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常璩《华阳国志》中有较丰富的音乐史料，是研究巴蜀音乐文化的重要参考。以《华阳国志》中有关音乐的文字记载为依托，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古遗存以及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涉及音乐的史料进行考证，对《华阳国志》音乐史料的价值进行了较集中、深入地研究。

关键词：常璩;《华阳国志》;巴蜀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3 - 0104 - 09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3.014

引 言

阳国志》是两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常璩的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专著。这部地方志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3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民俗、人物等，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巴志》《蜀志》的记载对研究古巴蜀地理文化、民俗文化等具有重要价值。又因为关于古巴蜀历史及文化的记录，在战国以前仅见《尚书·牧誓》的只言片语，这就更显出《华阳国志》的珍贵。常璩重视史料搜集，不仅翻阅、整理文献中关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还根据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华阳国志》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史料可靠且来源丰富，使其成为古代及现今学者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史料。

近年来，《华阳国志》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各方面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1} ，刘琳《华阳国志新校注》 {2} ，刘重来、徐适端《〈华阳国志〉研究》 {3} ，汪启明、赵静《华阳国志译注》 {4} 等。另有学术论文200余篇，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对《华阳国志》进行全面考证与论述，如刘琳《〈华阳国志〉简论》 {5} ，刘重来《说〈华阳国志〉》 {6} ，卜艳军、李新伟《〈华阳国志〉浅论》 {7} ;2. 关于作者常璩的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常璩治史方法、史学思想的研究，如刘琳《常璩》 {1} ，刘重来《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治史精神》 {2} ，陈晓华《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史学思想》 {3} ，徐适端《〈华阳国志〉中的妇女传记与常璩的史识》 {4} ，张勇《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民族思想〉》 {5} ;3. 对《华阳国志》的史学价值进行探讨，如刘固盛《〈華阳国志〉的史料价值》 {6} ，杜治文《〈华阳国志〉史学成就研究》 {7} ，刘重来《〈华阳国志〉中诗歌谚语的史料价值》 {8} ;4. 以《华阳国志》为基础，对巴蜀历史文化进行的研究，如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 {9} ，祝注先《巴汉文学融合的最早产儿——〈华阳国志·巴志〉所录巴人诗作论析》 {10} ，史建群《从〈华阳国志〉看巴蜀世风的演变》 {11} ;5. 对《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如吴国升《略说〈华阳国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 {12} ，谷口房男、李德龙、李云霄《〈华阳国志〉中的非汉民族和民族官印》 {13} ;6. 对《华阳国志》所载神仙、道教、巫术等内容的研究，如才颖、罗业恺《从〈华阳国志〉看西南地区的原始崇拜》 {14} ，刘茜、朴基成《从〈华阳国志〉看巴蜀神仙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15} ，蔡运生《〈华阳国志〉中国最早的道教史》 {16} ;7. 将《华阳国志》与《蜀王本纪》《山海经》等古书进行对比研究，如辛艳《〈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蜀志〉比较研究》 {17} ，伍文、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 {18} ，唐世贵、罗正生、唐晓梅《常璩〈华阳国志〉与〈山海经〉比较研究》 {19} ;8.对《华阳国志》研究之再研究，如杨华《〈华阳国志译注〉重言词注释译文指瑕》，刘重来《评〈华阳国志校注〉》 {20} ，方文《一部简明实用的学术著作——〈华阳国志校注〉》 {21}。

但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内容而言，还没有针对《华阳国志》中的音乐史料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华阳国志》颂扬巴蜀文化，对民俗文化、音乐文化均有记载。这些内容虽然所占篇幅不多，但记载巴蜀地区远古、先秦时期文化的史料极其有限，尤其是关于该时期音乐记载的史料更少，因此《华阳国志》中所存的史料十分珍贵，甚至弥补了其他文献史料记载的缺失，对考察古巴蜀时期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意义。《华阳国志》中的音乐史料是深入研究古巴蜀地方音乐文化历史的重要参考，对《华阳国志》音乐史料的探索是推进四川地方音乐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一、乐舞

《华阳国志》中关于古代巴蜀地区乐舞情况的记载，主要包括《巴渝舞》、礼乐、宴乐3个方面。

（一）“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和《巴渝舞》

《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巴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1} 这里提到的“巴师歌舞”应是一种带有军事操练性质的舞蹈，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巴师勇猛彪悍、粗犷奔放的性格特征。“巴师”的“巴”究竟是指“巴族”“巴国”“巴人”还是“巴地”呢？先秦时期的巴国只有一个，即武王战胜殷纣之后，册封宗姬于巴，称之“巴国”，是属于周的一个诸侯国。而其余所谓的“巴国”实际是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蜒8个族群的地域与种族观念，称为“巴族”可能更加准确。“巴人”则是巴国、巴族的人，但巴国的人不一定是巴族人。武王伐纣之时，巴国尚未赐封，所以引文所提“巴师”的“巴”应是指的“巴族”。这种“以凌殷人”的歌舞，极有可能是巴族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的歌舞艺术。值得注意的是，《华阳国志》此处并未说巴师所跳的舞就是《巴渝舞》，所以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将《华阳国志》的这一记载认为是关于《巴渝舞》最早的文献，此种说法是有欠准确的。《尚书大传·周传》中“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 {2} 的记载仅是提到“士卒”，并未说此“士卒”就是“巴师”，所以将其作为研究古巴族音乐文化的材料并不可信。

关于《巴渝舞》最早的记载当是《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下午。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3} 此后在《晋书》 《新唐书》《后汉书》 《文献通考》等数种文献中基本引用了《华阳国志》的说法。《巴渝舞》为汉高祖时根据板楯蛮的歌舞改编创造无疑，但此种《巴渝舞》与“歌舞以凌殷人”的巴族战舞又有何异同与关联呢？

其一，两种乐舞同源。《晋书》 《后汉书》明确记载《巴渝舞》为板楯蛮夷的歌舞：“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 {4}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 {5} “板楯蛮” 也就是“賨”，是先秦时期巴国8个支系之一，显然，賨人是巴人的一支，但广义的巴人并不专指賨人，还包括其它支系。《华阳国志·巴志》称：“（賨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 {6} 巴人具有“质直好义，风土敦厚” {1} 的性格特征。从《华阳国志》到《后汉书》的记载，我们不难了解无论是先秦的巴人还是汉代的賨人都具有天性劲勇的性格特点，其冲锋陷阵的歌舞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从先秦至汉并无大的改变。

其二，《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巴师歌舞具有朴质少文的特点，有原始的野性之美。巴师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是先锋部队，冲锋陷阵时所展现的歌舞主要是为鼓舞士气。《尚书·大禹谟》记载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在两军对垒之时，跳起（唱起）带有具有军事操练性质的歌舞并不是孤例。但巴师所跳战舞并无过多修饰，这种舞蹈的功能性大于艺术性，具有现实意义。而《巴渝舞》是汉高祖命乐人根据板楯蛮冲锋陷阵的歌舞进行整理、记录和编创之后形成的乐舞，这显然是已经过润饰的宫廷乐舞了，娱乐作用大过于现实意义。从性质上说，《巴渝舞》和武王伐纣的巴师歌舞有较大的区别，它们在功能上存在着根本性不同。

其三，时间上的差异。说《华阳国志》记录的巴师乐舞很有可能诞生于巴族的生产、生活之中，可能在原始的狩猎或者与周边部族的征战中形成了此种乐舞，形成时间必定在武王伐纣之前，甚至更早，到武王时已经成为巴族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武舞，在征战时使用。在多种史料中均记载《巴渝舞》诞生于汉高祖时期，当是确凿无疑。

综上，可以确定的是，“巴师武舞”和《巴渝舞》从内容和风格上说有传承关系，但绝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同一种乐舞。当然，不管是“巴师以凌殷人的歌舞”，还是后来的《巴渝舞》都是巴族创造的音乐文化。《华阳国志》关于巴族音乐舞蹈的两条记载是我们了解先秦巴族民族文化和音乐文化的重要史料。

自汉以后，《巴渝舞》作为重要的宫廷乐舞，经历朝历代的传承并不断演化，至魏晋已发展成为具有四篇结构的宗庙祭祀乐舞。《魏大饗碑》中记载：“瞽师设悬，金奏讃乐。六遍既毕，乃陈秘戏。《巴俞》丸剑，奇舞丽倒，冲夹逾锋，上索蹹高，触鼎缘橦，舞轮擿镜，骋狗逐兔，戏马立骑之妙技。” {2} 这说明《巴俞》在此时也作为同百戏相似的宴饗音乐使用。直至唐代，《巴渝舞》在宫廷与民间亦有传承。

巴渝舞者身披铠甲，手持兵器或盾牌，舞容凌厉刚劲，表现战争态势。其创造者賨人又称板楯蛮，郭璞称为獠人。1954年在巴县冬笋坝发掘出土了大批巴人墓葬。棺内随葬品有剑、钺铜兵器、斧、矛等铁兵器，并且几乎每个墓葬中，墓主人尸骨胸口都覆盖着铜制盘状物，有学者认为这是巴人木盾上包边的铜饰，这和板楯蛮的名称由来相和，从考古学上印证了板楯蛮是个善战的部族。此外，在西南地区出土的部分铜鼓上，刻铸的羽人舞蹈图案也为了解古巴蜀乐舞的形态提供了参考。如云南出土的开化铜鼓、广南铜鼓，图案中的舞者头戴羽冠，手执干戚，表现武舞的场面。这些遗存是古代獠人的文化已得到学界确证，此种舞蹈形态和关于《巴渝舞》的文字记载刚好可以互为印证，是音乐考古学上的可靠证据。

目前学界对《巴渝舞》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且深入，但有几个问题尚不明确：《巴渝舞》是源于原始劳动、巫术活动还是战争？《巴渝舞》在现代是否有传承？土家族的摆手舞、川东踢踏舞、阆中八仙鼓和《巴渝舞》有无关联？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探讨。

（二）礼乐

《华阳国志·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 {1}

1964年在四川理县建山寨和汶川县姜维城发现的彩陶，其纹饰与马家窑文化类型相似，这说明巴蜀地区从上古时期开始就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关联。在《古代的巴蜀》一书中，研究者明确表示，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证明巴蜀远古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都有关联。{2} 但在早期的史书中，对巴蜀文化面貌的记载十分有限，对于音乐面貌的记载更少。正因为如此，《华阳国志》中对于远古先秦时期巴蜀音乐面貌的零星记载也就更具价值了，尤其是“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一条引起了学者们的積极探讨。常璩的意思是说，开明九世王，蜀国才始立宗庙，效法华夏之礼乐，这一说法和杨雄《蜀王本纪》中所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3} 是一致的，许是受杨雄的影响。古蜀国开明王朝之前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1931年，在广汉中兴公社发现的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了数量达三四百件的玉器，其中璋、琮、斧等器物作为“礼器”的性质可以确定，磬、铜铃、铜挂饰、石璧等器物已具备乐器性能，一号祭祀坑出土的玉边璋上刻有四组完整的祭祀图像。这批遗存的年代为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是传说中杜宇的时代。这些器物和《周礼》的记载完全可以互为印证，《周礼·春官》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且这些玉璋、玉琮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代器物形制几乎一致，这证明从杜宇时代开始，蜀地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密切，已经具备奴隶制社会的性质了，并已开始使用礼乐。因此《华阳国志》中开明时代始立宗庙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那么开明时代的礼乐建设又如何呢？丰富的考古成果可以说明这一点。1980年发掘的新都战国木椁墓与2000年发掘的成都商业街蜀王船棺家族墓地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这两个墓葬的墓主人都是开明王朝的蜀王已经得到考古学家的确认。商业街的蜀王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大型的编钟、编磬漆架，以及演奏用的木槌。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了铎、编钟等乐器。除此之外，两个墓葬均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这说明当时的蜀国处于礼乐时代。礼乐从杜宇王开始，在开明王朝逐渐走向了兴盛。

《华阳国志·蜀志》：“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 {4}

《华阳国志·广汉士女》：“文伯习礼，继武孙通。” {5}

《华阳国志·序志》：“道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锵锵宫悬，磬管谐谐。金奏石拊，降福孔皆。综括道捡，总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 {6}

《华阳国志》的这几条记载表明，文翁立学之时，礼乐已经成为蜀地学子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提倡礼乐教化说明统治者对于礼乐的重视，此时蜀地礼乐文化与中原已基本无异。

（三）宴乐

除了上文提到的《巴渝舞》既在宗庙祭祀又在宴乐中使用以外，《华阳国志》中还有几处关于宴乐的记载。

“故益州刺史王襄悦之，命王褒作《中和颂》，令胄子作《鹿鸣》声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即拜为郎。” {1}

王襄是汉宣帝时的益州刺史，他有感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因此命王褒作《中和颂》。《鹿鸣》本身是《诗经·小雅》中宴享群臣、宾客的诗歌，“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用《鹿鸣》之曲配《中和颂》之词，歌颂皇帝的贤能，欣赏乐歌的君臣气氛融洽。和《鹿鸣》一样，《中和颂》在表演时也应有器乐伴奏，人声与器乐配合紧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其风格较为娴雅，音乐和谐悦耳，属于宫廷宴饗之乐。

“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而郗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2}

这条记载表现了汉代富贵人家平日宴饮的用乐场面。豪华的宴乐享乐是建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常璩感叹蜀郡是汉代经济最发达的郡，富豪穿着华美，生活奢靡，堪比王侯。他们的音乐娱乐形式丰富，唱歌跳舞、击鼓吹箫、钟磬之声不绝于耳。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乐舞百戏图像”是对此种情形最直接、准确的印证。比如四川成都昭觉寺汉墓《宴饮》画像砖表现的就是十分典型的宴饮场面。前方2人，左边一男子正弯腰击鼓，右边一女子长袖垂垂，回眸生盼，舞姿婉约柔美，大致跳的是汉代流行的长袖舞。后方4人，左边2人，一男子挽袖抚琴，右侧女子和琴而歌;右边一男一女正陶醉地欣赏乐舞，前有两张几桌。这些汉代画像砖与文献资料记载相互印证，反应出汉代蜀地富人对宴饮的喜爱与重视，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方式。

“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明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3}

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时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定西夷、设置郡县、招安夷民，推行汉朝历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到了明帝时政治清明。这里记录汉明帝时期，益州刺史朱辅招安夷人，并派遣李陵与田恭将夷人护送到朝廷，献上他们的音乐诗歌。此举受到明帝嘉奖，并让史官将夷人歌谣记录下来。汉代统治者对民间音乐本身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收集、整理、编创民间音乐是汉初宫廷音乐机构的重要职能。从周朝起，四夷之乐就是宫廷乐舞的一种，此条记载说明至东汉，四夷之乐在宫廷乐舞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喜爱。

二、民歌

《华阳国志》中收录有数量丰富的民间歌谣，这些民间歌谣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政治历史、风土人情等提供了生动可靠的证据。刘重来评价民间的诗歌谚语“成了《华阳国志》的一大特色，在众多史书中可谓独树一帜，开了将诗歌谚语入地方史志之先河。这是作者常璩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4} 《华阳国志》共录42首民歌谣曲，内容有历史传说、官吏事迹、对统治者的批判、民风民俗等。王怀成对《华阳国志》中歌诗谣谚的作者与创作时代做过较细致的研究，他从内容、风格、韵律、措辞等方面，考证这些作品中文人所作占有较大的比例，还有一部分风格较朴素且口语化的作品应是出自民间的歌谣。这些作品创作时间最早的在秦滅巴国（公元前316年）以前，最晚的在李势降晋期间（公元347年），其中成于两汉时期的最多。{1} 两汉至魏晋民歌的繁荣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汉魏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加速了民族交流与融合，为民歌的创造与传播提供了条件;其二，汉以降，统治阶级对民歌持有比较包容的态度，这也为民歌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三，文人和普通百姓均可以借创作诗歌抒发自己对生活、社会、统治阶级的看法，寄托情感、表达愿望。

本文根据《华阳国志》中对诗歌的记录及参考王怀成对这些作品的作者及创作时代的分析，将20首作品列表，见表1。

从表1可以得见，《华阳国志》中《巴志》和《蜀志》中收录的民歌所占比例最大。前13首均是巴国民歌，7首为四言句式，6首为五言句式。创作时间以汉时为多，其内容也多与时代相应，如第12、13首诗歌均反映了汉末乱世，百姓对贪官的愤恨，对贤人现世的期待。这些民歌的创作句式工整、引经据典、文采斐然，具有较明显的文人加工痕迹，如“旨酒”“獭祭”“永言孝思”“日月明明”“混混浊沼”“温温”等词均是引自《诗经》 《礼记》 《文子》等经典。就其风格而言，是比较清新朴实的，没有过多的修饰与渲染。战国时期在楚国流行的“下里巴人”指的就是巴人的民歌，从常璩《华阳国志》所录的作品来看，巴人歌曲确实朴质易懂，有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其中个别作品也显得秀丽庄重，如前面4首作品，充满哲理、蕴涵典故，和传说中巴人粗犷、不识礼乐教化的情况有所出入。常璩曾评价巴人：“有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2} 但这形容的应该是早前的巴人。秦灭巴前后至汉代，巴与中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巴人从思想和文化上已经逐步接受了礼乐教化，早已不是不识礼乐的蒙昧情况了。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这妖精死后，蜀王伤心欲绝又作《臾邪歌》和《陇归之曲》。这几首歌曲的具体内容如何目前已不得而知，但一男子化为美艳女子的神怪事迹本身就富有玄幻和浪漫主义色彩，这和蜀人尚巫鬼的风气倒是相和。《东平》之歌为蜀王博美人欢心而作，其风格想必是较为抒情柔美的，寄托着蜀王缠绵悱恻的情思。《臾邪歌》和《陇归之曲》则是表达美人去世之后蜀王哀思的作品，其风格应该较为深沉幽怨。这位蜀王也确如常璩所记载的，是一位好色的君主，因此才有后来的“秦惠王以美女进”的事情。这几首歌曲和《巴志》中所录民歌现实主义的风格截然不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这些民歌中被推测为文人之作的，行文往往较为工整对称，重复句式居多，善用修辞，讲究文辞优美，又有博古通今的文采底蕴。反之，百姓创作的童谣和诗歌句式则比较自由，显得朴质易懂、没有过多修饰，较为真实、淳朴。这些作品有表现民族风俗的，如第1、2首诗歌分别表现了子女伺奉父母的孝心以及獭祭的风俗;有表现对人生思索的诗歌，如第3、4首;有表现对好官的称颂的诗歌，如第5、6、7、10、11、21、22首均是;有表达对国家和顺、渴望太平的愿望的诗歌，如第8、13首;有对赞颂女子美德的诗歌，如第9首;有表现对统治阶级压迫、官吏昏聩的愤恨的诗歌，如第12 首;有描写爱情的诗歌，如第14、15、16首;表现社会政治混乱的诗歌，如第19、20首。常璩对民歌谣曲的重视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这种治史的方式在后世也极为少见。在《华阳国志》中，他基本保持了诗歌的原貌并加以引用，说明他较为贴近和关心人民的生活，对民歌谚语非常了解。尤其突出的是，在常璩引用的诗歌中，以老百姓对官吏的歌颂与批判为题材的最多，这也反映出他深受民本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观念。这些歌谣对不同时期的地理风俗、政治文化等进行了生动地描绘和补充，是十分难得的史料。

结 语

通过《华阳国志》的记载，我们关注到巴地、蜀地的音樂文化在内容和风格上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展示出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华阳国志·巴志》曰：（巴人）“其民质直好义，风土敦厚，有先民之流。”《华阳国志·蜀志》则说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1} 这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中也多有印证。在音乐文化方面，巴、蜀两地人民也有各自不同的创造。《华阳国志》 《后汉书》 《晋书》等诸多文献史料中都有关于《巴渝舞》的记载，这是一种执着盾牌、武器跳的一种军事操练性舞蹈，在前文中已有论述。而板楯蛮“专以射白虎为事”，也说明巴人擅长狩猎，生性勇猛。前文也例举了在1954年巴县东笋坝出土的巴人墓葬和历史文献记录情况相符的事实。所以，巴人骁勇善战、能歌善舞的特点是符合史实的。相比，蜀文化则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华阳国志》 《蜀王本纪》等文献中均有不少关于蜀的传说故事，其中得道升仙、山鬼精怪的内容不在少数。《华阳国志·蜀志》云：“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2} 又有：“显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 {3} 以及前文提到的化为美人的男子（山精），均反映出这种特征。就古代巴蜀地区音乐文化上的差异而言，则表现为早期巴地音乐舞蹈较为朴拙粗犷，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因素;早期蜀地音乐舞蹈则受明显的巫觋祭祀文化影响，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但在周秦以后，巴蜀地区均接受中原礼乐教化，其音乐文化与中原逐渐趋于统一。

《华阳国志》中所录的诗歌谣曲是对不同地区、时代的政治经济、民族风俗的真实写照，是难能可贵的文献史料。从对这些诗歌谣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常璩对老百姓关于施政措施、官吏评价的歌谣最为重视，收录此类作品最多。这也许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立场有所关联，通过对此类歌谣的关照，能帮助他更好地了解民风民情、社会政治情况。此外，这些歌谣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经过文人的润饰加工，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华阳国志》作为一部史料来源广阔的文献，无疑为研究晋以前巴、蜀及西南地区音乐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尽管其中某些史料未必完全与历史情况相符，这也并不影响其本身的价值。傅斯年先生曾谈到：“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 {4} 《华阳国志》关于音乐的记载固然属于“间接史料”，但它与考古出土文物等“直接史料”的相互为证，恰能说明此书音乐史料的可信度及其价值所在。

本篇责任编辑 何莲子

收稿日期：2019-06-22

作者简介：谢艾伶（1983— ），女，硕士，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四川成都 6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