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泉　储成君　局佳宁

摘要随着环境可承载能力和要素红利的逐渐消退，传统产业必须通过结构转型或技术升级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有关新动能培育长期性和污染防 治工作时效性之间的矛盾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使政府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两难困境。为此，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特 征，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构建了包括清洁产业部门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的理论框架，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 衡解，优化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加大新动能培育力度，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关 系;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从实证角度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为：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渐进递 增的环保税和渐进递减的政府补贴率的政策组合，在环境污染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促使清洁产业劳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产业结 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由初期的抑制影响逐渐变为促进高质量增长;通过经验数据也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污染治 理效果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通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理论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破解新动能培育的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新动能培育;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2104（2020）06 -0084 -11 DOI：10.12062/cpre.20191113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中国政府于2018年开征了环境保护 税（以下简称为环保税），但如果环保税额设定过高，将会 减少投资活动，使得产出更多地转向消费，不利于经济增 长中资本的累积，会造成产出增长乏力，甚至会导致经济 停滞不前。反之，如果环保税额设定过低，类似于以往的 排污收费标准，又无法促使企业提高污染减排的资本投入 和加大污染治理的研发力度，无法实现清洁产业发展及产 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无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政府陷 人“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两难困境。随着环境可承载 能力和要素红利的逐渐消退，中国追赶式经济增长方式不 再具有可持续性，要尽快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 动的发展模式转变[1。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重工业 支柱产业必须通过结构转型或技术升级来推动中国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 径。然而，有关新动能培育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时效性 之间的矛盾问题又逐渐凸显出来，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及 学术界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污染防治背景下，针对培育新动能政策效果的客观 评价，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制定新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 于回应人们对环境质量的现实关切和强化政府污染防治 的战略定力。而客观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充分理 解清洁产业结构转型长期性和污染防治紧迫性之间的时 间不一致性问题，要合理刻画环境治理过程中新动能培育 的理论机制，要客观评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 的影响关系。因此，在新古典理论模型的鞍点路径上刻画 一个包括清洁产业部门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的理论研究

框架，在环境污染累积过程中设计动态环境规制政策，在 污染治理背景下研究清洁产业新动能的培育过程，分析产 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关系，并从中国污染 防治实践数据中寻找经验证据，为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

1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是否能够通过刺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一直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波特假 说”指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创新而提升竞争优 势[2]，然而“波特假说”仅是通过大量案例来论证假设的， 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理论解释，进而引发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的激烈讨论技项。余伟和陈强E对20年有关“波特假说” 的理论和经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指出来大多数文献缺少 “动态性”的考虑，并强调要寻找适合中国经验的环境规 制手段。

随着内生增長理论的兴起，从技术创新角度研究环境 污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逐渐增多[8^10]，从理论层面对“波 特假说”提供了一定支撑。从环境污染逐渐累积阶段开始 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使用内生增长模型 则存在环境污染出现的时期与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 致的问题。中国正处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 式转变的初期阶段⑴，劳动力由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 需要一个过程，实现经济动力变革也需要较长时间?，选 择适合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期的理论研究框架十分关键。 李稻葵等[12：、范庆泉和张同斌W ：等研究指出，现阶段中国 经济发展水平与最终稳态还相差很远，在稳态经济阶段及 其附近展开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会存在着重大的政策 偏差。为此本文选用了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作为理论 研究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刻画清洁产业部门劳动要 素技能培训机制，设计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 组合，分析经济新动力动态培育过程，为清洁产业新动能 变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有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从 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单一影响方 向展开研究的文献较为多见EF ]，从环境污染对经济发 展反向影响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5「20 ]。陈诗一 和陈登科⑶基于中国地市级城市污染监测数据构建了两 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系统地考察了雾霾污染对经济发 展的不利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环境规 制及其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文献则更为少见。 因此，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在清洁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过程 中构造经济新动能变量，针对环境治理背景下产业结构升 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态影响展开实证研究，这是本文 的另一个研究重点。

此外，在新古典鞍点路径上研究清洁产业新动能培育 过程，其求解方法十分复杂。Ljungqvist和Sargent'22 ]给出 了计算新古典鞍点路径解的一种称为“ Shooting”数值模拟 方法，该方法既不同于内生增长模型平衡增长路径的求解 过程[10-23]，也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稳态阶段的求解过程。 目前从鞍点路径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相关文献仍然很 少，范庆泉[24]在新古典理论模型的框架下，采用Shooting 方法计算了从初始资本水平到稳态的转换路径上各变量 的均衡解，指出中国应实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动态 最优环保税。

2环境规制和新动能培育的理论架构

2.1模型设定

2.最终品部门产品加总形式

假设经济体中存在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组成的两类 生产部门，并由两种中间产品加总形成最终产品。其中， 最终产品与两种中间产品满足CES函数形式[2S]：

匕=：PM"1*，+缶控：「勺 “3 （1）

其中，Yc，t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部门产出水平，匕，表 示第t期污染产业部门的产出水平，匕表示第t期最终产品 的产出水平;“表示两类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系数，且“ > 1，当“ =+ 8时则表示两类中间产品可以完全替代。 P，°、P，d分别表示在最终产品形成中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 的权重系数，且满足P，。+P，，d = 1。在最终产品部門利润最 大化目标下，推导的一阶条件包括：

y“t=P，。“，（P"t/Pt）“ 匕 （2。）

Yd，t = P，，dXPd，t/Pt）ft （26）

其中，P“t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部门产品的价格水平， Pd，t表示第t期污染产业部门产品的价格水平。在最终产品 部门利润水平为零的均衡条件下，结合式（1）和式（2a）、 式（2b），可以解出最终品部门与两类中间品部门产品价 格水平的关系式：

P = " “p （f） +， “p （f/（f） （3）

Pt = ' Py，c Pc，t + Py，d Pd，t 」 （3）

其中，Pt表示第t期最终品部门产品的价格水平。在后 续均衡求解中，我们设定总价格水平为1，即Pt = 1。

3.清洁产业部门生产函数与新动能培育机制

清洁产业部门生产函数包括资本和技术类劳动两种 投入要素，与范庆泉'24」设定不同的是，本文中技术类劳动 要素加入了劳动者技能培训，部门生产函数形式为：

K，t = [1 -d（Xt）」&K：t（HtA，t）f （4）

其中，Xt表示第t期环境污染累积水平，d（Xt）表示第 t期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率损失程度，且0

. 8S .

表示清洁产业资本要素弹性系数K，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 资本要素投入水平，。3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劳动要素投入 水平，凡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劳动者技能水平。

推动清洁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人力资本。王一 鸣[26]、李静和楠玉用等都指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 务业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替代污染产业的关键在 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周茂等[28]研究指出1999年高校扩 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有效推动了我国出口产业升级。劳 动者技能水平受到两种因素影响，一是与清洁产业的上期 生产规模有关，即清洁产业会预留一定利润投入到技能研 发当中;二是与政府部门补贴规模有关。由于清洁产业发 展不仅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也会产生技术外溢效 应，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劳动者技能水平函数形式为：

H，=以-1 +R（"“-iC，t） ⑸

其中，1 -仇表示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折旧系数，仇表示 清洁产业预留上期产出规模的一定比例，G，表示第t期政 府对清洁产业的技能补贴水平M（仇匕，-i，G，t ）表示第t 期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投入水平，其中M'（2K，t_i，G，t ） > 0，仁（。2匕，_1，6， ） > 0。值得注意的是，式（5）设定形式 与内生增长模型不同，由于技能水平投入要素并没有进入 到生产者当期决策行为当中，并不存在内生增长的机制， 这是鞍点路径理论框架的典型特征，上述函数形势依然属 于新古典理论的范畴。技能水平变量（化）在新古典经济 增长的鞍点路径上逐期累积，这表明清洁产业的要素生产 效率可以逐渐提高[23]，这是本文加入到清洁产业的新动 能培育机制。

此外，清洁产业部门利润最大化函数形式如下：

Lt = （1 -e2）Pc，tYc，t - G Kc，t -妃“t （6）

其中，n“t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部门利润水平工表示 第t期资本要素租赁利率，勺表示第t期劳动要素工资水 平。清洁产业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Ks

（2）1. 3 污染产业部门生产函数与污染排放机制

污染产业部门生产函数同样也包括资本和技术类劳 动两种投入要素，该部门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匕，t = [1-4（咒）UdK* LI （8）

其中，四表示污染产业资本要素弹性系数，%表示污 染产业劳动要素弹性系数，K，t表示第t期污染产业资本要 素的投入水平，L《t表示第t期污染产业劳动要素的投入水 平。在污染品生产过程中伴随着非意向的污染物排放，污 染排放方程形式如下：

EMt 顼丫/拓^） （9）

其中，E町表示第t期污染产业排放的污染物水平， G”表示第t期政府对污染产业部门的减排补贴水平。污染 排放函数为f（Ya，t，Ga，t ），其中/，（y，t，Gd，t ） > 0，表示随着 污染品规模增加，污染物排放量也在增加;，fg（y，t，G，t） <0，表示随着政府补贴投入资金越多，单位产出的污染物 排放量则越小。

参照范庆泉[24]的设定，生态系统对污染物具有一定 的降解能力，未能降解的污染物则留存，累积形成环境污 染，其方程式为：

Xt = vXt-1 +EMt （10）

其中，1 -n表示环境污染的自降解系数，n取值越大 则表明生态环境的自降解能力越弱。假设初始时期环境污 染累积水平X1 = 0。

污染产业部门利润最大化函数形式如下：

L，t = （1 -Tt ）Pd，t Y，-G K，t -叫 L，t （11）

其中，IL，t表示第t期污染产业部门的利润水平，Tt表 示第t期政府征收的环保税率。污染产业部门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一阶条件如下：

Pd，t Yd，t （1 - Tt ）

（12b）

（1）家庭部门效应函数和市场出清条件

假设存在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代表性家庭，效应最 大化目标函数形式如下：

8

M。* >g[ln（G） + xln（ 1 - Lt ） ] （13）

t = 0

其中，0是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贴现率，'表示消费品与 闲暇之间的同期替代弹性，G表示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消 费水平，L表示第t期代表性家庭提供的总劳動时间。参考 Acemoglu等⑵和范庆泉[24]的设定思路，本文将总劳动时 间设定为1。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方程式为：

G +4 = Gt K +竖 + 山 +戏 （14）

其中，4表示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投资额;K表示第t 期全社会总资本规模，即Kt = Jt +K" n，表示两个中间 品部门的利润之和，即n = n“t + n? ;rG表示政府的转 移支付额。其中，资本动态累积方程式如下：

Kt+1 =（1-a）Kt +4 （15）

其中，a表示总资本的折旧率水平。代表性家庭跨期消 费选择的欧拉方程为：

G+1=03/+1 + （1 -a）] （16）

政府预算约束条件表达式为：

G +" = Tt P《t Y《t （17）

其中，G表示第t期政府减排补贴和技能培训补贴之

和，即G = G“ + （勺。将政府的环保税部分收入作为污染 治理的补贴资金和新动能培育的扶持资金，以支持企业污 染减排活动和推动清洁产业新动能发展，努力减少环保税 的扭曲效应。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G +/， +G +S，=匕 （18）

其中，S =仇P。，匕，，表示第t期清洁产业部门为下期 技能培训预留的投入资金。

劳动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L，=、+稣 （19）

2. 2 参数校准

（1） 生产函数参数校准。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我们将2017年投入产出表的149行业大类合并为 42类行业，参照范庆泉[24]有关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的划 分思路，将42类行业分为13类清洁产业、14类污染产业和 其他产业三种类型。据此，我们计算出清洁产业部门和污 染产业部门资本要素弹性系数分别设定为a。= 0.48、四 =0.55，污染产业部门劳动要素弹性系数设定为a = 0. 36。根据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的产出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并将其作为最终产品加总方程式中清洁产业和污染 产业的权重系数，取值分别为P，，。= 0.57、Qe = 0.43。将 清洁产业部门和污染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设定为 & = 0.90、由=0.96。

（2） 污染损失、污染排放和劳动技能水平方程式确 定。2007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指出中国环境污染 所带来的损失占当年GDP的6%左右，损失程度有逐年上 升趋势。以此为依据，通过数值模拟使得鞍点路径上环境 污染的效率损失程度随着污染累积规模而增大，逐渐提高 到产出规模的10%左右，并考虑政府治污补贴政策影响 一般具有累积特征的因素，设定污染产业部门的污染物排 放函数方程式为：

?M， = 0.82电：/[1 + ln（1 + EfE，其中砌= 0.79矿1 +0.22ln（1 +G ）;污染损失函数设定为心，） =0. 05X2。参考范庆泉[24]有关设定，假设从初始状态到经 济稳态时清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约20%左右， 设定清洁产业技能水平函数形式为凡=0. 10 x H-1 + 0. 12 x匕，-xln（1 + C。，），使得生产率幅度变化程度大致 相当。此外，本文设定生态环境污染物自降解系数为 n = 0.75。

（3） 其他参数校准。将资本的年度折旧率选定为a = 0. 096，年度效用贴现因子选取为0 = 0.975，清洁产业和 污染产业的产出替代弹性为r = 1.5[24〕。借鉴范庆泉和 张同斌[13]有关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思路，构造了稳态 时最优环保税、单位产出排污量、资本产出比、投资消费 比、有效劳均产能、清洁产业结构占比等多种经济变量。随 着参数小幅变化，资本产出比、投资消费比等经济结构变 量变化幅度不大，并未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3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理论 分析

如何处理好新动能培育长期性与污染防治工作紧迫 性之间的矛盾，是本部分关注的重点内容，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数值模拟，在环境规制政策组合情景下，从理论角度 解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关系。

3.1鞍点路径上动态优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组合

新古典鞍点路径刻画了环境污染从无到有、从小及大 的动态累积过程，相应地环境污染产生的效率损失也是随 之变化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社会资本水平还处于 较低水平，同时环境污染水平也很低，由于污染产业部门 的生产率较高，该部门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累积速 度，此时政府征收的环保税率不宜过高;但随着污染产业 门污染品产出规模的扩大，排放的污染物逐年累积，环境 污染的负外部性不断加剧，相应地环保税率也应不断提 高;与此同时，为减缓环保税的税收扭曲性，在生产环节中 征收的环保税需要进行专项补贴。在理论框架中，构建了 府投入的减排机制和清洁产业部门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 并相应地引入了政府的补贴行为。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 将政府的总补贴资金平均分配到上述两种机制当中。

参照范庆泉和张同斌[13]的研究思路，为实现鞍点路 径上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目标，我们设定的环保税率随着 经济规模不断提高，直至稳态环保税率，并将其称之为动 态环保税。通过计算可得鞍点路径上各个时期最优环保税 为：T = -7.49x10「罕+1.05 x10为。随着时期推移，当函 数值大于0. 37时，此时经济进入稳态，则最优环保税为 0. 37。在鞍点路径上设定政府补贴率，由完全补贴逐渐下 降到稳态时的最优补贴率，称为“动态”补贴政策。类似 地，可以进一步解出鞍点路径上各个时期最优政府补贴率 为：rsdt = 5.29 x10-罕-1. 06 x10-2t + 1.23。当函数值大 于1时，则鞍点路径上最优化补贴率取值为1;当函数值小 于0. 75时，经济进入稳态，则最优补贴率为0. 75。上述政 策组合方式可以部分解决新动能培育长期性与污染防治 工作紧迫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将鞍点路径上动态环保税与 动态补贴率的优化组合称之为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 情景，图1给出了鞍点路径上动态环境规制组合政策的变 化趋势。与之相对，针对环境污染问题并未采取任何措施 的情况称之为无政策情景，以便于对比分析。

（3）2环境规制政策组合下均衡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

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动态环境税和政府补贴政策下 鞍点路径上均衡产出水平和均衡福利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均衡产出的角度来看，鞍点路径上随着资本的累积，均衡 产出持续增长。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的情景下，在初 始的2。期内，产出增长速度受到一定的抑制，这表明环境 规制政策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然而，随着 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发挥作用，自第21期以后，产出规模于 无政策情景;从均衡福利的角度来看，无政策情景下，鞍点路径上均衡福利水平始终低于环境规制情景，这表明无政 策情景下过高投资所带来的产出规模增加，并没有提高居 民的福利水平。

3. 3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作用机制

图4给出了鞍点路径上不同政策情景下投资消费比 的变化趋势。投资消费比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结构的重要 变量。尤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为了更多地进行资本 累积，促进经济增长，投资与消费的比重较高，也就是市场 会将更多的资源倾向于投资领域，以获得未来更大的产 出。随着经济增长及资本累积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边际 报酬率则在下降，投资的边际收益也在降低，鞍点路径上 最终消费比重将不断提高，即表现为投资消费比的持续下 降。在无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在同一时期内的投资消费 比更高，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使得市场资源过度流向了投 领域。然而，更多的投资尽管短期内提高了产出水平，但 并没有形成更高的消费水平，社会福利水平也没有变得更 高，造成了市场失灵。在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政策纠正 了过度投资行为，同时将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内部化，促进 清洁产业更快、更高发展，最终使得鞍点路径上均衡消费 水平更高。

图5给出了鞍点路径上单位产出污染排放量的变化 趋势。从变化路径来看，在无政策情景下单位产出的污染 排放量将持续提高。而在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环境污染 仅是阶段性产物。具体而言，在实环境规制的第一阶段， 尽管污染排放受到了一定限制，考虑到保持经济平稳增 长，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仍然在增加;当环境规制进入 到第二阶段，随着环保税率不断提高，单位污染排放量则 在迅速下降，环境污染累积的总量水平也将随后出现，最 终使得污染排放总量减少。随着清洁产业替代污染产业， 环境污染累积水平将会呈现倒“U”型特征。

从环境规制综合效应角度来看，图6给出了鞍点路径上环境规制组合政策对经济增长综合影响效应的变化趋 势。环境规制组合政策的综合效应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环 保税的扭曲效应。针对污染产业部门课征环保税，限制了 污染产业发展，不利于资本累积，抑制经济发展速度。二 是环保税和政府补贴的经济外部效应。环保税限制污染 产业部门发展，使得污染物排放减少，抑制并进一步降低 环境污染累积水平，进而减少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效率损 失。政府减排补贴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同时政府技能培 训补贴又可以提升清洁产业部门劳动技能水平，这些都有 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在新古典鞍点路径上，实施的动态环 境规制组合政策两种效应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过程，如图6 所示。在第一阶段环保税的扭曲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使得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负;第二阶段内，政策 组合的经济外部性高于环保税的扭曲效应，使得环境规制 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

3.4環境规制政策的优化组合下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 质量增长

图7给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 关系。以清洁产业结构占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 量，以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代理变量。劳动 生产率差异，指的是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下劳动生产率与 无政策情景的差值。相比无环境政策情景，劳动生产效率 增速有所下降;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逐渐趋严，清洁产业 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提高，清洁产业部门不断发展壮大， 减缓了环保税的税收扭曲效应，同时环境污染累积水平也 进入下降期，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外部性作用越来越大， 使得劳动生产效率逐渐提速。相比无环境政策情景，劳动 生产效率更高了。

图8给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实际人均工资的影响关 系。将实际人均工资也作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替代变量。 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环境规制对经济规模的抑制，使 得实际人均工资出现了短期的微弱下降。与劳动生产率 差异相比，在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实际人均工资提升的时 期更早，环境规制抑制实际人均工资增速的影响更小。

与无政策情景相比，分析得出环境规制政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由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转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由此得到如下命题：在经济增长 路径上实施动态的环境规制组合政策，随着环保税扭曲效 应（环境规制第一阶段）逐渐被组合政策的经济外部效应 所替代（进入到环境规制的第二阶段），推动清洁产业发 展，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 长的影响由负转正。

4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证 分析

通过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产业结构 升级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程度，为进一步研究污 染防治的管控措施提供经验证据。

4.1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 计量经济模型设定。随着环境污染治理效果逐 渐呈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为非线 性。在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时期（环境规制第一阶段），产 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增长有抑制作用，随着环境污染程度 的下降（环境规制第二阶段），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增 长表现为促进作用。选择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作为产 业结构转变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影响的“门槛条件”，并利 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环境污染程度的门槛特征，检验 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具体而言，将单位GDP污染排放量作为门限变量 （emper*），以存在一个门限值（2 为例，分为empera < Ai ，emperlt ^ ^、两个区制，门限值的个数及具体的数值在 实证检验中加以确定。建立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增 长影响的面板门限模型，如式（2。）所示：

[?0 + aiHindstrlt（emperlt < A） + yXtt + 国 +q +今 为={

L?0 + ?2Hind5trit（emperit N Ai）+yXit + I±i +q +今

（20）

其中必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的劳动生产率 （Indgdper*，）和实际人均工资（ReaMge.）的对数形式; Hmdstr*代表第i个地区第t期的高技术产业占比，以刻画 产业结构升级状况;X.代表为模型所有的控制变量向量。 本文构造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DP*）、能源 使用效率变量（Egper*）、经济结构（str.）、建筑业增速 （皿s，）、通货膨胀率（CPI”）等;心t分别代表地区、时间 固定效应变量。

（2） 被解释变量选取。选取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代理变量，研究清洁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 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使用工业增加值Qndgdpit）与第二 产业从业人数（Indworker*）的比值刻画各地区的劳动生 产率。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预期清洁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 生产率将会产生“U”型的非线性影响。此外，为提高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实际值 （以2012年为基期）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预期清洁产业结 构转型对实际人均工资也为非线性影响。

（3） 解释变量和门限变量的选取。在《中国高技术产 业统计年鉴》中收集了 2013-2016年各省际地区高技术 产业的营业收入数据指标，以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收 入（Highinc* ）占規模以上工业总产出（Indoutput t）的比值 构造产业结构升级变量（Hmdstr* ），其中各地市级清洁产 业结构变量使用所属省份的数值替代。该比值越大，表示 该地区的清洁产业结构调整程度越高。门限变量选取为单 位GDP的污染排放量（emper ）的对数形式，该变量使用 各地区污染物指数（EmindeX"）与GDP的比值计算，而各 地区污染指数通过将六种大气污染物进行标准化加总而 得参见生态环境部《环境质量月度公报》）。单位GDP污染 排放量的数值越大表示环境污染状况还未得到有效控制， 表明污染治理效果越差，环境规制处于第一阶段;反之，该 值越小表示环境规制的外部效应已经逐步显现，表明污染 治理效果越好，环境规制进入第二阶段。

（4） 其他控制变量选取。产业结构（Str ）是重要的控 制变量，是某地区第二产业与GDP的比值。陈诗一和陈登 科[21]，邵帅等[16]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使用效率、通货 膨胀率、建筑业发展速度等变量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 要因素，因此将其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

模型样本使用的是中国地市级城市的宏观经济的季 度和年度数据，考察时间段为2013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 4季度。选择2013年作为时间起点主要是由于该年度国务 院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包括减少污染物排放; 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耗能等。使用的污染物排放 数据由生态环境部月度公布数据整理而得。此外，GDP水 平、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从业人 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 人、能源消费量、通货膨胀率、建筑业增加值等数据全部来 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环境污染主要 分布在三大经济区，分别针对三大经济区及全国其他地区 展开了实证研究。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4.2门限效应检验

为了能恰当地选择单位GDP污染物排放变量的门限 个数及其门限值，依次进行线性模型、单门限模型和双门 限模型的检验。由不同类型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所构造的 F统计量不再服从标准分布，一般通过自举法（Bootstrap） 模拟计算F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污染治理效果的门限 个数及其门限值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得，在劳动生产率模型中，单门限模型的检 验中拒绝了线性模型的原假设，但在单门限模型与双门限 模型的检验中接受了单门限模型的原假设;类似地，实际 人均工资模型的单门限检验也拒绝了线性模型的原假设， 双门限检验接受单门限模型的原假设。总体来看，单位 GDP污染排放变量在两类模型中均具有1个门限值，取值 分别为0.015和0.009。

4.3实证结果分析

表3给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生产率非线性影响 的实证结果。在全国模型中，在环境规制第一阶段产业结 构升级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性负影响，而在环境规制第二 阶段该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 升级的确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在第一阶 段，由于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污染产业的限制，同时新的经 济动能还未发挥主导作用，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 着环境规制进入第二阶段，污染治理效果的逐渐显现，一 方面清洁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增加;另一方 面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减少，也进一步提高了产出规模， 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正在逐渐培育。

從三大经济区来看，环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 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在第一阶段显著为负，在第二阶 段显著为正，这表明这类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积极影响 已经发挥出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变量在环境规 制第一阶段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随着污染治 理的深入，该变量的估计系数并没有转变为正影响，但在 第二阶段估计系数还不显著，这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的积极影响效果还不明显;珠三角以及其他地区产业 结构升级对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显著为负，尽管该类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劳动生产率也存在着非线性影响，但 是仍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初始阶段，新动能的技术外溢 效应以及污染负外部的下降程度还未累积到一定水平， 新动能的积极作用还未发挥出来。此外，模型中还有产 业结构、通货膨胀率、建筑业增速等变量，大多数变量的 估计系数符合经济预期。

表4给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实际人均工资非线性影 响的实证结果。与劳动生产率模型类似，产业结构升级在环境污染治理的不同阶段对实际人均工资影响也是非线 性的。全国及三类地区模型中，环境规制第二阶段产业结 构升级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相比环境规制第一阶段有 了显著提升。这表明随着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对新动能培育的积极影响效果明显，相关实证结 论与理论分析一致。

5结论

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特征，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 路径上，构建了包括两类中间品部门和一个最终品部门的 理论框架，引入了清洁产业部门劳动技能的培训机制，采 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设计环境规制政策组合，解释环保税扭曲效应和组合政策经济外部效应 的变化趋势，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 性影响关系。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实践，从实证角度研究产 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长短期影响，为制定 新一轮的污染防治管控措施提供经验证据。理论研究发 现，从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随着治污效果的逐步显 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U ”型，由抑制 转为促进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环保税的扭曲效应占据主 导地位，无政策情景相比劳动生产率增速更低;随着清洁 产业技术外溢效应的提高以及污染累积存量的减少，组合 政策的经济外部效应越来越大，无政策情景相比劳动生产 率增速更高。类似地，产业结构升级对实际人均工资水平 也存在非线性的理论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在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生 产率具有非线性的实证影响关系。在环境规制第一阶段， 由于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污染产业的限制，同时新的经济动 能还未发挥主导作用，抑制了经济规模扩张，导致劳动生 产率增速下降;随着环境规制进入第二阶段，污染治理效 果逐渐显现，技能水平的外溢效应增加，环境污染的负外 部性减少，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逐渐增大。从三 大经济区来看，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新旧动能转换 的积极影响已经或正在发挥作用;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劳动生产率也存在着非线性影响，但是 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初始阶段，新动能的积极作用还未 充分发挥出来。此外，在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实际 人均工资也具有非线性的实证影响。

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是倒逼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契机，政府要进一 步强化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逐步趋严环境管控措施;同 时及时推出新旧动能转换的保障制度，减缓初始时期环境 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针对清洁产业发展，加大专 项化财政补贴力度，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扶持手段，推动经 济发展动力变革，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环境高水平 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目标。此外，受Shooting方 法对鞍点路径均衡求解的限制条件，有关生产函数及污染 减排机制的设定形式较为简单。当前各地区征收的环保 税额差异较大，这种区域结构差异是否合理，对产业结构 调整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未来区域环保税结构布局的优 化方向，都需要展开深入研究。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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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AN Qing-quan CHU Cheng-jun1 GAO Jia-ning3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1]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12， China;

[32]China Institute for Actuarial Scie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light of declining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labor dividends， promoting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ructural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ecome a high priority.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the solu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ilds on new growth drivers. However， the enduring cultivation of new growth driver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mpelling pollution control at current stage， forcing the government into a dilemma of ‘ economic development * or tightening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 Accordingly， taking into account China's economic realitie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skills-training mechanism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cleaning industry on the saddle path of neoclassical theory and adopts the Shooting method to get the equilibrium solution， propos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reduce pollutant emissions and cultivate growth driver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continu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ly estimates the effect by using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olicymixofincreasingenvironmentaltaxesandloweringsubsidyratescanimprovelabor'sskillsaswellaskeep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nder control， resulting in a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grade from the initial inhibition of economicdevelopmenttothepromotionofhigh-qualityeconomicgrowth.EmpiricalevidenceisprovidedtofurtherprovetheU-shape relationship， which shows that pollution control has a prominent threshold effect. Through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eaturing China's economy， the paper clearly points out how the dynam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mix works in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upgradeandsustainableeconomicdevelopment.Thestudyofersasolutiontotheinconsistencybetweenenduringcultivation ofnewgrowthdriversandtheurgentneedforpollutioncontrolandprovidesatheoreticalandpracticalsupportforachievinghigh-level protec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 cultivation of new growth driver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9 -09 -12修回日期：2019-12-01

作者簡介：范庆泉，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规制政策。E-mail： fanqingquan@163.com。

通信作者：储成君，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政策设计与评价。E-mail： chucj@caep. org.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保税动态优化、区域结构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批准号：719041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 国经济增长路径上的动态环保税、污染防治补贴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批准号：19YJC79002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大气污染源 解析、防治效果评价及区域联防补偿机制研究”（批准号：18YJC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