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小芹

一、宋金时期的民间社火

迎神赛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盛行的酬报神恩的祭祀活动，社火活动即由社日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社火表演在内容上与百戏并无太大区别，从本质上讲，二者是基本雷同的文娱表演活动，只是社火表演场地多在户外、规模更加宏大、演员更具民间性质。宋金时期，民间社火盛行。《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分别描绘了北宋与南宋社火乐舞的繁盛景象，可谓规模宏大、门类繁多。这是一个群体表演兴盛的时代，都市里的社火队伍频繁表演，逐渐催生出化妆舞队，表演人员也由勾栏瓦舍中的专职艺人向民间自由组织人员转变，民间社火舞队渐趋兴起。这些业余舞蹈队伍规模庞大，世代相传。节日里，各村、各社（城市里各行各业行会组织）都有自己的民间舞队。

金代社火表演的民间意味更加浓郁，进一步发展为民间节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为人们游乐聚会的一大动因。金代陈赓《游龙祠》写道：“是时三月游人繁，男女杂遝箫鼓喧。骞菱沉玉答灵贶，割牲醴酒传巫言。”[1]描绘了游人如织、鼓乐喧天的社火活动场面。山西省宁武县定河村台骀庙前现存金泰和八年（1208年）州同知张守愚撰写的碑刻，碑阳题为《汾川昌宁公家庙记》，碑阴记载了祭祀汾河主神昌宁公时群众观赏社火活动的盛况：“每岁仲夏……作乐舞戏伎拜于堂下。是日阖邦远近，观者如市，大为聚乐，以极岁中一方之游观也。”[2]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金代社火表演的奉献祭神性质已经弱化，其娱乐性得到进一步强化，演变为群众性的游艺活动。

二、金代儿童乐舞表演

宋代以来，儿童舞盛行。在宋代宫廷重要的宴会中，一般都有儿童舞表演。宫廷以外，在民间寿诞等庆典中，儿童乐舞也很受欢迎。宋代儿童队舞表演的规模、服饰、节目名称等等有一定之规，儿童学习社火表演成为一种时尚，《东京梦华录》序云：“垂髫之童，但习鼓舞。”鼓舞，又称刮鼓，其名称在当时诗文中多有记述，是儿童拍鼓唱歌之戏，是儿童乐舞的一种表演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来，晋南地区大量金墓砖雕得以面世。其中，社火题材的砖雕不在少数。从其中透露的信息看，在民间社火舞队表演中，《东京梦华录》等文献记载的乐舞非常盛行，而且皆以儿童表演为主。一个表演单位内的演员，服饰妆扮整齐划一，表现出高度的艺术统一性。从表演内容看，若非乔装打扮、滑稽取笑，便是场面壮观、热闹非凡。

图一 大李金墓儿童乐舞砖雕

图二 大李金墓儿童乐舞砖雕

侯马大李金墓，北壁上有六扇格子门，每扇格子门的裙板上各雕童子一人，从西向东，第一人为女童，其余皆为男童。女童头戴花饰，身穿衫裤，臂缠绸带；左手提锣，右手执槌，作敲击状（图一）。五名男童形态各异，个个活泼可爱。所穿衣衫服饰大致相同，皆穿红色衣裤，胸前佩带花饰。各人手持一枪，亦步亦舞。女童走在五名男童前面，可能为领队（图二）。这六幅砖雕为一组内容，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社火舞队表演，既喜庆又热闹。其表演内容，与现在流传于晋南地区社火活动中的“打花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3]。

新绛南范庄金墓，东西两壁面各有九幅社火砖雕，位于格子门上普拍枋之下。每个壁面都分为三格，每格内有三幅社火砖雕。以东壁为例，自左向右，第一格第一幅为一人敲小锣；第二、第三幅各有一人敲大锣。第二格第一幅为一人打腰鼓；第二幅为一人空手舞袖；第三幅有二人，其中一人左手执扇，扭腰拂袖，身后有一人为其撑伞。第三格第一幅为一人肩扛大瓜；第二幅为一人双手持物；第三幅为一人吹笛。以上三格九幅乐舞的表演者大部分为少年儿童，他们或戴幞头，边演奏边舞蹈，组成一个完整的小型社火乐舞队[4]。

侯马65H4M102金墓，须弥座束腰部位装饰一周乐舞砖雕。其中的六幅社火砖雕，表演者均为少年儿童，男童或额前垂髫、或戴花脚幞头；女童则头扎双髻彩结蝴蝶。除少数赤膊者颈戴项圈、腕戴手镯外，其余皆穿短衫、窄裤、窄裙，服饰整齐划一，显然是舞队在表演。表演内容可在文献中找到线索[5]。

《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宋代“舞蛮牌”、“扑旗子”等乐舞的表演形式。蛮牌木刀，《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有“蛮牌木刀”一项，“牌”为兵器“盾”的通俗说法，蛮牌应是一种盾牌。“木刀”即“棹刀”，为形似船桨的一种兵器。其表演形式为：“……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这种舞蹈，产生于古代战阵生活，表演起来虎虎有生气，极具观赏性。

侯马65H4M102金墓中的两幅砖雕，其一，二人皆为儿童。一童手持“棹刀”；另一童双手端一板状物件，其侧面有简单的几何形图案花纹，形似“盾牌”。二人各持兵器相对而舞，身后彩带随风飘扬（图三）。其二，二童子颈戴项圈，身披彩带，穿窄裤，着鞋，双双持牌，翩翩起舞。正是社火中的“蛮牌木刀”表演。

扑旗子，《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载：“次一红头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至今古典戏曲舞蹈中尚有“扑旗子”这一术语，一般用于表现激烈的战斗场面。

侯马65H4M102金墓中的一幅砖雕共有四位童子。左边一童双手各执一面三角旗，上下摆动，跳跃舞蹈。中间一童子身携腰鼓，回头招手示意。右边二童，各一手执剑一手持盾，相背而舞。这一场面与文献记载的“扑旗子”表演非常相像，应为社火表演中的“扑旗子”场景（图四）。

图三 侯马65H4M102金墓“蛮牌木刀”砖雕

图四 侯马65H4M102金墓“扑旗子”砖雕

图五 65H4M102金墓“村田乐”砖雕

图六 新绛南范庄金墓“乔宅眷”砖雕

村田乐，《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均记载了元宵舞队中的“村田乐”一项。南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记载了当时临安演出的情景：“村田蓑笠野，街市管弦清。”诗人自注：村田蓑笠野指“村田乐”。“村田乐”，是表现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的民间歌舞，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新绛南范庄金墓中的一幅砖雕，一人涂眉敷面，肩扛大瓜，扭腰摆胯，翩翩起舞。侯马65H4M102金墓中的一幅砖雕，正中一童子，戴花脚幞头，肩扛大瓜，欢呼跳跃。左右两边各有二童子，一童吹横笛，一童打腰鼓，二童敲锣，另一童跳舞。众人皆眉开眼笑，欢呼雀跃，纵情乐舞。气氛热烈，表演欢快。这两幅均为“村田乐”，表达农民丰收后喜悦的心情，生活气息很浓。表演者俱为儿童（图五）。

新绛南范庄出土的一幅砖雕，一人男扮女装，披长发（或披巾），着长袍，右手以帕托腮，忸怩作态；另一人头裹幞头，步态夸张，擎伞随后（图六）。侯马65H4M102金墓中的一幅砖雕，前面有一乔装妇人，头披长发（或披巾），身穿窄袖衫，下系长裙，翩翩舞蹈。周围有四名童子，有的撑伞，有的拍板、有的摇鼓、有的肩扛“方牌”，一伙童子围绕乔装妇人耍笑嬉闹，场面欢快。此两幅即为当时男性乔装女子，以博人一笑的“乔宅眷”场景。

图七 侯马65H4M102金墓“竹马交战”砖雕

竹马儿戏，民间纸扎工艺与歌舞相结合的表演形式。民间艺人们用竹条扎成骨架，外蒙彩帛或彩纸，经艺术加工而成马形。竹马的腰间留一自上而下的孔，套系于骑者的腰部，宛若骑马。骑者亦步亦舞，同时伴以音乐与歌唱，形成一种饶有情趣的民间歌舞。男女成双成对，编队穿梭奔驰、跳跃、对唱，乐感强烈，节奏鲜明，气氛热烈。

侯马65H4M102金墓须弥座束腰部位的四幅竹马儿戏砖雕，其画面皆为两军交战图。每组有四名童子，胯骑竹马，翩翩起舞。竹马精雕细刻，鞍勒俱全，颈系缨穗，项戴串铃，竖耳扎尾，神态机敏，形象生动逼真。竹马骑士，皆由儿童所扮，头部有的裹巾，有的挽髻，个别的戴“瓦楞盔”；身着紧袖衫，盘领打蝶结。竹马腹下缀围裙，舞蹈者下身藏于围裙内。马肋部雕假肢，着高筒靴（图七）。

狮舞是北方地区传统的舞蹈形式。《汉书·礼乐志》中记载的“象人”可能是舞狮的前身，唐时狮舞被引入宫中，成为“燕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诗文中多有对舞狮的生动描写。北宋善昭《汾阳无德禅师语录·西河师（狮）子》曰：“西河师（狮）子九州闻，抖擞金毛众兽宾，哮吼一声天地静，五州四海奉明君。”[6]

新绛南范庄金墓，北壁门楼两侧各砌一直棂窗，窗下各砌“狮舞”砖雕一块。砖雕中间为一假狮，狮腹缀布裙，下露四条腿，狮前有一孩童牵引，一孩童敲锣指挥，狮后二小儿持球追赶。狮子造型生动、憨态可掬，小儿表情丰富、动作滑稽，整个表演场面轻松欢快，喜气洋洋，节庆气氛浓郁。可见金代舞狮表演已经成为民间乐舞的一项内容，由儿童表演，娱乐成分更足。从其以锣为指挥乐器，以及欢快热闹的表演氛围看，应该是社火表演的一种，与现代社火表演中的狮舞一脉相承。

宋金时期世俗生活发达，墓葬装饰中孝子故事、戏曲人物、社火表演等题材流行。按照中国古人“视死如视生”的文化心理，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要享受什么。金代墓葬砖雕中大量出现儿童乐舞表演的内容，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儿童表演在社会文娱活动中的受欢迎程度。这些墓葬砖雕作品，对于今天认识了解金代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元]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2页。

[2]冯俊杰《金〈昌宁公庙碑〉及其所言“乐舞戏曲”考略》，《文艺研究》1999年5期，第114页。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大李金代纪年墓》，《文物季刊》1999年 3期，第 3～7页。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第64～72页。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65H4 M102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6][宋]善昭《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大正藏》第四十七册，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