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父亲母亲很早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向远处眺望，他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站起来了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6岁考入清华大学，24岁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5岁成为香港《时事评论》主笔，2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时事述评》专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事活动。1946年初，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第四任外交部部长等职。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被中外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有记者问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仰头大笑。片刻后，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他的笑容被在场记者抓拍下来，定格青史。

那是新中国走入联合国的辉煌时刻，也是乔冠华豪放人生的一个经典瞬间。实际上，他早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声名鹊起。

被日本警察逮捕，遭驱逐出境

“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这是清华校友季羡林晚年对乔冠华的回忆。大学时期，两人既非同系，又非老乡，绝无来往。但乔冠华往清华园一站，那鹤立鸡群、踌躇满志的形象，深深镌刻在季羡林的脑海中。

1933年，乔冠华从清华毕业，年仅20岁。夏末秋初，乔冠华在侄儿乔宗秀的陪送下，来到上海码头。他将从这里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

到东京后，乔冠华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一个便宜的公寓。他在这里认真而广泛地阅读着各类经典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全然不顾是日文、英文还是俄文、德文。深夜，一部作品读完之后，他总要熄灯静坐，闭目沉思。除了读书，他还勤工俭学以弥补学费及日常开销的不足。

1934年春，乔冠华结识了日本共产党员三浦。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师生中，日共秘密组织十分活跃。三浦作为该组织中的重要成员，与乔冠华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和国际时事。乔冠华还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反对日本侵华的秘密宣传活动。

一次，在赴与三浦的约会时，乔冠华被警察盯上并被截住。原来三浦已经被捕。乔冠华被抓到警察局，警察很快又去他的住处搜查，在一叠报纸里搜出了一份日共中央关于当时形势的报告。时在东京的钟正文等中国留学生听说乔冠华被逮捕关押，十分焦急。他们试图援救，均无果。

一段时间之后，日方虽然没有审问出什么名堂，但仍认定乔冠华是危险分子，遂决定将他驱逐出境。

乔冠华回国后，在乔宗秀家住下。正当他踌躇之际，清华校友颜正平来沪，邀其北上北平。

“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

1935年暑假，再返清华的乔冠华，恰巧碰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某大学交换优秀留学生的机遇。8月31日，乔冠华和季羡林结伴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经过将近两周的颠簸旅行，他们来到柏林。

到了德国后，两人“见到许多离奇古怪的留学生（多为国民党官二代），他们简直不念书”，乔冠华对季羡林说：“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季羡林深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非干一个样不行。”

那一阵子，乔冠华和季羡林一起用餐，一起上学，一起游玩，一起访友，一起纵论国事，几乎形影不离。季羡林1935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10月19日：又回乔处，正在吃着面包的时候，马来了，我们一齐吃，吃完了，又开始闲谈起来，我们谈到国事，我觉得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解放农民，平均地产，但实行起来却也不容易……

10月20日：回到乔处闲谈，一会儿赵九章（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也去了，又大谈起来，大体谈的范围不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非常痛快淋漓，一直谈到十一点半我才回家。

10月25日：十二点出去，外面正下着濛濛的细雨，在附近等到了乔，回去吃饭。吃完了又到乔处，照例吃糖读杜诗——杜诗真有不可及的地方，那种雄健的魄力实在惊人。

笼罩着纳粹阴影的柏林让人望而生畏。乔冠华在柏林补习了一段时间的德文之后，毅然来到位于莱茵河畔的图宾根市，选择了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母校——图宾根大学。分手前的10月30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叙述：“同马、赵回到乔处已经九点，又开起座谈会来。从单人起，一直谈到中国文人的气节，谈到十二点才分手，可说痛快淋漓之至。这是在柏林最后的一夜，最后的一次畅谈，我仍然说，在柏林愚妄的氛围中，能得到这样的谈友，也真算不坏了。”

图宾根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异常丰富，有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的各种版本应有尽有。这为一直在攻读德国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乔冠华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除了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外，他还适时地增加了一门新的课程：军事理论。

乔冠华坐不住了，奔香港、回广州、赴武汉

由于日军进逼华北，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消息传到德国，中国留学生们陆续自发地组织了起来。乔冠华与图宾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相处很好，国民党著名将领赵一肩便是其中之一。

赵一肩原系19路軍师长，1932年参与指挥过淞沪抗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只身来到欧洲考察，进入图宾根大学深造。身居国外的赵一肩和乔冠华都十分关注国内时局。于是，二人密切地交往起来。

1936年，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乔冠华越来越感到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且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位哲学博士已不甘做“百分之百的书生”了，瞄准军事问题这个时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他一方面与留德的进步同学一起频繁地往来于图宾根与柏林之间，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团体组织的各种抗战活动，并曾几次与国民党驻德大使馆发生冲突;一方面钻研军事科学，认真研读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卷本。他甚至自开新课，广泛研读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并且对着各种版本的欧洲地图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当时乃至日后整个世界的战争局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德国，乔冠华等进步学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在留德学生会的组织下，他们创办了油印刊物《抗战时报》，日出一期，及时向留学生们传播国内抗战的各种消息。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原计划在哲学领域继续深造的乔冠华坐不住了。他匆忙地写了一篇毕业论文交给指导老师，尔后“就放手一心一意地到柏林去搞抗战工作”了（后来得到校方通知，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据德国鲁尔大学教授海尔默特·马丁回忆，1972年他找到了当年乔冠华撰写的这篇关于《史记》的博士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

1937年底，乔冠华由德国柏林来到法国巴黎，并很快与中国留法学生会接上关系。次年春，归心似箭的乔冠华终于坐上“霞飞”号邮轮，由法国巴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香港，再由香港坐火车回到广州。

乔冠华回国前，赵一肩已先行回到广州，在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余汉谋部就任参谋长。乔冠华回国后，赵一肩随即将他引见给余汉谋，并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工作。恰在此时，母校老师金岳霖教授诚邀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乔冠华抗日心切，接受了余汉谋和赵一肩的挽留，投笔从戎。

生平第一次穿军装的感觉实在很好。乔冠华兴奋之余，急切地想了解当时的抗战形势，他提出想去武汉一趟，获允。

当时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也大多都先后集中到了武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武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乔冠华是乘火车来到武汉的，当时战云密布，火车时断时通，沿途都是伤兵，人们摩拳擦掌，抗战情绪高昂，乔冠华深受感染。

毛泽东赞叹：“我看过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

乔冠华在武汉停留了一两个星期。他逐渐发现，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很多。不久，他回到广州，很快投入军旅生活，在赵一肩主管的参谋处出任上校参谋，主要任务是收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和当时的国际动态，同时负责主办一个内部刊物。乔冠华干得十分出色，深得余汉谋赏识。正当他方显身手、有所作为的时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他不得不随军撤至韶关。

鉴于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中断，余汉谋决定委派亲信黄范毅赴香港创办一份晚报，乔冠华被点将赴港协同办报。随着乔冠华在港岛的再次出现，一份独树一帜的《时事晚报》亦随之创刊，其扣人心弦的国际述评文章，恰似“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带来一阵清风，使人们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一丝希望的光芒”，“《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日，即是香港奔走相告之时”。

当年与乔冠华同在港岛的文学家徐迟回忆：

它（《时事晚报》）第一天的社论就让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它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这样我就每天读这家报纸，到时候如果还没有读到，就茶饭无心。

我曾到过乔木（当时，乔冠华戏称自己身长瘦削类乔木，故取笔名乔木）的住处，看到他房间里，地板上，像书报社一样，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报刊和地图，房间里几乎无插足之地。它们被排列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我禁不住点头赞叹，他是用报纸作地毯的。家里成了报摊……

他每天下午从九龙过海，到“阁仔”，和我们这些人哇啦哇啦大讲一阵，或到“聪明人”（咖啡厅）去和当时在港的一些西方著名记者会面，交流情况和意见，偶尔也会到“高罗士打”喝下午茶，和个别高阶层的人士有些应酬。他在“阁仔”出现得最多。那里好像是他的办公室、指挥所。他很快成了我们的头儿了。

晚间他从报社回去，夜深人静，他开始阅读材料，并写社论到黎明。呼呼大睡几小时，他起来再研究材料。便又到了登上轮渡过海的时候，他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他很快就成为香港知识界的中心人物……

由于乔冠华的社论文章反响强烈，并拥有许多读者，《时事晚报》后来干脆通过中国新闻社，将每期署以乔木笔名的国际述评文章发往世界各地的华侨报社。于是，乔木的文章不仅在香港，同时在华侨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广为流传。一时间，乔木成了世人关注之焦点，“一个卓越的国际评论家诞生了”。

据说，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乔冠华的文章时曾赞不绝口。一次，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我看过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

“巴黎，将于两天后不战而降！”

1940年6月9日，德国向法国马奇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面对欧洲西线战场如此紧迫的战争局势，此时在香港“聪明人”地下层咖啡厅内，却是烟雾缭绕，人声喧嚣。一大群中外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们，正在为时局的发展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际，坐在一旁沉默很久的乔冠华，突然“嚯”地站立起来——

“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天！”

语出惊人！室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几乎同时射向乔冠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爱泼斯坦（国际著名记者，1957年加入中国籍）首先打破沉寂，满腹狐疑地说。

因撰寫“内幕新闻”而名躁一时的记者根塞斯坦，这时也歪过头来，很吃惊地说：“乔木先生，今天你怎么突然悲观起来了！”

“西线实在是危急了。”乔冠华猛吸两口烟，开始陈述：“刚才听了许多高见，似乎诸位对西线还抱着很大的希望。不错，决战是在进行之中，胜负亦未见分晓，但局势实在是已经大定，德军右翼已出现在塞纳河前，左翼前沿的莱姆市也很危险了。难道还能有第二次的‘马恩河之役？26年前的马恩河之役曾经救起了巴黎，但是在今天的马恩河里，只有奔流着呜咽的流水而已。我可以告诉诸位，3天之后，巴黎将会不战而降！”

“太武断了。简直是危言耸听！”人们无不惊恐于乔冠华那近乎残酷的预言。有人甚至愤怒地质问：“乔木先生，你凭什么这么预言？”

“这不是一句话就能够答复得了的。诸位请注意阅读明天以后的报纸。我告辞了。”乔冠华揿灭烟蒂，起身离开，留下这群目瞪口呆的中外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

次日（6月10日），乔冠华又在报上宣称：“巴黎，将于两天后不战而降！”

整个香港都被这则预言震动了。很快，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乔冠华的预测。6月13日，法军决定放弃巴黎。随后，法国雷诺政府辞职，贝当上台组阁。6月14日，德军开进巴黎，巴黎陷落。

乔冠华也有失算的时候。

1941年，面对亚洲战场的形势，就日本军国主义下一步攻打的目标问题，当时在香港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评论家之中，又进行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乔冠华应邀到香港华侨中学作时事报告。报告快结束的时候，一名学生突然问：“乔木先生，以您之见，日美谈判会不会中断？日美是否有可能打起来呢？”

“日美矛盾虽然很重，但公开打起来还不到时候，日美谈判亦不至于马上破裂。”乔冠华侃侃而谈，语气十分肯定。

然而就在当晚，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黎明，隆隆的炸弹声在港岛响起，一开始人们还以为是演习。但炸弹声越来越密，连警报器声、高射炮声亦同时响了起来。此时，仍在熟睡中的乔冠华突然被一陣急促而猛烈的敲门声惊醒，随着爱泼斯坦进门后“WAR（战争）！”的一声吼叫，乔冠华本能地“啊”出声来。

乔冠华大惊失色，因为清楚地听到了飞机声、炸弹声以及防空警报声。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的乔冠华，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我写过多年的国际评论文章。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

边逃离、边喝酒、边掩护革命工作

在香港，乔冠华经常到皇后大道中18号的粤华公司“谈生意”。所谓粤华公司，其实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1939年，乔冠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批准的电报传到香港的办事处，廖承志找到乔冠华，热情地说：“大个子，你的请求，延安方面已经批准了，向你祝贺！”乔冠华欣喜若狂，当时他26岁。

日军占领香港后，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中央指示，这些人士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一定要想尽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使之安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

担此重任的是东江抗日游击队。沿着他们秘密打通的交通线，1942年元旦，乔冠华与廖承志等人率先离港。乔冠华素来嗜酒，有“酒仙”之誉。当时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他不失浪漫地提议：“举杯，向香港告别！”次日清晨，身着大褂，鼻架眼镜、头戴狐皮帽的高个子乔冠华，俨然一副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模样，身型较胖的廖承志则打扮成了商人。一路上，他们既要对付日本人的盘问搜查，还要应付国民党军队的无理纠缠。

韶关，当时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战时省会，同时又是香港从东江之线进入内地的必经之地。一到韶关，乔冠华首先去看望了老同学赵一肩。在其帮助下，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上校参谋。这不仅成功地掩护了他所从事的地下革命活动，也让他在此过足了酒瘾。

适逢粮荒，当局严令禁酒，违者判徒刑，严惩不贷。故而韶关不要说什么高级名酒，就连普通的米酒也很难买到。韶关有几处酒肆私下里售卖自酿的米酒，但只卖给操广东方言的顾客，暗号叫“土其”。乔冠华经常托友人黄秋耘代买三斤米酒。有时兴起，甚至把酒拎到小馆子里，要几碟下酒菜，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和黄秋耘对酌起来。每逢此时，黄秋耘总是忐忑不安。

一次，共产党员张明第来到韶关，被抓了起来。与他同行的同志急忙找到正在馆子里痛饮的乔冠华。乔冠华随即给赵一肩打了一个电话。没多久，张明第被放了出来。

为此，乔冠华曾风趣地拍着身上的军服，指指那枚上校胸章，得意地对黄秋耘说：“有了这身黄老虎皮，还怕宪兵和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不成？”

在乔冠华的协助下，许多经东江撤退的同志被疏散到内地，就连当时被国民党严密搜捕，并且正在患脑病而行动不便的著名文化人士邹韬奋，以及目标特别大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及其女儿，都顺利地通过关卡，安全地经韶关被转送到内地。

韶关疏散任务完成后，乔冠华经桂林辗转至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同时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有关外事工作。从此，香港乔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重操旧业于陪都重庆。

南北“乔木”之争

在内地延安，还有一个人在以“乔木”的笔名撰写文章。巧合的是，此“乔木”也是江苏盐城人，老家离乔冠华家很近，也毕业于清华大学，也以如椽巨笔声名鹊起。他原名胡鼎新，1937年7月在共产党人冯雪峰的安排下来到延安，正式改称“乔木”（至于现名“胡乔木”，则是后来的事）。

“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乔木”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才华横溢的纪念文章，毛泽东看后十分赏识。不久，他被调去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为党中央、为中央最高领导人起草、修改、完善各类重要文件、决议、社论、政论、报告、讲话及重要纲领和宪法等，时间长达20多年。

一南一北，不甚相干，但他们几乎是同时以“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一度使不少读者感到困惑。“乔木”一会儿在香港发表国际述评，一会儿又在延安发表社论文章，莫非他有分身之术不成？

曾有一则笑话：某日，胡鼎新的妹妹胡文新在看到香港报纸上登有署名“乔木”的国际述评文章后，误以为哥哥已抵香港，于是随即给“乔木”写信。结果，收信人乔冠华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此时的乔冠华，并不知道胡鼎新已赴延安，并且在以同样的笔名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文章。后来，当人们终于弄清这一南一北两个“乔木”不是同一个人之后，干脆以“南乔”（乔冠华）、“北乔”（胡鼎新）相称，以示区别。毛泽东则亲切地将两人称为“盐城二乔”。

1945年，“北乔”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二乔相遇，谈及重名问题，谁也不愿放弃这形象典雅、寓意深刻的“乔木”之名。

“南乔”乔冠华妙语连珠，据理力争：“我本来就姓乔嘛！你们看我这一米八二的个头，不正是一棵挺拔的乔木吗？”

“北乔”胡鼎新则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我取《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中的‘乔木为名，也是偏好乔木这高大、挺直之树。1938年7月，我与李桂英在延安结婚时，甚至将她的名字改成了‘谷羽。谷羽者，‘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鸟也。”

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让步，后来事情惊动了毛泽东。为了妥善处理好他们的重名问题，毛泽东特意召集二乔，并为他们断名。

毛泽东先问“南乔”：“原来用什么名字？”

“南乔”答：“原名乔冠华。”

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很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接着，他又转向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嘛，本来姓胡，可以恢复姓胡，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

毛泽东对此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他宴请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立志务农的优秀回乡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马上问他：“你是盐城人，盐城有‘二乔，你可知道？”

“重庆雖小，外事工作的范围是很大的”

到重庆后，乔冠华住在老朋友冯亦代家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于1942年底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开设国际述评专栏，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考虑到报社住房紧张，乔冠华本来打算在冯亦代家里继续住下去，不料他的行踪被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王新衡发现，此人嗅觉很灵，在香港时曾被乔冠华数落过。

有一天，王新衡突然闯入冯家，说要找乔冠华，称：“老乔脱险归来，特来拜访。”幸亏那天晚上，乔冠华呆在报馆还未回来。冯亦代敷衍几句，既不说乔冠华住在此地，也不说不在此地。王新衡悻悻而去。

乔冠华在冯亦代家住不成了。组织上安排他先住在神仙洞一处房子里，后来住进化龙桥报馆。那里很窄小，但乔冠华安之若素。在徐迟的印象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他一见我进屋，就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含笑相迎。”

周恩来还让乔冠华参加南方局外事组，参与党的外事活动。周恩来对他说：“你过去在华南和海外工作经常同外国人联系，在重庆也有相当数量的外事工作，因为这里有使馆嘛。有美军总部，有各国记者啊。”

乔冠华与当时的外事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成员龚澎、陈浩、李少石等人配合默契，冲破国民党政府一党办外交的局面，积极开展外事活动。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时常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外事工作等。

乔冠华的交际面很广，有外国记者、苏联和英国等国的驻华大使馆、美军司令部等各方面。乔冠华后来回忆：“我记得从1942年到1945年这几年，年年枇杷山的十月革命节，都是在重庆公开的共产党员、秘密的共产党员、有名的进步人士的一个革命的聚会。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大反攻，稳步向前发展，捷报不断传来，形势一天天变化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是很高兴的。他们的武官、文化参赞，都和我们有很密切的来往，如费迪连科是他们的文化参赞，他们的武官我记得就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战的同志，名字忘记了。所以重庆虽小，外事工作的范围是很大的。”

1942年9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费正清第二次来到中国，在重庆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乔冠华通过龚澎结识了费正清。乔冠华给费正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个子很高，几乎与我差不多，留着学生式的长发，戴着一副大眼镜。他大大咧咧地笑着，还带着点儿太随意的幽默。我在清华任教时，他曾在清华读书……（后来）从日本人手中逃出，来到重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通讯社（此处有误，应为《新华日报》）主编国际新闻。我发现他登载在《群众》杂志上的文章，笔锋犀利，没有一句赘词。他的哲学观点和信仰就是革命……

1943年9月，传说国民党准备突然袭击延安。但这一计划遭到一些熟悉延安地形的国民党将军的反对，重庆方面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以防其他省反对派的对抗。监视周恩来办公室人员的密探骤然增加。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乔冠华与费正清还是想尽办法见面，传递信息。

1945年8月11日，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日本投降。第二天上午，徐迟、杨刚等人赶往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一到那里就进了乔冠华的房间。这时，由于天气酷热，乔冠华只穿了背心、短裤，正在那里得意洋洋、摇头晃脑地朗诵着杜甫的一首七律《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乔冠华告诉徐迟等人：“我正在写一篇国际述评，题目取名《天亮了》，就用杜甫这首七律作为文章的开头，你们看如何？”

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真正挺起了腰杆子，因此才有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1946年，国共谈判的中心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率董必武、李维汉等分两批飞抵南京。乔冠华短暂地去过延安之后，也来到南京。不久，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乔冠华又到上海负责外事工作和报刊工作。曾在周公馆当过交通联络员的王思敏回忆：

乔木和龚澎两口子是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他俩的外文造诣颇深，工作也比其他人似乎要忙一些，打字机的嘀嗒声不时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每次开饭，往往要“三顾茅庐”，他们才姗姗下楼（当然是站着吃），为此，陈姐在背后曾嘟噜过：“平常倒蛮好格，就是吃饭架子大来兮。”

国共和谈破裂后，乔冠华转移到香港。乔冠华等人在香港的外事工作，归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中共中央外事组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解放战争后期，乔冠华参加了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许多筹划工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等众多人士，都安全抵达解放区。

1949年10月1日，喬冠华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据他们的女儿乔松都回忆：

这一天，父亲母亲很早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向远处眺望，他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军乐队奏起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沸腾的人群一起欢呼起来。此时，他们就站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新中国领导人的身旁。周总理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泪花，爸妈两人思绪万千：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是受屈辱的，而今我们站起来了！

父母亲对开国大典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母亲说，像她和父亲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看到曾经百孔千疮的祖国终于有一天站起来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感慨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们时常提起当年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曾计划写他的外交回忆录，他说就要从开国大典写起，并且为第一章命名为“开国”。

弱国无外交。父亲说，没有中国人民的胜利，哪里会有新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真正挺起了腰杆子，因此才有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外交，这也是父母亲共同的肺腑之言。

1949年11月3日下午1时，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参加联合办公的人有：周恩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伍修权、龚澎、乔冠华、杨刚等。

11月8日晚8时，外交部街30号东楼礼堂热闹非凡，这里马上就要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乔冠华和龚澎很早就喜气洋洋地来到了礼堂，当周恩来步入会场时，他们和与会的160多名同事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

为了打破发言人与听众的界限，大家围到主席台四周。周恩来拿起花名册点名：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在念到乔冠华名字的时候，周恩来问他：“你的祖上是不是秀才？”乔冠华回答：“上面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代不是了。”周恩来对大家说：“所以他读书就特别努力。”说完乔冠华，周恩来又提到他的妻子龚澎：“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爱人。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人家还是这么叫。”

点名之后，大会正式开始，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从此，乔冠华、龚澎这对“夫妻档”开始了他们在新中国的外交生涯。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茆贵鸣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2月第1版;《才情人生乔冠华》，罗银胜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与龚澎》，乔松都著，中华书局2008年4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