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 刘学华

摘  要： 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渐趋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供给侧的企业、需求侧的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四个方面构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进而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需求和城镇化持续稳定的驱动力，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金融市场发展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作用，共同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入世”前后、地区差异性情况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上述四方面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现阶段应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提升购买力、扩大内需，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回应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关键词：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比较分析

一、引   言

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开创了发展与体制“双重转型”的改革之路[1]。产业结构变迁既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核心变量，也是解读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本质的重要因素[2]。产业结构变迁指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重新配置以及各部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演变。由于各部门在要素禀赋结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性，要素资源不断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最终总量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变迁的“结构红利”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表现是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即库兹涅茨事实[3]。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同样符合这一特征：1952年到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83.5%降至27%，对GDP的贡献从50.5%降至7.2%;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7.4%增至28.1%，对GDP的贡献从20.8%增至40.5%;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9.1%增至44.9%，对GDP的贡献从28.7%增至51.6%。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源自哪些因素，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是否存在差异？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而且对于现阶段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经验借鉴意义。

关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无统一理论框架，梳理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由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存在差异，对非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高于农产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长，促进要素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流动。这方面的研究通常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具有非位似偏好[4][5]。其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6]。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各部门产品价格存在差异。由于产品互补性，要素资源会流向技术进步较快、产品价格较低部门以实现结构调整[7][8]。其三，贸易开放，即“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置于开放经济框架下，国际贸易竞争通过促进需求、改善供给和加快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9][10]。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机制检验和产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等问题。例如，在产业政策方面，韩永辉等（2017）利用地方性的产业法规和规章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发现产业政策出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而且和市场机制存在互补效应[11]。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以省直管县作为拟自然试验分析财政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12]。在对产业结构驱动因素的实证检验方面，代表性研究如蔡海亚、徐盈之（2017）研究了贸易开放作用[13]，颜色等（2018）讨论了需求结构变迁因素[14]，孙叶飞等（2016）关注新型城镇化影响[15]。在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方面，干春晖等（2011）研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16]，吴万宗等（2018）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改善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17]。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本文从供给侧的企业、需求侧的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四个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机理分析突出中国经济改革自身特点。例如，在供给侧的企业方面，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需求侧的家庭方面，不仅检验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而且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分析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多维度比较分析。本文系统回顾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和制度背景，并区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入世”前后、地区差异性进行多维度比较分析，研究样本跨度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整理了1952～2017年各省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总之，本文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制度背景与机理分析

1.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与制度背景

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通常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刻画。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示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反映各产业的协调发展过程和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该指标越小，表示产业结构越趋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对产业升级的度量，该指标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向服务化方向发展[18]。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据发现，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变迁呈现两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产业结构在波动中不断趋于合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实现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从1952年的1.383增至2017年的5.448，产业结构演变总体遵循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过程。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借鉴吴敬琏（2016）的相关研究[19]，本文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总体看，各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显著变化，呈现出不同制度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差异化的特征事实。具体而言：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52～1957）。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1952年的0.292增长到1957年的0.413，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在三次产业的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维持在1.54左右。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0%，但对整个GDP的贡献仅为45%，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中国农村。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该阶段以国家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旨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例如，对个体农业实行农村合作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包括对地方政府下放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体制下放”为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制度基础[20]，地方政府无偿调拨农业资源，大搞基本建设和钢铁生产。这也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1958年突然降低到0.128，出现产业结构短暂“合理”的假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58.2%，比1957年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这种政策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经济效率大幅下降。此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不断加剧，在1970年达到最大值0.513。第二、三产业长期发展迟缓，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分权造成资源错配失序和产业发展停滞，政府政策面临着放权与分权循环反复的难题，甚至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3）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9～1993）。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7），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稳步提升。一是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改革开放之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试点改革，扩大自主经营权，逐步推向市场，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价格供给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1988～1993年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有限，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整体看，相比于1979年，1993年的产业合理化程度提高12.5%，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56.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分别增加8.6%和12.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改革初见成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时期（1994～200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4～2000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出现短暂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提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保持在50%左右，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80%。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市场化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二是2001～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迈入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不断调整，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重要驅动力。截至2008年，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第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6.9%和42.8%。

（5）后金融危机时期（2009～20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在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达到历史最低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行业的兴起，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同时现代新型服务业的崛起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资源。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更好地盘活了农村土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2017年降低到2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凸显成效，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从201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0%以上。

2.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

最早关于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经典研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情况提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基于这一发现，克拉克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总结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克拉克还对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两点解释：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需求因素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会降低农产品需求、提高工业品和服务业需求，恩格尔将其总结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效率因素表示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效率差异，各部门的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称为“鲍莫尔效应”[21]。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基础之上，以各个国家为分析样本提出库兹涅茨事实[22]。国内看，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较早将产业结构的驱动因素概括为要素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其中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供给、资金和技术供给[23]。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源于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本文分别从供给侧的企业和需求侧的家庭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条件的影响。

（1）企业。作为供给侧的企业通过企业投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生产技术，进而促进要素资源的跨企业和跨部门流动，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其核心机制是企业或行业间的技术差异导致的资本积累和要素配置，即“鲍莫尔效应”。如果企业投资主要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则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反之亦然。此外，国有企业改革是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切入点。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减少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和要素价格扭曲，促进要素资源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流动。同时，国企改革引致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可以提升要素资源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总体上升，最终驱动产业结构调整。

（2）家庭。作为需求侧的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会增加对工业制品和服务业的需求，降低对农产品的需求，通过需求收入弹性变化带动第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劳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即需求的“恩格尔效应”。因此，家庭需求增加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制约经济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致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即城镇化过程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基础。首先，城镇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第一产业的要素投入效率和发展质量;其次，城镇化推动第二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第三产业的协同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升级;最后，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数量增加提高对非农产品需求，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24]。因此，城镇化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3）要素禀赋。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后发国家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25]。当劳动力资源丰富时，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随着物质资本不断深化，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积累，进而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要与发展阶段相适应[26]。与传统要素禀赋的影响机制不同，金融市场发展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为产业发展和规模扩大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需求，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水平效应表示金融市场发展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事前筛选逆向选择和事后监督的道德风险问题，降低融资成本。结构效应表示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不同行业的融资成本以促进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27]。

（4）贸易开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会进一步强化供给和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当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偏低时，农产品产量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贸易开放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供给，使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28]。一则贸易开放的比较优势使生产率较高或价格较低的工业部门继续扩大规模，增加对劳动力和资本需求以扩大再生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二则贸易开放程度提升会影响国内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可以有效缓解产品供给不足，劳动力向出口密集型行业转移，通过劳动力流动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由此，贸易开放不仅影响三次产业间的结构调整，还会影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调整，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9]。

三、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α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省份之间的个体异质性;α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可观测的政策冲击;εit表示残差扰动项;解释变量Xit={investit，nonsoeit，demandit，urbanit，lnklit，financeit，tradeit，fdfisit，govexpit}。根据本文第二部分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分析，本文将产业结构影响因素分为企业、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四大类，以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和非国有经济发展（nonsoe）作为企业层面变量，以国内需求（demand）和城镇化进程（urban）作为家庭层面变量，以人均资本存量（lnkl）和金融发展（finance）作为要素禀赋结构变量，以外贸依存度（trade）作为贸易开放代理变量，同时控制财政分权（fdfis）和政府规模（govexp）的政府行为变量。

2.变量定义

（1）产业结构变迁。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方法分别以产业结构合理化（structure）和产业结构高级化（high）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并以此作为本文實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30]。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不仅反映了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而且可以度量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即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之间的耦合程度。定义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为：

其中，structuret表示第t期产业结构合理化度量指标，Y和L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j表示产业代码。当我们以三次产业为研究对象时，N=3，j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Yjt和Ljt表示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和年平均就业人数。上述合理化指标考虑了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权重以及三次产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总体生产率的偏离，该指标越趋近于0，说明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

相对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侧重于度量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根据克拉克定律的方法，以非农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或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度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信息化革命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带来巨大影响，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愈发明显，以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度量产业结构变迁不能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变迁特征，而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度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更好地反映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该指标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升级[31]。综上，本文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作为实证分析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非国有经济发展（nonsoe），本文以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度量。国有部门改革促使以国有经济主导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固定资产投资（invest），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度量企业的投资行为，该指标是可以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从统计范围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涉及城乡建设、房地产开发、农户投资等多方面。国内需求（demand），本文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比重度量，该指标反映国内城乡居民对国民经济各行业消费品的需求总额。国内需求提高不仅可以带动产品供给，刺激投资以提高产品供给多样性;而且可以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促进要素资源再配置。因此，国内需求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镇化进程（urban），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该指标反映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过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配置过程。人均资本存量（lnkl），本文以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对数）度量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借鉴张军等（2004）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省物质资本存量[32]。具体而言：以1952年各省固定资本形成除以10%作为期初资本存量（K0），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指标（I），资本折旧率（δ）取值为9.6%，计算公式为Kt+1=（1-δ）Kt+It。金融发展（finance），本文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度量金融市场发展，该指标可以反映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存款余额包括企业存款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贷款余额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农业贷款。贸易开放（trade），本文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度量贸易开放，进出口产值在统计年鉴中以美元为单位计算，本文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其换算成人民币，该指标侧重度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外贸依存度。财政分权（fdfis），本文以地方政府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核心指标，同时控制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即财政分权等于各省市本级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与中央本级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财政分权包括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此处没有考虑以财政支出作为分权度量指标，是因为本文以财政支出度量政府行为，以避免二者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政府行为（govexp），在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与预算软约束作用下，各地方政府普遍采取“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而该政策的实施以及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予以实现[33]。本文以各地方政府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度量政府行为。

3.数据来源

本文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952～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1952～1995年的数据来源为《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6～2017年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1）关于缺失数据处理。1985年之前北京、天津、内蒙古、浙江、安徽、重庆、甘肃等省份的三次产业就业数据没有统计，一些省份则是每五年汇报一次就业数据。本文的做法是，首先，根据该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估算间隔年份的总就业人数，例如，北京市缺少1964～1973年数据，但报告了1963年和1974年数据，我们根据1963～1974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值估算总就业人数。其次，估算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我们假设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呈几何级数变动，即间隔年份之间的就业份额以固定的比率增加或减少。根据估算的总就业人数和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得到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最后，对于初始年份缺失的数据，例如，重庆1985年之前没有三次产业就业数据，我们根据临近地区匹配原则估算，重庆1985年之前的三次产业就业份额以四川省相关指标代替。在缺失值处理上我们没有采用线性插值法，该方法对缺失值的补充波动性较大，而产业结构和就业的变动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符合。（2）关于数据平减。本文以三次产业产值作为计算产业结构的核心指标，该统计指标为名义数值。我们根据三次产业各自产值指数将其折算为实际值，以1952年为基年。GDP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平减，进出口总额根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折算，同时根据CPI指数平减。最终我们得到除西藏地区外30个省份1952～2017年共计1876个数据样本，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基准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4）所示。除极个别情况，各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在供给侧的企业行为方面，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显著负相关，表明非国有经济发展会提高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促进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调整。现实中，非国有经济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催生了数以万计的农民家庭农场，从而释放了中国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以此为基础，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不断发展，不仅开拓了国内市场，而且促进了市场秩序和市场机制的建立，实现劳动力和要素资源向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配置，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此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逐步推向市场。随着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扭曲和要素价格倾斜在不断减少，从供给侧促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在需求侧的家庭方面，国内需求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即需求的“恩格尔效应”得以验证，代理变量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需求的增加会刺激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加产品供给，通过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1%，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12%。城镇化进程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同时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规模提升和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在要素禀赋方面，人均资本存量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显著负相关。人均资本存量可以刻画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上升。同时，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比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市场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另外，实证结果显示贸易依存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也是显著负相关。验证了贸易开放条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在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仅为9.5%，2006年达到最高值66.5%。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国进出口增速放缓，截至201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仅为26.3%，也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由于本文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经济学含义表示财政分权提高一个单位标准差（2.58），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降低25.8%（0.1×2.58）。本文定义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越趋近于零，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换言之，财政分权力度越大，各省市的财政自主性越高，越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在各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提高的同时，由于面临预算软约束和官员晋升的GDP锦标赛机制，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擴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政府行为（govexp）变量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增加1.24%，一定程度上表明财政支出比重提高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

2.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1）分阶段比较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五个阶段划分，即1952～1957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1958～1978年的计划经济阶段、1979～1993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阶段、1994～2008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整体推进阶段以及2008～2017年的后金融危机阶段，本文得到分阶段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发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对第二、三产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此时的经济发展以第一产业的农业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较高。在计划经济阶段，中央对地方政府适当放权，地方财政自主性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需求、要素禀赋、城镇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影响显著，而且贸易开放开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政府财政自主性、非国有经济发展、国内需求、城镇化进程、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因素对产业结构影响显著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进入减速增长的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步伐放缓，国内需求和金融发展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因素。

（2）经济繁荣期与衰退期比较

本文关于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的界定参照方红生、张军（2009）的做法[34]，根据各省实际GDP的产出缺口度量。各省实际GDP根据名义GDP和GDP指数平减，以1952年为基年，再根据HP滤波方法计算产出缺口，HP滤波的参数取值为6.25。如果该年产出缺口大于0，则定义该年为繁荣期，否则为衰退期。表4模型（1）～（4）显示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的估计结果。非国有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国内需求、金融发展等变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边际效应在繁荣期要高于衰退期。在衰退期，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会更多地干预经济活动，以此降低失业率和防止经济下滑;在繁荣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要小于衰退期，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结合适当的产业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比重变量在繁荣期的估计系数（绝对值）要小于其在衰退期的估计值，即繁荣期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边际效应要小于衰退期。

（3）“入世”前后比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9.74%上升到2006年66.52%的历史最高点，30年间增长了近7倍，尤其2001年加入WTO以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维持在40%～60%，而改革开放之前（1952～1978）的这一指标仅在10%左右波动。因此，本文以2001年为界比较“入世”前后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大部分省市进出口指标缺少统计，本文将“入世”前的样本界定在1978～2000年，“入世”后为2001～2017年，估计结果如表4模型（5）和（6）所示。分析发现，“入世”后国内需求、城镇化进程、要素禀赋结构和金融发展等变量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边际效应要大于“入世”前。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入世”快速撬动了总需求，刺激要素供给和扩大社会再生产，中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中的学习效应和创新效应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带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资源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转移，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加快，最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同时，贸易开放变量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估计系数在“入世”后显著提高，主要源于“入世”带来的关税下降和贸易壁垒降低。各地方政府之前面临分割国内市场的“囚徒困境”，“入世”后积极将参与国际贸易，融入全球产业链作为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4）分地区比较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本文将样本中30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比较分析，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12个沿海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湖北、湖南等9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等9省份，分地区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分析发现，对东部地区而言，非国有经济发展、国内需求、要素禀赋结构和金融发展、财政分权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而政府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非国有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进程、金融发展、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要素禀赋结构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正相关。对西部地区而言，国内需求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由于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结构、城镇化进程和市场化改革要滞后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各地方政府更有激励采取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以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这意味着以扭曲要素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失衡为代价。在控制贸易开放变量后，财政分权、非国有经济发展、国内需求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3.穩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考虑面板数据模型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由于本文样本是30个省份近70年跨度的面板数据，个体N要小于时间跨度T，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自相关或序列相关问题[35]。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以解决扰动项自相关问题，如表6模型（1）～（4）所示，估计结果与面板固定效应估计基本一致。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核心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以产业结构高级化（high）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6模型（5）和（6）所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产业服务化趋势越明显，产业结构在转型升级方向变迁。财政分权、非国有经济比重、国内需求、城镇化水平、人均资本存量、金融市场发展和贸易开放等变量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正相关，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负相关。三是内生性问题处理。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具体以滞后一期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GMM变量，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作为各自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7）和（8）所示。上述估计结果进一步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的显著性和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产业结构变迁是认识经济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供给侧企业、需求侧家庭、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四个方面，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过多轮国有企业改革，非国有经济日益壮大、活力增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需求扩大与城镇化推进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要素禀赋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后，中国贸易开放度提升通过刺激国内需求和进出口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另外，政府财政自主性的提高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一定抑制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区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入世”前后和东中西地区差异性视角进行比较分析，验证了结论的显著性和稳健性。

本文研究可为现阶段改善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一方面，亟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要素配置效率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要素市场扭曲已成为制约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此，打破各地区间的显性与隐性市场壁垒，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才能真正以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自由流动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应加快转向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阶段虽然不同，并且有经济衰退期和繁荣期，但国内需求一直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在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减弱的情况下，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产业结构调整应加快从过于依赖贸易和投资驱动转向内外平衡的需求驱动，着力培育和完善国内大市场。总之，应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在供给侧着力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等要素质量，而在需求侧着重提高购买力、扩大内需，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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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