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丽花

定州开元寺塔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历元、明、清，各朝均有维修。塔内保存的《大元大德元年定州开元寺塔重修佛像铭记碑》，记载了宪宗六年（1256年）国师那摩大师奉旨重修塔级、大德元年（1297年）达鲁花赤麦达达等重修佛像之事，是现存唯一一幢记载元代修塔的碑刻（图一）。

此碑白石质，通高211厘米。碑身高168厘米，宽88厘米，厚24厘米。碑座为后配，宽110厘米，高44厘米，厚54厘米。碑首阴刻楷书“重修佛像铭记”，3行6字，现保存于塔内一层南门内。现分别将碑阳和碑阴录文做一浅显的分析：

一、碑阳录文考

图一 定州开元寺塔重修佛像铭记碑碑阳

“原夫佛者，觉也，覆天人之器也。妙万物而为言，盖其言则尽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恶而趣善，去伪而归真。∕可谓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知，一切无有如佛者。详其事，则往复无际，动静一源，∕含众妙而有余，超言象而逈出者，其唯法界欤！贯其理，则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竟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其唯佛性欤！於戏！吾佛顺世，示寂双林，舒白毫光。返本还源，遗黄金骨人间天上。貌其∕真也，金像、银像、旃檀等像。磊其塔也，木塔、铁塔、砖石等塔，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后世起建无量无数。谛观像教∕，源始西来。汉明帝永平七年，夜梦金人项佩圆光，飞来殿庭，遣使西求。永平十年，蔡愔西回，将佛形像置于兰∕台阁第。十四年，有摩腾来至汉京，既辩真伪。帝悦，佛乘革故从新，备加敬重。王侯士庶、国邑聚落，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善。谅哉！恩被草木，信及豚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哉？自汉唐以来，佛教兴之久矣。且兹浮图者∕，肈大宋太宗时，有僧令能，圣旨西天取经，得舍利回。至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首建是浮图也。至仁宗∕至和二年还元，易四主，凡修五十一年工毕。夫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浮图，高出尘寰。混沌剖而莫测其源∕，清气升而难齐其末，轮围天地，卓尔独存。磅礴华藏界中，嵳峩清虚境内，跨昆仑之阆苑，观浮生之蚁丘，馤然∕于烟爩之间，崚嶒于云汉之表，敌天地而无愧耻者，其犹浮图欤！夫我 大元∕蒙古皇帝岁次丙辰，国师那摩大师，圣旨赐白银重修是塔级。有佛像，风雨岁寒，渐见凋落。自咸平四年至∕天侔尼皇帝岁次丁酉改大德元年，有三百年矣。有中义大夫宣差中山府达鲁花赤麦达达作都功德主重∕修佛像。大夫爰祖别石八里人也，先父名脱忽里，钦授圣旨金牌管领汉儿田地，畏兀儿断事官。公乃其∕子也，人情古朴，赋性廉能，德政宽洪，民蒙恩恤，无不称羡。日因休假，登是浮图，每念佛像，存诚修饰。方以朞年∕，焕然一新。所须金碧、工匠、价直皆诚心出备。若非善才应身，大圣重迹，焉能裨补至大圣像者哉！然此不忘吾∕佛咐嘱，流通为念，何以多哉！诗云“凯悌君子，永福不回”之谓欤！伏承胜上祝延∕皇恩，金轮万代，圣祚无穷者。保安麦公赞曰∕：宣差麦公，塔之高显。见义可为，佛像新鲜。治国治民，无邪无乱∕。世之英杰，可断即断。贤善可嘉，其政英选。岁稔时豊，公之德远∕。时大德元年季秋末旬有 日，住持大开元寺僧广洪立石，黄山阳平镇赵瑛刋∕。功德主承务郎中山府判官兼管诸军奥鲁仝士∕、功德主奉训大夫同知中山府事兼管诸军奥鲁月鲁∕、功德主朝请大夫中山府知府兼管诸军奥鲁兼劝农事王庭玉∕、都功德主中议大夫中山府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兼劝农事麦达达。”

（一）碑首阐述多部佛家经典

碑文起始用众多佛家禅语来宣扬佛教思想，均出自佛教经典，富含极为深奥的道理。“原夫佛者，觉也，覆天人之器也。妙万物而为言，盖其言则尽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悪而趣善，去伪而归真。”出自元·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念常，为元代禅宗杨岐派僧人。至治三年（1323年）赴燕京，备受帝师八思巴的尊崇。历时20余年，写成一部佛教编年体通史《佛祖历代通载》。此段文字记载于《佛祖历代通载》卷36，是韩愈与大颠禅师之间一段很有名的辨论。“可谓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知，一切无有如佛者。”为《赞佛偈》，出自《佛本行集经》第4卷，为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徃复无际，动静一源，含众妙而有余，超言象而逈出者，其唯法界欤！”出自唐·澄观《华严经疏》。澄观，为唐代高僧，被尊为华严宗四祖。“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竟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其唯佛性欤！”出自僧肇的《物不迁论》。《物不迁论》是僧肇的代表作之一。僧肇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佛教学者、僧人，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得意门生，被称为“法门龙象”、“解空第一”。

自蒙元时期，党项、畏兀儿及蒙族人民，他们和汉民族一样，很早就开始了对佛教的接受。宪宗以后，更加推崇佛教。元朝建立，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面对幅员广阔、人数众多的汉族民众，以及中原民族长期存在的对边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心理，元朝对中原的统治存在很大的阻力。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元政府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利用佛教的巨大影响力，平衡民众对新政权的敌对情绪。利用佛教思想，教化大众，以维护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碑文起首部分用多部佛家经典来阐述佛教思想，就是对元朝佛教思想传播、佛教盛行的很好证明。

（二）碑文记述了北宋年间定州开元寺塔的修建过程，有三点值得注意：

1.“圣旨西天取经，得舍利回”。据塔内二层北宋建塔初期碑刻记载：“时大宋咸平四年岁次辛丑七月庚午朔十八日丁亥丙时建，奉圣旨西天取经回，赐紫都功德主沙门令能。”宋碑中只记载取经，并未提到取回舍利一事。此碑刻于元代，虽载有“得舍利回”，应为后世误载。

2.“易四主”。自仁宗年间塔建成，往前追溯，共经历四位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令能西去印度求法，应始自太祖年间。

北宋初期，鉴于周世宗废佛事件给佛教造成的沉重打击，朝廷为加强皇权统治，安定民心，开始尊重佛教、重视佛教。由于朝廷的提倡和官府的支持，使以往求法的返还者受到朝廷很高礼遇。例如：“乾德三年，沧州沙门道圆，游五天竺往返十八年，及还偕于阗使者至京师，献佛舍利贝叶梵经，上召见便殿问西土风俗，赐紫方袍器币”等[1]。受此影响，大批中原僧人陆续西行求法。史料多见的为乾德四年（966年）的一次，“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行装钱三十贯文）[2]”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使印度求法的僧人团队。此后，僧人陆续返还。“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紫方袍”；“淳化二年，太原沙门重达自西天还，往返十年，进佛舍利、贝叶梵经，赐紫服，住西京广爱寺”等[3]。碑文中“肈大宋太宗时，有僧令能，圣旨西天取经，得舍利回。”可知高僧令能于太祖年间西去求法，至太宗时方回。

3.“凡修五十一年工毕”。碑文中明确指出塔始建时间为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至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首建是浮图也”，完成时间为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至仁宗至和二年还元”，期间应为55年才合理，为何为“凡修五十一年工毕”？据塔内十层宋碑：“皇祐四年七月十八日同修塔结尖了毕，善友施主具列如后……”皇祐四年为1052年，说明这一年塔体主体工程已修建完成，元代碑刻应是参考了十层宋碑内容，才有此结论。而1053年至1055年间，应为饰彩、塑像等。

（三）元代修塔的记载

1.元代修塔共有两次。

“夫我大元蒙古皇帝岁次丙辰国师那摩大师圣旨赐白银重修是塔级”，“岁次丙辰”即宪宗六年（1256年）。当时的北方已为蒙古所有，碑文中的“蒙古皇帝”系指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1208-1259年）。国师那摩大师曾奉旨维修塔内阶梯，这是元代的第一次维修。

“有佛像，风雨歳寒，渐见凋落。自咸平四年至天侔尼皇帝歳次丁酉改大德元年，有三百年矣。有中义大夫宣差中山府逹鲁花赤麦达达作都功德主重修佛像。”咸平四年为1001年，为此塔始建年代，天侔尼皇帝为元成宗铁穆耳，丁酉改大德元年为1297年，此时距离开元寺塔始建年代已近三百年。都功德主达鲁花赤麦达达主持了这次重修佛像之事，这是元代第二次维修。民国本《定县志》记载“开元寺敕赐藏经记。泰定四年正书。”[4]泰定四年为元泰定帝1327年，开元寺曾奉旨藏经。从两次修塔、那摩大师奉旨赐白银和敕赐藏经这些信息，间接反映出定州开元寺至元时期，仍为重要寺院，且深受朝廷重视。

该碑撰文、书丹、立石人及石匠题名位于碑题及碑末。“中山府光圣寺嗣祖沙门晦岩长老祖亨撰并书丹”、“住持大开元寺僧广洪立石，黄山阳平镇赵瑛刋”。元代，定州为中山府治所，故“中山府光圣寺”应位于定州，遗憾的是现已无存。晦岩长老亦无文献可考。立碑时间为“峕大德元年季秋末旬有 日”，即1297年秋。

2.提到的主要人物：

那摩，迦叶弥儿（克什米尔）人。《元史·铁哥传》：“铁哥，姓迦乃氏，迦叶弥儿人……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先是世祖事宪宗甚亲爱，后以谗稍疏，国师导世祖宜加敬慎，遂友爱如初。”说明那摩历侍太宗、定宗、宪宗和元世祖忽必烈四帝，迭受崇重。

真定隆兴寺保存有《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是一幢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碑文记载了那摩苦修的经历，13年修行得大成就，后辗转万里来到中国，弘传佛法，声名远播。在宪宗时期深得蒙哥重视。宪宗三年（1253年）“驻锡于燕，每有残毁去处，必使榰其壊，补其缺者，致完备。”在燕京，那摩大师对一处处残破的佛教建筑进行修补，皆致完备。宪宗四年（1254年）“亲临赵国，敬礼龙兴寺大悲观音圣像。即有座元以下具备疏文，礼请住持本寺，遂许之。”那摩大师在龙兴寺（隆兴寺）僧众的敦请下，出任正定龙兴寺住持，目睹寺院“兵尘以来，破落如是，独有此阁如故，尊像俨然”，于是“出囊金全饰其像，随令修补经藏”[5]。陆续对残破不堪的寺院进行了修葺。塔内元代碑刻“夫我大元蒙古皇帝岁次丙辰国师那摩大师圣旨赐白银重修是塔级。”定州当时隶属于真定（正定），那摩国师来定州传授佛法，修补定州开元寺塔应在情理之中。

在以往文献中，关于那摩大师尊为国师的时间，说法不一。《元史·铁哥传》“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只记载那摩大师曾于宪宗时期任国师，并未提及具体时间。（清）韩善征撰《蒙古纪事本末4卷》前蒙古纪事本末卷（上）“宪宗元年号西域僧纳（那）摩为国师”；（清）邵远平撰《元史类编42卷》卷1：“（宪宗）二年壬子冬以西域僧那摩为国师总天下释教。”清代所记史料，那摩任国师时间有宪宗元年、二年两种说法。

现今关于介绍那摩国师的研究成果：一件是刘友恒《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提出那摩任国师时间是宪宗元年，但其所研究碑刻中，未有那摩任国师的确切时间，其依据亦应来自于清代史料。一件是黄春和《元初那摩国师生平事迹考》[6]，他认为按《元史》“宪宗元年悠以僧海云掌释教，李志常掌道教。”的记载，宪宗时同一年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统领释教的国师，海云法师寂于宪宗七年（1257年），那摩为国师时间应在宪宗七年或之后。此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定州开元寺塔内保存的元代碑刻“岁次丙辰”、“国师那摩大师圣旨赐白银重修是塔级。”宪宗六年（1256年）维修塔级时，那摩已奉为国师。

国师，是中国历代帝王对佛教中一些德高望重的高僧的封号，历史上多见有封为国师的事例。但这里提到的国师不是单纯的高僧封号，而是兼有统天下释教，为佛教领袖的含意。虽那摩任国师时间有诸多版本，但通过这块元代碑刻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宪宗六年那摩就已为蒙元时期的国师了。

现保存于正定的《大朝国师那无（那摩）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落款时间为“岁次己未四月二十八日”，即1259年，说明在宪宗九年那摩仍为国师。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以梵僧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7]此时改奉八思巴为“统释教”的国师。综上，那摩大师始任统天下释教的国师时间应不晚于宪宗六年（1256年），至中统元年，至少有四年时间。

麦达达，别石八里人，为中山府达鲁花赤。“先父名脱忽里，钦授圣旨金牌管领汉儿田地，畏兀儿断事官。”畏兀儿地区是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特殊政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断事官，职同达鲁花赤，治天下刑政。“至元十一年初，置畏吾儿断事官，秩三品。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秩二品。”[8]畏兀儿始设断事官时间为1274年，由断事官改都护府为1280年，脱忽里就是在公元1274年－1280年间任断事官的。钦授圣旨金牌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身份等级的标志。如：《元史》卷154载：“（世祖）帝遣阇里台孛罗儿赐以金字圆符，命茶丘以便宜行事”。从这些信息来看脱忽里在当时应具有一定地位，但《元史》中并无传记。

碑文中这样评价麦达达“人情古朴，賦性廉能，德政宽洪，民蒙恩恤，无不称羡。”并详细记述了重修塔内佛像的过程。“有佛像，风雨岁寒，渐見凋落。”麦达达作为一方主官，“日因休假，登是浮图，每念佛像，存诚修饰。”每每登塔，感叹佛像残损凋落，心存善念，准备诚心修饰。“所须金碧、工匠、价直皆诚心出备。”“方以朞年，焕然一新”经过一年时间，塔内佛像庄严一新。

3.提到的诸多官职名：

达鲁花赤，蒙古语daruqachi，意为镇守者，是蒙古征服各地以后在该地设立的最大监临官。蒙古人对被征服的地域无力进行全面治理，便采取委付当地上层人物治理的方式，同时派出达鲁花赤监临，位在当地官员之上，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

达鲁花赤是元朝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官职。始设于蒙元成吉思汗时期，一般由皇帝直接任命，或由统领一方的蒙古军将承制任用。其民族成份并无严格限制，既有蒙古人，也有回回、畏兀尔、契丹、女真和汉人。后为了加强对汉人官僚、将领的防范，使之互相牵制，于至元二年（1265年）明确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9]此后，虽有明确规定，亦不乏出现因军功等原因，由汉人充任达鲁花赤的个例，在此不作赘述。

奥鲁，蒙古语auruq，意为“老小营”，指征戍军人的家属所在地。蒙古人出征时，所携带的家口、辎重屯驻在距离前线不十分遥远的地方，作为兵站基地和给养补给地，称为奥鲁。在蒙古灭金以后，逐渐形成具有汉地特点的奥鲁制度。忽必烈即位后，鉴于汉军奥鲁官府对中央集权和地方行政颇多障碍，至元元年（1264年）以后，逐步改由地方路府州县长官兼领诸军奥鲁管理军户。《元史·世祖4》：“至元九年十二月，元廷诏诸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兼管诸军奥鲁。”《元史·世祖13》：“至元二十八年夏四月，元廷诏各路府州司县长次官兼管诸军奥鲁”。

劝农事，早在大蒙古时期就开始将劝课农桑作为地方官员的重要政务。元朝建立，“达鲁花赤、县尹皆以劝农署衔，簿尉之员则仍旧制焉。”[10]遂以地方守令特别是达鲁花赤“以劝农署衔”成为定制，并成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

达鲁花赤制度、奥鲁制度都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管理制度，有元一代，置而不废。且重视劝课农桑，有效促进了地方农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在军事活动、对外扩张、甚至建立和巩固元代王朝一系列事业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文献和碑刻中亦发现有多处类似记载，如：《元史》卷134列传21《阔阔出传》：“大德元年，升大同路武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岛诸军奥鲁劝农事”；（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21：河北赵州双庙龙泉考古发现《祷雨碑》，其立碑人“奉议大夫真定路赵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岛诸军奥鲁、劝农事□□”等等。

图二 定州开元寺塔重修佛像铭记碑碑阴

元代，“散府，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知府（或府尹）一员，领劝农奥鲁与路同；同知一员，判官一员，推官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11]。碑文落款提到的达鲁花赤、知府、同知、判官的配置与《元史》职官配置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定州当时为散府，碑文中提到的麦达达、王庭玉等均为当时地方最高长官，地位尊贵，但清道光年间《直隶定州志》却无记载，碑中所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研究定州历史及元代职官设置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碑阴录文考

“功德主∕中山府经历任璋，并众府吏。∕功德主∕承事郎安喜县达鲁花赤怯列、∕承事郎安喜县县尹石抹、∕登仕左郎安喜县主薄（簿）丘禹、∕安喜县县尉张徳禄、∕安喜县典史社荣祖并众县吏。∕维那头∕前河间路都转运使司外郎丁天禧、∕前中山府三使副使刘源、∕圆明大师中山府僧录金吉祥、∕广惠大师中山府僧判云吉祥。”（图二）

经历、知事、照磨，为总领六曹、职掌案牍的首领官。

安喜县，为定州附郭县。元代，“中山府，元初因之旧领祁、完二州。太宗十一年，割二州隶顺天府。后为散府，隶真定，领三县安喜中、新乐下、无极中。”[12]诸县“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余悉如上县之制。”[13]安喜县为中县，故未设丞。承事郞正七品，登仕左（佐）郞为从八品，为文散官。

僧录、僧判，为元代管理佛教事务之僧官。元代路、府设有僧录司，长官为僧录、僧判。州设僧正司，长官为僧正；县设都纲司，长官为正副都纲。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仁宗“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14]。地方僧署被废除。

综上所述，此碑是现存唯一一幢记载元代修塔的石刻，记载了元宪宗六年（1256年）维修塔级、大德元年（1297年）重修塔内佛像之事，对探究那摩大师奉为国师时间、元代职官设置及定州开元寺塔历代维修等情况提供了真实依据，亦间接反映出定州开元寺至元朝时期，仍为重要寺院，深受朝廷重视，定州佛教仍然兴盛的事实，具有非常珍贵的研究价值。

[1][2][3]宋·释志盘撰《佛祖统纪》第43卷。

[4]贾恩绂等撰《定县志》卷20 志余 金石篇下，民国23年。

[5]刘友恒《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文物春秋》2010年第3期。

[6]黄春和《元初那摩国师生平事迹考》，《首都博物馆丛刊》，1994年。

[7][元]脱脱等撰《元史》卷 4，本纪第 4，世祖 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8][元]脱脱等撰《元史》卷 89，百官志第 39，百官 5，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9][元]脱脱等撰《元史》卷 6，本纪第 6，世祖 3。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0][元]俞希鲁纂，脱因修《至顺镇江志》卷16·宰贰。

[11][13][元]脱脱等撰《元史》卷 91，百官志第 41，百官7。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2][元]脱脱等撰《元史》卷58 地理志第10 地理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4][元]脱脱等撰《元史》卷 24，本纪第 24，仁宗 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