《欧美近代经济史》，刘醒龙著，1995）

伦敦有100多万人，是世界的巨无霸都市，但它孤悬海外，取代不了50多万人口的巴黎，因为巴黎交通便利，人文荟萃。波德莱尔在巴黎长大，和我们今天的九零后一样与基建狂魔一起长大，1815—1848年间，巴黎的资产阶级楼房拔地而起，拿破仑三世的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历史性巴黎改建的总规划师霍斯曼为法兰西首都今日的面貌奠定了蓝图——主干道、城市交通、下水管网、煤气路灯、喷泉、步行街……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巴黎，和波德莱尔眼中的巴黎，竟然是同一个。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论述波德莱尔），波德莱尔面对巨变中的都市，写出的是带着尖锐敏感性洞察，既有迷恋又带蔑视的《巴黎的忧郁》。我们要弄清楚历史坐标，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生活就是从那时候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开始的，直面现代性，既是总设计师维多利亚女王、路易·波拿巴的事，也是马克思的事，还是受到城市生活冲击和震荡的波德莱尔的事。诗人在《巴黎的忧郁》中发掘现代生活包含的灵魂和隐秘的诗意，这个处境和机遇，今天我们城市大爆炸中的说唱歌手或能体会。

19世纪上半叶，霍斯曼任总规划师改建巴黎，奠定了今日巴黎的主要面貌。图为塞纳河畔

何谓反启蒙

波德莱尔的亲生父母是老夫少妻，出身并不底层，生父死后，继父的社会地位更高，一度担任过派驻马德里的大使，这让他年轻时过了几年挥霍无度的日子。对他的青春浪荡子行为，家里感到愤怒，于是在经济上给予钳制。

成年后的波德莱尔成为艺术评论者、记者、作家、诗人，首先是生活所迫，但无一技之长。这些行当收入朝不保夕，波德莱尔的个人际遇没有分得时代的红利，时代的顺风车呼啸而过，他是一个没有上车的失败者，并且感到眩晕，从而在文字里制造幻象，现实的秩序被文字里的蛊惑和旋涡吞噬。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如此描述街头的革命者，“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包括“破落放荡者”和“冒险分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波希米亚人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对，就是他们，发起了横扫欧洲的1848年革命。27岁的波德莱尔，在巴黎的某个街角挥舞来福枪，高喊“打倒奥皮克将军（他的继父）”！加入巴黎抢劫商店的人群，在兴奋中呼吸着暴动的氛围。这兴奋却只有三分钟热情，因为波德莱尔险些成为流氓无产阶级，但他还不是流氓无产阶级，至少他还有一个可供打倒的继父。流氓无产阶级是波德莱尔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变异，对波德莱尔来说，他们过于喧嚣了，或者说，过于“启蒙”了。

对于革命，波德莱尔则太不严肃放肆过头了，“我说：‘革命万岁！’正如我说：‘破坏万岁！忏悔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不仅乐于成为一个受难者，做一个刽子手也不会使我扫兴——这样就能从两个方面感受革命！正如我们骨子里都有梅毒，我们大家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我们都感染了民主和梅毒。”

这就是波德莱尔被称为象征主义先驱的原因，无论“民主”还是“梅毒”，这是现代性的理性和面临的挑战的象征，这里没有人道主义，没有浪漫主义，这两项体现在文学前辈雨果在同时代高屋建瓴泯然众生的《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中，为此波德莱尔不得不去写一具腐烂尸体上的蛆。

1857年，因为《恶之花》的出版，波德莱尔不仅诗集被禁，还被罚了款。可是正流放海岛的雨果却对此书激情点赞，说它是“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尽管，波德莱尔从不描绘自然，他只会问：“你究竟来自深渊，还是来自星空？美啊，你恶魔般的神圣的目光……”

古今穷人一棒昏

《恶之花》是分行的诗，《巴黎的忧郁》是不分行的，被看作散文集，又名《小散文诗》，这本书是《恶之花》出版同时，波德莱尔在杂志上发表的短小文章的结集出版，他说：“这还是《恶之花》，但更自由、细腻和辛辣。”

不管是“恶”还是“忧郁”，波德莱尔认为：“有些东西是强化和锻炼人的心灵的，当它不能使之堕落使之软弱到卑鄙和自杀的程度时，就用另一种方式使之强化。”用后世20世纪的大诗人艾略特的话说，则是“由于追求精神生活不成功而产生的真正的绝望”。

这个绝望又绝不是“大众”的“日子没法过了”的绝望。艾略特认为，“如果仅凭诗作，我们不大可能抓住在我看来是波德莱尔的真正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恶之花》在同行大诗人眼里都不好读，所以我们试试能不能从“更自由、细腻和辛辣”的《巴黎的忧郁》入手，体会波德莱尔“利用苦痛所无法伤害的那种巨大、被动的力量和感受性，来研究他的苦难”的“病态”和殚精竭虑。

比如，“我歌颂那浑身沾满屎的狗、可怜的狗、无家可归的狗、流浪狗、杂耍卖艺的狗，这些狗的本能就像穷人、流浪汉、小丑一样，是被生活所迫而冶炼成精的。生活所迫，是多么良好的母亲，是智慧的真正主宰！”

再比如，“世上有一个豪华的地方，那里面包被称作点心，这食品如此稀奇，竟能引起一场兄弟间相互残杀的战争！”

20世纪德国哲学家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产生了通过巴黎拱廊街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雅明，着眼点是通过波德莱尔研究，考察盛世如何导致了末世，即他所经历的世界大战、大萧条。

所以，波德莱尔在本雅明眼中自然具有预言家的意义。今天我们从当代世界文学艺术图景中，一眼望去，审丑审恶审色情暴力的作品比比皆是，当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亘古不变的道貌岸然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对此早已麻木了，体会不到波德莱尔之于19世纪的横空出世了。波德莱尔代表了他那个时代，而谁代表今天的时代尚没有尘埃落定的答案。至少可以肯定，既不是那些不假思索的“恶之花”的继承者，也不是道貌岸然者，因为他们是一样的，“竟为腐败道贺”。

谁能像波德莱尔，“如同食欲惊人的厨子，我烹食自己的心”，谁才至少是一个时代的勇敢者。通过《把穷人打昏吧》这样真正的杰作，波德莱尔在150多年前早已把解放心灵的方法教给我们：“谁能感到平等，谁才能和别人平等；谁知道争取自由，谁才配得上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