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 赵小斐

摘  要： 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价值体系。价值体系赋予国家治理以灵魂和关怀，价值体系就是国家治理的心灵版图。近代以来的政治竞争实质上也是价值体系之争，占据价值体系制高点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制度模式竞争的秘诀之一。故确立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就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是在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融合中构建起来的。它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根价值支柱。在国际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和强权征服的逻辑;在国内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指向。

关键词： 新时代;国家治理;价值基础

引  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这是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赖以展开的轴线，它直接赋予国家治理以灵魂和关怀。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价值体系的变革，都会成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封建制趋于衰竭的象征，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直接为神权政治提供了恰当的说明，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的时代代替神的时代先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敗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①当现代国家替代狭小的治理单位，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实体的时候，它必须要拥有一套价值体系为其治理提供系统化的说明，通过某种价值的彰显与弘扬，以显示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和目标指向。价值体系就是国家治理的心灵版图。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体系之争绝不是单纯的观念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习近平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根本缘由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中，资产阶级想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企图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在于使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国之内的统治思想，更要成为全球的统治思想。西方国家奉行的经久不衰的武力干涉战略、“和平演变”战略、“颜色革命”战略，均根源于此。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剖得非常透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段，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③在这里，如果把统治阶级换成“统治国家”，对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同样是适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国家的思想实际上是一致的，甚至在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背后，一直隐藏着跨越国界、利益高度关联、具有鲜明排他性的跨国垄断集团和跨国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捍卫其阶级利益的决心是异常坚决的，他们不允许任何新兴力量和崛起的国家分其一杯羹。冷战时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后冷战时代假借“文明冲突”对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宣战，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一些国家、地区进行的“颜色革命”策略，都暴露了价值体系之争、文明冲突背后的利益之争。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不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就会步已经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的后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末端环节，从而丧失对自身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运的主导权。

一、价值体系之争

在近代资本主义崛起之前，世界范围内的价值体系之争并没有充分展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的历史还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跨越国界，形成了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殖民孕育了资产阶级在价值上的征服欲望和独尊心态。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释放出来的价值观也就相应获得了资产阶级自我界定出来的“普世性”。在国际交往中，“硬实力”与“软实力”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地位都是依靠“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支撑才得以确定下来的。历史的偶然和巧合就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地位和先发优势，拥有了在全世界范围推广其价值观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说得已经很清楚了：“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④西方人对自身创造的观念的迷恋程度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这种疯狂来自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根植于对亚里士多德式逻辑世界的迷恋和基督教的忠诚之中。欧美世界的文化殖民贯穿于近代以来的历史之中，依靠他们命名的“普世价值”为其霸道和扩张正名。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征服性。尽管在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已经觉醒，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的文化殖民释放出巨大的抵制能量。但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并没有停止文化殖民的进程。加拿大学者梁鹤年提出：“西方文化较重知识（求真），中国传统文化较重人性（求善）。追求知识，尤其是以机械性的逻辑去演绎不逻辑的人性，往往钻入死胡同。”⑤当这种所谓的“求真”借助武力打开通道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知识暴力，变成了一种文化殖民。

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排斥终极意义上的“普世价值”。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对“普世价值”的命名权、解释权、定义权被特殊群体和特殊国家所垄断，或者说，一旦“普世价值”成为政治扩张和彰显强权的工具与利器，那么，这样的价值就失去了普世性。例如，美国外交中的双重价值标准，说明它不是在捍卫“普世价值”，恰恰是借“普世价值”之名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诸多事实证明，许多掉入部分西方国家所颂扬的“普世价值”陷阱的国家，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秩序与繁荣。相反，从西方输入的民主已经蜕变为一件虚假的政治外衣。假借民主之名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撕裂了国家，降低了效率，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政党竞争引爆了残酷的暴力冲突。民主崩溃已经成为很多国家难以医治的制度难题。于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凡是跳出西方“普世价值”陷阱奉行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的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例如，新加坡虽然是小国，但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却能凭借抗衡西方价值观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儒教自由主义”、新加坡式的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成为小国创造“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典范。新加坡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成就了新加坡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在东南亚诸国中独树一帜。相反，凡是对西方“普世价值”进行浪漫化处理的国家，都在经受着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煎熬。因此，把价值体系的重构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资产阶级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创造符合资产阶级审美取向和利益需求的世界。中国要想跳出西方“普世价值”的陷阱，根本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中国道路、依靠中国发展、依靠中国制度来驱除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

自17世纪资本主义崛起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价值体系之争就从没有中断过。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极端的价值体系之争，后冷战时代的“文明的冲突”仍然是价值体系之争的同义语，欧美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至今仍硝烟未散。资本主义对其他文明对其价值体系的挑战具有天然的排斥。资产阶级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普世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貌创造世界的手段和路径更加隐蔽，技术更加高超。因此，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就更为紧迫和重要。国家治理之魂在于价值体系所释放出来的追求与关怀，国家治理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体系的引导，要么沦为西方价值观的附庸，要么招致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绑架。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而言，它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绝不是割断历史的，更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在歷史与现实、守恒与创新中保持一种高度自信的品格。

二、价值体系制高点

价值体系是一个由价值要素和价值强度组合而成的体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近代以来拥有了输出其价值观的资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借助资本力量和军事力量占领了价值体系的制高点。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实际上是把“普世主义”的本质揭示出来了，把西方国家的国际意图说得很透彻。早发现代化国家凭借其特殊的优越地位抢先占领了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非西方社会传输其价值观的资本。这无形之中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国家治理模式的自信与自满。

尽管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很早就抢占了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但他们在输出其价值观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对其价值制高点的质疑或批判一直绵延不绝，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其价值体系制高点的颠覆声也不绝于耳。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土著文化的觉醒与抗争、世界范围内神权政治对西方世俗化政治的抗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批判、东方文化和东方价值观对西方文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排斥与驱逐，都构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占领的价值体系制高点的动摇。特别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蔓延和经济低迷的持续，资本主义所占领的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夹击和质疑。

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总是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一国国际影响力的强弱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为自身抢占价值体系制高点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全球关注中国，不仅关注其经济走势，更关注其价值体系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与人类关怀的价值体系，就成为抢占价值体系制高点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是相互勾连、相互嵌入的。从历史上来看，影响世界的大国是集国家实力和价值影响力于一身的。世界范围内价值体系的重构与国际秩序的重构往往是同步的。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也会伴随着其价值观的扩展，一个国家的没落也会伴随着其价值观的衰微。中国近代以来的被动挨打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式微，法国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的弱化直接导致了法语的地方化和对法国革命传统的反思。在国际范围内，既存在着一个金字塔型的实力体系，也存在着金字塔型的价值体系。占据实力体系制高点的国家往往也是占据价值体系制高点的国家。因此，中国凭借其灿烂的文化传统、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性的价值内核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引领，居于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则是中国国家治理与文化自信相联结的前提所在。

三、古今与中外：价值体系的两个维度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构建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开掘充足的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具有感化力、吸引力、信服力的价值体系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持续演化的基础所在。价值体系自身构成要素的完备性，其实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备性的展现。

中国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全方位的，不是单一的;是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不是故步自封的;是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对传统价值观的照搬照抄。因此，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对中国价值体系的道德因素、文化因素、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颂扬尤为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逐渐过渡到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的战略上来。价值体系的构建就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中国文化、中国的道德传统及其新生，就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历史学家许倬云就曾提出，周与商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周确立了道德立国的传统。“天命论”的提出赋予了商朝道德共同体的属性，使周超越商的单一族群性质和空间上的城邑性质，踏上了文化重建的道路⑥。中国的国家建构从一开始走的就是道德立国的道路，这与西欧近代国家走宗教立国、族群立国的道路是不同的，与美国走凭借个人主义立国的路子也是不同的。中国试图在道德立国的道路上消除族群的界限，通过道德的力量将国家安放在尚和、人文的景象之中。《易经》所阐述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的就是国家形成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中国自成一体的国家形成原理，赋予了中国国家自成一体的治理形态。不可否认，中国的人文传统曾经塑造了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但时过境迁，这一人文传统必然要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与当代中国国家的治理体系相匹配，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这一创造性转化的成果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么，如何才能促使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浑然一体呢？文化自信和价值观的重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踏上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怀疑主义的道路，那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立足于世界之林。其次，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治理的道德基础要落实到每个人的美好生活和积极行动之中。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⑦。在国家治理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口号的堆积，它必须通过外在中介将其客观化。因此，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礼仪制度、庆典活动等，均可称为将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通起来的制度中介。社会学中的一些经典理论范式，如学习理论、社会感染理论、社会互动理论、仪式理论以及文化符号理论，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落实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效力。成熟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绝不是奉行单一的物质主义、工具主义、技治主义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国国家治理的道德基础和人文内涵，就是将绵延不断的道德立国传统扩展到自存与共存、私德与公德、为己与为人、持家与爱国的辩证统一之中。特别是在经济关联、社会关联和文化关联日渐强化的时代，共存、公德、为人和爱国，往往是自存、私德、为己和持家的前提与先决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时代，成熟、自信的价值观念是中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之一。这个成熟、自信的价值观念就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奉行的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的国际美德与国际交往理念。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代中国的外交是和平主义的，这个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奉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外交理念，故中国一直是和平与发展这一理念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践行者。习近平用“互利互通的价值观”撬动了由资本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一元主义的世界格局，特别是这一“互利互通的价值观”将非西方国家贯通在一起，构成了具有广泛共识、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力量。毛泽东在1974年公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习近平提出的“互利互通理论”则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占据了国际社会价值体系的制高点。这一价值制高点的占据，成为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治理全球事务能力的重要支点。由此可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传统在当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国家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基础所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和独特魅力来自它的文化，来自它包容主义而非一元主义的世界观和全球观。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统治阶级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治理，都是对人的蔑视。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的拐点，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的发现。他提出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就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完整表述。从此以后，哲学就不是神学了。康德哲学也就成为砍去自然神论的大刀⑧。当然，这还仅仅是思辨领域的革命，能否化为真实的政治实践，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的。那么，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转化在政策设计之中呢？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内嵌于治理行动之中呢？这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要解决的大问题。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完成对根深蒂固“官本位”行政文化的彻底改造，从而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文化”。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另外两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展现了新型的政党-社会关系。这不同于选举制度中的交易型关系，也不同于僵化的官僚体制中的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这是鱼和水的关系，血和肉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我们多次讲，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堅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⑨这就说明群众路线是国家治理的生命线，也就是说，一旦背离了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停滞不前了。与此同时，群众路线也是工作路线，也就是要把群众路线的要求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懂得了生命线和工作路线的内涵，就懂得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的价值指向。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在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捍卫国家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凝聚群众、凝聚党员、凝聚社会，使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关系到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成败的根本问题。邓小平曾告诫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⑩中国道路与西方国家道路的本质区别就是，中国国家政权没有陷入被资本绑架的深渊，资本对权力的统摄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依靠践行群众路线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中国道路的精髓所在。政治学学者王绍光用“双轨民主”这一概念来揭示群众路线所具有的对代议民主的超越性和民本性{11}。

在治理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走群众路线，那只能走上级“路线” 、特权“路线” 、资本“路线” 。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必须具有改造行政文化、重塑治理关切的功能。从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一功能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下一步就是如何将其转化为持久性的制度成果和刚性的约束机制。

从理论视角来看，践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集“大众动员”与“干部组织体系”于一身的政党。这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员密度的变化中得到印证。1921年中共党员数量57人;1945年“七大”时党员数量121万人，党员密度为千分之三;1949年党员数量448万人，党员密度为千分之八;2019年达到九千万，党员密度为百分之六。 党员密度的提高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大众动员型政党。这与其他国家奉行精英主义路线的政党是有很大区别的。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高度组织化的精英主义型政党，据统计，新加坡全国有15000党员（全国常住人口500万，包括400万新加坡公民和100万外来人口），新加坡党员人数与全国人口比例即党员密度为千分之三。而美国政党则是松散型的精英主义政党。这从党员录用的制度中就可以得到验证。新加坡实行的是邀请制，美国实行的是登记制，而中国实行的则是申请制。这就是将群众型政党、动员型政党以及干部型政党的诸多特性集于一身，从而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完全区别开来。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源所在。战前国民党有100多万党员，刨除三分之二的军人外，非军事人员只有40-60万，这个数字只是维护乡村传统秩序的士绅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些人大多在城市里，以农村人口占89%的山东省为例，每5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党员，这种分布无法为县以下农村提供足够的干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是区分部，但是，国民党在农村党员的稀少，使得区分部在农村形同虚设，以党治国在农村根本没有实行者。国民党党员以军队党员为主，但是军队党员全部是集体登记入党，没有实际组织活动。在考察国民党组织规模时，通常不将军队党员计入在内。其次，海外党员所占比例甚少，对国内党务亦无影响。故代表国民党实际组织力量的是国内普通党员数量。国民党政权的地缘基础和阶级基础，弱化了党国体制的穿透力、渗透力和覆盖力。国民党政权是一个都市性、口岸性的政权，国民党起家的组织成员和经济来源具有鲜明的城市的地缘政治性{12}。国民党是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军队有党，地方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封闭的阶级基础、狭隘的地缘基础，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大众动员型政党，与苏俄早期的精英型政党也完全区别开来。大众动员型政党的诞生就是依赖于群众路线。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建立一个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多数党员对其绝对服从的组织模式，即民主集中制。虽然布尔什维克在俄语当中的意思是多数派，但是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中实际上一直是少数派。

大众动员型政党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如何继承群众路线的传统，如何推动群众路线传统的创造性再生，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命运的战略选择。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如下五种政治传统：一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二是来自苏联的传统;三是毛泽东缔造的大众动员型（群众路线）传统;四是邓小平缔造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传统;五是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由西方输入的“自由民主”传统。历史已经证明，来自苏联的传统已经趋向式微。而“五四”以来从西方输入的“自由民主”已经显示出其本来的面目，西方国家在其背后主导和操纵的真相已经显露出来，人们对其认同程度已经大打折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试图将古代中国传统的精华、群众路线传统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传统统合起来。对此，习近平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判断：“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开创的，同时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3}这一判断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价值，也许到将来才能完整显现出来。从历史进程和世界范围内来看，国家治理者对其前辈缔造的传统进行彻底否定，就是一种自我割喉，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者尽管在政策上会出现大的调整，但他们对政治传统的捍卫，恰好说明了政治竞争背后隐藏着一种政治连贯性和精英之间的联盟与整合。所以，习近平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就确立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连贯性，就缔造了中国国家治理不曾割断的传统。至此，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我们党既要汲取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又要避免大规模群众运动对现代化成果的冲击;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在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克服党脱离群众的弊端。这是新时代国家治理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那么，如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理解群众路线的内涵？群众路线可以分解为以下两种形态：一是革命取向的群众路线;二是执政取向的群众路线。革命取向的群众路线和执政取向的群众路线所赖以存在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取向的群众路线面临如下情境特征：（1）目标的明确性;（2）群众的均质性;（3）关系的单一性。周恩来赋予了革命取向的群众路线以更为广泛的含义，即军事工作加群众工作才等于革命工作。也就是说，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单一的军事主义的，革命工作是对整个社会的重新改造。这是我们党革命取向群众路线的精髓所在。而执政取向的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情境特征就显现出异常的复杂性。（1）目标的多元性。目标与群众利益长期相关、短期相关，或者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间接相关等。所以，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2）群众的异质性。群众自身分为各种不同的群体和阶层。（3）关系的复杂性。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干群关系等多重关系相互交织共存。和平建设时期“群眾”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与革命时期的“群众”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执政取向的群众路线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的群众路线：一是基于价值信念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基于决策原则的群众路线（收集群众的意见服务于决策）;三是基于公民权利的群众路线（基层民主、公众参与、服务型政府的确立等）。总之，执政取向的群众路线比革命取向的群众路线表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制度形态、更为多样化的实践策略和更为多样化的实践领域。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群众路线的创造性转化？这需要明确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新时代实践群众路线的领域是什么？二是新时代实践群众路线的策略是什么？三是新时代如何保证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落实？

新时代实践群众路线的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形象领域、民生政治领域、基层治理领域。政治形象是领导者的衣着、言谈、行为及其相关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与认知。互联网时代，领导者的政治形象已经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是没有隐私的。这是从事公共管理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民生政治领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基层公共服务等。基层治理领域就是如何在参与式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构建基层治理的共同体。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在于基层民主。在基层治理中贯彻和落实群众路线是所有现代国家构建成熟的治理体系的奥秘之所在。

新时代实践群众路线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者的行为重塑。如通过基层调研、亲身体验、民主评议、群众测评等途径来改善领导者的行为。二是顶层设计。即通过制度建设、价值重塑等宏观层面的战略来保证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落实。所以，在新时代如何保证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落实与贯彻就显得至关重要。落实和贯彻群众路线的路径主要有四点：一是依靠法治保障落实群众路线（例如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落实义务教育和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二是依靠政策创新落实群众路线（例如依靠社会救助政策的创新将收入型贫困家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三是依靠公民参与落实群众路线（例如依靠公民听证会推行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改革）;四是依靠行政革新落实群众路线（例如依靠社区事务中心的构建基层政府服务居民的行政形态）。

在新时代理解群众路线的坐标是三元的。第一，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所缔造的政治传统中理解群众路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群众路线传统和精英治国传统的综合。即“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第二，在从“革命取向的群众路线”向“执政取向的群众路线”的转化中理解群众路线。在政治生态已经转換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建章立制将群众路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制度资源、政策资源，才能从根本上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区别开来。第三，在我们党面临的挑战中理解群众路线。特别是密切关注群众路线在政治形象领域、民生政治领域和基层治理领域中的贯彻与落实。

群众路线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在于集组织性与动员性于一身。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是一致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大国发展道路往往是独特的。群众路线只有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资源，才能真正显示出其效力与价值。

五、结  语

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有情感，而是有理性、有理想、有灵魂。政治也是如此。文明的政治不是奉行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以消灭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动物政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就是一个首要问题。国家治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与一个人的生命追问是一样的。国家治理承载的终极使命就是它赖以立足的价值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也提出：“一个国家的成员是通过立法机关才联合并团结成为一个协调的有机体的。立法机关是给予国家以形态、生命和统一的灵魂;分散的成员因此才彼此发生相互的影响、同情和联系。所以，当立法机关被破坏或解散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解体和消亡。立法机关是人民意志的保管者。”{14}这就是说，以任务导向、科层分化、律令约束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化的行政体系，如果缺乏政治层面的意志约束和价值输入，自然会演化为一种冰冷的程序暴力。一个国家的治理只有依靠价值的引导与塑造才能展现出最强大、最持久的影响力。从野蛮政治向文明政治、从物的政治向人的政治转变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价值的彰显。所以，习近平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这一论断无疑为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注入了理想与灵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人民为中心”可视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根价值支柱。在国际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和强权征服的逻辑;在国内层面上，“以人民为中心”则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指向。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550-551、509页。

⑤[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73页。

⑥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三联书店，1994年。

⑦⑨{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67-368、第22-23页。

⑧参见谢遐龄：《砍去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111页。

{11}王绍光：《双轨民主：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复旦大学制度论坛2011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2日。

{12}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14}[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