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舍小说《月牙儿》讲述了母女两代相继为娼的相同命运，她们的遭遇夹杂了那个时代女性相似的生存困境。“我”和“妈妈”为物质的生存困境所累，“我”身边其他女性则在某种程度上受着男权社会的隐形迫害。本文欲归纳小说中不同类型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试图分析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认为现实生存压力造成的道德沦丧、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导致的精神困境以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是其主要原因。

关键词：月牙儿;女性;生存困境

作者简介：王文兴，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副教授，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洪柳艳，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长春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02

《月牙儿》是老舍根据《大明湖》改编而成的，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与母亲出卖身体、沦为娼妓，一步步走向堕落的过程。“我”的经历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在物质上缺乏独立导致的悲剧，物质困境成为“我”和母亲的现实。那些物质充足的女性却深受男权社会规范，精神上受到压迫，生存其中无能为力，精神困境成为她们的悲剧。不同女性的相似遭遇，表现出了女性无力挣脱男权社会束缚的现实。

一、物质生存困境—母女两代为娼

小说开始，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父亲形象，这一形象随即死去，只留下了“四块薄板”的痕迹。看似微不足道，但他的缺失却使“我”的生活发生变化：“我”要开始去当东西了，“妈”也开始为别人浆洗衣物，以获取生存的物质基础。随着家里典当物的丧失，“妈”无力承受生存重担，于是她走向了另一个男性：“我”的继父。生活开始好转，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净”;“我”获得了上学的机会，母女俩的生存物质基础暂时得以维持。但好景不长，继父的离开，“妈妈”和“我”再次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妈”开始了打扮、戴花的生活，明确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售，走上了暗娼的道路。作为上了几年学的受教育者，“我”一开始对她的生存方式爱恨交加，“我恨不能骂妈妈一顿”。但想到自身处境之后，“我恨自己不能帮助妈妈”。“我”企图独立自强，以改变和拒绝继续母亲这样的暗娼生活。但在小学毕业后，经历寻工作不得、被男性欺骗等一系列磨难后，“我这才真明白了妈妈，真原谅了妈妈”，走上了与妈相同的道路。

在赖以生存的物质受到威胁的境遇下，受过教育的“我”选择了与母亲相同的道路维持生计，终于明白了生活现实。“我”逐渐看清了生活对“我”们的摧残：“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生存物质的缺乏使逐渐使“我”醒悟：“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当年纪增大导致妈被抛出男性世界时，妈作为生活的受害者又目睹“我”重蹈覆辙，继续用相同的方式获取生存物质。老舍在小说中清晰地展示了“我”与“妈妈”情感的变化、为得到维持生存的物质而出卖肉体的堕落过程，清晰地展现了生存物质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的妥协，传统伦理道德观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残酷现实面前已变得一文不值了。

二、精神生存困境—不同女性出路

在小说中，老舍还将笔墨触及到了其他女性，试图揭示这一时代不同女性的悲剧命运。没有具体姓名的人物“小磁人”和那些小学毕业的女同学们，虽物质条件优于“我”，但却经受着精神困境的束缚。“小磁人”作为与“我”完全不同的女性，是以一个寻求丈夫的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在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男性中心文化力图塑造的是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这就决定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附属地位，遵守男权社会建立的女性规范、三从四德的贞洁观。这实际上是男性带有鲜明奴役和侵占性质的行为，女性无法逃脱，自然而然成了男性奴役的对象，并恪守此道。“小磁人”就是这类女性的代表。作为校长侄子的妻子，明知自己丈夫出轨，但不敢直面丈夫，而是找到第三者的“我”，求“我”离开。“小磁人”的行为与五四作家笔下大胆走出家门、走出封建婚姻的“娜拉们”截然相反，她不是大胆走出束缚自己的婚姻，而是在丈夫一再的出轨后依然恪守传统的婚姻伦理：“她说她得找到他，她得从一而终”，因为“她有公婆，娘家还有父母，她没有自由”。传统女性爱情和婚姻伦理观如此強大的从精神上束缚着以“小磁人”为代表的一类女性，她们与“我”一样，也深陷生存困境无力自拔。而那些在小说中的没有姓名面目的同学们尽管接受了教育，但“我”跟别人打听过了，基本上没有逃脱做姨太和暗门子的生活，仍旧成为男性摆布的对象，接受教育的现实没有改变她们作为男性附属而存在的遭遇。当生存物质不再成为囚住她们的牢笼时，她们又成了男性社会的精神“俘虏”。

“我”们母女与“小磁人”还有同学们不同身份的相似遭遇，显示出的是女性身处男权社会中的共同生存困境。

三、女性生存困境之因

“老舍的善恶是非观，不是简单地宣扬一些道德说教、制定一些伦理法则，而是去探究伦理秩序败坏背后的原因，并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给予弱小者深切的同情理解”。他对女性生存苦难给予同情，深刻揭露出苦难原因，在小说中揭示了不同女性相似的生存悲剧。

首先，物质生存困境是导致女性道德沦落的表层原因。老舍把底层女性生存状态作为反封建、反男性中心文化的基点，带有强烈的质疑和否定色彩。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依靠男性生存的，“男权制统治的最有效的方面是对它的女性臣民所实施的经济上的控制”。父亲的死亡、继父的出走使“我”和“妈妈”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依靠劳力难以支撑生活的情况下，“妈妈”选择将自己肉体作为商品出卖，从而获取生活所需。而“我”作为受过教育的女性，目睹母亲的堕落生活，一开始从精神上反抗，试图自我独立求生存：在学校帮文书写东西、编织东西、去小饭馆当女招待，试图自己挣钱生活。但接连寻求无果后“我”终于明白处境的艰难，理解了“妈妈所走的路是惟一的”。“我”希冀独立自主生存的意志逐渐崩塌，物质的缺乏恐惧逐渐侵蚀“我”的伦理道德，迫使“我”走向暗娼。“我要活着。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道德伦理在生存威胁下发生畸变并迅速坍塌，“我”这样受过教育的女性在生存压迫下也只能成为道德沦落者。但“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女性所谓的社会道德、良心、自尊等在这种情况下统统变为空谈。老舍对女性沦为暗娼后的命运恰恰与沈从文相反，抛弃了对妓女美好人性的书写，笔触指向男权中心社会，揭露在物质得不到满足的境遇下像“我”一样的女性逐渐沦落以致发生道德畸变无可避免的悲惨命运。

其次是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約束渗透到了女性精神和意识深层，女性难以摆脱。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呼唤上升到了人性解放的高度，提倡妇女解放成为社会热潮。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九一六年》号召女性“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女性们走向社会、接受新式教育。看似走向了独立自主，但仍处于男性社会体制与管辖范畴内，深受束缚。几千年传统男女规范，使依靠男性获取生存的依附心理，已内化为女性潜意识观念，看似已经解放了的女性身上仍留存着传统规范的影子。“丈夫应当养着妻子，使妻子快乐，不应当利用妻子获得利禄—这不成体统，不是官派儿！”女性这种依附、所属男性的“体统”已在女性心理扎根，即便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也不例外。这一点，“小磁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显著。她遵守着男权社会传统规范的三从四德，女性依附于男性，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面对丈夫寻花问柳不归家时，她说她要从一而终，说她有公婆、父母。她的依附对象是丈夫，是以丈夫为核心的家庭，女性心理依附观念如影随形。一旦失去依附对象，便失去自我，走向生存困境。所以才“小磁人”羡慕“我”。而“我真要笑了！我有自由，笑话！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我俩都是女人”。一旦女性失去依附对象后，即成为一个空洞的存在，一无所有。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大抵使女性丧失独立意志和存在价值，女性面临着严峻的精神生存困境。

最后是以“我”为代表的女性意识觉醒使“我”走向了生存迷茫境地。“我”受过教育，寻求自我独立和人性尊严，企图改变生存现状，避免堕落为娼。但现实逼迫“我”不得不沦为暗娼。在看似相同的命运之下潜藏着母女两代根本的差异：“我”这一代女性自我性别意识觉醒，不再以依附男性和婚姻为生存基本，具有自立、自强、善良的品质。在“我”无路可走时，还替“小磁人”着想放走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算出卖肉体，也尽力保持女性的尊严：当客人钱给少了时，妈张嘴就骂，而“我”则认为不必骂人，仍旧想着精神上的自由。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我”看透了女性身为男性附属物的现实情境，看到了女性被视为可供交易的现实。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一种被奴役和被买卖的境地，只要花两块钱就可以买走她们。因此“我”进感化院之后从心理拒绝“感化”，拒绝被两块钱买走的命运，选择了监狱，“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最终，监狱成了束缚我身体的牢笼，却成就了“我”精神上的自由。

四、结语

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月牙儿》中的女性亦是如此。“我”为求生存走向道德沦丧，试图出卖肉体反抗男性中心文化;“小磁人”和同学则顺应男权制社会规范，陷入精神生存困境，成为另一种牺牲品。老舍描写了在男权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揭示了男权中心的本质。从不同女性相似的生存困境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月牙儿”在一系列挣扎之后终于明白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无力，明白“所有的好明目都是空的”，最终都陷于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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